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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评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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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宗法贵族，建立新的适合于地主经济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及宗法贵族自然成为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打倒的对象。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就是这种政治斗争的反映。同时，地主经济是建立在压迫、剥削小生产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在政治制度上，保护地主对小生产劳动者的剥削、压迫，成为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必须考虑的问题，他们决不会和小生产劳动者分享新政权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的举贤才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政治策略更符合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面是“法不阿贵”，抑制宗法贵族，防止他们的复辟，另一方面又是“严刑重罚”以对民，防止他们犯上作乱。墨子从政治平等出发的尚贤思想不仅针对西周宗法等级，而且直接威胁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相当活跃，其根本目的是要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之间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而导致政治斗争的尖锐化，以兼并为目的的攻伐战争是必然的结果。政治上的胜利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生活上的享受不仅仅是一种物欲的奢侈，而且有一种暴发户在政治上的炫耀和威慑。厚葬、奢用、娱乐，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墨子提出的薄葬、禁欲、非乐是经济上平等主义的要求，矛头直指地主阶级的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动摇他们政治上的权威。
地主阶级是想重新安排社会的阶级秩序，他们既反对原来的等级秩序，也反对绝对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等级结构，并以法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地主阶级建立新的封建社会秩序的努力符合了当时社会随着土地、财产私有化而形成的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向。他们用战争方式解决了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并使分裂的局面渐趋统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到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都是通过战争途径，最终从制度上解决了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稳定，也就是说，战争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形式。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中，充满着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生死存亡，朝夕可变。墨子代表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的呐喊，呼吁倡导兼爱、尚贤、禁欲、非攻无异是不合时宜的。墨子这些思想虽然不乏感人的力量和真诚的情感，确能拨动社会一部分人的心弦，激发他们的热情，然而在历史的铁流中，这些思想过于空泛，缺乏现实的物质力量，虽激起不小的旋涡，然而总究被淹没。犹如空谷回响，虽缭绕悦耳，然总归于死寂。随着小生产劳动者在经济和人身上对地主经济依赖程度的加强，墨子的这些平等思想也终将被“富贵在天，生死有命”的观念所替代。
要求政治平等的尚贤，要求经济平等的禁欲，要求人生自我保障的非攻，都犹如肥皂泡，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一破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结构在历史铁律的作用下，碾碎了小生产者的一切幻想和空想。
（三）矛盾的历史观
墨子是小生产劳动者空前绝后的思想代表，小生产劳动者固有的对历史发展的矛盾心理以理论化的形式更集中地反映在墨子的历史观中。这种历史观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政治上是尚同的专制主义和兼爱的原始平等观念的矛盾；在经济上是禁欲主义和蔽于用，重于利的矛盾；在实践上勇敢的批判和温和的改良的矛盾。
在上一节曾分析过墨子的兼爱大同的理想是基于一种原始的平等观念。政治上，贤者举之为官，不肖者废之为役。经济上，有财相分，有利利人。人际关系应互爱互利，视人若己。墨子认为，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而且可以通过尚贤、禁欲、非攻等措施，再将现在不平等的社会异化恢复到自然的平等。要实施这些理想措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墨子认为应该实行尚同。何为尚同？尚同从何源起？尚同有何作用？对这些问题，墨于是这样论述的。
墨子认为，“若苟百姓为人，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斗，而薄者有争。” “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人各有思想，各有欲望，意见纷坛，彼此不一，相互争执。由此，小至家庭不睦，大至天下不安。所以，有天子、三公、诸侯、正长之制。天子通过三公、诸侯、正长的渠道，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达到“天于之所是，皆是之；大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墨子认为，要解决众议不一，社会纷乱，唯有实行天子一同天下之义的办法。
