戴震评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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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定也；虽有先君之命，私也。”③三、面对复杂的皇权陵替和君臣名分的类别，《春秋》辞例是怎样叙述的？戴震归纳《春秋》分继正即君位、继正变文、继故即君位、继故变文。继故指有僭越、弑君之类引起的提早即位。继正：《春秋》书“春，王正月，公即位。”例昭公元年。这一说法，《三传》曾经作过解释，戴震把它作为全书辞例而列出“继正”，是一大创发。继正变文：“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表微。”例《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对继故即君位，戴震讲得较客观，他说：“继故即君位，经国之体，不可以已也，践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书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书即位，以见其情。”①例庄公、阂公、僖公皆有此例。最后一种是继故之变文。戴震评述此辞例说：“继故之变文，则书即位，继故而书即位，以不书即位者，比事类情，是为忍于先君也。”②例如桓公、宣公。
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7　页。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3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3　页。②　同上。
在以上条例的归纳中，都涉及到经文中“春，王正月”这句话。戴震事实上已把这一表达区分成：继正、继正变文、继故、继故变文四种。也是对《春秋》全书义例的一个创发。对“春，王正月”这句话，《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作过解释，特别是对《经·隐公元年》的解释甚详，但仅仅围绕某年事实言之，未创为全书义例，将此同一句话创为全书四种义例的，肇始于戴震。
四、先君下葬与逾年改元的关系。后者更为重要，从这一点说《春秋》倒是就活人而不就死人的。戴震归纳其例说：“先君虽未葬，即逾年则书爵。”例如桓公十三年书卫侯，成公三年书宋公、卫侯是也。又“书爵与国内称公同，”例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而《春秋》曰“公即位”，是逾年之故，既葬逾年，当然就更不必说应书爵称公了。又虽葬但未逾年，犹称子，例文公十八年书“子卒”，值公二十五年书“卫子”都是适例。而未葬未逾年，更不必说起应称子了。可是有没有既葬而未逾年称其爵位的呢？有的，如宣公十年书“齐侯”，成公四年书“郑伯”，戴震认为这是《春秋》重“逾年改元”的变体和特例。戴震说：“既即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书子也。其变礼也，不知所始，始变礼者，不恤人言，必有所托。”①戴震清楚地看到用此“不就活人”的“变礼”是“不恤人言”，戴震从《春秋》义例中看到了上古对人的态度问题，一般说，《春秋》还是主张重视人，“恤人言”的（当然主要是指统治阶级中的“人言”）。
五、关于先君未葬而是否可书君的问题。戴震认为，《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一语，该年夏五月齐侯潘卒，九月舍被杀，先君潘未葬，舍未即位而书君，那是“义素定者也，书君不与书爵同，不可以爵书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②《信公九年》“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一语，献公未葬，奚齐未成君，故称“君之子”，戴震说：“义不素定，而未即君位也。”③而《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这时献公已葬。《哀公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茶。”戴震指正：“逾年即君位，而后得为君，此义明而嗣立之际严。”④可见称君与否，完全视正其君臣名分而定。至于《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那是忽在外五年，未即位而出奔，归不得书爵，故不称“郑伯”，《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卒。”戴震指出，此“王”字是“王畿”之义，非天王之号。不可曰周，故曰王，犹《诗经·王风》，不可谓“周风”，戴震并指出：《春秋》书“王”字从同①。
六、进一步分析“继正之变”。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这一说法，《左传》云“不书即位，摄也。”戴震说：“终隐之身，自以为摄，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书。”②而庄公、闵公、僖公同样的说法是“继故即位”。谷梁氏说：“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杜预注：“虽不即君之位，而亦改元朝庙，与民更始。”③戴震不赞同这个看法，他说：“余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4　页。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春秋改元即位考》，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5　页。②　同①。
③　参见《十三经注疏》1713　页中、2372　页中。
