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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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激励着人的进取和奋斗。这种积极内容的注入，使传统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构成具有更多的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人格力量。这种理想人格的积极内容铸造了我们民族精神光辉灿烂的一面。民族、国家、社会的群体意识在这种理想人格中得到体现，它在精神上支持了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自尊，自信的信念、激励，促使了民族团结奋斗，救亡图存，自强自立。我们誉之为民族魂的，正是理想人格的凝聚力和感人的魅力。

二、墨子思想与农民起义

自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以来，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波澜壮阔。其次数之多，战争之激烈，范围之广都属世界之最。历代王朝的更替大都是靠农民起义作为杠杆，有的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直接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中国封建时代各个朝代的农民起义虽各有别，但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从思想渊源上看，农民起义的特征和墨子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农民起义在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的失败是墨子社会政治理想破产的一个例证。

（一）墨子和农民起义的思想渊源

历代农民起义有几条基本口号，一是杀人者偿命；二是耕者有其田；三是反对贪官污吏；四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几条基本口号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对人格平等的追求，经济生活上要求起码的生存条件，政治上反对贪官污吏的倾向。这些口号都带有墨子思想的印记。墨子说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政治、人格平等的主张；人能各从事其事，不废耕稼之时，纺线之事，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保证百姓起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其能生存下去的天下同利的思想；墨子提倡尚同，认为贤者，圣人能一同天下之义，达到社会大同；以及他忽视了自己所代表的小生产者本身的物质力量，而小生产劳动者由于本身力量的分散，使其往往希望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等。墨子的这些理论学说和农民起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倾向十分相似。

农民战争的主力是破产的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虽然有一些失意的文人作为智囊参与其中，用儒学、道学的治世方略和措施来影响农民起义的领袖的思想，为其筹划各种策略，但是，农民战争从其根本的阶级利益看，是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农民起义的政治活动不能超越时代和阶级所给予的限制。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是和代表同一阶级的墨子思想更相合拍，往往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从墨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寻找理论根据。侯外庐曾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未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所提出的一条公法，即《吕氏春秋》所载，‘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之法也，”。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墨子初本探》一文中也认为农民起义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与墨子思想存在渊源关系　。要求生命的保障，生活的温饱，反对贪官污吏，渴望专制权威的保护，等等，这些既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要求，也表现了他们的阶级局限。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局限时，曾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上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农民起义主力——小生产劳动者也同样适用。农民起义队伍到了其发展壮大的时候，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往往蜕变成专制的权威。当他们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时，也无一例外地实行王权专制，原来是农民起义的弟兄们也普遍心悦诚服地接收这一现实。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开始阶段，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将自己神化为一种至高的力量。

在农民起义中将相当分散的小生产者凝聚在一起，除了求生存这一基本的推动力之外，假借民间粗俗宗教迷信手段，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具有笼络人心，使人狂热盲从的巨大作用。民间宗教迷信的组织形式有一套相当严格的清规戒律，对其成员和信徒有相当大的约束力。民间宗教的形式从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使分散的小生产者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农民起义的领袖在起义的初期往往不仅是作为类似宗教教主而具有一种号召力和慑服力，而且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与将士患难与共的人格力量激起了将士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一种愿为之死的盲从热情。在幅员广阔的国土上，要将相当分散的小生产者联合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小生产者本身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不能自觉地借本身的物质利害关系而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只有当他们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时，才会起来造反，争取生存权力，但这不是一种持久的凝聚力。

所以，历代农民起义往往不得不借助于超自然的神格力量。例如，迷信的谶语，人为的传说，对天象异常的预兆性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号召手段，影响到人的心理深层，会造成盲目的信仰和服从，产生一种持久的凝聚力。民间宗教是一种俗化的宗教形式，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起来有祖有典，例如，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教典，但是在实质内容上，往往是将它们存而不论。

