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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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ァ保�其《凤凰台上忆吹萧》、《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等词，所写的就是一种接近于弃妇的　思归心态。

（二）
莱州太守的“金石”业绩大约宣和三年至五年（1121—1123　年），赵明诚任莱州太守。在解读李　清照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不能不涉及到赵、李的一些情感隐秘，从而在《李清照评传》的有关章节，曾对其至少是精神上的“武陵”、“天台”之　行以及其对清照的不应有的慢待，曾有所非议，但是，赵明诚毕竟是一个专注于“金石”而与欧阳修并称“欧赵”的这两方面的大学者，“事业”对他　的吸引力远胜于“声色狗马”。在青州是这样，到了莱州仍然如此。据李清照回忆，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金石录》已初步装帧完成，里面夹有驱　除蠹虫的芸签，外面束着淡青色的丝带，每十卷为一帙（函）。公事之余，每晚校勘二卷，跋题一卷①。这期间的主要成就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宣和三年跋《唐富平尉颜乔卿碣》云：“有朝士刘绎如者，汉阳人，　家藏汉、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录阙此碣也，辄以见赠。宣和癸卯中秋在东①　　一本阙“十年”二字，惟云“屏居乡里”，看来有“十年”二字者为胜，兹取之。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③　　赵明诚之所以晚于其兄数年复出，当与其兴趣悉在《金石录》的撰著方面有关。
①　　《后序》。
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
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三）
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
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
③　　《金石录》卷二一。
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②　　《后序》。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
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
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
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
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
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 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
②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
③　　《金石录》卷一六。
①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七。
②　　许景衡《横塘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的问号。当然，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此事，作为淄州太守的赵明诚却成了　朝廷的有功之臣，还曾为此“转”、“进”一官。转官和进官是同义同，在宋代都是升官的意思。
就在赵明诚官升一级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已对汴梁形成了合围之势。是　时，清照随明诚在淄州任：“至靖康丙午岁，候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③。此后不久，也　就是靖康元年的十二月，汴京失陷，明诚和清照所在的“东州”就更没有安　全可言了。
早在政和二年（1112　年），明诚的长兄存诚已以秘书少监的身分言事、　其次兄思诚则于是年被擢为中书舍人，在两个儿子重赴朝阙之时，郭氏就有随他们从青州重返汴京的可能。汴京吃紧，郭氏这位大约八九十岁的老人，　很可能率先迁往安全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所以靖康二年三月在她病卒后，赵明诚匆忙从淄州任上赶往金陵为其奔丧。四月，金人掳太上皇徽宗及其嗣　子钦宗并大臣、后妃等数千人北去。五月，宋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
应天府，改元建炎，自此北宋亡。
③　　《后序》。
五、南渡的前前后后
（一）
