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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荟萃-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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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没有深谋远虑的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他的继承人浮出来，以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眩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英明一世的张居正，他却偏偏毁在了偏好奉迎，不能发现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心异分子，才导致于他改革的如此失败。
熟读经书史籍的张居正，他不研究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只是一意孤行，有明人在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而个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而呈现在新政之中的。
也可以说这样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
张居正不顾一切的代价，来自已的改革来点燃新的火花，为衰败的王朝去赢取一点光华。但是这个“救时宰相”，也是在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
在他死后的到明朝灭亡的六十多年之中，明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够力挽狂澜了。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只不过是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只是一些东施效颦。在当初改革推行时，邹元标大骂张居正是禽兽，因此而被致残，而现在他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改革奔走呼号，还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而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当年诽谤新政的那些人，又怎么会料到在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那又是不再可能的呢？由此也可见，张居正的改革是功大于过的。
第五章 鳌拜
鳌拜的这一生可以说是有喜有悲，早年战功赫赫，虽偶有波折，但还算是荣庞一时；又历事有三朝，辅佐幼主，忠心耿耿。晚年的鳌拜可算是善终，辅佐年幼的康熙，保全令名。但最后只因为鳌拜擅权而被革职抄家，死在禁所里面，可叹可惜。鳌拜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历史上，不仅确有鳌拜其人，而且鳌拜还是清朝初年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在一个武将世家，出生年不明，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的辅政大臣之一。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掌握权柄、结党营私，是影响清朝初期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跟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还是皇太极的心腹。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1646年鳌拜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大破大西军军营，斩张献忠于阵，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提前高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朝廷大政。
1661年顺治帝崩，爱新觉罗玄烨八岁即位，顺治帝遗诏，由索尼、遏必垄苏克萨哈、鳌拜四位大臣辅政。当时鳌拜在辅政大臣之中地位最低，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
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与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是离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的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后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当中生活过来的。
在努尔哈赤的统治时期，鳌拜目前还没有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也就是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因此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出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表现出了自己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皮岛非常的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于是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于鳌拜做出的表现非常的高兴，并提升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后来，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以后统一全国的战争当中屡次立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加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备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追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事上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最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之后，并为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奠定了基矗这年底，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达西充一带，鳌拜再一次的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到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农民政权的大小官员有一千多人，大概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繁，几乎是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定会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去逝，由谁来继承皇位现在是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做出安排，所以皇太极之死便引起了“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势力的非常的大、地位相当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较为激烈。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之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是争位的另一个有力候选者，而且还说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是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在这场战斗争当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地鼓励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非常的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鳌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鳌拜对皇太极非常的忠心，自然希望由自己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非常的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继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朝鲜国王的世子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当时的形势的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位素有大志并且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自己绝不是像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这从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自己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朝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1644年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永昌政权，占据了北京，从而统一全国，正是由于在多尔衮缓和内部矛盾、互相团结一心的基础上完成的。
但是，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为辅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而不能彻底的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缝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死赎身”的下常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前来看望自己，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怎会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可以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因病而去逝，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追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顺治八年正月，以“鳌拜巴图鲁、巴哈为议政大臣”；闰二月，“以军功升三等侯鳌拜巴图鲁为一等侯”；八月，鳌拜以谭泰“营私及党附睿亲王”，提出控告，杀掉谭泰。顺治九年二月，鳌拜认为自己军功甚多，但前些年对自己待遇不公，因而向顺治帝提出申诉。顺治帝特意批复吏部：“这建议是，鳌拜高升为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为二等公。”三月，顺治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旧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并将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表明了顺治八年以后清朝初期政局的重大改变，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但是这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却还没有结束。
