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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荟萃-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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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
1140年五月，金朝不守信用撕毁协议，再次南侵，主力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高宗慌忙命岳飞派兵救援，并进军中原，将岳飞的官衔晋升为正任少保。
张宪驰援顺昌，岳飞的部署向中原进军，牛皋率先锋部队旗开得胜。但当围攻顺昌的金军被刘锜打败以后，高宗立即派李若虚口传密旨，命岳飞退兵回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岳飞未按高宗旨意撤兵，而是在李若虚的支持下继续北伐。张宪率领先锋部队攻占蔡州（今汝南）、颖昌（今许昌），张宪又与牛皋、徐庆会师后攻下陈州（今淮阳），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前锋到达中牟、朱仙镇，离开封只有数十里）、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全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入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检，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罪恶计划则是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
1141年初，绍兴十一年，两淮地区又一次被金军进攻，岳飞提出直接进攻开封、洛阳的要求，高宗不予采纳，只是要岳飞救援淮西，当岳飞率军到达时，金军已经退走。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末“班师”、要末“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涕泪交流，痛心疾首，大放悲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稽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把中原土地夺回去又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飞等被召回临安，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金人以“必杀岳飞而后可和”为和议条件，要高宗杀岳飞。高宗恐怕岳飞收复故土，“迎还二圣”，令其皇位不保，遂授意秦桧制造冤狱杀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高宗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随即把三大将的宣抚司撤销，收了他们的兵权。绍兴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因岳飞反对张俊受秦桧唆使谋害韩世忠和解除抗金名将刘锜的兵权，遭到秦桧的仇恨。秦绘竣使右满议大夫万侯桌首先发难，上书指责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的志向，日渐颓情”。秦桧指使其党羽弹劾岳飞，宋高宗对弹劾奏章多以赞同，岳飞被迫提请辞职。八月，高宗下诏免去岳飞枢密副使之职。这时，金朝正向南宋诱和，内奸秦桧加紧迫害岳飞。九月，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飞的部将王竣王贵，诬告岳飞部将张宪谋反，先将张宪、岳云（岳飞之子）下狱。十月，岳飞也被骗入狱。此时，金军再次南侵，迫使南宋求和，兀术还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条件。秦桧命御史中丞何铸等人负责审讯，岳飞裂衣示其背所刺“尽忠报国”四字，以明心迹。何铸知道岳飞是冤枉的，向朝廷力辩其无辜。秦桧为达其目的，乃撤换主审官员，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并对岳飞百般拷问。但岳飞始终没有屈服。最后只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十一月，高宗向金军称臣，订立“绍兴协议”。秦桧指使万俟莴罗织罪名，置岳飞于死地，但是“罪证”不足，一时无法结束此案。秦桧之妻王氏提示秦桧，“捉虎容易放虎难”，秦桧遂下决心立即杀害岳飞。在此期间，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们纷纷为岳飞抱屈、鸣冤，但均遭到贬官甚至杀头的对待。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除夕夜（1142年1月28日），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临安风波亭。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飞、张宪的家属被分送广南、福建路拘管，岳飞的一些部下也被牵连治罪。岳飞蒙冤惨遭杀害后，百姓没有说不垂泪的。
秦桧诬谄岳飞的强词夺理之词则是“莫须有”。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条载：“初，狱之成也，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宋史？岳飞传》亦引录了这一对话。一般辞书认为“莫须有”即“也许有”、“恐怕有”之意。实际上，“莫须”二字在宋代是一常用的词语，多为“应该”之意。如王巩《清虚杂著》中的〈随手杂录〉，记一妇人死而复生事，阴间官员有如下对话：“金紫人即呼妇取纸”，语二同坐曰：“误勾此人来矣。”绿衣人曰：“已来，将奈何？”朱衣人曰：“既误，莫须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这里的“莫须放回”，显然即“应该放回”，否则金紫人就不会肯定地说“合如此”了。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认为，秦桧说的“莫须有”，即“应该有”之意。但“应该有”带有很大的推测成分，而确实有则是另一回事，以带有很大推测成分的“应该有”给人定罪，显然很难令天下人信服。今天，“莫须有”三字已成了诬陷构冤的代名词。随后，岳飞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也被遭杀害。
岳飞死后，全家被抄，五子中除岳霖被人收养，余皆或充军岭南，或逃往湖广。甚至下属也被株连罢免或处死。直至高宗退位，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孝宗即位。孝宗为鼓士气，平民愤。才追复岳飞官职，将其遗骸依礼迁葬于西湖栖霞岭下。七月，孝宗下诏追复岳飞的原官衔，以礼改葬。冤狱得到昭雪后，谥武穆、忠武，追封鄂王。立岳庙。
岳飞的生活中，一直都是勤俭朴素，没有田地，没有存什么私钱，不为后代钻营利禄。用兵，一反出征前先授大将阵图，由皇帝遥控的成制，岳飞认为按图布阵是用兵的常法，但用好的关键则是将领审时度势以变制。岳飞治军严谨，纪律严明。在战场上他都是自己打头阵，和士兵们同甘共苦，从不居功自傲，赢得了历代人民崇敬和同情。关于岳飞的传说不仅很多，而且流传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在一些地方人们将油条称为“油炸烩（音同桧）儿”。人们在杭州岳飞墓阙上悬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墓前铸造了秦桧夫妇等四个铁人，双手都是背在后面的，向岳坟跪着。
岳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他们俩个人也就是不分上下的，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提出和贯彻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和正规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岳飞对于军队的治理，是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连金军也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反对宋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的消极防御战略，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统帅就是他。