以谓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尔。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虽先君不有其终，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于改元之初，及其视朝，将不正朝位乎？苟视朝然后即君位，岂得无深痛不忍之情？然则改元之初而即君位，于深痛不忍之情何伤？彼所谓不即君位者，迨至视朝，终不得避君位也。则初视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进退失据乎？不废改元朝庙，与民更始，而废正百官，非义也。”④这一段关于君位问题的议论，是戴震《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他的意思是说，改元即位是国君莅事的一个必要的仪式，不能因为旧君不以道善终，而后君就不忍即位，君位“非先君一人之位”，“先君不有其终，新君不可不有其始”。戴震是想通过即位这样的大典仪，促使新君成为一个有开始且又以道终的好皇帝。按杜预的看法，无即位大仪，但又改元，与民更始，废正百官，戴震认为这样做不合古之礼法，当然也不合《春秋》辞例谨严的本义。当行即位之礼，不失为封建时代的一位智者的识见，为什么行即位大礼能帮助新君有其始而又能以道善其终呢？这是找不到切实的根据的。戴震的这一研究，作为发现《春秋》的书本逻辑辞例无疑是有贡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希望有个好皇帝善终，也不能说是坏事。早期戴震对《春秋》的研究，是积淀着亿万穷苦百姓想有好皇帝的愿望的。
以上六条，是戴震研究《春秋》归纳出的体例，朱彝尊曾说：“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①洪兴祖说：“《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求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也。”戴震寻求《春秋》的内在规则，并为阐释，对理解该书是有很大帮助的，且创发了前人未及之说，甚是可贵，且由书例而及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虽后者的说明不免苍白无力，但可看作研究者的思路是想架起书本的深层体例与历史现实间的桥梁，是个从逻辑规范到历史的过程。戴震归纳条例以说《春秋》的方法，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戴震本人曾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将《改元即位考》付抄时说：“《春秋》一经，余欲做此种文字数十篇，便令大义毕举。”由此可见，戴震研究《春秋》的方法是个“高屋建顿觅条例，傅例再说原经义”的方法，这是个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但条例本身仅限于书本逻辑之内，就古代文献本身的研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具体到残缺不全的太简单的《春秋》来说，更是一种好方法了。
以上主要是指戴震早期对《春秋》辞例的研究，如综观戴震一生，则又另当别论。汉代董仲舒著过一部《春秋断狱》，又叫《春秋决事比》，完全化《春秋》为法典，是儒学的法家化。清赵翼说过，“汉制法制未备，”所以要用“经义断事”①。马端临论《春秋决事比》也说：“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按：指《公羊传》、《谷梁传》）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②这正是“以理杀人”的根源。戴震后期对“以理杀人”的控诉，是他早年研究《春秋》的重要补充，也是对“春秋断狱”之类的做法的严正声讨。一个正确的理论，其意义和价值往往可以辐射到书本理性和现实世界等④　同①，25　至26　页。
①　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见《丛书集成初编》3543　号38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见商务万有文库本第二册考1567　中栏。各个方面。
　

第四章戴震思想的转变一、结识惠栋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十五岁的戴震在其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从此便引起他学术生涯的重大变化，这就他结识了力反宋学的吴派领袖惠栋（1697—1758）。结识惠栋时，惠栋已处垂暮之年。年轻的戴震的向学之心，使他对有幸拜见惠栋深感荣幸，也激起了他对惠栋的深深崇敬，惠栋的学术思想引起了青年戴震深刻的自我反思，最后终于促使他走上了薪的学术道路。结识惠栋九年以后（1766　年），戴震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曾追忆此事。那时戴震从京师南归，途经淮左名都扬州，在扬州都转盐运使司署内，经都转运使卢雅雨的介绍，结识了一代学人惠栋。当时戴震已颇有名气，卢雅雨是个风雅人物，家中常宾至如归，高朋满座。雅雨堂刻书，名震遐迩，故文人学士是这里的常客。乾隆二十五年（1760）戴震与卢文弨共同校刻的《大戴礼记》，“盖即扬州运使卢公见曾雅雨堂本”①。卢雅雨介绍一代学人惠、戴相识，是题中应有之义。卢雅雨还是戴震当年寄居京华的东家纪昀的儿女亲家，卢的儿子卢荫文娶纪昀长女为妻。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由京师南还获交卢氏，说起来都该是一位老熟人了，所以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有一次卢氏渡江去镇江游览，戴震随从前往，并写成了《金山志》一小册，戴震还曾就此摘一小节告诉段玉裁说：“余山上偶见奇景，修此一段。”