尚同应“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 一乡必同其乡氏之义，则乡治；一国必同其国君之义，则国治；天下必同天子之义，则天下治。所以，墨子指出：“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日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庭，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当此之时，本无有敢纷天于之教者。“ 尚同作为治国之本，可”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 ……墨子尚同的政治主张是针对众议不决，社会纷乱，政局动荡的社会现象，是为了解决人由自然物欲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斗争等问题。本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社会阶级的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各阶级利益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主张。如何调节各阶级的利益，使社会秩序保持协调和稳定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关注的社会问题。墨子想以尚同一义，天子专制来籍制人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虽然，墨子也说尚同一义是为了赏善罚暴，但一同天下之义的天子是天择授权的。“天之欲一同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 王权天授为尚同于天子增添了一层恫吓、神秘的色彩。专制主义的理论解释，追根究底都是给这种专制的王权增添了一份天授神降的色彩，墨子尚同的专制主义也不例外。
墨子从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也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最有效的途径还是从上层着手。所以，墨子不仅自己游说各国君主，而且派弟子游仕于各国诸侯，并且把入仕作为自己聚徒授学的一个基本目的。墨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上升到天志的高度，是天下一同之义，并将其绝对化，变成天下唯一之义。这唯一之义通过天子、三公、诸侯、乡长的政治组织的渠道将万民的思想统一，不容有异义、异端，否则将以刑罚处之。墨子是希望依靠政治上的权威力量来推行自己的主义，所以，尚同要求专制作后盾也是理所必然的。
墨子要求人人平等尚贤，但这个以能为贤，尚贤举官的标准，谁来掌握和执行呢？你说是求天下之利，他说是兴天下之害；你说攻战不义这是墨子的教义，他说墨子赞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谓诛不谓攻；你说这人有能应举之应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他说此人乃不肖之徒，应贬之为役。争说纷坛，莫衷一是，墨离为三，取舍相反，相互攻讦，皆自谓真墨。墨家学派本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天下芸芸众生了。况且，高爵重禄和贱役贫困毕竟是一种差别，为了这贵贱富贫的转换，社会各阶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墨子的平等主义，不能靠空谈，墨子提出用尚同来实行平等。即然尚同，只能同于一人、一义，那么这对其他各人、各义来说就无平等可言。天子所是，莫敢非之，天子所非，莫敢是之，政之所加，莫敢不宾，天子所教，无有敢纷。虽然墨子在形式上为天子披了一件贤者的外衣，但是天择贤者为天子，其目的是要一同天下之义。所以，从实质上说，墨子的尚同是一种要求绝对同一的专制主义。墨子的乌托邦的兼爱社会要在政治专制主义的权威下才能实现，这不免使人感到南辕北辙，颇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感。
在生产上，墨子一生强调的是实用重利，并以万民之利，合民之用力支点。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墨于把利提到义的高度，“义，利也。” 另一方面，墨子的民生实用又是有一定的限度“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所以，墨子又倡导节用、节葬、非乐的禁欲主义。墨子的禁欲主义固然是对贵族统治阶级的一种限制，同时也不要求满足百姓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进一步的追求和欲望。墨子本身以节俭自苦为极，成为一代楷模。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动，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 苟子比较中肯地指出了墨子实用重利和禁欲自苦的矛盾，并认为以禁欲自苦为基础的实用重利，其效果适得其反。节用反使天下贫，非乐使人不和。墨子这种苦行主义的节俭之道违背自然人性关于物欲要求会不断增长的人之常情。所以，庄子批评墨子的节俭之道，“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这一批评确有一定道理。
物质生产的本身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需用，既然墨子实用重利，那么凡是有利有用于万民的物质生产都应极力充分加以发展。但是，墨子足以奉给民用则止的观念又阻碍物质生产的发展。墨子以身作则，倡导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仅以生存温饱为物质生产的基本目的。这种观念和行为显然是不能促进物质生产在数量上、品种上、质量上的进一步发展。墨子从自然人性立论强调赖其力者生，但他只看到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没有看到对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墨于看到了当时广大小生产劳动者生存的艰难困境，故而强调天下之不足为天下之公患，倡导节欲。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体表现为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不断追求，这是人的本能需要。禁欲节俭的做法不符合人的这种自然本性。人对物质生活以及由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是随着人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的。
