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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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情与性，应该说卓别林在这方面的欲望在事业面前是退居次席的。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消耗到全力地工作中去了，他总是这样认为“一夜的欢娱，等于损失了电影制片厂整整一天的工作”，他说：“性在我的生活中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最感兴趣的仍是创作。”这并不是说卓别林在这方面是个清教徒，相反他有时在这方面倒是十分强烈的。因为搞艺术的多情种子居多，卓别林亦不例外，何况他正值年轻力壮血气旺。他在自传中曾坦白直率地承认，进入青春期时曾也有过荒唐；真正成年后，摆脱了迷茫的生活状态，也曾有过几次艳遇。他还承认与美丽的艾娜·卜雯斯朝夕相处，自己最后当然会动情。但终未成其好事，于是他在美妙的事业和工作中去获得安慰。

他剖析自己第一次婚姻，是由于虚荣心作祟而轻率形成的，那是秘书汤姆无意提到汽车司机小野说，卓别林从米高梅影片公司股东萨姆家回来时，陪了一位从未见过那么美的姑娘。于是这句话打动了卓别林的虚荣心，他29岁了，不到30即立身成名，需要一位美人了。他从此和哈里斯小姐频繁往来、歌舞晚餐、海滨漫步、月夜幽会，终于有天哈里斯告诉他腹中有喜了。于是29岁的卓别林，心事重重地与19岁的哈里斯悄悄成婚。

他有过生活、工作计划，也想好好爱哈里斯，成了家他就想要一个好妻子了。但婚后第二天，真可谓证书墨迹未干，米高梅公司就挟制哈里斯签订一年的拍片合同。卓别林不同意，却劝而无效。1个月后双方即发生纠纷，哈里斯又要丈夫去谈判，解决矛盾。卓别林更不愿这个来干扰他的事业，而哈里斯婚前怀孕纯属子虚乌有，婚后仍想做电影明星。两个人虽在同一个屋檐下，却都忙于拍片，1年中彼此竟难真正会上几面。偶尔在星期天相遇，也是互相敷衍了事。同床异梦，终于导致协议友好分手。可恶的是，有些以捕捉花边新闻为能事的卑劣记者，竟在他俩分居后对哈里斯造谣，然后挑起她在报上攻击卓别林……

于是，众多的清教徒们有了事做，1920年春天，一支支诅咒之箭射向活的目标。第一国家影片公司也乘机发难，试图利用这个离婚事件的影响，扣压卓别林创作的新片。这部故事片《寻子遇仙记》近7本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想把它当作3部各2本的片子，这就可少付9万美元。而卓别林自己付出的是近50万美元和近一年半的时间与精力。片子共耗1。7万米胶片，共拍了2部底片，其中一部是专给欧洲观众看的。某些场面反复拍了上百次，如夏尔洛盖着一条像睡衣似的开了纽扣洞的被子，从床上爬起来那一场，就拍了2周。

这时，影片尚未剪辑好，哈里斯的律师在报界一边倒的支持下，扬言要没收卓别林的财产。卓别林请律师出面抵挡（1920年11月正式办理离婚手续），自己带着两个工作人员携影片底片，偷偷离开洛杉矶。躲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躲进一个旅馆租了几间房子。利用所有的地面、家具，摊开一卷卷的胶片，偷偷冒险进行剪接，因为在旅馆里存放易燃危险物品属违法行为。2000多个镜头虽然都编好号码，但偶尔错一个，就需在卧室、床上、柜上、洗手间四处寻找几小时……终于，他们在缺乏一切应有的设备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完成了艰巨的剪辑工作。又放映在白色浴巾上，检看明信片那样大的样片。

因为在接片机上已看了无数遍，卓别林觉得样片不及最初看的效果好。就事先不予公布，在当地一家影院试映一次，对影片进行一次严格考验。他自己提心吊胆的坐在观众席中，不是怕哈里斯的律师或洛杉矶、纽约报界的人追到这儿来，而是担心这部喜剧片是否成功？