蔡京的失势和“三诚”的重振家门赵挺之被罢卒后，蔡京、童贯之流把持朝政，颐指气使，以权谋私等勾　当，早已激起了朝野的极度愤慨；金兵的南犯、宋朝的不战即溃、徽宗的禅位、钦宗的既懦弱又不忍奸邪，在这种情况下，斥责蔡、童误国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一些大臣的谏议下，钦宗对蔡京等人采取了从抑制到贬谪的做法，直至议及将其远逐到当年苏轼去过的海南。苏轼最终较体面地回到大陆，而　蔡京等则罪有应得地死于被贬谪的过程之中。蔡京一死，主要仰仗父亲的权势和荫封讨生活的蔡家兄弟，便一蹶不振，而赵家三诚，却在屏居数年清，　相继东山再起。先是挺之妻郭氏于政和元年（1111　年）五月，奏清除挺之指挥并获准①，次年七月“秘书少监赵存诚：‘诸州取访遗书，乞委监官总领，　庶天下之书，悉归秘府。’从之。”②赵思诚再起为中书舍人后，于宣和三年三月四日言添差兵马都监事，“诏并系合添差”③。至于赵明诚，前文刚刚述　及，其屏居终结为官一任后，又“连守两郡”，并“录功”“转官”。看来，在宋朝南渡前夕，赵家不仅已经彻底摆脱了逆境，“三诚”还业已成为朝中　很有头角的人物，特别是存诚和思诚不仅有资格向朝廷言事，朝廷对他们还颇有点言听计从的意味。再看赵家的两门近亲，一门是赵家的女婿，也就是　清照在《后序》中提到的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赵明诚病逝时，已是“兵部侍郎”的“妹婿”；另一门近亲是清照的娘家，她唯一的兄弟名这，建炎　三年八月清照逃离建康前，已“任敕局删定官”。兵部侍郎和敕局删定官均为朝中要职，不可能由无足轻重的人物担当。所以明诚的妹婿和清照的兄弟　在南渡的前后几年，也当是颇有实力的人物。南渡不久，存诚和思诚分别在广州和泉州担当要职。赵挺之还有两个孙子，虽然不知他是存诚之子，抑或　思诚之子，但却都是被时人认为不辱门楣的后代。赵挺之及其夫人身后有灵，亦当瞑目安息于九泉。

（二）
迁葬、奔丧的来龙去脉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三月，赵明诚为奔母丧而南下金陵，显然郭氏　当于是月亡故。此外，今天辽可以看到为她迁葬的记载：中原燕梗，未返而殂，殡于他乡，金陵之墟，子持从橐，卜居晋水，扶迎软车，不远千里。①这段文字说明，明诚的母亲故于金陵，也殡于金陵。后来其子将她迁葬　于“晋水”。晋水即今之福建泉州。家于泉州的是赵挺之的次子思诚，但这是后话。在此之前明诚与其长兄存诚已先后亡故。至于迁葬的大致时间，当　在清照填写《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词之前，也就是在建炎三年底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
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引《续国朝会要》。
①　　黄公度《代吕守祭赵丞相挺之夫人迁葬》，《知稼翁集》卷十一。
四年初的可能性较大。　依古制，“丁忧”（亦称“丁艰”）期间，子女要在家中守丧三年，不赴宴、不婚娶、不应考、不做官。但是到了宋朝，从真宗起对此制即有所改　变，诏令“丁忧”“不得离任”②。这样一来，赵明诚既在淄州任上被“录功”
“转官”，那么等待他的当是高于淄州太守的职务，而不受“丁优”制约。　所以，其母的亡故和迁葬，对明诚下一步的升迁无任何妨碍。
对于明诚此时的行迹，清照《后序》有云：“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　人丧南来”的话，对此，需要略加订正和补直。首先，所谓“建炎丁未春三　月”，虽然是指公元1129　年之春，但因“建炎”是宋高宗的年号，在其嗣位　的是年五月始用。在此之前，准确的纪年应该是靖康二年春三月。清照笔下的“建炎丁未春三月”，就是初用“建炎”那年的春天三月份的意思，字面　上与靖康二年春三月不同，实际指的是同一年月，都是公元　1129　年　4　月（阳历）；其次，“奔太夫人丧南来”句，因为没有出现主语，曾经和至今仍被　误解，即以为明诚偕清照一起奔丧。其实不然，从淄州往金陵奔丧的不仅只有明诚一人，而且他一听到噩耗，就什么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南下金陵。　这样解释，一则符合明诚一贯孝梯、宽厚的品格；二则亦可解除对《后序》
的紧接“奔太夫人丧南来”一句之后的这样一段话的误解：“既长物不能尽　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　海，连炉渡淮，又渡江，至建康。”要想合情合理地解读这段话，必须弄清一个前提，即在明诚得知其母病故时，他必然同清照商量，是偕往，还是他　先去，自然是以后者为妥。从情理上说，清照也应尽快前往金陵。所以在明诚走后，她急忙从淄州赶回青州，这已是建炎元年夏秋间的事了。发人浩叹　的是曾几何时，明诚“忘寝废食”，以致靠典当衣物搜罗、购置的大宗金石书画，此时无疑成了清照很沉重的家累，因其中既包含着其夫妇的智慧，更　渗透了二人的心血，清运时，她哪一件也舍不得丢下，一一斟酌选择，又时时忍痛割爱，加之内“忧”外患步步逼近，由清照一人料理的这一切，就是　搁在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身上，他也不见得能胜任！而清照能于当年的冬天将这么棘手的事情处理完毕，赶“至建康”①，说明她不仅具有极为出众的　文学才华和文字能力，当家理事她同样是一把好手。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是她独自押运“十五车”贵重的书画器物，“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　江”，终于以完壁到达建康。平心而论，这一解释没有不符合实际之处，想必能够被认同，从而解除关于“十五车”文物是由明诚先行带往金陵，或明　诚、清照一道“奔大夫人丧南来”时，共同带到建康的误解。当然，清照赶“至建康”，已是建炎元年底或翌年初的事情了，没能赶上再看一眼婆婆的　遗容和为她送葬。
或云明诚在其母殡葬后，可回青州与清照一起将其诸多收藏运至金陵。　这想法有道理，按说当丈夫的应该这样做，把那么重的担子压到清照一人的②　　《宋史·礼志》二八。
①　　对于同是今天的南京，在有关载籍和清照的笔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叫法，一是“金陵”，这当是清朋习惯性的以古都之名称之；二是”江宁”，这当是在一定阶段的正式称谓；三是“建康”，清照此时这么称呼这座古城是很郑重和准确的，因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云：三年己酉夏五月八日改江宁府　为建康府。
