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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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背周道而用夏政”，成为儒学的背叛者和反对派，但儒学和周文化在墨子的思想上也打下了烙印。《亲士》、《修身》、《所染》3　篇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治墨者一般都认为是后人伪托，或后期墨家学儒后的作品。从墨子出于儒而反儒的思想发展过程看，这3　篇作品正是墨子受儒学影响的早期著作。韩愈在《谈墨子》中主张儒墨合一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　虽则韩愈没有认识到儒墨的根本对立是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但孔子的仁者爱人，惠民德政，知人举才，修身正身等等人道主义对墨子的兼爱、尚贤、修身之言行确有其影响。墨子正是运用了孔子学说及儒家典籍的思想材料重新构造了自己的学说和理论。

从天子失官，学在四野，官学下私人的变化过程看，孔子第一个对周王朝的各种官学及典章制度进行学习、研究、损益和改造，并提出自己的学说，进而聚徒授学，开创了私学。墨子作为由庶民通过学而上升为士的学者，其接触的学问、知识不外是两个渠道，一是西周失落的官学，二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墨子正是通过对周礼和儒学的学习，才打下了具有学者和一代宗师资格的文化知识基础。墨子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来说，他们所能利用的文化遗产只能是儒学和周文化。

宋人是殷商遗族，孔子说：“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虽然因文献不足，不能以宋来论证殷礼，但宋俗中留有殷商遗风。所以，孔子又说：“我欲观殷道，故之宋”。　1978年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一对宋景公为其妹陪嫁的青铜。铭文中宋景公自称“有殷天之唐（汤）孙”。　这证明宋国封君确是殷商王族后裔。墨子先世为宋人。在宗法关系很强的时代，宋国习俗通过家庭、家族的途径是会影响到宋人后裔的墨子的。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明鬼尊神当是宋俗。这与墨子大谈明鬼、天志，将他们作为一种威慑恫吓的手段有一定的联系，“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师鬼”。　墨子极力鼓吹的“桐棺三寸”的薄葬，托之于夏禹，但据吕思勉在《吕思勉读史札记。桐棺三寸非禹制》一文中考证，认为“木为棺椁实始于殷”，“盖墨子斟酌时俗所制之古圣王所制，又云禹之行事如此，皆托辞也”。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的习惯，表明了在王位继承制上殷、周的差别。兄终弟及是重母统的表现，说明在殷商时代还有母系社会母权制的遗风。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欲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我欲观殷道，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以坤（主地，主阴）为首，《周易》以乾（主天，主阳）为首，说明《坤乾》重母统，《周易》重父统。用《坤乾》之义观殷道，正说明殷商社会母权制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宋为殷后，兄终弟及的母权制的遗风在宋国国君继承问题上仍存在。《史记。宋世家》记载，“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和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对此事，儒家认为立弟是祸根，“宋人祸宣公为之”。　孟子斥墨子兼爱无父为禽兽，是基于用重父统的周礼批评重母统的殷道。儒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之根本，这正是周公制礼的核心。立嫡立子的周制的确立，表明父权制完全取代了母权制，阶级关系支配了血缘关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族权必须服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君权，所以，天子、诸侯无宗法。《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谷梁传。隐公七年》也说：“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君臣关系统治血亲关系。这样看来，墨子在血亲基础上的兼爱主张留有殷商母权思想的遗风残迹。

宋国在春秋时代是一个小国、弱国，又处楚晋争霸的必经、必争之地。因此，战争不断，兵祸连年，宋国吃尽战争苦头，生产荒芜，家庭离散，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宋人当然特别希望和平，弭兵息战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春秋时期仅有的两次弭兵大会都是由宋国倡导，并在宋国举行。公元前579　年，“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盟于宋西门之外”。　公元前546　年宋左师向戍提出举行弭兵盟会的倡议，晋楚等大小14个国家盟于宋蒙门之外。宋人的和平弭兵的强烈愿望对墨子的非攻主张有直接的影响，墨子率徒止楚攻宋就是和平弭兵的范例。