戴震见到惠栋，惠栋拉着戴震的手说：“从前我的亡友吴江的沈冠云曾对我说：休宁有位戴某，我结识他已很久了。原来是沈冠云读过你的书。”九年后戴震第二次入都会试，取道苏州，专程拜谒惠栋遗象曰“授经图”。在苏州，戴震结交了惠栋的儿子惠秉高，及门弟子江声、余萧客诸君，见诸君皆不失师法，感到十分高兴。九年治学，又有新的体会，不免反思过去的认识，认为当重新认识程朱，沿惠栋的思路走下去，此事非同小可，只见眼下惠学后继有人，便引为自己跨出大步的知音，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拜谒“授经图”时，戴震评述了惠栋的学问主旨和治学方法，评介他人，往往同时阐述自己的主张。戴震直截了当地叙述他多年来对学问之道的摸索，申述了自己与惠栋完全一致的学术主张。他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埃。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①“将以上文字和乾隆二十年（1755）《与姚孝廉姬传书》中“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的著名议论相比较，细心的读者一定能辨别其不同。而这里的议论已认为分述为“一主故训，一主义理”为“大不解者”也，故这时的戴震已主张学术不当二分，而应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由故训典制的解释而得出相应的义理，不存在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3　页。
②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2　页。又据台湾省《孔孟学报》第59　期1990　年3　月版鲍国顺《戴东原着作的考述》一文称：《金山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即1762　年。①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14　页。以汉儒为标的，研究故训典制，以宋儒为标的，研究义理之类的问题，这些微妙的提法，已看出戴震结识惠栋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后来竟发展成大反程朱。
在结识惠栋、心有所悟以后不久，戴震就着手“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览汉儒笺经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后来因为“力不暇及”，才嘱族弟戴时甫为之，书稿未就，就有吴门朱文游以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驰寄，并有齐召南、王鸣盛的序，盛赞余书。王序还说：“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②王序余书，同时追溯到当时“通经者二人”。戴震吸收惠栋吴学以后未能完成之作，由惠的学生余萧客完成了，这时已成为惠、戴共同的学术主张从余著中得到了体现，戴乐为之序，并在序中阐述了自己的新的学术主张，他认为，弄通古代经典文献，一靠汉儒旧注，二要靠自己的搜考和重新研究。他说：“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虽然，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①这就是说，汉儒传注大部分可靠，也有“差违失次”的，不可盲从。真正弄懂遗经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故有委托戴时甫之举。戴震认为，余萧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经汉儒传注和自己对古经的直接研究而闻道，毫不涉及和借助宋儒。同样是“以词（辞）通道”，早年的阐说，虽强调汉代传注和语言文字之书的作用，但仍二元多途，无妨参稽程朱；后期的阐说，则一元单途，仅靠汉人传注和个人借语言文字之书对原著的钻研功夫了。用这一新的一元单途的“以同（辞）通道”、求“十分之见”的标准来衡量余萧客的著作，戴震评述说：“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②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戴震重新阐明早期已阐述过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解释学原理，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③这里决不是旧话重提，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结识惠栋以来的新认识的烙印。他开始挞伐宋儒的凿空，他说：“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①他认为，余萧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反“凿空”而归于本经，由本经而志存闻道。综而观之，很明显，戴震基于一元单途的新认识而列的评价标准有三：一是“以字（词）通同（辞）”，因汉儒传注和研究者本人的语言文字功夫而读通本经；二是疏通经书语言文字不是目的，另有最高目的闻道，即“以词（辞）通道”，“闻道”方为通真经，余皆谓学问不全；三是针对数百年来学界流弊，也是实施一元单途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保证，切忌学路“凿空”。戴震②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二十四《古经解钩沉序》。
①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