电影开映了，银幕上出现了嵌在花边框中的一行字“查理·卓别林最新影片《寻子遇仙记》”，观众惊呼，随着剧情的展开，掌声像热烈的风一阵阵回荡在大厅里……

这部影片是卓别林的第一部长片，它的创作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时他虽然是联美公司的股东之一，但仍需为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完成合同规定的影片数。但一有了家，有了哈里斯带来的一些麻烦，影响了他的创作能力。1919年一部三本的《田园诗》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即在联美公司成立两个月后才于6月15日上映发行。1个月后他的第一个孩子“小灰鼠”出生，但巨大的悲哀紧随巨大的幸福而来，3天后婴儿即夭折……

那年秋天，为了排遣愁绪，他有时去戏院看看戏剧、舞蹈演出。有次一个并不出色的舞蹈演员谢完幕后，又带了一个4岁多的男孩贾克·柯根出来，小贾克跟着父亲向观众鞠躬后，突然跳了几个有趣的舞步，懂事地向观众摆摆手，跑进后台，观众们继续喝彩，小贾克只好再上场跳了一个舞。看到这个孩子，卓别林想起自己5岁登台的情景。他慧眼识珠，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可爱个性。

一周后，当他与一班演员坐在摄影场上搜索枯肠时，又想起了小贾克·柯根。这是他的一种创作方式，与厂里的演员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的反应与形象常常能触发他某种思路。这时他就谈起了那个小孩谢幕的事，有人说看到当天的晨报，报道贾克·柯根被人邀去签了合同拍片子。卓别林一听就如触了电：“哎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接着他思路豁然开朗：“你们可曾想到小孩和流浪汉在一起生活，小孩在街上到处砸窗户，流浪汉就来配玻璃。那多有趣，可以串出各式各样的离奇事呀！”

他就坐在那儿一天，编排故事、构思剧情、设计动作，厂里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觉得奇怪，机会已经错过，这不是白费劲吗。后来他也醒悟过来，一个劲怪自己怎么没早想到呢！翌日，他没精打采，有人提议另外物色一个孩子，或者干脆用个黑孩子，他否定了。

到中午，厂里一个工作人员气吁吁地赶到摄影场，激动地告诉他：“跟别人订合同的不是小贾克·柯根，而是老贾克·柯根。”卓别林高兴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快！打电话给他父亲，要他马上到这儿来，这事非常重要！”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连办公室里的人也跑到摄影场上来祝贺卓别林。这使他想到信息不能传出去，弄不好别人也会想到用这小孩呢。于是，又叫去通知老贾克·柯根的人，绝口不提小孩的事。

后来，小贾克的老爸带着一副迷惑表情来了，弄了半天才明白：“啊，你尽管把这小坏蛋留下来好啦。”

卓别林非常高兴，有人说幼童和狗是电影里最好的演员，他很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所有的小孩，或多或少都具备一点天才，问题在于导演如何想办法使他们表现出来。他就使小贾克在影片中，很好地表现了他所希望有的效果。

影片的片头字幕是“一部笑中也许含着泪的影片”：一个穷苦的伦敦少妇（艾娜饰）和她情人、一个画家，生下一个私生子。她太穷了，养不了这孩子，想给他找一户有钱人家。她在一座豪宅门口，把婴儿放在一辆轿车里。谁知强盗偷去车，把婴儿扔在垃圾箱边……

穷玻璃匠（卓别林饰）发现了婴儿，捡回到自己住的旧房子顶楼。他用旧麻袋改成婴儿的吊床，在破茶壶壶嘴上套着橡皮奶头，给婴儿喂奶。又捡了一张旧藤椅，在座上挖一个洞，把尿盆放在它底下。就这样，带大了弃儿