它不祈求死后的天堂幸福，只承认现实宗教领袖的权威，认为他能安排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保护教徒的利益和幸福。民间宗教由于其内容的浅易，形式的简单规范，因而和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需求相当合拍，小生产劳动者往往会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托。农民起义一旦假借了这种民间的宗教形式，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就变成了信仰一致的教徒，并受教规的统一规范和约束。农民起义的政治口号也往往以教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面旗帜，激励着起义的农民，宗教的信徒为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所以，农民起义不仅只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斗争形式，而且有时假借民间宗教形式形成了一个与原来王朝中心相分离的一个政治权力中心。

墨子用天志、明鬼的形式为自己的政治学说，社会理想增添了一种神格的威慑力量。墨家以巨子为首，以墨者之法为规范，有严格纪律的形式类似于宗教组织。墨子的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原则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形式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影响很大。王明在《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一文中指出：“墨学演变为原始道教经典中一部分社会政治思想，它的内容比较丰富和深刻起来。就它思想的继承性说，它是墨学的流变”　。《太平经》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其教义虽多有荒诞无稽之处，然而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宣传的是一种克己利人，济世救世，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这种太平世界是和墨子兼爱交利，非攻助人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这对生活在艰难困境中的小生产者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由于《太平经》的教义有宗教组织形式相配合，能利用传教、授徒的方式，使教义深入到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和心理深层。汉末的黄巾起义，正是利用《太平经》和道教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团结了起义的农民。墨子关于勤俭艰苦，自食其力的墨者之规也被纳入原始道教的基本教规，是道教信徒所必须遵守的。教规的严厉，教徒的吃苦精神，使起义农民能保持廉洁的作风和奋斗向前的精神，这亦是农民起义能持久下去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一个支柱。由于教规是一种在自觉自愿基础之上的强制性手段，所以它能起到团结队伍，稳定军心，激励献身的巨大作用。

原始道教是下层小生产者的一种自发的民间宗教形式，后来被统治者所利用，用老庄的超脱尘世的虚无主义掩饰了墨家济世救人的原旨，用个人奢侈享受的放纵代替了墨子勤俭吃苦的自律，从而一度蜕变成为贵族宗教。道士腐败，宋徽宗曾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道观。“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后来金、元时期北方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真大道三派）的复兴，其矛头就是针对道士违背墨子思想原旨而腐败堕落的状况。王恽曾在《奉圣州永昌观碑》中指出，道教“徇末以遗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葬极则变，于是全真之教兴焉”　。他中肯地道出了新道教复兴的原因。复兴的主旨就是复兴墨子的基本思想：自食其力，苦己利人，救世利天下。这里摘录数条记载以说明：

真大道者，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于移于己……辄草衣木食……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嘶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诸人……皆能力耕作，治庐舍……。　……真大道教内有自己严厉的教规和私设的刑法，“听狱讼，设刑威，苦有习然”，“有桎梏鞭笞之具”　。这点和墨家内部巨子执墨者之法，惩治墨者，不受国家法律，皇帝旨意限制的情况十分类似。

北祖全真，其学首以耐苦劳，力耕作，故凡居处饮食，非其所自为不敢享，蓬垢疏粝……人所不堪者能安之　。

吾全真家……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苦不及也……故其憔翠寒饿，痛自黥劓，若枯寂头陀然　。

这些都可以看出新道教的兴起，是从腐败的贵族化向俭苦的平民化的回归。下层小生产劳动者重新在新道教中找到了和自己生活方式相合拍的东西，得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因而新道教能吸引大批小生产劳动者作为自己的信徒。严格的教义、教规又使这些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变成信念一致，意志坚定的信徒，从而使道教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元末的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舆论和组织的准备。

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两者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前者引进了西方的基督教，却能在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投身进去。后者假借民间各种粗俗的宗教迷信组织，使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成了狂热的信徒和战士。这其中的缘由正在于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政治纲领，战斗口号，所强调的原则、精神，所采取的组织形式都适应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这点是和墨子的思想一脉相通。虽然它们并不是直接从墨子的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和思想，但这种一脉相通的特点正表明了墨子的兼爱平等的社会理想，强力非命的斗争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献身赴义的道德准则，渴望救世主来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幻想，不仅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普遍的阶级品格，而且表明了墨子这些思想已溶入了历代农民起义的血液中。农民起义在本质精神和外表现象上和墨子思想相通，表征了墨子思想的影响和继承的一种途径。