肩上，确实不近情理。但赵明诚却不是那种根本不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在性　爱方面他有负于其妻的时候，但更多的是他对妻子才情的爱慕、倚重和在生活中对她无微不至地体贴爱抚，如在他还是学生时，就悄悄节省下自己的零　花钱，每半个月在购置文物的同时，总不忘买回一些妻子喜欢吃的零食带回家。在感情的诸多方面，他与清照一直是彼此理解，而他则更多地给其妻以　宽厚和温存。清照自称“余性不耐”，也就是说她比较急躁和要强，明诚却总是以随和和忍让处之。这一次他也绝不会想不到妻子的辛劳。而是他己不　能或不便脱身回青州料理家事。试想，他三月份离淄“南来”，殡葬了其母，己当是五、六月的事了。彼时的时局之于宋朝命宫，用现在的话说，可谓危　机和机会并存。在这样的时候，深明大义的李清照绝不会以婆婆妈妈的心理来要求自己的丈夫，她会情愿以自己百倍千倍的辛苦支持他为挽救危在旦夕　的江山社稷尽一份力量。所以清运和保护文物的重任，一开始就落到了清照　的肩上。

（三）
江宁知府赵明诚在父兄被金兵掳掠北去后，继张邦昌退位登极的宋高字，较之徽宗的昏　庸奢侈和钦宗的懦弱无能，他被称为“中兴”之主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他受命于多事危机之秋，又在酷似“俎上肉”的处境下，在位达三十五年之久，　没有相应的统治谋略是根本办不到的。首先表现在用入方面，这位二十岁继位的年轻皇帝仿佛有一套驾轻就熟的权术，他对辅臣用用废废，废废用用，　除了保住皇位外，又在绍兴三十二年传位于太祖七世孙赵音后，作了整整二十五年大上皇，这与仅作了一年太上皇和作了一年皇帝就当了俘虏，被金人　分别诬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的乃父乃兄，根本不能同日而语。难以数计的史实无不表明，这是一位很有心计的皇帝。他虽然于建炎元年（1127　年）五月，　在南京应天府治之正厅即位时，发表了一篇比唱的还好听的“就职演说”，说什么“倡义旅以先诸将，冀清京邑，复两宫”，甚至“南向恸器久之”，　但其内心算计的全是如何保其皇位的“小九九”。在迁都问题上，有人曾慷　慨陈词：近闻迁都之议，臣以为敌可避，都不可迂。汴都天下根本，　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夫以诸葛亮之才而不能轧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盖曹魏、来梁先定中原，庸蜀、晋阳竭然一方，安足以当其强大！臣谓中原决不可舍，以为兴王之资；汁都决不可迁，以　蹈金人之计。①对于这种议论，高宗表面上不加可否，但其内心当倾向于迁往“外连江、　淮，内控湖、海”的东南要会金陵。因此，关于江宁知府的人选问题，就成了当时的一种颇费斟酌的事情。由于高宗所倚重的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　对主战派李纲很不满，恰恰李纲的弟弟李维娶了原先的江东经制使翁彦国之女为妻，于是翁就成了黄、汪的眼中之刺，必欲除之。凑巧，翁彦国于建炎　元年七月去世，故于当月“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八。
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云明诚于是年八月到任。据《后序》云明诚　于建炎“己酉（1129　年）春三月”罢知建康府，这样，赵明诚任江宁（后改为建康）知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被罢了官呢？　下述事件很可能就是笔者所要寻找的答案：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人为信，　江东转运副使、直徽酞阁李谟砚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
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减，则与通判毋丘绛、观　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此事，文字虽有稍异之处，但所言“时明诚　已被命移湖州”，与上述引文是一样的，均未言明诚被“罢”之事，都是说“被命移湖州”在前，“缒城宵遁”在后。而清照在《后序》中却是这么说的：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①。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
此段文字中，没有提到明诚“缒城宵遁”之事，这是不是因为此事有失　体面，清照故加隐匿呢？当以不这么看为妥。虽然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清照不会不知道，但因其所作是书序，对“缒城宵遁”之芙的事似不便亦不必　要直接完全说破，而采取了类似于春秋的笔法。应该说清照的这种写法比李心传和《续资治通鉴》更有可取之处。因为她一五一十地用事实告诉读者，　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之后，才有知湖州之“旨”。而李心传等不但压根下提其被罢之事，还先力赵明诚打出“己被命移湖州”的旗号，既然已奉调，其“缒城宵遁”就有情可原了。事实上问题不能这么看，从对同是“缒城”者　的毋丘绛和汤允恭各降二官以抵罪的处理看，朝廷绝不会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副职和部下都受了这么重的处分，赵明诚被罢官则是理所当然　的事。正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被罢了官，无事可做，所以才展转于芜湖、姑孰、赣水、池阳，如仍有职事在身，　依当时的制度，不会被允许离开任所，　为自己安家的私事四处奔彼。退多少步说，即使“被命移湖州”的“被命”