（三）《墨子》的结构

先秦古籍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多难确定，《墨子》一书也不例外。这给认识墨子思想及墨学流派的演变带来一定的困难。对《墨子》一书的结构作一比较分析，尽可能地确定其真伪和讹误，是系统研究墨子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对《墨子》一书的辨正、分析应考虑到两点：一是先秦古籍，特别是先秦诸子各书，大都由弟子或再传弟子等转碾抄写、传授而逐渐形成的。这样一个传授过程中，出现后世的语言、文字、称谓、习惯、事件、观点和转抄中的以讹传讹的文字错误在所难免。二是，不应该以语言文字等细节上的时代差别来否定总体上与所处时代的至当不易。

《墨子》一书现存53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以篇言而不言卷数，可见汉代所藏的《墨子》当是竹简。竹书藏久易脱烂，重新整理，不免会有脱简、错简之误。从现存的经、说四篇来看，脱简、错简之多，使书几不能读。《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以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宋代《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墨子》十三篇”。《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国史经籍志》皆著录：“《墨子》三卷”。宋濂《诸子辨》称：“《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号曰《论》，共十三篇”。可见在宋代有三卷十三篇本和十五卷并行于世。

现存的《墨子》15卷只有53篇，佚18篇。在佚失的18篇中，有存目的是《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下，《非乐》中、下，《非儒》上、中，共9　篇。　另佚失的9　篇都是关于守城器械和方法的论述，孙诒让考证其中6　篇的篇目应是《备钩》、《备冲》、《备堙》、《备空洞》、《备轒辒》、《备轩车》。对现存的53篇其真伪及成书年代，治墨各家划分的标准及根据不一，看法也不尽相同。分歧最大的是经、说上下及大、小取6　篇的作者是谁。有的治墨者认为，这6　篇的作者是后期墨家，此说以孙诒让、侯外庐为代表。有的学者认为经上下是墨子自著，而经说上下，大、小取则是后期墨家所著，此说以梁启超、高亨为代表。有的则认为这6　篇都是墨子自著，此说以鲁胜、毕沅、詹剑峰为代表。治墨各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墨子曾著过书是一个历史事实。笔者认为《墨经》四篇（经、说上下）是墨家的基本典籍，类似墨家教义，虽在转辗抄写、传授的过程中不免有后学增益，但基本应是墨子原著。《墨经》四篇当视为墨子自著，理由如下：

其一，《贵义》篇记载，墨子曾献书惠王，惠王称为良书。　墨子作为一家宗师，所献之书当然是墨子自著的，是墨家的基本经典。后来楚威王又曾读过墨子的书，认为“其言多而不辩”。　这个断语和《墨经》四篇（经、说上下）的内容、形式十分切合。经、说上下四篇辞句精炼，内容丰富，所以可称“言多而不辩”。四篇的内容涉及到墨家的各门学问：政治、经济、科技、哲学、道德，它们包括了墨子思想的三大基本倾向：经验向理论过渡的科学倾向，兼爱、重利的政治倾向，言必信，行必果，言行合一的道德倾向。这三个思想倾向就是后期墨家因彼此取舍不同，而分成墨家三派的思想基础。

其二，《庄子。天下》记载，后期墨家“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即是墨家各派俱诵的经，当然应为墨子自著。从现存的《墨子》53篇看，只有经、说上下四篇才具有作为墨家教义——经的特征。内容丰富才会取舍不同，辞句精炼才能增文解经，以己说附经义，各行其事，相互攻讦为别墨。

