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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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欠鹈诺暮檬拢�不加以审核润色，使人不易看懂，这能够得上光扬佛法吗？”玄奘不失时机地说：“佛经的作用是弘扬佛法的，但真正要使佛经发挥作用，在佛教信众内部，主要靠住持之类的佛门释子；而要在社会上流传并能得到保护，则主要靠皇帝。”玄奘还打了个极为生动贴切的比方：“船到了大海里才能航行万里，只有依附和缠绕在松柏树上，葛藤才能不断向上超越别的杂草灌木。佛经只有依托皇帝这个盛大的因缘，方能广布天下使天下人受益。”

　　　　高宗皇帝和武后听了这番话后，心里自然是十分高兴，特别是武后，她从玄奘的话里听到了佛门对权力的依赖。在佛门的眼中，人间的帝王就是佛祖。为了成全玄奘的乞求，高宗皇帝命新任太子太傅的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以及薛元超、李义府等人，审润玄奘及其弟子们新译的佛经。这个审润班子，事实上都是武后的心腹，不能否认这是武后的有意安排，她要使自己的这班人，与佛教交结，要使佛门领袖玄奘法师体会到其中有武后的善意。史载玄奘曾为这件事被感动得“泪流襟袖”。

　　　　不久，玄奘又上表请高宗皇帝为大慈恩寺御撰碑文，后者满口答应。在碑文的起草阶段，高宗皇帝不时与武后协商该文的内容。武后倒也非常乐意为高宗皇帝撰辞润色。传说，文中称赞玄奘法师的两句话“若清风之肃长松，如绮霞之辉迴汉”，就是武后的撰辞。因为武后知道，这大慈恩寺与先帝及高宗皇帝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是这个玄奘法师，作为当时的佛门领袖，一定要极力拉拢的。当初，太宗皇帝曾为玄奘法师的《瑜伽师地论》作序，被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皇帝当时已被立为太子，他亦效法乃父，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对佛教及玄奘法师也是极力称颂，这两篇序文被玄奘镂刻成石碑，立于慈恩寺内。武后也知道，佛门对此事重视的程度，也深深明白这两篇序文的作用。史载：“自二圣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萌，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非常清楚，这两篇序文的社会作用仅仅靠佛教是无法达到的。

　　　　高宗皇帝撰好大慈恩寺碑文后，玄奘法师又上表称：“恐非天翰，无以悬日月之文，”请求高宗皇帝御笔亲写。高宗皇帝又满口答应了。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碑刻好后，玄奘法师又率众僧亲自迎立，为佛门赢得一大光彩。

　　　　也就是这一年，武后又怀上了孩子。自从感业寺回宫后，这是她的第三次怀孕。这种频繁受孕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她独占床帏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又使她特别畏惧生育。回宫当年，生下了被自己掐死的女儿，次年（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底，她在陪高宗皇帝拜谒太宗皇帝昭陵的路上，又生下了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这次生育使她感到了恐惧，因为她为了独占床帏，却要承受普通女人不愿做到的每年生育的痛苦。孩子即将要降生了，武后的恐惧心理越来越重，无奈之中，她想到了佛门，她把玄奘法师召请来，请求佛祖保佑。玄奘法师立即在宫中设下道场，开始诵经祈祷，并对武后说：“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意思是说佛祖会保佑您的身体安泰，也保佑您在生育时没有痛苦。不过，如果生下的是男孩，顺利平安之后，一定要举行出家仪式以还愿。武后非常高兴地应允了玄奘法师，并赏赐他百衲袈裟一件和其他物品数十件。

　　　　这一年的十一月五日，玄奘法师在皇宫中看见一只赤雀飞进了武后居住的显庆殿的庭闱御帐中，马上上表庆贺，他在表中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事情也很凑巧，就在玄奘法师的贺表刚到，武后便生下了一个男孩，高宗皇帝特别高兴，马上派人告诉玄奘法师说：“皇后分娩已讫，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满院，自庭烛天。朕欢喜无已，内外舞跃，必不违所许。”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感谢玄奘法师的护念，而且还表示一定不违背已许之愿。他们直接给这个刚诞生的孩子取号为佛光王。这个佛光王便是武后的三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