（贾克·柯根饰）。

小弃儿跟着玻璃匠如此谋生：他在街上游逛，乘人不注意时扔石头砸人家的窗户，然后飞快地逃跑。玻璃匠则背着玻璃架与工具适时出现，当然就会被倒霉人家叫去。他十分殷勤地配装玻璃窗……当弃儿又举起手准备扔石头时，一个警察发现这孩子有什么鬼名堂，就悄悄地走到他背后。小孩举着石头的手往后碰到了警察的衣服，他抬起头看到背后是警察，便装作没事的样子，扔石头耍着玩。接着，他天真地扔掉石头慢慢走开，突然飞也似地逃跑，警察明白过来，咆哮着去追……

终于，贫民习艺所来人要把弃儿从玻璃匠这儿领走。这一大一小两个相依为命的人，都不愿离开对方。贫民习艺所的工作人员开着汽车把弃儿带走，玻璃匠从顶楼上飞快地翻过许多房子的屋顶，在街道拐角处跳到汽车后车厢，夺回哭泣的弃儿。他不敢再回顶楼，浪迹于鸡毛旅店等处……

后来，弃儿的生母成了歌唱演员，有了钱，悬赏寻子。有人发现了弃儿，就把他从玻璃匠身边抱走。玻璃匠孤独地睡着后，梦中遇到了天使（丽泰·格蕾饰）。他求天使帮他找到幸福，天使让他也长出双翅飞上天堂。但同时天使也让警察、市民、孩子和狗都戴上鹅毛做的翅膀上了天，于是那里跟人间一样，也有很多不公道的事……

当他醒过来后，发现是弃儿摇醒他的。孩子见到他母亲后讲述了一切，母亲让孩子领着前来找玻璃匠。于是，他与弃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把纯闹剧与感情剧相结合的《寻子遇仙记》，是喜剧片的一个创新之举。当初卓别林想这样做时，电影剧作家、小说家古韦曾与他争论了很久，说形式必须是单纯的，要么是闹剧，要么是正剧。二者不能混杂，否则无法演好。拍好后，第一国家影片公司的股东、经理们，也认为他拖得长，卖不到150万。

然而卓别林成功了，他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儿童形象。他让小贾克穿了一件带洞的毛线衣，一条大人穿的束皮带的裤子，带着一顶鸭舌帽，这个装束似与卓别林年幼时在兰贝斯的打扮差不多。他布置的玻璃匠与弃儿住的顶楼背景，也与他当年住的波纳尔弄的那间顶楼相似。总之，影片的那些生活场景，对于英、法、美、澳的观众来说十分熟悉。

他写的片头字幕，是受了朋友、作家弗兰克所写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中引用的一句话的启示“我只赞扬和钦佩那些含着泪谈人世间真理的作家”。影片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浓郁的人情味与乐观主义精神，十分打动人。

《寻子遇仙记》1921年2月公映时，盛况空前。每天都有赞扬它的简报寄到卓别林的制片厂来，大意都是它已经被评为第一流的艺术作品。该片第一年的卖座，就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收入250万元。卓别林分得的纯利超过100万。小贾克·柯根如卓别林第一天见到其父时所预言的，一片而红。他成了好莱坞的童星，此后拍电影挣了400多万。

一旦暂时卸下家庭的重担，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卓别林就有时间与精力求知读书了。他逐字逐句阅读了希腊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著作，其《传记》为沙士比亚的巨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他认真翻看了德国“批判哲学”始祖康德、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还浏览了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作家伯顿的《解忧》……