其三，从经、说上下的体例看，有两个特点：一是由梁启超首先发现的标牒字体例。《经说》和《经》的条文一一对应，《经说》每一条的第一个字（或第二个字）总是牒举它所要说明的那条经文的首一字（二字）或其中某一个特殊的字，这是《经》、《经说》四篇的公例。二是由晋鲁胜发现的经、说结构。治墨者一般都认为“引说就经”的方法是鲁胜创造的。其实不然，鲁胜自己也认为，“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即经、说相应是原有的结构，只不过鲁胜以引说就经的方法整理了《墨经》四篇，“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　《墨经》四篇体例、结构上的这两个特点，使《墨经》具有一种教科书和教义集成的性质。例如，经上各条大都是墨学的基本定义和原理，经下各条多是以这些基本定义和原理为基础，推理、论证墨子学说，而经说上下则是对经文的一种诠释和引伸。《墨经》的作用正如鲁胜所说的，“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经》四篇既是墨家奉行的经典，又是传授墨学的教科书，使墨家作为一个有严格组织性的集团具有一致的思想基础。它们对墨家成员具有约束力，这也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墨家集团所必需的。

其四，经、说上下四篇是墨子亲自著定或口授的微言真谛，它们的内容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架。例如，“功，利民也”，　“义，利也”，　“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　“不知其所处，不害爱之”，　“仁，体爱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这些基本命题大致构画了墨子兼爱、尚利思想的基本内涵。《经上》关于“知”、“虑”、“仁”、“义”、“礼”、“忠”、“孝”、“任”、“勇”、“利”、“害”、“功”等定义不仅与《墨子》各篇的思想与论点相一致，并且被进一步阐发了。

经、说四篇关于数、形、力、光诸门自然科学的理论认识，一方面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以定义、命题、经验定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初步理论形态，这为墨家科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墨家在机械制造，特别是守城器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基础。

经、说四篇的一些条文确定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墨者的行为准则。“令，不为而作也。”　“法，所若而然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志行，为也。”　等等，这些行为准则特别为墨家游侠派所奉行并被其所发展。

经、说四篇也大致框定了墨者重实践、重逻辑的认识、思维、论证的方法。“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　“取去俱能之，是两智之也”，　“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　这种思维、认识方法作为墨者认识事物的有效手段和论辩工具，充分表现在墨者的社会政治思想、科学思想、道德思想的论说和实践之中。如《小取》篇阐明了墨子的论辩之术，它是以墨子的各种定义、判断和推理构成了墨子的辩术，《大取》篇则以墨子的辩术论证了墨子的兼爱之道。

经、说四篇不谈鬼、神，这和先秦诸子对墨子的评议也相吻合。

从经、说四篇的内容和墨子思想的基本倾向、基本方法相对勘，可知，只有经、说四篇才具备作为墨家经典教义的资格，而其他各篇是不具备的。所以，作为一家宗师的墨子所著之书必定是一种墨家的基本典籍，它规范了墨者的基本思想和行为。从《墨子》全书现存的53篇看，只有经、说四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才有资格作为墨家的基本典籍。所以，经、说四篇基本为墨子所著或口授应是可信的。

至于说《墨经》四篇所论及的坚白、同异、名实、有穷无穷、火不热、影不动、五行相胜等问题是战国中后期所热烈讨论的，以此作为《墨经》晚出的论据也大可商榷。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命题应该是伴随着春秋末年学术下私人的过程而产生的。由于社会秩序剧变，思想解放，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解释、探讨，特别是对现象背后原因的追根寻底的探求更会引起私学的兴趣。这种探求和解释必然会引起诸子私学各家的争论和辩诘，所以墨子会有三表法。辩诘的学风，辩说的产生应和诸子私学同时兴起，前者是后者必然的副产品。所以，坚白、同异、有穷无穷之类的问题是必然会碰到和探究的。例如，孔子已提出坚白问题，“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坚白并举，说明当时已有关于坚白问题的讨论了。老子的学说也已涉及了无穷有穷和同异问题。老子认为各种“有”是有限的，而本源“无”是无限的，有限的“有”生于“无”又归于“无”。老子又认为各种“有”是异，但又同于“无”。当然，这类问题刚提出的时候并不象后来名辩思潮所争论的那样明确。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只不过是惠施、公孙龙等名家重新掀起的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从逻辑形式的角度看，惠施、公孙龙等名家提出的坚白相离之类的命题都是反命题，都应是对墨子提出的正命题的反诘。正如，墨子提出的五行毋相胜的反命题是对春秋时代五行相胜命题的反诘。正命题提在前，反命题诘于后，从逻辑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看，也应如此。