　　　　佛光王生满三月，玄奘法师又上表祝贺，他十分明白高宗皇帝和武后喜欢听什么话，说：“岂直喜圣后之平安，实亦欣如来之有嗣。伏望不违前敕，即听出家。移人主之胤，为法王之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皈，列于僧数。”意思是说佛门众弟子不仅仅高兴武后生育的平安，更欣喜的是如来佛祖新得了子嗣；人间帝王的苗裔，也就是法王之子，一定要不违背所许之愿。玄奘在这里把圣后与如来、人主与法王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也就等于说圣后和如来、人主和法王，都是没有区别的。高宗皇帝和武后听了这样的话，当然十分高兴，便在十二月五日佛光王满月之日，下令玄奘为佛光王剃度，还特别安排在大慈恩寺同时剃度七人为僧。这样，玄奘法师自然就成了佛光王的师父。佛光王李显后来为了感谢师父，在掌握朝权后，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诏命在长安和洛阳各建一所佛光寺，追谥玄奘为大遍觉法师。实际上这一举动的真正目的，是感谢佛祖保佑他又从母后武则天的手中夺回了李唐的江山。此乃后话。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初，高宗皇帝和武后抱着出生不久的佛光王要去东都洛阳，诏命玄奘法师陪同前往。玄奘法师乘回洛阳之便，就近回家乡与嫁给了张门的姐姐相见。见到姐姐后，玄奘法师得知亲朋故旧大都沦丧殆尽，特请姐姐带他到父母的坟前拜谒。当玄奘见父母的坟茔因岁久而荒颓，心里十分难受，便请求高宗皇帝和武后出面帮助自己改葬父母。高宗皇帝和武后非常愿意帮这样的忙，就诏命有司行事，朝廷负责一切费用。改葬玄奘父母时的场面非常庞大，营送威仪，洛阳僧俗前往悼祭者一万多人，玄奘感动得痛哭流涕。此事看来是私情交往，实际上是为佛门张目，皇帝和皇后垂青的并不是玄奘这个人，而是对佛门的厚待。

　　　　这一系列的活动，表面上看，的确使佛教徒扬眉吐气，使佛门名声大振。但在实际上，却是武后树立母仪形象广布佛教功德的基本手段。

　　　　因为这个女人还没有大悟到立地成佛的境界。

　　　　其实，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之后，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又日益被一种沉重的东西缠绕着。她知道那就是一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这个东西使她不断在内心产生难以解脱的恐惧，似乎到处都是流血的气味，她开始整夜睡不好觉，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些鬼魂向自己逼来。她也知道这些鬼魂是哪些人，她要超度这些鬼魂，她要通过佛教来做些功德超度这些鬼魂，以使自己不再被那种叫做罪恶感的东西缠绕，达到心灵上的平静。

　　　　她首先要超度的人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这是她被册封为皇后不久后发生的事。当时，她并不满足王皇后被废和萧淑妃被贬，她还要诛除这两个被打入冷宫的阴魂，要彻底断了她们俩人东山再起的后路，使自己真正在后宫处于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避免像王、萧两位被废黜的厄运。她对这两位因争宠失败而幽闭的女人施行的手段，史书上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

　　　　有一次，高宗皇帝闲行散步刚好走到囚禁王皇后和萧淑妃的监所，看到囚室四周封闭极严，只开一孔递送饭食器皿出入。心软的高宗皇帝不禁怆然悲伤，想念起昔日的恩爱，便向里面喊道：“皇后和淑妃在里面吗？”只听里面的王皇后哭泣地答道：“妾等得罪皇上，废弃为宫婢，怎么还敢被尊称为皇后和淑妃呢？”说完悲咽不止。王皇后又说：“今天皇上到此思念往事，若能使妾等再见日月出入院中，期望皇上将此院改为回心院，妾等将有再生之幸。”高宗皇帝答道：“朕有办法处置此事。”不料，这个消息马上被武后知道了，她下令将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各杖责一百，罪名是她们二人已被废禁却仍不知悔改，反而对皇上胡言乱语。结果，在那片明亮的并不温暖的冬日阳光里，王、萧二人被拉了出来，那长而粗的竹笞便开始冰雹似的狠狠地落在她们柔弱的身躯上，直到皮开肉绽。武后还觉得不够解恨，又命人将她们截去四肢，投入酒瓮之中，并恶狠狠地说：“令此二姐骨醉。”几天后，这两位受尽凌辱的女性被活活摧残致死，还被斩尸。不仅如此，武后还命将王皇后之王氏改姓为蟒氏，萧淑妃之萧氏改姓为枭氏，企图使天下人唾弃王、萧两个家族。