从此之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掌管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且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显然成了一位能文能武的大臣！而正是由于自己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非常的信任。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上亲临视之。”而皇太后有病，鳌拜则“昼夜勤劳，食息不暇。”顺治帝也因此而感到“深可嘉悦”，将鳌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就在鳌拜日益得到皇帝的信任、地位也在不断的上升之时，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福临病去逝于养心殿。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便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自己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为朝廷孝命的辅政大臣
福临死之后，其子玄烨继位，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非常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统治时期。但是，玄烨登基之时只不过是个年仅七岁的幼童，还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管理国家的重担便落到顺治帝遗诏指定、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背后赞助的四位辅臣的肩上。
顺治帝遗诏云：“特意命令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垄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免矢忠荩，保翊冲主，管理政务。”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洽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非常的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崭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辅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其它的辅臣次序一样是非常微小的，恰恰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大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政大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期间的历史，实事上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是留给皇位继承者和国位辅臣的并不是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非常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部分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财政状况相当的窘迫。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顺治一朝，党争不断，明代重用阉宦的恶习也继承下来，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非常的败坏。再者，顺治年间实行的一些恶政，如圈地、逃人、迁海等等，依旧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苦痛，引起农民的不满。这些问题如果再得不到解决，势必会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辅政伊始，辅政大臣们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朱帝遗命”。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这些已表现出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但是，这些方针政策不是“违背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复旧政策”。
鳌拜等辅政大臣非常的重视正确处理满汉关系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各个方面“首崇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无论是在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帝执政时期，还是在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亲政以后，这一国策基本不变。不管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的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族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充分反映出来了。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鳌拜等在强调满族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并没有做出相当多的改变。
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下诏命令将制度上“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根据“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但对“有今昔异宜、时势必须变通，有满汉悬殊、定例难于归以者，亦须斟酌至当，详明具奏”。这说明他们并不完全是恪守陈规，也讲究“变通”。如康熙元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以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表明其因事任人的原则。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鳌拜等认为其“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抬高其地位，尚书“入议政列”，并由满蒙人专任。这个改变并不能算作重满之举。众所周知，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非常的成功，这与理藩院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鳌拜等认识到，“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从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康熙亲政后沿用此制，雍正时还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正是鳌拜时期这一政策的持续发展。
顺治十五年，福临曾经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是没有差别。顺治十八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土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要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康熙六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事上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非常多的，均为满、汉各一人。
对于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而顺治年间与鳌拜辅政时期，任督抚者似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帝亲政以后的多。至于府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居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差不多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朝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非常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鳌拜辅政期间，对汉族地主阶级分子的打击，是以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为代表。如前所述，顺治年间清统治者与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较深，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汉族士绅的反抗及不合作态度遭到清统治者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因为清统治者在南北党争中支持北人，排挤南方官绅，引起后者的不满；此外，江南士绅“仍明花分诡寄之弊”，规避赋役的情况又十分严重，所以清政府不仅通过“科场案”、“通海案”等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士绅，还下令清查江南无锡等县“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的问题，从经济上与豪强地主争夺赋税，以供军需。“奏销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谕尸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追比。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在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最后查出“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皆牵连此案。昆山叶方霭为顺治乙亥科以甲第三名进士，“适欠折银一厘，亦被左迁”，现在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奏销案”对江南汉族地主的打击非常的大，但纵观其来龙去脉，与其说这是出自清统治者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如说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治朝打击南方官绅政策的继续，非常的难把这算做鳌拜时期“重满轻汉”的表现。尽管‘奏销案’牵连过多，打击很重，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末农民起义较少触动江浙地主而造成的明末积弊犹存的缺陷，有利于巩固清政府刚开始建立的统治秩序。
鳌拜非常的注重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借口“凡事必须遵照太祖、太宗时定制行”，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辅政半月之后，鳌拜等以皇帝名义诏集各官：“朕以冲龄践阼，所赖尔大小臣工，齐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上奏以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格尊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历。”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要求“进奉本章，关于政务，应切实际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义文词”，并规定本章“不得超过三百字”。数月后，又因各部门回复奏章时往往拖延，而“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直速结”，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如仍前含糊迟缓，任意迁延，治罪不贷。”对各督抚奉命查处事件也按地方距京师的远近不同分为四类，制定限期，“违限者按年月处分。”后来曾多次重审，“部院官员办理之事，皆关国政，如仍前因循草率，以至壅积者治罪”。
鳌拜等一些大臣们意识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因此对各地督抚是否清正称职非常的注意。康熙四年（1665）三月，曾谕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诸如私征强派，威逼驿站官役多派乘马支应，携带家人至任所“入兵丁数内食粮”，纵容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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