论证了经、说四篇是墨子亲著的“墨经”，是墨子思想的微言真谛，则《墨子》全书结构的分析就有了基础。现存《墨子》全书53篇可分经、辩、论、述、技五个部分。

经：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共四篇。经、说四篇概括了墨子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

辩：包括《大取》、《小取》两篇。《小取》专讲名辩的理论与方法，《大取》则以墨子的辩术来论证墨子的政治思想。

论：可分通论和专论两部分。通论包括《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　篇，是一般论述墨子关于道德修养，人格完善，思想方法和社会思想的论文。专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共11篇。每篇分上、中、下，应共有33篇，现存24篇，佚9篇，是分专题论述墨子的基本思想。每篇的上、中、下大同小异，可能是墨家三派由于抄写，传授各有系统而各有所本。

述：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都是记载墨子的言行，是墨子生平的第一手史料，反映了墨子的思想。这五篇有可能是墨子的第一代弟子所记载的。

技：包括《备城门》等20篇，都是专讲各种守城技术和兵法的，现存11篇，佚9　篇。这和墨子的非攻的思想和止楚攻宋实行非攻的实践相一致。

《墨子》的辩、论、述、技这四部分，有的是墨子亲著或口授；有的是弟子整理记录，其中有弟子的损益或传抄之误；也可能间或有后人窜改、讹误。但是，这四个部分基本上反映了墨子的思想言行，可作为研究墨子思想的史料。所以，研究墨子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应以《墨子》现存的53篇为基本材料，以此为据，力图构画出一个历史的墨子及他的思想体系。

二、墨子是工匠和学者的结合

（一）诸子对墨子评价的分析

墨学作为先秦显学，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必然会受到其他各家的评议，或褒或贬，见智见仁。作为一个反映侧面，这些评议对分析墨子思想和墨学具有较大的客观性。先秦诸子对墨子的评议没有因历史年代的差距而造成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隔阂和讹误。虽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因处于同一时代，所以失真度较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子思想的基本倾向。

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

庄子说：（墨子）不侈於后世，不靡於万物，不晖於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墨子汜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　……（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胧，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　……骈於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於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也。　……有儒、道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

《管子》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

荀子说：（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谩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具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　……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墨子……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赏罚不行，……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万物失宜，事变失应。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　……夫有余不足非天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的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　……墨子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　……（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博学辩智如孔墨。　……今儒墨皆称先生兼爱天下，则视民如母。　……

《吕氏春秋》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木教导天下。　……（墨子弟子）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　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

以上摘录的是先秦诸子对墨子和墨学的基本评价，各家的出发点虽不同，但评价的基本面大致相似，不离墨子思想的主流和墨家学派的状况。

其一，都肯定了墨子学说的影响相当广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墨家学派鼎盛时期信徒众多，且显赫一时，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奠基人。

其二，指出了艰苦奋斗，勤俭自苦是墨家的一贯之道，这点正是个体小生产者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生产工具水平低下的时代，没有吃苦耐芳的精神，要想从事各种相当劳累的手工艺生产是不可能的，而谋取生之需求，个体小生产者在繁重的劳动中磨炼出这种吃苦的意志。墨子本人会制造车輗，也是一个手工业工匠。墨家是一个以巨子为首的宗教式的组织集团。其成员具有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以利天下的精神。言必信，行必果是其行为道德的准则，对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虽枯槁不舍，至死不渝，所以“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其三，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内容的兼爱思想，反映了墨子从维护小生产者利益出发的阶级倾向，他反对君臣、社会等级，反对富贫不均，有余不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非攻，反对战争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

其四，指出了墨子学派的禁欲自苦的行为准则和平均兼爱的政治主张既不适合社会对物质生活享受要求不断提高的心理，也有碍于现实社会对国家权威，等级秩序的需求和政治统治的建立，认为这是墨子欲行大道而于世不成的原因。

