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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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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城”里是一片黑暗，没有一线光明。即使是作家所肯定的大鹰，他为了报效国家，不惜以死来唤醒猫人的觉醒，结果也只是徒然捐躯，猫人并无积极的反响。这样的描述，多少反映了作家当时的“心态”：“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老舍“由愤恨而失望”。（注：《我怎样写〈猫城记〉》。）《猫城记》阴冷的色调既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老舍特定情绪的产物。胡洁青先生说得好：“我觉得，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的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这部书反映了一个徘徊在黑暗中不断寻求真理的旧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反映了一个老作家复杂曲折的成长过程。”（注：胡洁青：《老舍论创作·后记》，《老舍论创作》。）
老舍并未绝望。他徘徊在黑暗中，力图跨越这弥天的黑暗，去追求光明。《猫城记》中，常常有离开具体事物的描写而直抒胸臆的抒情文字，其言词之热切，是老舍其他作品中少见的。他借“我”之口，说出了他的痛苦：“我落下泪来，不是怕，是想起来故乡、光明的中国，伟大的中国……我将永远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但是他仍执着地向往未来，梦想有一天“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
《猫城记》记录了老舍的思索和探求，记录了他的痛苦和失望，记录了他的长处和弱点。以后，他再没写过同《猫城记》类似的作品。
第八章“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赶集》及其它
一九三四年九月，老舍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赶集》。他对于自己的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做了如下的说明：
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作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注：老舍：《赶集·序》，《赶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初版。）
这是事实。据赵景深回忆，他接手编辑《青年界》以后，曾经向老舍约稿。他在信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用圈圈起来，说是赵某被围，要老舍快发救兵。”当时老舍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回复了他一封有趣的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注：赵景深：《我所认识的老舍》，《艺术世界》1980年第1期。）这一次老舍交给他一篇两千来个字的短篇，就是《马裤先生》，刊于《青年界》三卷三期上（一九三三年五月）。这算是一个插话，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老舍的幽默感，也可以知道他赶写短篇的一些情形。
《赶集》收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发表的十五个短篇。首篇《五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最后一篇《也是三角》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未收入集中而写得最早的是《小铃儿》（一九二三年一月，刊于《南开季刊》第二、三合期），此外，还有《抓药》（一九三四年五月）、《生灭》（一九三四年八月）、《沈二哥加了薪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等，也未收入集中。
老舍自己认为，他正式创作短篇小说是自《五九》始，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小铃儿》只能算是一篇习作。《五九》同《小铃儿》一样，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题，但是作品的侧重点并不在正面描述人们反帝意识的增长，倒是写了一个惧怕外国人、为外国人作仆人的中国人，具有怎样的洋奴心理，从反面提出了问题：中国人如果不摆脱掉在外国人面前的奴颜卑膝的精神状态，则墙上无论贴多少“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无论如何纪念国耻，仍无济于事。这个短篇，近于一篇速写，但写得精炼、完整，内容也含蓄、深沉。
在老舍早期短篇小说里，有不少作品以夸张的笔触，讽刺了市民阶层中的消极现象。这些作品，寓庄于谐，描摹了丑恶的、可笑的世态人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写了一些“笑话”。比如《同盟》、《开市大吉》、《抱孙》、《眼镜》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开市大吉》写医界一伙江湖骗子异想天开合伙办了一个医院。他们费尽心机，以各种名目招徕病人就医，又用各种名目敲诈病人，甚至以“香片加了点盐”当做针剂，顶替六○六给患花柳病的军官注射。割痔疮时单等病人疼得狂叫才临时商定注射麻醉剂，以便无限抬高药价。他们承办考学或保寿险的检查身体的业务，只要交五元检查费，“哪怕已经作下寿衣，预备下棺材”，“也把体检表填写得好好的”。他们准备自己为自己挂匾：仁心仁术。作品用一系列笑料，把几个恣意行骗的“医生”的丑态暴露无遗。《马裤先生》写一个市侩主义者，在火车上只顾抖“派儿”，弄得周围的乘客不得安宁，茶房也被指使得团团转。