岳飞的作品
岳飞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是充满爱国激情的佳作。
这一天岳飞知道了粘罕已死的消息以后，刘豫自知身后无人做主，兀术、达赉都不喜他，妄想立功自见，向兀术请求自作前锋，合力进兵来犯清河。知道朝廷听信奸臣之言，不许随便迎敌，只得严令将士暗中戒备。心中忧急，夜不成眠，便把忧国忧民、满腹悲愤苦痛的情感，发泄到文词上去。第二日早起，想起来昨天晚上在月光下的徘徊，随手就写了一首《小重山》，原词是：昨夜寒蛋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故山松菊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的孙子岳珂，把这首词记在了《金陀粹编》里，宋以后一直流传。但对词中岳飞发出“旧山松竹老，阻归程”的叹息当作何解？他为什么会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他的满腹“心事”到底是什么？这些，人们则见仁见智，其说不一。阅读古人篇札，见《宋史？岳飞传》说，岳飞北伐打到朱仙镇，“大功垂成”，却“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要他退兵；他“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南宋陈郁《藏一腴话》又载：“岳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中有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豀壑之求’。”就是说退了兵他依旧反对和约，力主抗战。而《宋史？秦桧传》也说：岳飞“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屡言和议失计”。按照这样来说，岳飞这个词应该是在退兵之后写的。其中“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是指他的故乡河南汤阴已成为沦陷区，就算是他辞官不干也没有家可以回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是感叹投降主和派占了上风，他身为主战派少了知音，报国无门。而他的“心事”，就是北伐中原，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故作《小重山》，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这是清代初年沈雄编《古今词话》，可见他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
弛程沙场的时候岳飞就写下了不少洋溢着爱国激情的作品。他的文章如《五岳祠盟记》、《谢讲和赦表》与《奉诏移刘豫》等，皆能于刚劲质朴的语言中，间用对仗排偶句法；议论正大；诚挚感人。他的诗如《送紫岩张先生北伐》中的警句“马蹀阏氏血；旗枭可□头”；慷慨激切。他的词《满江红》、《小重山》二阕，或以忠愤之气动人心魄；或以幽怨之情感人肺腑；一直为后世所传诵。有一首《满江红》“怒发冲冠”，岳飞有孙子岳珂的《金陀粹编》中不见了，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文，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也有人认为这些词是慷慨激昂，大气磅礴，不是后人实非后人所易伪托。
岳飞在绍兴六年的时候，又一次地带兵向北讨伐，攻占了伊阳、洛阳、商州和虢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但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今湖北武昌）。这一次的讨伐，岳飞的壮志凌云并没有得到实现，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架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就那首《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让那些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直到今天，它仍然会这样。
第四章 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张居正的这句话，很充分地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所以他能把新政以迅雷的势力推向了全国各地，在张居正执政的10年时间里，也是明朝历史政治最为清明、国力也最为强盛的10年时间。
张居正（1525～1582），他是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字叔大，号太岳。张居正从小就很聪慧，自幼就有神童之称号。而且他还刻苦好学，在他12岁的那年考中了秀才，13岁的时候到武昌参加乡试，试卷令主考官赞赏不已。湖广巡抚顾磷深知爱才道，认定居正是高才，尚须磨练，少年中举，容易得意忘形，因而有意使他落选，这一挫折激励他更加勤奋。16岁中举后，他专程到安陆拜谢顾磷，顾对他说：“上次乡试，因我多嘴，耽误你3年，实在抱歉。但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目光，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是一个年少得意的乡秀才。”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为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九年，因不得重用，托病回乡欲专心研究学术。后从父命又入京从政，任右春坊中允官国子监司业。严嵩罢相后，迁右谕德兼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嘉靖四十五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第二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整饬边备”等改革政治的六条主张。隆庆四年十二月加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又以功加太子太师、少师。是年穆宗死，神宗年幼，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前后主政10年。在好个时候，国家的情况是四处有危机，张居正在为了能维持明王朝的统治的情况下，他推行了改革，于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整顿吏治，裁减冗员，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行”。万历六年提出丈量天下土地，使大地主豪强隐瞒的土地被清查出来，改变“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就在万历九年的时候，他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各项杂税合并，按亩折纳，征收银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任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击掠夺，使明王朝北部边关数十年无烽火之惊；任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成效卓著。而他的一系列改革的措施，都改变了嘉、隆以来政治混乱，财政匮乏的窘境，国势出现中兴景象，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僚佐这些人的敬重，真可谓为“宰相之杰”。