这种对物质、精神不断增长的需求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力量。墨子过于强调节俭，确使人感到生活的贫瘠和生产的艰辛，这对提高小生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极为不利的。对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来说，往往会因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放弃有价值的生产技术的发明，生产工具的改进，忽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长远的综合效应。用节俭自苦的方式来解决损有余益不足的均利问题，而下是靠以促进发展生产，提高消费生活水平的方式，墨了的这种思想是不能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可能真正由此达到天下均利的理想，相反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富强。
同时，墨子也没有看到社会是人们相互联系的一种集合体，而人在生产活动中必然要和各种自然现象发生关系。这样，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现象之间，人与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人际之间的精神、心态的平衡、调节问题亦是人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音乐、艺术等人类活动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为了适应人类精神生活和心理调适的需要。墨子非乐，只看到乐之不能实用生利，并以音乐能移人性情，荒废生产为由而非之，而没有看到音乐人情调适之必需。音乐的作用，其大者起了一种社会心理协调的作用，小者则调节了个人的情绪和生理节奏。在喜悦、哀丧的仪式中，音乐表达了人的喜怒哀乐的各种感情，并以此联络了人际之心的情感。音乐对人的教化有一种潜侈默化的作用，荀子说：“乐中平则民和不流，乐庄严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 荀子这段批评墨子非乐的文字，确实揭示了墨子在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禁欲的弊端，论证了满足人类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对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墨于实用重利和禁欲的矛盾，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由于生产环境、社会地位的限制，对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着一种狭隘的看法。小生产劳动者不能认识到社会是由各个不同利益阶级所构成的集团。彼此的利益虽然是对立的，但也往往彼此联系、制约。要用同一种节俭禁欲的方式来要求各个社会阶层，不仅既得利益者的统治阶级很难接受，就连小生产劳动者本身也感到自然人性受到压抑。历史表明，社会的发展不是以禁欲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是以生活消费要求的提高，以此促进物质生产发展的方式实现的。墨子实用重利和禁欲节俭的背反，只能说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而是一种贫困式的原始大同的社会理想。
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批判是诸子私学思潮的一个基本方面。孔子、老子、墨子虽然是不同社会阶级的思想代表，但他们都对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黑暗面都作了相当清醒和理智的揭露和批评。相比之下，墨子对社会的批判更为激烈、尖锐和深刻。这和墨子本身作为其所代表的小生产劳动者的一员有关，他对社会的黑暗有更切身的体会，对社会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有更为自然本能的愤怒。但是，墨子激烈的社会批判一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时，却明显地表现出保守改良的特征。这种保守、改良的特征说明当时小生产劳动者力量的分散和薄弱，他们把改善自己生存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圣人贤君；寄托于温和的改良；寄托于贵族统治阶级的明智。墨子希望贵族统治阶级明白损有余益不足，上下均利对自己有利的道理。“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醛粟盛，以祭上帝鬼神”， 小生产劳动者有了生存条件，他们才能创造王公大人所需的物质财富。墨子并不想打倒、推翻原有的各级统治者，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农与工肆之能人，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各级“官吏，希望他们能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这种有能则举之的尚贤思想一方面固然表达了小生产劳动者要求政治平等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小生产劳动者把自己境况改善的希望放在入仕做官上，想变成新的富贵者，”高予之爵，重予之禄“。 确实，在当时，庶民从学入仕平步青云而富贵的社会现象较为常见。这种社会现象给小生产劳动者中的一些佼佼者提供了条件和希望，并被夸大、想象为小生产劳动者摆脱贫困的一种普遍出路。