他结交了许多文化、艺术名流，与《幽默的意义》一书作者伊斯曼探讨幽默的意义；与散文集《我们的美国》的作者弗兰克讨论美国的历史；与著名长诗《桥》的作者哈特·克兰讨论写诗的目的，卓别林认为“诗是写给世人的一封情书”；哈特·克兰赠给他的诗集《白房子》扉页上题写着“给查理·卓别林，纪念《寻子遇仙记》”，书中有首诗标题为“卓别林风格”。著名神经外科圣手雷诺兹是戏剧、电影的名票，卓别林常与他争论说行医才是鼓舞人的工作，雷诺兹大夫却说“戏剧、电影能鼓舞人的灵魂”，他后来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篇中客串了探监的牧师。作家哈里斯是编期刊的，经济上常有困难，每2周面临一次停刊危险。卓别林施以援手，哈里斯赠书答谢“您是少数与我素昧平生但慨然解囊助我的读者之一，您那罕有的幽默艺术常常使我倾倒，因为我认为，凡是使我们欢笑的人总比那些使我们悲泣的人更应受到尊敬。”

这段时间，卓别林可以平静深入地总结一下自己的编、导、演技艺和创作规律了。他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打破常规完全自由进行创作，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有许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都是新颖独创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应当在戏剧效果方面发挥其艺术感。”“对线条、空间、组织、速度等……从简单处入手，永远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自己“最不喜欢靠耍花招取得效果”。剧作家马克有次提出作家写剧本，应当以理智为重还是以感情为主来入手？卓别林认为应以感情为主。

他认为导演指导演员拍电影，“运用心理学是很有助益的。”他有时甚至把新来的演员悄悄拉到一边，说自己疲惫烦闷，不知该怎样导演这一场。这竟使演员忘了自己的紧张，反过来帮他想办法，结果是调动了演员的主观能动性，表演往往成功。至于对布景的要求，他说“我喜欢它能增强场面的真实感，但不要它超越了这一限度”。

作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见过一些聪明人总演不好戏，也见过一些笨人戏倒演得挺好”。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要成为一个好演员，需要学习。他说“我从来不曾研究过演戏的技巧，然而幸运的是，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伟大演员辈出的时代，有机会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虽然我是有天赋的，然而我没想到，排练的时候会发现，在技巧方面竟有那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初学的人即便是富有才能，也必须学会技巧，因为，不论天资有多么高，他仍需学会了技巧来发挥那些天资。”再，“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随机应变”。又，“智力与感情获得理想的调和，那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演员。”“对于一位伟大的演员来说，他的基本特点在于演出时热爱他自己（即自己扮演的角色）”。“但一个演员尤其要能克制自己，能保持一种内在的支配力。一场戏无论演得多么激动，但演员内心的主宰应当是沉着而轻松的，是随时都可以调整和指导自己情绪的起落的。”

　

第十一章衣锦还乡英、法行

　
　
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在1921年8月拍成《有闲阶级》一片，于9月发行。他又筹拍一部片子，他构思出了故事情节，取名《发工资的日子》。但这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和思维。他已连续工作了多年，他的心飞出了胸腔似的，在急切地向往一个地方，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他早就怀念自己的祖国了，自从1913年离开英国后，他整整8年还不曾回过国。前两个月在拍《有闲阶级》时，一架喷灯出了事故，烧穿了他的石棉裤。新闻界在报道时添油加醋，说喜剧大师卓别林严重烫伤。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制片厂又收到成百上千的电报、电话、信件。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的慰问信，卓别林刚读完他写的巨著《世界史纲》，这更触使了他下决心回英国一趟。

出发之前，卓别林在纽约爱丽舍酒馆，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酒会辞行，请道格拉斯、玛丽·壁克馥、英国作家爱德华、勒内女士等友人聚会。摆脱了工作重荷的卓别林，与朋友们玩游戏、串演小品，勒内女士和卓别林串演《茶花女》中“死别”的一场。勒内女士的丈夫是19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于戏剧创作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勒内·梅特林克夫人演“茶花女”，她躺在演“阿芒”的卓别林的怀里，作奄奄一息状。她突然咳嗽，由轻到重，于是“阿芒”仿佛受了感染，也咳了起来。俩人似乎在比赛咳嗽，后来卓别林夸张地演到几乎咳死在“茶花女”的怀中……