在张居正执政的10年时间里，也是明朝276年历史政治最为清明、国力也最为强盛的10年时间，因而他在去世前便已达到权力的顶峰：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明神宗特诏赐银1000两，资助张家在荆州城东门内修建府郏府前当街，是一座高大巍峨的石牌坊，敕赐“帝赉良弼”四个大字；其府邸中房舍精雅，楼阁凌空，“纯忠堂”、“捧日楼”互为映衬，蔚为壮观。府成之时，皇帝又御笔亲书对联“志秉纯忠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万年”相赠，以达奖掖褒赞之情。到了万历九年的十一月里，张居正即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晋太师兼太子太师、加封太傅衔、支伯爵禄……这一切，都充分展示出了这位官居极品的内阁首辅那鼎盛时期的荣耀与显赫。所以，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死后，极尽哀荣，明神宗不仅为其亲颁谥号“文忠”，甚至还派太仆寺卿护丧回籍，给他在荆州故园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气象辉煌的墓园。张居正忠于谋国，却拙于谋身，因其权重震主，祸荫骖乘，竟自骸骨未朽，门祚己倾。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御史羊可立便参奏张居正，攻讦他生前构陷宗藩辽王朱宪（火节）的种种罪责。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明神宗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木舜等率锦衣卫查抄张府，满门禁锢，追逼拷掠，其长子敬修含恨自尽，次子懋修自杀未遂，家属饿死十多人。而这时朝廷中更是浊的一团，落井下石的人很多，在这个时凡是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都要被罢黜和削职。然而，对于他那一腔心血建树起来的新政，更是付诸东流了。从此以后，因为朝政的腐败，国家的多难，又因为民不聊生，内外的交困，人们追思张居正的功绩，都纷纷地缅怀万历新政给国家带来的那种清平和气的气象。
一生功绩
有人这样评论张居正：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然而诸葛亮的处境是比他要苦的多的，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於全中国。王安石富於理想，而拙於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然而后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也是各不一样，但是却都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
在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便成了正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他们那时的情况，很是像老师和学生一样，辅导年龄才十岁的明神宗。他还为明神宗编写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不能不及时注意啊！”
听了这些话，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还有有一次，就是在张居正给明宗讲了一个：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看着这这么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张居正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埃”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所以朝政上的大事几乎全部都是由张居正来作主的。
而张居正又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在他所掌握了实权以后，就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几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些整顿。
而就在那个时候，沿海地区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
张居正在明神宗登基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帝师，并在万历皇帝登基后，还成为了首辅的大臣。而且他还和皇太后和太监的首领们配合的很默契，还在朝廷上下遍布亲信使自己的权力施行得得心应手，张居正的权力欲是极其高的，可以说明神宗在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时张居正死的时候，而皇帝这个位置可以说只是一个摆设罢了。
其实，张居正不仅是在政积方面的功绩显著，而且他在军事方面也有成绩，他重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了外患。而且他还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为农业的发展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还有他在内政方面的功绩也是很显著的，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载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而言之，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张居正的功绩是最大的。
张居正的改革
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发展到明朝，皇帝在政治的政权的掌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就是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了，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明朝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
受命与难之时
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明朝。它的当时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自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就对处理国家事务有着至高无上的独裁权，而到了明初帝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所以，任何事情都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在那时皇帝是事无巨细，一切的事情都统统集权于皇帝一个人身上，君主的权力是高度膨胀，明朝的这种君主霸权是超过了历代的各个王朝的。
有时候事物发展到了它的极点之后，往往就会向它的反面发展，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担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到清末都也出现这种情况。
治国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如果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的话，那么政治的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们的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是最严重的问题。
有时候财政上的困难是要比政治危机要紧迫的多。社会经济最困难的问题是土地的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如果说土地被兼并的愈多，那么国家的税收愈少。其中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在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要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当时的官员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在那个时候，国家穷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统治阶级中也并不是没有开明人的士力图改弦易辙，但是都很不风效。在嘉靖末年一个首辅徐阶下定决心要改变一下局面，还把那些激励自己的口号都贴到了墙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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