①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欣赏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大有别于齐召南、王鸣盛仅“嘉其存古之功”，而是如戴所说：“然吾因之重有感也。”②这重有所感就是一元单途的“字（词）一词（辞）一道”新认识及其评价标准。准此权衡之，戴震高度评价余氏著作云：“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字，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③戴震的《古经解钩沉序》与《题惠定字先生授经图》二文，可谓相互补充，共同阐述了戴震结识惠栋以后的治学主张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理论表述是：从今以后戴震主张“以一元单途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的方法，求取古代经典原著中的‘十分之见’的古道义理”；这种变化的直接表现是：批判程朱，力反宋儒，从而在学术观点上和当时学术界许多尊奉程朱的人对立起来，为此而使戴震本人处于孤立无援，备受诬蔑的境地；这种变化带来的学术上和思想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他后期的《原善》三篇、三卷和《孟子字义疏证》等不朽著作的问世。
受惠栋的影响而转向，并不是简单地抄袭惠栋，基本立场的更换，却保留了戴震学术原有的“分析条理，皆密严瑮”的特点，这就是说，戴学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克服了惠栋的不足之处，成为乾嘉之学的帅旗。惠、戴的不同，早年钱大听已有过叙述，后来王引之乃至章炳麟都阐述过。惠、戴的不同，一般可概括为惠栋求其近汉近古，戴震求其近实近真。王引之说：“惠定字先生考古虽近，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来书言之，足使株守汉学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①王引之还在他的传世之作《经义述闻》中多次纠正惠氏的缺失②。可以说，求真求实，讲究科学性和逻辑性，正是戴震之学的近现代科学精神。
章炳麟作为清代朴学的最后一名大师，曾全面评述了惠、戴及他们各自的学派吴派和皖派的异同。指明了两大学派一　广博、一精审的特点：（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③吴派“好博而尊闻”的风尚的形成，有先儒遗风，有后学继承，他们往往是通才，然其弊端是排罗古义，少有个人的灼见，有的已是“唯古是信”、“唯古是则”了。章氏评介吴派学人，说他们“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①。至于钱大昕、汪中等另当别论，他们深受吴派影响，但折衷皖学，成就甚高。章氏说：“王鸣盛、钱大听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②对戴震及其皖派学人，章氏注意到他们的知识结构与吴派不同。章炳麟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王引之《致焦循手札》。
②　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至载坤元”条、“积小以高大”条等。
③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同上。
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③治国粹的皖派学者，也决不可与汉儒同日而语，以语言文字之学为例，已把传统的小学训诂提高到接近近现代科学的水准，有的则已达到这一水准。章氏指出：“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抛、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④皖学数家的共同特点是，其学术内容本身均逻辑性强，博古通今，又有自己的主见和裁断，因而在各个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特别是在诸家共治的语言文字领域内，都能做到由语言文字的考索去发现某些逻辑规律，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章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①一是学理逻辑问题，一是识断问题，惠、戴的区别，吴学和皖学的区别，一系于此。章炳麟的分析和评述是带有总结性的。由于他本人尊崇戴学，精通国粹，对皖学的评述是入其肌髓，剔透宏旨的，章氏还对皖派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考索对象的研究方法作了总结。他说：“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几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尊崇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②这六条，总结皖学的学术路数、学德和语言表达，概言之可谓思想方法、学风和修辞，章氏认为，皖学的这些品格，不仅属于皖学而成特色，而且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其肇开宏基并身体力行，从而缎造出一代箴规者，正是戴震。