（二）农民起义的失败是墨子社会政治思想破产的例证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最终都没有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均等、均富的政治目的。不管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的结局，还是建立了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结局，农民起义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古的封建制度。以均等大同为目的，以宗教迷信为凝聚手段的农民战争，毕竟不能摧毁、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秩序。既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还具有其生命力和雄厚的社会基础，那么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宗法的社会秩序就必然会相应地存在。儒学强调人道亲亲，尊祖敬宗，融治国治家为一体的政治伦理学说，既具有将分散的小农联结起来的政治作用，又具有适合生活在农业宗法社会里各社会阶层心态的凝聚力量。日常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民风习俗，使冷酷的政治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色彩，使忠、孝、友、伟、师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渗透，融为一体。这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从言语举止到思想意识，都被注入了一种严格的等级观念。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才有可能通过一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充满分散小农的广大国土上有效地实现。

农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小生产劳动者，特别是小农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走上造反这一条最后的出路。他们从切身体会和物质利益出发，首先在思想上萌发了一种自发的平等观念。彼人也，吾亦人也，为何贫富不均？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奢侈荒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刺激和加剧了小生产劳动者固有的要求均财、均富的平等观念。所以，农民战争的矛头首先总是直指贵贱贫富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农民起义所具有的一种共同色彩，也是吸引广入小农和小生产者最具魅力的口号。这种平等观念和大同的社会理想在农民战争中确实起了很大的精神激励作用，鼓舞着起义的农民为这美好的理想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从这点看，墨子的爱无差等，不分亲疏的平等思想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思想共鸣。墨学原旨通过民间宗教教义的转换，构成了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这种原始的平等观念也冲击了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观念。但是，农民起义队伍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长期作为一种社会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因为，家庭、家族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仍然是社会存在方式的基本单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固然美好，但不能具体构造出现实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使其具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力量。所以，就是胜利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坐上龙庭或成为开国功臣之后，也总是为自己寻找神圣的来历或显赫的祖先，并将自己的家族通过联宗、建词堂等等方式，重新恢复家族宗法。重宗族、重血缘、重家庭的思想情感和心态连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力量都无法冲毁。虽然农民起义在揭竿而起，高举义旗的时候，以均等、均富的平均主义口号吸引了广大农民，但在建立秩序时却不得不皈依儒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的反宗法思想，在以家族为本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社会里没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土壤。这点从农民起义的政治目的的失败或蜕变中也可得到印证。在中国的宗法农业社会里，行政区划是以家庭血缘区划为基础的，它重视的是家族血缘关系，并不具有公民意识，血缘关系掩盖了阶级关系。血缘宗族观念弥漫、浸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孟子批评“墨子兼爱是无父”的观点，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成为一种对墨子思想评价的定论，从宗法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墨子思想对农民起义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农民起义的领袖以其本身的人格力量加上类似宗教领袖的神秘性，使其成为农民起义队伍的凝聚中心。

应该说，历代农民战争开始举义旗的时候，在起义队伍的内部实行了一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平等制度。各种宗教式的严格纪律对起义的农民——从将军到士兵都有相同的约束力。起义的领袖以他本人的人格力量和神秘的威慑作用比较有效地维持了这种秩序。这种宗教式的狂热使农民起义的队伍在其早期往往能保持其旺盛的政治热情，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和士气高昂的势头。随着农民起义的逐步胜利，起义队伍的扩充，占领区域的扩大，相应的组织机构也复杂和发展起来。起义队伍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且要处理各种行政问题，并且面临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财产再分配问题。原来只求温饱生存的基本目的，在胜利中已被湮灭。财产的再分配和起义队伍内部的等级制度使农民起义领导阶层的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在宗法农业社会的环境中，原来贵贱贫富的等级现象在起义队伍内必然再现。起义领袖的人格力量消失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感之中，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榜样蜕变成为顶礼膜拜的宗教偶像。原来严格的教规式纪律，也由于起义队伍内邻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和领导阶层的腐化而不可避免地松懈、瓦解了。为了维持、巩固农民起义队伍及政权建设的需要，农民起义领袖不得不借助儒生谋士，以儒学的理论和政治实践重新构造农民起义队伍的组织和进行政权的建设。

