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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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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显示出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然而，老舍自己并不满意。他说：“除了在学校练习作文作诗，直到我发表《老张的哲学》以前，我没写过什么预备去发表的东西，也没有那份愿望。不错，我在南开甲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气’的骄傲也没有。”（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一九二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老舍自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他在顾孟余先生主持的教育会作文书，同时在北京市第一中学兼教两小时国语。这时他每月的收入只五十块钱，抵不上做劝学员时工资的三分之一。然而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刻苦自励。生活拮据，他宁可卖掉皮袍，给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面，也绝不随意借债。罗常培晚上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所去看他时，他含泪把自己的苦衷据实以告。罗常培恳挚责问：“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他的回答是：“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檐前的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叮当乱响，两个年轻的朋友相对无言，这就是彼此的支持了。（注：详见《我与老舍》。）
二十年代初，老舍同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有过较多的联系。他同进步的、爱国的宝广林（乐山）是挚友，宝广林主事过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老舍曾在缸瓦市堂附设的英文补习夜校学习英语，并帮助教会做些社会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证道团主办的刊物《生命》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刊出老舍翻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原作者就是宝广林。宝广林用英文写作，他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宣扬一种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他认为，应该“扑杀蓄婢之制，以提高妇女地位，置婴孩于家庭中心，而尊崇独妻之制。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注：详见曾广灿：《老舍早期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文史哲》1981年第4期。）这种主张，自然带有唯心主义的、空幻的色彩，但对于出身贫寒、渴望自由平等的老舍，却是救世的福音。老舍的思想当时还没有达到先进思想家的高度，他还不善于分辨理论上的真伪，是很自然的。应该说，他还处在探索中。一方面，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又处在朦胧状态中。在这种情形下，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就难免受到包括博爱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的影响。在博爱主义的影响下，他于一九二二年加入基督教，受洗礼，也是一件自然的事。应该看到，对于早年受到的这种博爱主义的影响，到了三十年代初他是有所认识的，在后来的创作中，他并且借否定具有博爱主义思想的人物，否定了这种思想，这就是《黑白李》。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的思想历程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老舍也是如此。
因为他认识宝广林，由宝广林介绍认识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这才得以到燕京大学旁听英语。他的勤奋好学，引起艾温士的注意，认为他是北京教育界的后起之秀，愿意介绍他去英国教书。做为一个年轻的爱国者，尽管他个人生活充满坎坷，但他一刻也没忘记国家大事。“五四”运动的爱国自救的思想激动着他，忧国忧民的感情满溢心中，他希望能有机会考察各国的情形，借以探求救国的道路。他之接受艾温士的建议，毅然去国远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去教书，能有较稳定的收入，可以借此赡养老母，也是一个原因。
一九二四年夏，他登上海轮，远走异国。
老舍在北京，整整生活了二十六个年头。北京之于老舍，犹如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风俗，它的传统，它的丰富的熙熙攘攘的平民的生活，深深地理在老舍的心底。后来的创作证明，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然而在这时，那还是一个未曾开采的矿山，一棵参天大树的还未破土而出的幼芽。
第二章 异国生涯（一九二四——一九二九）
在东方学院执教
一九二四年夏，老舍远涉重洋，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
离别母亲，老舍深感歉仄，他因不能奉侍老母于膝下而心存忧伤；所可安慰的是，他初到伦敦，就遇到好友许地山，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的乡愁，使他免去了独处异国的冷寂和孤独。他同许地山早在一九二一年即已相识。当时，老舍是师范毕业生，而许地山已经燕京大学毕业留校教书，被认为是富有学问的青年，老舍觉得很难同他比肩为友。然而，许地山性格随和，“他有学问而没有架子，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注：老舍：《哭许地山》，1941年8月17日《大公报》。）他们一起到饭铺去吃八个铜板十只的水饺，一边吃一边说，不一定说什么，但总说得很有趣。老舍佩服他的学识，喜欢他的为人。一九二四年秋老舍到伦敦时，许地山已先数日来到。他是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再到牛津继续研究比较宗教学的，因为学校未开学，先在伦敦住几天。他们于异国重逢，倍感亲切，许地山就同老舍暂时住在一块。
东方学院是伦敦大学下属各学院之一，主要任务是教授远东近东和非洲的一切语言文字，重要的语种都成立独立的学系，比如中国语、阿拉伯语等。在各独立的学系中，比如中国语文系，大都有一位教授和两位讲师。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国人，两位讲师中总有一位英国人，另一位是外国人。这三个人算做固定教师，临时如有需要再另请讲师，比如有的学生如果要求学厦门话或绍兴话，而固定讲师又都是学官话的，那么就得临时请人来教。老舍在中国语文系教华语，属于固定的讲师；又因为他是应东方学院的聘请来的，所以他只算是东方学院的讲师，同伦敦大学不发生什么关系。