　　　　记入正史的上述细节描写，可能用了渲染的不实之笔，但王、萧两位后妃屈辱而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她们的死肯定是武后一手造成的。通过此事，武后的确慑服了后宫，从此之后，嫔妃中再没有人敢与她争相抗衡了。武后达到了自己独霸后宫的目的，但她的心能平静吗？她能没有罪恶感吗？

　　　　此外，她还要超度自己的胞姐。

　　　　武后的姐姐比她仅大一岁，父亲武士彟去世后，她被召入皇宫作太宗皇帝才人的同时，姐姐嫁给了当时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姐姐与姐夫生下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后，姐夫贺兰越石病逝，寡姐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地过日子。武则天从感业寺再度入宫后，便将母亲和寡姐以及寡姐的一双儿女，全部接来宫中。一开始，她对此毫无戒意。她真的非常同情自己寡居的姐姐，同情她的不幸，同情她的凄苦和孤单，并慨叹做女人的不容易。她还建议高宗皇帝册封姐姐为韩国夫人，希望姐姐能留在宫里，能享受到这里的豪华与奢侈。武则天觉得，她们应该享尽皇宫中的一切，因为她们都已吃了太多的苦。这个时候，再度入宫被封为昭仪的武则天的同情是真诚的。

　　　　但是，久而久之，她突然感觉到姐姐韩国夫人同高宗皇帝交往中少了些恭敬而多了些随便。后来，武则天又从姐姐注视高宗皇帝的目光中，看到了那种掩饰不住的一往情深。这是武则天决不愿意看到的和绝不相信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发现是否真实，她曾在一个晚上，这个晚上高宗皇帝声称自己有政事处理，独自一人来到了姐姐的院子，从映在窗户的灯影中，看见姐姐的屋子里晃动着高宗皇帝的身影，那是一对男女赤身裸体的身影。武则天为自己亲人的背叛而感到万分痛苦。如果是别的女人，武则天可以仇恨，甚至可以去伤害她，让她粉身碎骨。但这是自己的亲姐姐，她又怎么可以去伤害自己的亲姐姐呢？她痛苦极了，在痛苦中又交织着一重深深的恐惧。

　　　　武则天选择了冷静镇定。她什么也没有说，佯装不知，对高宗皇帝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来，对姐姐韩国夫人更加友善了。她们和善友好使这一对偷情男女始终感到他们欠武则天什么。武则天没有使用对付王皇后和萧淑妃那样的手段来还击自己的亲姐姐，只是在一次同姐姐的聊天中，好象无意地说：“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历尽艰辛，用无尽的苦难换来的，因此，我绝不会轻易放弃。我希望母亲和姐姐能帮助我同王皇后、萧淑妃她们斗，而不是坏我的事，伤我的心。”母亲杨氏夫人也在场，她听出了这个身为昭仪的女儿话中有话，连忙说道：“我们怎么会呢？我们孤儿寡母能有今天的日子，还不是你的原因，我们决不会坏你的事。”武则天看了未作声的姐姐一眼，又说：“当然不会。你们不是王皇后、萧淑妃，你们是我的亲人，姐姐一定是疼爱我的。”杨氏夫人终于听出了女儿话中的意思，说道：“你姐姐和我一样，都是疼爱你的。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看在母亲的份上，多多原谅她吧！”母亲杨氏夫人也可能觉察到了大女儿与高宗皇帝偷情的事，慌忙替她掩饰。武则天继续说：“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被人随便欺侮的女人，任何对自己的侮辱和伤害，都终将会付出代价的，无论是谁。”一直没有作声的姐姐，在武则天那凛然肃煞的神情中，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母亲杨氏夫人闭上了眼睛，双手合十，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

　　　　就这样，武昭仪的胞姐韩国夫人在皇宫中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一个永世不解之谜。有人传说，武则天是因为妒嫉姐姐被高宗皇帝宠幸便凶狠地杀害了她，但武则天对此从不辩解，也从不提及，她只是任由人们去猜谜，她对此始终保持着沉默，似乎没有任何原因。

