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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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　面桃花相映红”之句。
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
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
②　　《孟子·万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
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①　　李清照《声声慢》。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
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　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
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　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　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　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　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　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　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　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　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　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　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　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　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　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　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
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　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　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　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
精心为传主梳辫子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　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　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　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　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　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　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　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　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　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　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　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　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　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　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
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　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　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　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　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　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　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　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　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　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　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　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　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　荣、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　1086　年至　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　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
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
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附会之处，本书正文中还将有所分析。
④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⑤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①　　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见本书卷首。
在反复捧读匡老的这一书序，特别是这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后，笔者深深　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种极为“感奋”的心情下来进行这项写作的。
所以首先下定决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知难而进的办法，　不管自己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设法解决李清照作品的系年问题。
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这里仅举二例：例一是，选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难见载籍和经传，那么　就从与她有关系，又有地位的“须眉”的行实中寻找线索。传主的翁舅赵挺之系时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见于正史，对于清照写给他的诗句，即可联系朝　廷的有关事件，加以分析排比，从而作出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华书局　1981　年　8月出版的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载有从《诗渊》第　25　册上发现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叶》。关于此作，除了在原出处署有“宋李易安”的字样外，无其它任何线索。笔者根据词中有“芝兰为寿”等句，第　一步可确定它为寿词；又根据其中的“鹤瘦松青”、“东山高蹈”等句，第二步确定这位寿星还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位极受词人尊重的长者；第三步即　排比与清照有关的人士，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有深交的晁补之身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实。原来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是晁补之　隐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并于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时又大约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个年头。金乡和青州均属于今山东，且二地相距不远。　在没有发现与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将这首《新荷叶》，作为传主为其文学上的忘年交和长者晁补之所作的一首贺寿词，系于大观二年，当是合　理的。至于为什么对此词特别重视，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出交代。例二是，亲身体察，旁征博引。这是对在《漱玉词》中别具一格，又是传主的一首重　要词作的《渔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词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　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所谓“亲身体察”，对解读此词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象　亲口吃饭那样，对词旨细细品尝体味；其次是对词中所涉及到的虚实难辨的名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实地考察，比如对结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　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说是指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与词的表层语义是相符的，似乎无可非议，但对于解决词的系年问题却毫无意义。　而不能正确解决它的系年、不了解传主在写此词时的心态如何，解读就很难到位。于是就转换视角，从另一角度考虑，遂想到“三山”还是实实在在的　地名，而且在我国至今的版图上仍有四个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东莱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苏镇江）　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别称三山。这四处三山，莱州和京口二地，清照确实到过。南京的三山，在其远览寻诗的过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赏心亭　当可尽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处“三山”，笔者曾对这几处“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从而断定——清照词中“三山”　的表层语义是指东海三神山，而深层语义则是指福州的别称“三山”，下面我们就通过旁征博引来解答传主为何要到福州的问题。
原来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时李清照还留在建康为逝世不久的赵明诚料理后事。事毕，传主在走投无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删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诏　书的机构，其属吏自然是跟随御驾行动。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紧追御驾。不料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却闻敌丧胆，望风而逃，清照几经扑空，终未追及。　紧接着传主耳闻“颁金之语”②，意即赐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诬告她家私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为之惊恐不已。遂倾其家中铜质器物，　欲追赶逃跑中的宋高宗投进，以湔洗被诬之冤。所以高宗在两浙逃亡的路线，也就是传主追赶流寓的路线。
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　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　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
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　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　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　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　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　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　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　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后，亦于此时入闽④。
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　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　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　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　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　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　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　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　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　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　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　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
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　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　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
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　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　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　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　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　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
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　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

（四）
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　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　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　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　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　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　来，其训释也没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说是穿凿迂腐的，致使传主的难言之苦未曾得到应有的同情，更使其许多超前的进步思想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许多精　辟见解，未曾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往在解释李清照其人其作时所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对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　对于《漱玉词》的研究，假如不从细审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远也解不开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
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　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　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　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
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　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　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　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　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
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
的词核，既符合当时的词材标准，也与传主的同学主张相一致，也当是对“晓　来风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释。此词中最大的难点被攻破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笔者还对《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念武陵人远”句，　作了前文所缕述的一番新解。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