在前，他也只是接到调令而尚未离职，否则他怎么会与毋丘绛和汤允恭同样“缒城宵遁”？显然他们三人仍是同住任所的同僚。李谟首先“驰告”的是“守臣赵明诚”，他既“弗听”，又不转告他人采取应急措施，如果他确实　已卸任，那么他会直接同李谟讲明，“责任心”如此之强的李谟，无疑会另“驰告”其他守臣，连这些起码的事情赵明诚都没有做到，出了乱于他又临　阵逃脱，这不是玩忽职守是什么？对这样的“守臣”当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续资治通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某某守臣因尽职而被提升、某某却因失　职而被降或被罢。所以不论从哪方面看，清照所说的明诚被“罢”在前，比李心传等所云“被命移湖州”在前更确凿、更可信，而上文所分析的则是“罢”　字之中所包含的“缒城宵遁”之义。这虽然不必叫做微言大义，但因涉及到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九。
②　　《续贤治通鉴》卷一○三，其中的“缒城宵遁”，就是夜间在出事的时候，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
①　　“建炎戊申秋九月”，是建炎二年九月，所云是年“侯起复，知建康府”系清照笔误，因多种史料确载明诚起复知江宁府亨是在建炎元年七月议定、八月上任。翌年五月八日才改江宁府为建康府。
传主赵明诚的重要行实，似有必要做出上述发明。　笔者从各方面敲定赵明诚被罢知建康府，确因其“缒城宵遁”，是否意味着这是赵明诚的一种很大的罪过？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那个“御营统制　王亦”所谋划的当是一次小小的宫廷兵变，询为统治者内部之事。前文对赵明诚的被朝廷“录功”既不对其加以褒扬，此时他被朝廷罢官，今天亦不必　对其大加挞伐。“缒城宵遁”，充其量不过有损于其自身形象而已。之所以在这里多花一点笔墨，是因为赵明诚的这类问题过去鲜为人知。笔者既提出，　如下予说透容易引起误解，但要说得很透又不大可能，一则因然限于笔者的水平，再则主要还是作为文学家的《李清照评传》附传的《赵明诚传》，不　允许用过多的篇幅加以评论。所以笔者主要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摆出史料，至于如何看待赵明诚的所谓是非功过，当以马列主义的史学观为准，本　传如有不符之处，愿聆教诲。
看来，今天对发生在赵明诚同一个人身上的彼朝廷“录功”、“改官”　和与此绝然相反的被朝廷问罪、罢官持慎重态度，不轻易为他做“政治结论”
是必要的，但既要为其立传，那么更有必要过问一下，这位身居东南形胜之　地金陵重镇之要职的赵明诚，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他究竟作了些什么较有意义的事呢？现在看，有案可稽的是他于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为《赵氏神妙帖》所写的这样一则跋语：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余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余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后阙）
这件稀世之宝的价值所在，及其得以留存的来龙去脉，正如这方面的行　家岳珂所云：右蔡忠惠公《赵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赵明诚字德甫题跋真迹共一卷。法书之存，付授罕亲，此独有德甫的传次第。而蒋仲远猷，晁以道说之，张彦智缜俱书其后。中有彦远者，未详其为谁。承平文献之盛，是盖蔚然可观矣。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乓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所憾德甫跋语，糜损姓名数字。帖故有石本，当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来。叩其所从得，靳不肯言。予既从售，亦不复诘云。赞曰：公书在承平盛时，已售钱二十万，赵氏所宝也。题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献足考也。易安之鉴栽，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　口，将与平生所宝之真，俱俟吾老也。
以往赵明诚主要是靠自身的辛苦和与清照的共同节衣缩食，逐步形成其　金石书画等几无前人的丰富收藏，但在江宁知府任上，据王学初云，他竟做出了一件不上台面的事：“谢伙携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过江宁，明　诚借去不归。谢汲字景思，上蔡人，谢克家之子（谢克家与赵明诚为中表），著有《四六谈麈》。此事见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　卷三所载吴说跋，跋长不录。据吴跋：此图乃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与其同郡人谢伋。伋携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因不归。”②赵明诚就这样在　建康知府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