　　　　但是，武则天身居皇后位之后，要超度这个永远消失了的胞姐。

　　　　少年时受母亲杨氏夫人写佛的熏陶，感业寺出家为尼的经历，使刚登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越来越相信佛教的各种说教，并越来越以佛教来抚慰自己内心罪恶的灵魂；只有通过佛教，她才能在血腥的争斗中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才能冲淡自己心灵深处的厚重的负罪感。她离不开佛教，也不愿意再离开佛教。她所经历的与佛教的一切因缘，她自己都觉得是一种必然。作为李唐王朝正式册封的皇后，她十分清楚佛教对巩固自己地位乃至实现自己最终目标的意义，作为一名或许信仰佛教的信徒，她也明白佛教对自己内心精神生活的作用。所以，佛教有时是她的一张牌，有时却是她精神世界的全部，或者是她自己着力去追求的现实目标。一个政治家的武后和一个佛教信徒的武后，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从一件事情上，或从一个过程中，谁也无法将这两个武后分开。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把她们分开，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女性、一个政治家、一个佛教信徒兼而有之的人。再从她所感悟的佛教大乘之道来看，即是女人、尼姑、皇后，以及将来的女皇、佛祖、魔鬼兼而一身的人。

　　　　她肯定要做当时她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她的长子，也就是刚刚被新立为皇太子的李弘，患病多日不愈，宫中御医多方治疗，总是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的发展越来越重，高宗皇帝和武后都特别关心，每日不时地过问，并想方设法来拯救这位新太子的生命。这时的太子李弘还不满五周岁，武后更是着急，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和经历了太子被立的复杂过程和激烈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太子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如果新立的太子夭折了，会给天下什么讯息呢？这又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武后把挽救太子的生命看作比挽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但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太子病情更重了，武后几乎失去了希望。

　　　　这时的武后，还正怀着没有降生的佛光王李显，她把近乎失去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起来，把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身上。当然，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她还没有完全放弃对长子李弘也就是新立太子的希望。每当她拖着怀着身孕的身子来到东宫看望太子的时候，母亲杨氏夫人紧紧跟着她。母亲杨氏夫人在太子床前不停地叨念“阿弥陀佛，佛祖保佑”的声音，突然间启发了她。早在侍奉先帝太宗皇帝时，她曾听到太宗皇帝问玄奘法师，要广兴善事，做什么收益最快。玄奘曾说第一是度僧，第二是建寺。武后想到了建寺，因为度僧好象给大海里倒进了一碗水，而建立一座寺院，既要请佛像，又要存佛经，还要请僧众，比起度僧来应该是更大的善事了吧！她要为太子李弘建一所寺院，要为他祈求更多更大的福田，要用这种善事感动佛祖，要佛祖保佑太子尽快康复。

　　　　当武后哭哭啼啼把这个想法禀告给高宗皇帝时，高宗皇帝马上同意，并说：“建寺祈福，是前朝惯例，先帝也曾为战死疆场的爱将在各地建寺，为他们祈福。可是建寺来不及了，必须采取简捷便利的方法，马上立佛寺一所，这个办法就是废宅为寺。”高宗皇帝马上诏令朝廷管理佛教的部门祠部在京师长安选宅，并要求尽快延请高僧大德。就这样，祠部找到了长安延康坊的隋尚书令杨素的旧宅，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高宗皇帝敕命此为西明寺。杨素之宅在隋时为其子杨玄感所有，杨玄感被诛后，被隋炀帝没收入官，隋亡后被高祖皇帝赐予万春公主。贞观年间，该宅又被太宗皇帝赐予濮恭王李泰，李泰死后，无人居住。

　　　　就在旧宅立寺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太子李弘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这次，武后倒是诚心实意地感谢佛祖的保佑，她破例拖着沉重的孕身，亲自来到还没有完工的西明寺，拈香拜佛，诵经祈祷了一番。这西明寺建成后，成了长安城中一盛大的佛法道场，高宗皇帝于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秋，敕命随驾从东都洛阳归来的玄奘法师，暂不回玉华寺，而栖居该寺。后来，著名高僧道宣、圆测、圆照、慧琳、道世等，都曾在此寺住锡。

　　　　在香烟缭绕的佛事活动中，在为王皇后、萧淑妃以及韩国夫人的追福超度中，在为太子李弘的建寺祈福中，在为佛光王李显的满月剃度的梵呗声中，武后突然间感到京师长安的沉重。这个沉重是她与王皇后萧淑妃你死我活争斗的结果，也是使韩国夫人永远消失的结果，也是太子李弘染疾久久不愈使她几乎失望的结果，更是她担心佛光王李显作为皇子复杂命运的结果。她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到一个新的地方摆脱或卸下这个沉重。