作品的笔触夸张，写马裤先生喊茶房时，声音高到“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这两个作品中的人物，个性特征极为鲜明，但是包含的社会意义并不深刻。《抱孙》写得好，它也是一个“笑话”，但是它里面包含了严肃的社会问题，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愚昧、迷信而又颇为自信的王老太太急于“抱孙”，在儿媳生产的过程中，闹了一系列笑话。婴儿生下以后，王老太太为给婴儿行“洗三”的古礼，强行从医院抱孙子回家，路上王老太太喷嚏不断，“都是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的”，“至少有二百多个喷嚏”。这样孙子到家也就得了肺炎，死去了。王少奶奶出院后也由于护理不当，伤口崩裂，加之庸医误人，不久也一命归天。作品的题旨在于说明如王老太太一类人的迷信和愚昧是可以杀人的；中国虽屡经变革，然而陈腐的陋习依然顽固地盘踞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落后和停滞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笑料的后面正隐藏着生活的悲剧。
把生活中的丑恶、卑琐、灰色、停滞、落后……加以廓大、集中、漫画化，是这些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基本特色。它充满笑料，却又不显得轻佻、油滑，因为这些作品里透露着作家严肃的思考。当然其中也有些作品夸张失度，笑料杂陈而缺少深度，致使作品不耐咀嚼。
《大悲寺外》同上述作品不同，笔触是严谨的，内容蒙上一层伤悼的色彩，没有笑料。《大悲寺外》是一个悲剧故事。作家倾注全力以悲悯的感情刻划了“我”所尊敬的老师黄学监的形象。黄学监为人厚重，待人和善，视同学如自己儿女。但是他后来却遭到手工教师的暗算，被人砸伤。他重伤之下，仍执意要见学生一面。他对学生表示，他已经宽恕那个砸伤他的学生：“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三天之后他死在医院里。他的死以及他最后诀别的“决不计较”的话语，对于丁庚——他受手工教师的指使伤害了黄学监——却变成了一生永难摆脱的威压。黄学监死后，他曾一度得意，但不久就陷于精神自我折磨之中。他每与人争锋，听见对方说“我不计较”时，就仿佛看见黄学监“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精神上就处于恐惧和颤栗中。在丁庚看来，黄学监“用杀人不见血的咒诅”在他“魂灵上作祟”，“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二十年中，丁庚在自我折磨中一事无成，最后从家庭出走，住在大悲寺内，成了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流浪汉。他住在大悲寺，黄学监的墓地就在大悲寺外，“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这个作品暴露了当时教育界邪恶势力的猖獗；对忠厚、善良、富于博爱精神的黄学监寄于了深厚的同情；对于恶人丁庚的犯罪心理描写是逼真的，对他的谴责也颇为有力。但是这个作品也有缺点。作品过分渲染了黄学监的宽容对犯罪者丁庚精神上的威压，这种威压追随他、折磨他，使他无所逃遁。这样的艺术处理表现了作者的意图是要强调这种博爱、宽容对恶人的惩诫作用。这自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个作品流露着一种博爱主义的情调。
标志着作家对现实生活认识有了重大变化的作品是《黑白李》。这个作品写了黑李、白李兄弟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以及不同的生活道路。黑李的思想性格善良、软弱，他同《大悲寺外》中的黄学监虽然职业不同、遭遇不同，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都带有浓重的博爱主义的色彩。他同白李同时爱恋着一个姑娘。当他发现这一点时就谦和地退让了，为的是不伤害弟弟的感情。姑娘怪罪他，他又以负罪的虔诚求姑娘谅解。白李闹着要同他分家，他是宁愿把家产全部给了白李，也绝不答应分开，为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当他模糊地知道白李似乎有个可怕的、危险的计划在付诸实施却又不知道详情细节时，恐惧、担忧到了极点，在忧惧中，他开始跑教堂，为弟弟祈祷平安；他读《四福音书》，从中领悟到应当“为别人牺牲”的哲理。当他终于从王五嘴里确知白李的危险计划是要组织洋车夫砸电车时，自知已阻拦不住，于是悄悄蚀去了脸上的黑痣——他们哥俩长相原是极相象的，只是黑李眉心多了一个黑痣——准备在必要时代弟弟牺牲。砸电车事败，白李远走他乡，反动当局把黑李当做白李逮捕，枪决了。黑李死时“眉皱着点，嘴微张着，胸上汪着血，好象死的时候正在祷告。”孝悌之道和博爱主义使他走上了这条悲剧的道路，他是无谓的牺牲了。白李深爱自己的兄长，却鄙弃他的哲学：“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这个小说明白地表示着老舍对黑李不切实际的“博爱”的否定。老舍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的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的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顶‘红帽子’。”（注：《老舍选集·自序》。）白李的形象虽属侧面着笔，近于剪影，但这个形象仍显示了一些新的特点，他不单对旧世界有明确的反抗意识，而且参加到工人群众的斗争中去（尽管这种斗争是自发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白李做为一个革命者的轮廓是清晰而又确定的。老舍这时的创作接受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赶集》中还有不少表现处于城市底层、在困苦中挣扎求生的人们生活情状的作品，《热包子》、《微神》、《柳家大院》、《也是三角》等都是。这几个短篇，在内容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几乎都接触到城市底层的妇女命运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如果说旧社会是一口黑洞洞的深井，那么妇女就处在深井的最底层，农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她们在物质上的极端贫困以及精神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格外引起了老舍的注意。