1921年9月初，他乘坐当年来美的“奥林匹克”号轮船返回英国。恰好又是创作了名剧《命运》的英国作家爱德华与他同路。他10多年前在伦敦时，还是兰贝斯区一个不名一文、与贫困命运抗争的青少年。如今却成名致富、享受头等舱的种种优裕的服务。竟产生了头一回赴英国旅游的错觉，他不由得向爱德华感叹这种人生命运的变化。

32岁的他现在是真正的有闲了，客舱里摆满了美国各界友人送的鲜花、水果。他可以悠闲地躺在甲板上的休闲椅上，观看海上的日落日出、海鸥翻飞；也可以依在船舷边垂钓，与上钩的金枪鱼来一个“拉锯战”。至于中、晚餐，可以不在大餐厅，而去“里茨’酒馆。那里有色、香、味、型俱佳的鱼子酱、松鸡、野鸭、葡萄酒、小烤饼……

但名人的清闲总是短暂的，在纽约港登上船采访他的一大帮记者中，竟有联合新闻社、《电讯晨报》的两个人留在船上跟踪采访。于是各类电报像成群结队的飞鸟一般追逐着落到轮船上，“奥林匹克”号布告栏上每天转载关于他的报道：

“卓别林衣锦还乡！从南安普敦至伦敦，沿途将重现罗马式凯旋的盛况。”

“客轮每天沿途发布的新闻和查理在船上的活动，均由本社每小时从船上发出简报，并在街头出售号外，介绍这位大名鼎鼎、小矮个子、撇着一双怪脚的演员。”

“《查理我的亲爱的》这首詹姆斯二世党人所唱的古老歌曲，具体表现了一周以来整个英国对卓别林的狂热，这狂热每小时将随着查理归乡所乘的

‘奥林匹克’号的逐渐驶近而加剧。”

“‘奥林匹克’号今晚将在浓雾中停靠南安普敦，已有大队影迷聚集该地，欢迎这位矮小的喜剧演员。警察局为此正忙于作出安排，在码头及市长欢迎查理的典礼上维持秩序。……一如既往，举行胜利游行时，报纸将报道：在什么地点、角度可以最清楚地一瞻卓别林的风采。”

轮船先抵法国海港瑟堡，海峡那边就是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卓别林心情一次次地激动，他渴望回到出生成长的家乡，悠闲地在伦敦各处走一走。看看同母亲经常走过的肯宁顿路，看看波纳尔弄3号顶楼的那个窗口，看看他帮劈柴人干活的那个木头棚，也看看和父亲一起住过的肯宁顿路287号……

英、法一批批文字、摄影记者上船，采访这个新闻人物，去英国干什么？到法国停留吗？他对当时的南北爱尔兰分治的政治形势以及英、爱条约签订有无看法？……

“奥林匹克”号加了燃料，深夜横渡英吉利海峡，卓别林辗转难眠。虽然母亲已移居美国，他在离开好莱坞之前还探望了老人。然而，他此时的心情就是漂泊的游子去见母亲。祖国啊！你就是母亲；伦敦啊，你就是妈妈……卓别林就这样激动着直到自鸣钟敲过4点，船靠岸了，听到英国人说话的声音了，才在极度的冲动和倦意中合上眼打个盹。

天亮了，卓别林像只快乐的鸟儿一样从床上跳落在地上。侍者把当日早报送进舱里，大黑体字母组成了通栏标题“喜剧演员归国盛况不亚于停战纪念日”、“卓别林抵伦敦将受到盛大欢迎”；另一版是“伦敦家家户户谈卓别林来访”，还有一条“看啦，我们的儿子”，这已经是模仿《圣经》的语句了。

是的，卓别林已经成为一个人民艺术家，可以称作是他们的儿子了。卓别林在南安普敦码头受到市长和影迷们的欢迎后，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在他熟悉的滑铁卢车站下车。