　　　　高宗皇帝决定远离长安，到洛阳去修养一段时间，因为这几年发生的事，如同睡梦一般，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也想跳出这个梦，使自己清醒。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节刚刚过罢，高宗皇帝和武后便从长安出发了。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浩大举动，高宗皇帝和武后的休养，成了整个朝廷的一次大迁徙，文武百官随驾，后宫嫔妃及宫女们随驾，八百里路整整走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了隋炀帝迁都洛阳时修建的洛阳宫。

　　　　洛阳宫依山傍水而建，风景秀丽。所有来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特别是武后，她一住进洛阳宫，便立刻轻松了，晚上觉也睡得好了，再也不做恶梦了。高宗皇帝除觉得这里不是祖父和父亲建立王朝的地方，但对这里有父亲太宗皇帝驰骋疆场的遗迹，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慰藉外，这里的气候和环境确实比滞重古拙的长安令人心神宁静。高宗皇帝在这里感觉到清醒多了。于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和皇后武则天，不断地往返于长安、洛阳两地。他想通过这样的往返来调节自己的心境，不愿意那种滞重的环境一直围绕着自己。而武后却把洛阳看作自己的新的天地，因为在这里不会再有恶梦，她在这里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李旦和她无比宝贝也是惟一生存的小女儿太平公主，而且还心满意足地死在了这里。此为后话。

　　　　实际上，哪里都不是平静的港湾。武后摆平了后宫，立即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为她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连歇息的机会都没有。事情还是由她突然间萌发的菩萨心肠引起的。

　　　　在伊水之滨的洛阳宫中，春天就要来了，武后观赏着春花初绽的大地，在万物复苏的浓郁气氛中，突然间有了一种宽厚慈仁的想法，她要发菩萨心肠，要以皇后的身份给高宗皇帝上一份奏表，这是她的第一份奏表，一定要体现仁慈宽厚母仪天下的姿态，这便是请高宗皇帝褒赏曾极力反对过自己升妃为后的两位宰相韩瑗和来济。史家评述这份奏表时认为，这是武后分化敌党笼络人心的手段。

　　　　武后的这份奏表，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诸史纷纭，莫衷一是。但韩瑗和来济无疑感到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心中十分不是滋味。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在这个女人，无论是菩萨心肠还是蛇蝎心肠，都是在戏弄他们，都是在折磨他们，都是在拿他们的政治生涯开玩笑。若从之，就会被即使现在是善良之心将来肯定是狼子野心的阴险女人所利用；若不从之，则会给她留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把柄。韩瑗和来济感到心悸，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决定辞职不干了。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输在这个女人手中，他们想通过一件事来试一试这个女人的真正用心。

　　　　当时，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褚遂良被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但长孙无忌、韩瑗和来济等反武派仍然在朝中任职，长孙无忌仍为太尉，韩瑗仍为侍中，来济仍为中书令，职位均未变动。而以许敬宗为首的拥武派却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他们迫切希望取代长孙无忌等人而掌握实权。对此，武后是很清楚的，高宗皇帝也是十分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被贬潭州的褚遂良上表为自己的被贬申辩，他罗列了自己过去立储君、受遗诏、处众事的功劳，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就在这时，韩瑗和来济决定乘机为褚遂良鸣冤叫屈，来试探高宗皇帝和武后的态度，特别是要试探武后上表要求皇帝褒奖他们二人的真正用意。