《微神》是这些短篇中写得最为凄婉动人的了。作品以“我”在一种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下追想往日生活的方式，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这个悲剧不是由于感情上的冲突或破裂，而是生活境遇的变化酿成的。他们在十七岁的时候有过温馨的初恋，但是由于“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使“提婚”成为“不能想的事”，接着他远走南洋，五年以后他自南洋返回祖国，她却成了一个暗娼。在这五年里，，她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个人的沉沦一系列令人痛楚的遭遇。她先是同一个爱她的青年结合，却因为不能忘怀南洋的他，引起对方的猜忌而终至于离异，此时“她父亲的财产全丢了”，于是她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公子，“为是供给她的父亲”，这也不能持久，因为她心有所寄，结果被阔家公子赶了出来，连一件长衫也没给她留下。她必须供养腐化成性却又不名一文的父亲，自己也得吃饭，她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她于是做了暗娼。“父亲的烟是无底的深坑”，她“只为钱着急”全不管自己，几次打胎人也日渐衰老。这样，当他从南洋回来，她已经变得不堪救药。作品并没有把她处理为一个灵魂卑琐的女人，即使她已沦落风尘，依然保持着对他的圣洁的感情，然而，她已再不能奉献给他初恋时的纯洁无瑕了。她说：“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双绿拖鞋的眼。可是，多少还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继续作那初恋的梦，我已无梦可做。……及至见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么给你呢？你没回来的时候，我永远不拒绝，不论是对谁说，我是爱你；你回来了，我只好狂笑。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假如你永远不回来，我老有个南洋作我的梦，你老有个我在你的心中，岂不很美？你偏偏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这样迟——”后来，她在痛苦中，在打胎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为的是“愿在你心中永远是青春”。这个故事中所包蕴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揭露了埋葬了她的社会的罪恶。“春天也会埋人的”，有多少美的感情，在冰冷的现实里被埋葬了。从她最初的身世看并非属于底层的人们，但她终于跌落到城市底层的人们之中了。老舍着力描写那种初恋的纯真和不得结合的苦痛，以及她沦为暗娼却依然保有初恋时圣洁的感情，这样的矛盾景况、矛盾的感情，给作品蒙上一层凄迷而又哀怨的色调。“此恨绵绵无尽期”，其中也就隐含了对旧世界的控诉。
《柳家大院》描述了石匠一家的悲剧，特别是石匠媳妇的悲惨的结局。石匠媳妇因为不堪公公和丈夫的虐待自杀了。作品告诉我们，是传统的封建宗法制道德观念杀死了她。她所以经常挨公爹和丈夫的欺侮和毒打，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以为她该挨揍”，“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在她自己还不如那锅饭值钱”的家庭里，她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人穷就缺了理”，她的死是必然的。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石匠媳妇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痛苦过程，读后使人为之泪下。
《也是三角》接触到底层妇女痛苦命运的经济根源。这个作品中描述的败兵马得胜和孙占元“合伙娶”的事实，反映了由于贫困所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这里更使人感到战栗的是一个姑娘面对着同时被两个大兵男人占有的局面。作家把阴冷的、令人窒息的生活真实摆在读者面前，并且严峻地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贫穷。姑娘的父亲老林四是个洋车夫，他因病不能拉车，在床上躺了七天，这样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于维持，姑娘已连续两天没吃什么东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以五十块钱的价钱把女儿卖给了两个大兵。“女人也有三六九等，价钱自然都不一样”，她——一个洋车夫的女儿就只值五十块钱！临别的时刻，“老林四就那么趴着，好象死了过去”。姑娘的眼里没有眼泪，然而这是最深的悲痛的结果，“好吧，我都听爸爸的”。老林四“按着那些钱”悲怆地呼喊“我不是你爸爸”。这是一个充满血泪的故事，它诅咒了吃人的旧社会，诅咒了扼杀妇女的一切罪恶的势力。
第九章 “返回幽默”——《离婚》和《牛天赐传》
《离婚》
《离婚》是老舍早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熟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于一九三三年八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以后曾多次再版；一九四七年九月晨光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也一再重印发行。建国后，经作者校订并略作删改，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国外有日、俄、英、丹麦、瑞典文译本。这部作品出版后不久就有评论家指出：“《离婚》这本小说，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注：李长之：《离婚》，《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