老舍在东方学院执教，有机会接触并观察了各式各样的英国学生；他对他们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到东方学院就学的学生，入学时没有任何限制。以年龄说，从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到七十岁的老丈或老太婆，只要交足学费，都可以入学学习。一般的情形是：一人学一样课程，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同样内容的。老舍所在的中国语文系就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进修汉文。这两位老人彼此也不一样，一位老人专学汉字，不管这些汉字都怎样发音，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另一位老人则非常注重汉字的发音，他懂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等，他到东方学院专门请老舍教他华语，他要听听华语的发音是什么味儿。这两位老人头发已经斑白，却十分勤奋。其它学生中，或专修元曲，或研读《汉书》。程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是要开赴中国，先来学几句应付差事的汉话，有的是曾经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为了深造而专修汉学。课程五花八门，上课时间不一，一位教授两位讲师如同走马灯一般，一天到晚，忙得没有半点余暇。在这种情形下，教授或讲师很难开一定的课程，往往是学生希望学什么，教师就得教什么，有时即使不能教，也得勉强敷衍，否则院长不答应。有一次，来了一位英国医生，要老舍教他点中国医学，老舍不肯随便敷衍，拒绝了；那位英国教授也感到很难“对付”。仅仅是为了维持局面，那位英国教授硬凑合着讲了一学期，教学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学院也有整班上课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军人和银行练习生。来学习的军人中大部分已是小军官，多为世家子弟，他们学习还是用功的，也遵守纪律。他们学习华语的目的是：将来能和中国人会话，能读大报纸上的社论与新闻，能将中国的操典与公文译成英文。学习一年后，被派往中国继续学习华语，然后再回到英国接受“试验”，“试验”及格，便加薪俸。只要他们学会一种语言，饷银上就可以每年多关一百镑钱。这些人将来或者继续在军队供职，或者是充当英国在外国占领地的官员。面对这些学生，老舍常常陷入深思：大英帝国为了实现它的侵略野心，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材”，对它们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我们如不自强，而徒托空言，怎么能够抵抗得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欺凌？这种思虑后来在《二马》、《猫城记》中都有所流露。他认为要救国救民必须改革教育、提高国人人格、树立民族自尊心等，这些认识曾经构成上述两部小说重要内容之一。这自然是他在未找到民族自救和民族解放正确道路之前的一些未必完全正确的认识，但是，他的一颗灼热的爱国者的心的跳动，还是可以感触得到的。在整班上课的学生中，还有一部分是银行练习生，他们大多出身于中等家庭。他们经过学习，有可能被派到新加坡、香港、上海，未来的工作并不需要他们使用汉语，所以，他们到东方学院，与其说是“预备语言”，不如说是“预备资格”，他们学习怠惰，也看不起教员。对于这些人，老舍只有鄙视和厌恶。
东方学院的教学安排并不紧张，一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只上十个星期的课，教员一年中可以有五个月的休假。假期中有的学生愿意继续上课，学费归教员所得。老舍在假期中有时就承担起这样的教学任务。其它全部业余时间就消耗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东方学院座落在城里，附近虽有几个火车站，可是图书馆里却听不到嘈杂的音响。图书馆靠街，正对着一块空地，有些花木，象个花园。一到假期，学院里清寂异常，老舍在这个图书馆里静静地读书、思考、写作，度过了客居他乡、远离祖国的漫长的岁月。（注：本节关于东方学院的内容，据老舍《东方学院》编写，《东方学院》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伦敦印象
对于老舍说来，伦敦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他对于伦敦的最初的印象，是借助于许地山的介绍。许地山领着他到城里城外游览，把伦敦看了一个大概，这是刚到伦敦不久的事。许地山喜欢历史，对宗教有多年的研究，对古物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又绝对不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好”的那种留学生，他对于外国人甚至有点过火的情绪。他因为要批判英国人，以至于连英国人有礼貌、守秩序和什么喝汤不准出响声，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注：见《哭许地山》。）有这样一位超脱于西方影响而又在学识上有高深造诣的人领着看伦敦，使老舍一方面了解到这个城市的许多“宝物”，也看到它阴暗的一方面。老舍一开始就对伦敦保持了一个清醒的头脑，而没有糊糊涂涂地断定伦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这同他做为一个爱国者的思想感情也是一致的。
在老舍留居伦敦的几年里，他除了教书、读书、写作，曾经细心地观察了伦敦以及他所接触到的英国人，这使他对于英国的国情和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于祖国命运的焦虑。
伦敦的泰晤士河是美丽而恬静的；雾季的伦敦，又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然而，它的更主要的特点却是喧嚣和奢侈：市街之上，拥挤的人流汇成一股涌流不尽的波浪，来往的汽车“一串一串，你顶着我，我挤着你。大汽车中间夹着小汽车，小汽车后面紧盯着摩托自行车，好象走欢了的鸵鸟带着一群小鸵鸟。”（注：老舍：《二马》第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两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象丢了点东西似的，扯着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见一把儿一把儿的腿，往上看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动；正象‘东海’的波浪把两岸的沙石冲得一动一动的。”（注：老舍：《二马》第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从一入秋到冬天，伦敦的热闹事儿可多了。戏园子全上了拿手好戏，铺子忙完秋季大减价，紧跟着预备圣诞节。有钱的男女到伦敦来听戏，会客，置办圣诞礼物。没钱的男女也有不花钱的事儿做：看伦敦市长就职游行，看皇帝到国会行开会礼，小口袋里自要有个先令，当时不是押马，便是赌足球队的胜负。晚报上一大半是赛马和足球队比赛的结果，人们在早晨九点钟便买一张，看看自己赢了没有。看见自己是输了，才撅着嘴念点骂外国的新闻，出出恶气。此外溜冰场，马戏，赛狗会，赛菊会，赛猫会，赛腿会，赛车会，一会跟着一会的大赛而特赛，使人们老有的看，老有的说，老有的玩——英国人不会起革命，有的看，说，玩，谁还有工夫讲革命。”（注：《二马》第168页。）老舍看得很清楚：它的富足助长了腐化，它的繁华下面是冰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英国人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伤害了老舍的感情。在伦敦，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到处受到白眼和凌辱。居留伦敦的普通的中国人，大多是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住在东伦敦，号称“中国城”。这些中国工人以他们勤劳的双手为大英帝国创造了财富，然而他们却遭到任意的诬蔑：