尽管惠、戴不同，吴学和皖学相异，然而，戴震不仅属于皖派，而是属于整个乾嘉学派，并且是超出该学派的卓识大家。吴派同样很尊重崇敬戴震，前面提到吴县诸生沈冠云服膺戴震，余萧客、朱文游呈请戴震序《古经解钩沉》。此外，吴学的著名学者江藩高度评价戴震哲学，他在《汉学师承记·洪榜》中称洪榜为《孟子字义疏证》辩护是“卫道之儒”，并全文记录了朱筠贬斥《疏证》和洪榜阐发并赞扬《疏证》的对峙言论，从而昭示《疏证》之“道”和称洪榜为“卫道之儒”的依据。又《师承记》中的汪元亮，“与同郡余古农（按：余萧客）师、薛香闻师，结诗社在于城东，睥睨余子，不可一世。？？平生论学，则推东原及程君易畴（按：程瑶田），论诗文则推古农师。”凡此种种，都说明吴派学者亦尊戴，吴、皖并非绝然分帜。惠、戴异同，本可以求同存异的，但那时的学者奋发向上的求实精神将“异同”转化为取长补短，惠栋死后，戴震事实上也是吴学的旗帜。章炳麟说：“惠栋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②　章炳麟《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
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①戴震“一元单途‘以辞通道’，以求‘十分之见’”的治学方法，哺育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但由这一方法的进一步升华而产生的《孟子字义疏证》，则当时接受的人很少。用类似于这一方法来研究古文献的，则成果甚多，粗线条他说，光阮元《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所收入的作者共一百五十七家，书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二百二十七卷，未收入和续出者还有很多。戴震本人的更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强调“通道”，从而由经学进入了新理学。结识惠栋，转向批判宋儒，但何以能如此，何以能由批判程朱而进入新理学，还应有其深层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即要有较系统的理论信息的输入作媒触。
①　章炳麟《检论·清儒》。
　

二、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清代学者戴望（1837？—1873）曾经说过：“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始本先生（按：谓习斋先生，指颜元）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①这里说的《孟子绪言》就是指《孟子字义疏证》。梁启超就戴望的这一著名评论曾说：“子高（戴望字）说戴东原作《孟子绪言》，其论性本自习斋，最为有识。”②戴望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今文经学者，他的身世和颜元颇相象，从其著《颜氏学记》看，又很有些知遇之感。虽时代异隔，仍南北知音，仍是心心相印的。
戴望评述戴震著《疏证》受颜元学说的启发，有无实在的依据，已不得而知，抑或是从身世相象、思想上有联系作出的逻辑推证。梁启超从今文经学角度盛赞戴望的这一评述，显然是认为戴震在思想上与颜元有联系，而戴望首次发现了这一　联系。关于戴震受启发于颜、李有无实证，胡适曾着意寻找其中介，他说：“我们至今不曾寻出戴学与颜李有渊源关系的证据。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程廷祚（1691—1767）二十岁后即得见颜李的书；二十四岁即上书给李塨，并著《闲道录》，时在康熙甲午（1714），自此以后，他就终身成了颜李的信徒，与常州的恽鹤生同为南方颜李学的宣传者。程廷祚是徽州人。寄籍在江宁。戴震二十多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此事约在乾隆七八年（1742—1743）。后来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入京之后，他曾屡次到扬州（1757。　1758。　1760），都有和程廷祚相见的机会。他中式举人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他屡次在江宁乡试，也都可以见着程廷祚。况且程廷祚的族侄孙程晋芳（也是徽州人，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戴氏也许可以从他那边得见程廷祚或颜李的著作。”“我们研究戴震的思想变迁的痕迹，似乎又可以假定他受颜李的影响大概在他三十二岁（1755）入京以后。”①应该说，胡适这种寻求实证的推测尽管仍是逻辑推证，但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从小攻读经书，后来从武进的恽鹤生（字皋闻，常州学派的先驱）那里听到颜李之学，遂写信给李塨，愿拜李为师，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塨南游至江宁，他屡次登门问学，读颜元《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者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者出于儒之中。习斋先生起于燕，赵，当四海倡和、翕然同风之日，乃能折衷至当而有以斥其非，盖五百年间一人而已。”②于是确守其学，力屏异说，“以博文约礼为进德居业之功，以修己治人为格物致知之要，礼乐兵农天文舆地食货河渠之事，莫不穷委探源③”程廷祚的学问，以颜李之学为为主，参以黄宗羲、顾炎武，故读书极博而皆归于实用。著书有《易通》六卷、《大易择言》三十卷，《晚书订疑》若干卷，《尚书通义》三十卷，等等。对这样一位知名学者，戴震①　《颜氏学记。习斋一》，中华书局1958　年版4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影印本137　页。
①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远流出版公司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