《离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主题思想
《离婚》的内容表面看起来是细碎而又琐屑的。它写的是国民党某财政所几个小公务员的家事纠纷，几对夫妇闹离婚又复归于好的故事。但是作家却通过对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相当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小公务员灰色的人生以及他们敷衍、折中、怯懦、猥琐的精神状态，并间接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特务横行的黑暗现实。
《离婚》同《猫城记》一样，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政权机构，但是他不再采取隐喻的手段，而是以现实主义的逼真的生活描写，再现了它全部的丑恶和不可救药。 它也不象《猫城记》那样把讽刺遍及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一切生活领域，而是借一斑而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财政所透视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自然不仅需要锐敏的观察力，而且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作品里的财政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民党政权机构的缩影。这个财政所的所长是“官僚兼土匪”，办事的科员当中，“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些人在财政所只是胡混，“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一号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作品以含蓄的笔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总毛病”是什么，未便明言，但所指为谁，是很清楚的。
《离婚》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制度的罪恶。作品通过描述张大哥儿子天真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以及争取释放的过程，向人们指出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社会现实。逮捕天真的是“一个全能的机关”，“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没人知道它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它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这是一个“神秘得象地府的地方”，它派出的特务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象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在财政所，这个幽灵就是小赵。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科员，然而他监视、刺探人们生活的一切“秘密”，他同所长夫人相勾结，暗地里控制着财政所的人事变动，操纵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他利用张大哥急于营救儿子天真的心理，以答应保释出狱为名，强行勒索张大哥一所房子，诈取老李二百五十块钱，并企图霸占张大哥的女儿秀真；对于敢同他争夺姘头的吴太极，他的“算计”是：“至多再叫你玩上一个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殿阎王那儿去，我是头蒜！”对于敢同他“碰碰”的老李，心存杀机：“真，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赵科员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财政所作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他是这样卑劣无耻，“女运动员、女招待、女戏子等等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别无意义。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脸、脖子、手、脚，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他作梦的时候，女子全是裸体的。”作品虚写那个操纵着人们生死的人间“地府”，实写同这个人间“地府”有密切联系的恶棍小赵，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这种特务制度极端残忍、极端黑暗的本质。作品结尾小赵被丁二爷掐死，是有象征意味的，说明人民群众终有一天不堪忍受这种形同地狱的生活，铤而走险，尽管这种个人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离婚》的主要成就，是以批判的态度解剖了市民的庸人性格和庸人哲学。