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注：《二马》第12页。）
国家的衰弱给予国外的游子带来的苦难和屈辱是太深重了。那时的老舍同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一样切盼着祖国的新生和富强。
对于大英帝国的侵略政策以及英国人的盲目的自大与民族偏见，老舍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但是他对于处于贫困中的英国人，却又十分同情。特别是那些处在底层苦苦挣扎勉强求得温饱的知识分子，他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生活境遇比之于中国贫穷的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他曾经遇到一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因为工厂时开时闭。他还认识一位老人，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都能读能写能讲，就是找不到事做，只得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从中拿一点扣头。还有一位老者，常到老舍居住的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因为相熟了，成了老舍的朋友。这位老人是博士，他来擦玻璃，赶上老舍在家，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讨论文学和哲学。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更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对此，老舍是感触很深的，他说：“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注：《我的几个房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老舍对于普通的英国人身上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是很赞赏的。他的第一个房东是姐妹俩，年纪都大了。妹妹勤苦忠诚，受过相当的教育，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姐姐，宁可放弃家庭教师的职业，留在家里独立撑持全部家务。她把楼上两间房子租给单身的男人，进些租金。这样，她得给大家作早饭、晚饭，得上街买东西，得收拾房间，得给大家洗衣裳，得记账，他忙里偷闲，还要读一点圣经，给朋友写信。她有一种独立不倚的品格和精神。她哥哥开着面包房，到圣诞节才送给妹妹一块大鸡蛋糕。妹妹绝不去求他的帮助，就是对那一块大蛋糕，她也马上还礼，送给她哥哥一些有用的小物件。这使老舍很感慨，他说：“自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注：《我的几个房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老舍快回国时去看望她，她的背已经很弯，发也有些白了。
老舍同普通的英国人友好往来，给他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民族偏见阻隔不住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在东方学院认识了学习华语的学生艾支顿，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艾支顿是个退伍的军官，曾经作过教员。老舍遇见他的时候，他已被补习学校免了职，没有事作。原因很简单，他本已结婚，但是在伦敦他又和一位美国女子发生了恋爱。她是学经济的，有硕士学位，当时他在补习学校演讲关于经济的问题，她给他预备稿子。结果夫人告了，离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却丢了工作，还得按月供给夫人一些钱。他们的生活因此过得很狼狈。老舍见到他，他提议“彼此交换知识”，老舍多教他些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起。老舍答应了，他们就合租了一层楼，租约三年，由老舍出房租，他们夫妇两个供给饭食。老舍曾经这样记述了他们在一块的生活情形：
艾支顿夫人真可怜。她早晨起来，便得作好早饭。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拼命的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作晚饭。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吃一顿。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象小孩子似的。（注：《我的几个房东》。）
这种生活，持续到房子的租约期满。因为一时很难找到同住的合适的房子，老舍只得同艾支顿夫妇分手。一九二九年，老舍回国时，艾支顿在一家大书局找到了工作。后来，艾支顿“出版了一本《金瓶梅》的英译本，扉页写着：‘献给我的好友舒庆春’。也许他始终不知道，他在伦敦的这位中国朋友舒庆春，后来已成为国际有名的文学家呢！”（注：黄苗子：《老舍之歌》，《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在伦敦，老舍看见了英国社会的不平等，金钱万能的怪现象，上层资产阶级的腐化，民族偏见，等等；他也看见了英国人的勤苦、善良、独立、务实的精神。他把这些印象写进了长篇小说《二马》；在这本书里，他对于祖国的命运流露了深深的忧虑。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一个严肃的作家，他的创作的动机，总是由于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启迪而萌发的，并且都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就一个具体作家的创作道路而言，那情形又总是千差万别，各具特点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标志着老舍漫长文学创作之路的起点，然而这部作品的创作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动手写作的。