其五，诸子对墨子的评议皆不论及《墨子》书中所存的天志、明鬼的思想。

这说明天志、明鬼的思想对于墨子及墨家学派来说只是宣传主义，传播思想的一种形式，而且不是一种主要形式，主要形式是身体力行的榜样作用。所以，这一旁证也可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子思想的主流。

分析一下诸子对墨子思想的评议，可以看出在先秦诸子眼里，墨子的学说是役夫之道，且墨子和墨家成员多数是手工匠出身。因此，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农耕、织絍、工匠手艺是他们喜欢谈论的事情，也经常以农、织、工之事来喻证自己的学说、观点。对物质生产的重视是个体小生产者谋生的切身经验，他们自然明白不从事物质生产，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的物质利益，强调功利，注重实用就自然成为墨子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劳逸不均，贫富不匀，劳者贫困，逸者富贵，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理象对个体小生产来说是最敏感，也是最感愤恨的事情。绝对平均主义自然成为小生产者所固有的思想特征，充满普遍的爱的大同世界是小生产者最易产生，也最易接收的社会理想。这种大同思想是损有余益不足的平均主义，是仅以满足温饱，节制享受的禁欲主义为基础的，这点和儒家的大同思想根本不同。

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乌托邦，被称为役夫之道，至当不易。以小生产劳动者为主体，构成的墨家团体具有一种坚定的宗教献身精神，《淮南子。

泰族训》说明的，“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正是墨家艰苦奋斗精神的写照。这和墨家是社会下层小生产劳动者为主要成员的特征相关联，役夫之道正是靠役夫式的精神和行动才能履践。所以，贵族士大夫们才会感叹其道太俭，天下不堪。

作为一派显学的墨子思想被贵族士大夫称为“役夫之道”，说明墨子身上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传统，是学者和工匠的结合。

（二）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的代表

墨子身上具有明显的工匠传统，他直接参加了手工匠的生产劳动，具有手工匠的专门技术，并以此为荣。《墨子。鲁问》、《墨子。公输》、《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淮南子。齐俗训》都记载了墨子输造技巧之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

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乏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辈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

墨子曰：“不如为车輗之巧也，用咫长之，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辈一日而败。

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

这些记载说明，墨子成为墨家首领后，也没有脱离过手工匠的生产劳动。墨家成员也大都直接参加了各种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

与孔子不同，墨子很重视被孔子鄙视为小人之学的稼圃之类的知识。他将百姓耳目之实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以农、工、生产、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知识的对象，每每以耕织工匠之事作比喻，论证他的各种观点。《墨子。法仪》篇举百工的法为例，说明国家法仪的重要性，“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中，仿依以从事，犹逾已。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此例亦可证明墨子对手工匠技艺熟悉和重视的态度。

墨子自称“贱人”　或“北方之鄙人”，　并以“贱人之所为”为荣，“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墨子及墨家成员以吃苦耐劳的实践精神作为墨者之道，这正是手工匠固有的一种品质。《备梯》篇记载，墨子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就是一例。“墨”字训有三义，一为墨型，墨是古代五刑之一，故有刑徒贱役之义。二为瘠墨，《荀子。礼论》以瘠墨称墨子，因墨子以自苦为极，致面目黎墨。三为绳墨，喻绳墨之木匠。《庄子。天下》篇说墨子“以绳墨自矫”，正是墨子及墨者这种工匠的吃苦耐劳的作风，才使荀子斥墨子行“役夫之道”，楚国大臣穆贺称墨子之学是“贱人之所为”。

这些史料说明，墨子出身于工匠，是由工匠上升为士的。他继承、发扬了工匠的传统，并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理解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为他们呼吁呐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三）墨子的学者活动

作为一个学者，墨子的修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墨子好学，二是墨子对周文化的理论批判。

墨子好学、博学，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又曾向史角学郊庙之礼，通六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