农民起义从指导思想到组织形式由墨学向儒学的转变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宗法农业社会里，宗教力量不能维持其长远的社会政治作用，它不能替代儒学从政治制度到思想观念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墨家的巨子制度，墨学的兼爱大同思想，严格的墨者之法，这三个因素都具有宗教的萌芽。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正是吸收了墨学的这些思想，构成了其基本的教义、教规和教制，也正是这些因素，道教思想影响了农民起义。恃别是在农民起义的早期，墨家这些思想的印记更为明显，但是到了农民起义的后期，却按照历史发展的铁律仍不得不回归到儒学。宗教式的狂热不得不屈从于重宗法血缘的社会传统。

道教虽然吸引了大批信徒，有时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对整个中国的宗法农业社会来说，毕竟不是主流，在政治上也成不了气候。因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更注重现实的血缘关系和家族情感。对祖先的祭祀，无论在伦理上和政治上都超过对六合之外神格力量的敬重。两汉的经学虽有谶纬神学的倾向，但其以封建三纲为核心的宗法政治理论，在中国宗法农业社会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只要家族宗法的社会结构，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还存在，那末，宗教对这个社会来说只能是一种精神调节剂，人们并不会从政治角度重视它。太平天国假借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和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家族伦理的社会心态相悖，从某种意义可以说，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农民起义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方面往往带有墨学色彩，这是小生产劳动者固有思想的一种反映。历代农民起义不同形式的失败结局说明了墨子的学说、思想不能适应中国以家庭为本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农业社会的理论需要，就是历代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这么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未能使墨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得到实现。

三、墨子科学思想的兴衰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模式

墨子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科技体系标志着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作为一种比较参照系，通过墨子科学思想的兴衰历史及其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科技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赖以长期稳定发展的社会原因。

（一）墨子科学思想的兴与衰

墨子科学思想在战国时期兴起、发展，至秦骤衰，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又得到两次不同程度的复兴。

魏晋时期，两汉经学隐入谶纬神学，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上的动乱，使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局面濒于解体，思想界又一次活跃起来，墨学也得到了一次复苏机会。这次复苏的一个特点，就是《墨经》中的科学思想受到重视，张湛、司马彪都曾引《墨经》为《庄子》、《列子》作注，例如，《列子。汤问》篇说：“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发不均也。均也，其绝也莫绝。”张湛注云：“发甚微月色，而至不绝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绝者，犹轻重相倾，有不均处也，宁有绝理，言不绝也”。《列子》虽是伪书，但它大致成书于汉末魏晋时期。上引的《列子》片段及张湛的注和《经说下》的有关论断，在思想上是一致的。《经说下》指出：“均。发均县，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又如，《列子。仲尼》篇说：“景不移者，说在改也”，张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这种说法同《经下》的论断相一致，“景不移，说在改为”。

《墨经》的科学思想对魏晋时期的科学家鲁胜、刘徽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鲁胜是一位对科学有钻研的学者。《晋书。隐逸传》记载，他曾亲自进行天文观察，“以冬至之后立暑测影，准度日、月、星”，并著有《正天论》。“其著述为世所称，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从鲁胜传记可见，鲁胜对科研相当热心，有一定的科学素养，对《墨经》了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胜“兴微继绝”，为“亡绝五百年”的《墨经》作注，第一次引说就经，将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单独成书，使得墨子的科学成果得以汇集，使墨子的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技术实践得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这种体例上的整理，是鲁胜对墨子科学活动研究的结果。鲁胜的《墨辩注叙》主要介绍了“坚白之辩”、“无序之辩”、“同异之辩”、“是非之辩”，说明鲁胜是深得《墨经》科学思想之精要的。

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对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并由对《九章算术》中的公式和命题作了合乎形式逻辑的证明，从而构成了具有逻辑证明，推理结构的数学理论。这是对《九章算术》以数值计算为中心的，非逻辑结构的数学体系的重大突破。刘徽的《九章算术注》的成就和墨子科学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刘徽研读和引注过《墨子》这部书。他在《九章算术。衰分》篇第一条说：“墨子号令篇以爵级赐，然则战国之初有此名也”。　可见，刘徽的数学活动是直接受到墨子思想的影响的。