在伦敦，老舍有机会同许地山经常在一起；此时的许地山已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且以他的《命命鸟》蜚声国内文坛。许地山客居伦敦期间，闲下来就用一本中国小商店里用的粗纸账本写小说。这引起老舍的羡慕和兴趣。半年以后，到异乡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举目四顾，孑然一身，思乡之情，萦绕于怀，在国内生活时所亲历的事事物物，在寂寞中闪现为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这种情形，使老舍在读小说时竟忘了读的是什么，呆呆地沉缅于回忆之中。这时，他拿起笔来，在三个便士买来的作文簿上，用钢笔横书，写下自己对过去亲历的生活的印象，抒发自己久郁于心的感怀。他的这种创作得到许地山的鼓励。他把其中的一些段落读给许地山听，许地山为他的小说中的情节逗乐了，只顾笑，没有给他什么批评，倒是热情而又恳切地催促他：“写下去吧！”这使他增加了勇气和信心。他大概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长篇，这就是《老张的哲学》。老舍把这部作品寄给国内的郑西谛（郑振铎），不久，发表于十七卷七号（1926．7．10）的《小说月报》上。他曾经说：“自己的作品用铅字印出来总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觉得高兴。”（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该说，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写出来的。许地山对于老舍的思想和创作曾经发生一定影响，所以许地山逝世以后，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老舍曾经沉痛地写道：“至于谈到他与我私人的关系，我只有落泪了，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注：《哭许地山》。）
当然，把老舍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仅仅归之为客居伦敦的寂寞和许地山的影响是并不全面的。严格地说，这只是促成他拿起笔来的外部条件。朴素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才是他所以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而这一切又同他从小受穷、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种个人气质，经过“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潮的洗涤，便又溶入新的内容：“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注：《老舍选集·自序》。）一九二六年国内革命军北伐，他虽然远在国外，但还是十分关注这个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大事件。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注：《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革命思潮的激荡，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这些给他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注进了时代的内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归根结蒂，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一时代主潮所决定的。
旅居伦敦的岁月里，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下，他逐步熟悉并掌握了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技巧，形成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文学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有深厚的素养；在国外，他于教学之余又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读《衣里亚德》（今译为《伊利亚特》）和《奥第赛》（今译《奥德赛》），他读《韩姆烈德》（今译《哈姆莱特》）和《浮世德》，他探索这些“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奥秘，在艺术的王国里流连忘返。希腊的悲剧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阿瑞司陶风内司（今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但丁的《神曲》都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他曾经把所能找到的《神曲》的几种英译本（不管是韵文的还是散文的）都逐一读过，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专门论著。他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然，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的英法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今译梅瑞狄斯），狄更斯，法国的福禄贝尔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许多时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是昼夜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这些近代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老舍的文学观的形成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举例而言，他从康拉德严谨的写作态度里懂得了不应把“写作当种游戏”，他说：“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象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拼命！”（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康拉德作品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海有关系，因为“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从这里，老舍领悟到应该“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在回顾英法小说家对于他的创作思想的影响时，他还说过：“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于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注：《写与读》。）老舍把文学作品视为“人生的教科书”的这种看法，同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点，是不谋而合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曾经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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