墨子温和的改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认为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可在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原则下得到调和统一。墨子一再倡导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个利与害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是对小生产劳动者而言，而且也是对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而言。这种普遍意义的利与害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及其利害关系虽然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相互依赖而存在，但是阶级的冲突，物质利益的对立是不可能通过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来解决的。其二，墨子背周礼而用夏政，是希冀用对原始大同的朦胧回忆及现实社会中小生产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的互助友爱的社会风尚，将其理想化，普遍化，当成一种人入可以遵守的社会准则，使其对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约束力。这样，人人都成为谦谦君子，社会丑陋的黑暗面就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兼爱、交利的大同社会又会重新恢复。其三，墨子的禁欲节俭，自苦为极的主张，虽然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但也同样要求小生产劳动者。墨子将小生产劳动者的生活需求只限于得食、得衣、得息等起码的生存条件，并不鼓励他们对物质利益提出更高的追求。墨子这种得此而足的主张，即一方面要求统治阶级收敛其剥削程度，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生产劳动者不要过多要求，虽然墨子认识到小生产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确实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对贫富两极分化极为愤慨，另一方面也往往心满意足于有个温饱的生活条件，害怕过多的物质要求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他们所梦想的太平和康乐的生活。其四，墨子将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改革付绪于游说少数人君世主，以为只要有少数明君贤主能采纳他的主义，实践他的政治主张，那么兼爱交利的平等社会就会实现。他一生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对统治阶级进行说教，而且坚持言不听不处其朝，义不行不谋其官的原则。这虽然说明了墨子对自己主义的坚定性，但也充分表明了墨子实现其主义的手段只有说教改良。墨子并不想在实际行动上组织小生产劳动者以暴力的形式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也没有在理论上宣传或论证暴力造反是小生产劳动者能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平等的最好手段。
对墨子历史观三对内在矛盾的分析，说明子墨子表现了小生产劳动者对社会历史看法的两重性。虽然墨子的历史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动态，但没有揭示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发展的基本倾向，从这个角度，墨子矛盾的历史观正是其乌托邦政治理想的一种反映。
二、墨子政治实践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墨学是先秦诸子时代能和儒学相抗衡的显学，其影响显赫一时，这是先秦诸子都承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墨子的政治实践却是完全失败的。虽然止楚攻宋是墨子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业绩，但这场被制止的战争对春秋战国期间无数的大小战争来说，只是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很快就被吞没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最终还是以战争方式结束，秦始皇建立的统一帝国是一个用刑法严厉镇压和控制的封建专制的等级社会，它充满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激烈的阶级冲突。这里，先分析一下墨子政治实践的基本特征，再进一步论述其政治实践失败的若干原因。
（一）墨子政治实践的基本特征
墨子提出了代表小生产劳动者思想和利益的一种理论体系，墨子以及他的弟子后学都迫切希望这种理论能付之于实现。墨子集团不仅是聚徒授学，坐而论道，而更主要是以东奔西走，周游列国，劝说君主的方式来实现其主义。在墨家集团内部实际上实践了其理论主张。所以，人称“墨突不黔”“墨子无暖席”。
墨子聚徒，组织成一个类似宗教式的集团。墨子用墨家教义，巨子制度，严格的修身磨炼等类似宗教的方式将墨家成员凝集成一个相当稳定的行动集团。墨子要求墨家成员自觉地严格遵守墨家教义。墨子献书楚惠王，楚惠王不欲采取其主张，但表示乐养贤人，以书社五百里封之，墨子不受而去。 又越王欲以吴地五百里以封墨于，墨子得知越王不会用其道，实现其主张，亦辞封不去。因为墨子认为，“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耀也”。 墨子反对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主义，批判“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慎也”。 墨子认为为禄背义，苟且偷身忘义的市侩作风是墨家所不齿。
墨子对坚持墨家教义的要求是言行一致，认为“言足以迁行者，常常；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墨子批评其弟子胜绰见利忘义，助项子牛三侵鲁地，“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作为一种对比，墨子极力称赞其弟子高石子持义背禄。高石子仕卫，卫君以高官厚禄待之，“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也。“ 墨子对教义遵守的严格要求，使墨家成员在精神、信仰上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愿为墨子的主义而吃苦献身。
墨子在墨家集团中实行巨子制度，即类似于宗教领袖。巨子是一同墨家之义的圣贤，而且还是墨家之法的执行者。巨子以自己本身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领袖地位对墨家成员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墨家成员对巨子都绝对服从，并为之赴汤踏刃，死不旋踵。《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的一则关于墨家巨子的故事生动他说明了这一点。墨者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国，以身殉职，其弟子徐弱谏孟胜说，如孟胜一死，则绝墨者于世。孟胜认为，如果我不以身殉职，世人会以为墨者言行不一，贪生忘义。这样，社会上求严师、贤友、良臣，必然不会再求于墨者。今天我以身殉职，是实行墨者之义，继承了墨子的事业，将其发扬光大，何况我已将巨子之位传于宋之贤者田襄子，所子墨者绝不会绝于世。徐弱听后说，遵巨子之言，我请先死。孟胜死后，随其殉死的弟子有83人，两个去传命授巨子位于田襄子的弟子，完成使命后，也赶回荆国殉死为巨子。