第二，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故技条虽分而同本干者，知发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　。这样，才能做到“告往而知来，举一隅而三隅反者也”　。刘徽的科学认识活动，首先是对实践中获取的大量经验材料，进行别异分类的整理。其次是用明确的，合乎逻辑的语言形式进行理论分析，证明公式和命题的合理性，并用几何图形显示空间形体，进行简化分析，再用已证明的公式和命题，进行演绎推理，以探求未知关系。刘徽关于科学认识过程的看法和墨子的科学思想相合拍。

第三，刘徽广泛动用了定义法，使数学概念明确化，严密化，这和《九章算术》中的数学名词大都是约定俗成的状况相比显得更为成熟。刘徽对幂、列衰、率、方程等20多个数学概念直接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又从定义出发进行推理演算。刘徽以定义作为科学理论构成的逻辑起点，这和《墨经》的思想方法相吻合。两者都揭示了被定义的概念的本质属性，因而都是相当具体地被确定了，在理论思维的应用中不会产生歧义，这正是构成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同时，两者的数学定义也都相当简洁明晰，不是用比喻或否定的方法给出的。

第四，墨子“察类明故”的思想，在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在注中，刘徽应用“类”这个范畴共有20处，刘徽认为别异分类是理论认识的第一步，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初步认识。只有通过别异分类，才可能对大量经验材料进行整理，做到条理分明，不致使理论思维混乱。“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数同类者无远，数异类者无近”　。“譬之异类，亦各有一定之势”　。“凡物类形象，不圆则方”　。刘徽为数学概念、几何图形的归类，和自然物体的归类一样，是以它们的本质属性为基本依据的。分类明确，为数学的推理论证准备了前提。“事类相推，各有攸归”　，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　。刘徽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和墨家的”以类取以类予“的原则、方法相同，刘徽关于别异分类在科学认识过程中作用的看法和墨子科学思想也是吻合的。《九章算术》中的各种公式和解法，都只说明应该这么用，这么解，而不深究其所以合理，所以能解。

刘徽则在整理《九章算术》中各个问题的解法时，进行了分类，凡在理论上能说明其所以能解的一类问题都归在一起。刘徽的数学理论是结合解题的数学实践而展开的，在数学推理、论证的过程中，刘微不只停留在知其然的表象上，而且进一步探究其所以然，揭示内在的因果联系，由原因推言其结果，使一些公式的应用和计算的过程更具合理性。刘徽在注中应用“故”字有178　处，其中只有4　处的“故”是训“旧”，一处的“故”是训“原因”，其余都训为“是以”。这说明刘徽在数学论证和运算过程中的强调前因后果的逻辑联系。“故”这个字是在墨子手里净化成为说明因果规律的范畴。刘徽继承和发展了墨子关于普遍因果联系的科学思想，认为数学不只在于用传统的计算方法去解决具体的数值计算问题，数学也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去认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因果联系。算术“虽曰九数，其能穷谶入微，探测无方。

至于以法相传，亦犹规矩度量可得而共“　。刘徽不仅坚持了因果规律思想在数学理论中的运用，并且进一步批评了在数学推理中命定论的僵化观念。“衡说之自然，欲协其阴阳奇偶说而不顾疏密矣。虽有文辞，斯乱道破义，病也”　。这和墨子从因果观念出发批评五行常胜的命定论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墨学的第二次复兴是在清末民初。当时，外侵加剧，丧权辱国，民族危机严重。这一现实促使近代中国形成了一股奋发图强，自立救国的社会思想。

欧洲列强的“船坚炮利”，使中国“木船土炮”相形见拙的事实，迫使人们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价值观念开始动摇。这股社会思潮和传统的“尊王攘夷”，圣圣相传的礼义之邦的优越感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想环境，“中体西用”便成为当时社会容易接受的社会思潮。1896年6　月光绪帝诏定国是，将“中体西用”的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宣示天下。“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齐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乎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