张大哥是作品刻划的市民性格和庸人哲学的典型代表。他是财政所的一名科员，他在财政所“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他热心地为人说媒，这几乎成了他第一职业，他从中享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这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他是“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他的哲学是“折中”：“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他的“生命观”是舒服，“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他是毫无苦闷的人，他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他是已经同灰色生活化为一体，而又以消极的人生哲学腐蚀他人的一个庸人、京油子。
老邱被称为“苦闷的象征”。他区别于老张的地方是自知已陷入庸俗而不能自拔。他曾经痛苦地自白：“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疟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做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他有苦闷，然而也仅止于苦闷，最后仍然是妥协、敷衍。
老李在书中是个使人同情的人物。他也是财政所的科员，然而他有理想，有热情；曾经试图冲出灰色生活的重围，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终于以失败告终。作品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他的活动展开的。他把乡下的妻子接到北平，虽非别人勉强，却也是无可奈何，他对妻子并无感情，只是聊尽一种义务；在精神上他时时感到孤寂，心里向往着“诗意”的生活，梦幻着一位志同道合的爱人。但是，他缺少行动的勇气和决断，到头来只好同眼前的生活敷衍。天真被捕入狱，他感激张大哥平日的关心，决心把自己“押给”小赵，以救出天真。然而无济于事，反倒叫小赵讹诈去二百五十块钱。他厌恶财政所的一片灰色，他看出小赵的卑劣和无耻，他试图反抗一下，结果却不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一分一毫，他失望了：“张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劲，随便，大家都在地狱里，谁也救不了谁。”后来，天真被丁二爷救出，张大哥复职，财政所的生活仍然同灰色的河流一样缓慢地流动，景象是越来越黑暗，他只好走辞职一条路，携同妻儿回到了故乡。他实际上是一个在灰色生活面前的战败者。
老李的性格带有某种悲剧色彩。这种悲剧色彩并不是来源于崇高的品格对恶浊社会的坚毅的抗争，而是来源于善良的、柔弱的心肠对于丑恶的无可如何的妥协和退让。不错，他有理想，然而却不能坚持地加以实行，他也试图抗争，却终于陷入敷衍和苟安。他的性格在读者心里引起的是浩叹和惋惜。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敷衍、怯懦和折中，是《离婚》中许多人物性格的基本色调。小赵是个例外，其它如张大哥、老李、老邱、天真等，虽然生活遭遇有不同，个性特征有差异，然而在怯懦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张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现为“退一步想”：他替老李张罗租房，相中的房子中，有的雨天漏水，然而他却很满意。他的“理论”是：漏水的房子每月可以省二元房租，这样也就可以同“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漏屋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多少尖锐的矛盾，就在这种“退一步想”中模糊了。同为怯懦，老李的表现有时是“折中”。他对革命，未始没有向往，但是又认为“近于破坏”；虽然“极看不起社会上的一切”，却又觉得流血“太不近人情”。在更多的情况下老李的怯懦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屈从：“什么事都由着别人，自己就没个主张？穿衣服、结婚、接家眷，生，死，都听别人的。连和太太吵几句都不敢。”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这些男女的消极的市民意识，展示了这种市民意识的可怜、可笑、可悲。
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学形成的社会原因。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和恐怖政策，人们动辄得咎，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装进监狱，如天真的遭遇那样，这种社会政治条件是必然要造出一个怯懦者之群来的；另一方面，庸人性格和庸人意识的形成也同这些人的经济生活条件有关。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是软弱的、短视的、苟安的、敷衍的。张大哥对于老李出走乡下以后的生活命运曾经有个推断：“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乡下还能给他预备着科员的职位？”这个推断虽然带有张大哥本人性格上的烙印，但却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政治的、经济的原因，都使老李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对这一点的描述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老李“怎么当上了科员？似乎想不起。家长？当科员或者不是坏事。没有科员的薪水怎能当家长？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看见了衙门，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变成衰老丑恶枯干闭塞——死！”老李明知如此，“可是他必须往里爬；一种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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