墨子要求墨家成员具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要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必须加强自身的修身磨炼。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墨子认为，“世之君子欲其之义之成”，必须“助之修其身”，就好比“欲其墙之成”，必须由“人助之筑” 一样，因为“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无论是从事什么事业，必需以身、行为本，只有本身达到了一定的道德、精神、修养的境界，做什么事才会有所本，使思想、行为达到自觉的统一。反之，修身欠缺，必然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这样，“志不疆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守道不笃，遍物不博……本不固者未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情，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墨子“言必信，行必果”的作用，正是墨者长期自身磨炼修身的结果。
墨子以天下为己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他们并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相反，为了求天下之利，勤生薄死，以自苦为极，倡导大禹沐雨柿风，形劳天下的自我牺牲精神。墨子本身也是大禹式的人物，他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裘褐为衣，以跳动跂为服，日夜不休，奔走于各国，宣传、实践他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主义，以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了止楚攻宋，墨子率领弟子，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日夜兼程，赶到楚国，制止了这场侵略战争，实现了他的非攻主张。墨子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自我牺牲的博大精神确实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能激起社会一部分人宗教式的政治热情。因为受到这种精神感染的信徒，往往在精神上有一种超脱尘世俗事的心态，有一种作为人间救世主的良好的自我体认，从而使墨家成员在精神信念上，思想方式上，实际行动上都有类似宗教式的迷惑、沉浸、执着，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情感和气慨。
墨子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信仰，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方向。严格的自我磨炼，使墨家成员不仅具有为墨子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备了艰苦奋斗的体魄和精神。这使墨者在相当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去，发挥出超常的作用和影响。在墨家集团内部实行巨子制度，使得墨者的思想、行为得到了高度的集中，墨者集团力量的效应可得到充分发挥。犹如一个人数不多，但勇猛异常的敢死队，他们舍身赴义的英雄气慨，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说墨家是以宗教集团式的组织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是墨子政治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因为它具备了宗教式组织的基本条件：宗教领袖（巨子）、教义（俱诵墨经）、教规（墨者之法）和宗教精神（狂热的信念、执着的追求）。
墨子政治实践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下层的小生产劳动者是墨家集团的基本力量。春秋战国之际，小生产劳动者是一种个体的自由劳动者。他们是刚刚从“工商食官”的制度下解脱出来，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关系比较薄弱，这使得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有可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和生活处境，加入到处奔走，常无定处，以求天下之利为目的的墨家集团。同时，小生产劳动者分散经营的特点，使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有人用权威的力量来解救和保护他们，从思想上他们容易接受以巨子为领袖的墨家集团的组织形式。小手工业生产者的行会制度有比较严格的等级观念，特别是师傅的权威力量和学徒期间相当刻苦的生活磨炼所留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又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墨家集团的各种严格的教规。在平时生活中，小生产劳动者普遍存在互助友爱的风尚习惯，这使得墨家集团能在集团内部实现有力助人、有财分人、有利交人的教义，使得墨家集团有可能在经济生活上维持下去。《墨子。耕柱》篇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明了墨家集团内部实行了有财相分的主张。墨子弟子耕柱游仕于楚国，墨子几个弟子路过楚国，耕柱子仅以几升之食招待。这几个弟子因其招待不厚，回来报告墨子，说耕柱子在楚做官于墨家无益。墨子认为未必这样。后来，没过多久，耕柱子派人送十金给墨子，并表示自己有罪，没有及时给墨家集团以经济援助，今天送上十金给先生，请先生相分。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社会比较合乎小生产劳动者的心态，而“有能则举之”的政治上机会平等的主张，更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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