　　　　这时的武后突然间收起菩萨的面孔，丢掉了和善与慈悲，换上了恶魔的面孔，恢复了她的本性。她发现彻底击垮反武派的时机已经到来。史载，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面授许敬宗和李义府向高宗皇帝诬告韩瑗和来济与远贬南方的褚遂良图谋不轨，捕风捉影地说韩、来二人安排褚遂良由潭州都督改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意在里应外合搞政变。高宗皇帝听到这样的弹劾，觉得反武派有些过分了，而且还想搞垮自己的统治，不觉满胸忿怒，随即将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崖县）、来济贬到台州（今浙江临海）任都督，并规定他们终生不得返回京城。唐朝规定，地方长官每年定期朝集，在年节前入京朝贺、贡献特产、汇报政务。现在给他们二人加重这一处分，无疑是表明他们二人再没有指望调回京城复职了。与此同时，褚遂良再次被远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心情沮丧，一蹶不振，第二年便怨忿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希冀立地成佛的武后，并没有就此放下屠刀，她要翦除长孙无忌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此事仍由李义府、许敬宗二人去办。他们二人精心设计了一个朋党案，把高宗皇帝的舅舅佐命元勋长孙无忌牵扯了进来。他们先是指控两名小官有朋党集团嫌疑，然后扩大事态说有后台，编造了假口供，由许敬宗煞有其事地向高宗皇帝报告，并提出了长孙无忌谋反的理由，犹豫不决的高宗皇帝虽然最初不相信这耸人听闻的案件，但在武后的威逼下，未经传讯审问，违心地把舅舅削去官爵，发兵立即遣送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只是仍按一品朝官的待遇供给这位长辈饮食生活。与长孙无忌有关系的官员、家属、子弟、亲戚大多受到株连，或流放，或被杀，彻底摧毁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武派。长孙无忌被流放蜀地三个月后，又被逼令自缢，大概活了六十多岁。

　　　　在这场武后操纵的政治斗争中，直接得利的人自然就是拥武派了。许敬宗很快就被任命为宰相，并且在宰相的位置上一直干了十三年。李义府当初是凭科举考试升为中书舍人的，但他善于见风使舵，凭空捏造，人格相当低下。武后对他们二人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不同。对许敬宗，主要是看重他的经历和行政管理经验，因为他历仕隋、李密、唐，担任过太宗皇帝的秦府大学士、著作郎和中书舍人等，有稳定政局的能力和经验。对李义府，主要是把他作为一个打手来用，他也确实在其中发挥了打手的作用。史书称李义府笑中有刀，貌状温恭，口蜜腹剑，还喜好女色、穷奢极侈、卖官失次、乱判狱案等，因引起朝野内外怨恨，高宗皇帝不得已曾一度将他贬到京外，但又很快被武后召回，还提拔为宰相。因为武后需要这样一个打手宰相。

　　　　与此同时，武后还做了一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当然这也是在幕后操纵的。这便是将太宗皇帝组织编修的《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太宗皇帝当初编修《氏族志》的目的，是想打破魏晋时期形成的门第阀阅血统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将李氏皇族定为第一等，长孙皇后及外戚定为第二等，原来的望族大族如崔、卢、郑、王等降为三等。但《氏族志》仍未跳出原来的巢臼，所列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仍有许多旧士族，特别是武氏家族因社会地位不高被排除在外，并成为武则天争夺皇后位置时的一大障碍。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当长孙无忌等反武派被彻底摧垮后，武后便指使许敬宗等人上书高宗皇帝，列举了《氏族志》的许多缺点和遗漏，要求重新修定《氏族志》，高宗皇帝诏准。具体修定的官员，秉承武后的旨意，在修定过程中贯穿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在理论上打倒门阀士族，让士民百姓永载史册。因修定后的稿子与原志相差甚远，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诏准定名为《姓氏录》。这新的《姓氏录》共二百卷，由高宗皇帝亲自作序，武后家族自然被安排在第一等的序列中，而且还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庭也列入新志的范围内，受到了中层官吏的拥护。这一结果，自然受到了旧士族门阀的纷纷抵制，为此朝廷下令收焚天下《氏族志》，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行《姓氏录》。

　　　　无论武后的真正动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姓氏录》的编定和颁发，对当时门第观念的变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武后看来，这一切都是佛法，都是她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将要降临的自我的初步试探，这个自我便是武后已经选择的佛祖或菩萨的化身。或许在这个时候，这个自我还是潜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但武后的一切作为，正在使这个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自我逐渐显现了出来。她那唯我独尊的姿态，统揽全局的能力，得心应手的伎俩，都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可以比拟的。这一点，高宗皇帝体会最为深刻。和自己同床而卧的这个女人，不像刚接回皇宫时那样了，那时他们相亲相爱，相互间从不隐瞒什么，她甚至不隐瞒对爱欲的需求和对皇后尊位的渴望。但是，现在她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却失去了往日的坦诚，凡是她有什么想法，都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的嘴里说出，使她自己的想法变成了朝臣的想法。高宗皇帝觉得这是一种高明之处，是玩弄权术的高明和自我表现的高明，这也是一种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