他到家了，站台尽头拉起绳子拦住了拥挤的人群。两排警察列队而立维持秩序，留下一条出口，卓别林向那儿走去，人群发出“他来了”、“查理你好”、“他走过来了”、“查理，好样的”、“查理，你为英国人争了光”欢呼声。他上了轿车，叮嘱车子一定要走威斯敏斯特桥。沿途都是欢迎的群众，当他看到熟悉的威斯敏斯特大桥、静静流淌的泰晤士河、庄严的议会大厦时，他感到整个情景与他当年离开时一样，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大群大群的人守候在他下榻的里茨大旅馆门前坪上欢迎他，他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词。住进楼上的套间后，又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旅馆外向楼上大声欢呼，坚持要他出去。于是他几次走到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将一大把玫瑰花扔下去。可马上就有警官喘着粗气跑上来：“什么也别扔，卓别林先生，底下的人为抢您的花打起来了，他们会互相踩死的。要是有人死了，我们可要负责任。怎样都行，可别扔花，我请求您，别从阳台上扔什么。”

到下午4时，房间里仍坐满了友人、记者，卓别林借口要小憩片刻。等他们一离开，他就换上一套衣服，戴上一顶帽子，乘了载运行李杂物的电梯下楼。悄悄从后门走出去，租了一辆的士开到特拉法加广场，沿国会街上了威斯敏斯特桥，开到河东肯宁顿路。

现在，卓别林在那些心中时常想念、使他倍感亲切的地方散步。他来到母亲以前去做祈祷的教堂；又找到波纳尔弄3号，抬头看那顶楼的窗口；从前他母亲就经常坐在那窗前，贫困使她身体虚弱、营养不足导致发疯，现在窗户紧紧关着。他上了嘎嘎作响的楼梯，敲开顶楼的门。这个房间跟他为拍摄《寻子遇仙记》搭的房间布景一样，与20年前他母亲被人从这儿带走时相比，几乎没什么变化。现在的住客是一个叫雷诺太太的贫民，她的丈夫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她拿出丈夫的阵亡通知书和奖章时，卓别林与她都流泪了……

他下了楼继续往前走，马房巷已被一道墙堵住，劈柴人当然早已不见。肯宁顿路287号，当年他、雪尼曾同父亲、露易丝住在二楼。河滨邮局，1908年后他省吃俭用在那储存了60个英镑，至今仍存放在那。肯宁顿公园，那是他幼小时身着蓝色天鹅绒外套游玩过的地方，现在里边的草地仍然一片葱郁。后来，他走近号角酒馆，当年一些好心人曾在那里为他父亲义演。离开那儿他又去了念过2年书的肯宁顿学校，他感到运动场没有他儿时那么大了。旧地重游，他觉得过去在肯宁顿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幻……

对卓别林这种怀念亲情、感慨人生的内心世界，某些作家和记者不能理解，甚至把他们的肤浅分析强加在他头上。如卓别林在洛杉矶时，有个莫姆曾和他一块在市内散步。偶尔走到墨西哥人聚居的简陋街区，卓别林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儿比贝弗利山（富人区）显得更有生气”。莫姆则在一篇文章中不真实地描写：当他们走到贫民区后，卓别林“高兴得容光焕发，用兴奋的语气说：‘你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对吗？其他的一切全部是虚伪的。’”莫姆说：“我想，他是一直在怀念那些贫民窟。他的成名致富，将他局拘于一种他只会感到拘束的生活方式。虽然少年时代过的是极端穷困的日子，抱的是自己明知道无法满足的渴望；然而，我认为，他却一直在怀念那个时代里所享受的自由。”

莫姆先生此言差矣，有谁会怀念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的穷困？又有谁会怀念贫民孤儿学校的无情鞭挞呢？卓别林说：“穷苦既不是可爱的，也不是崇高的，穷苦……只使我歪曲地解释了价值标准，过高地估计了富人和上流社会的品质和美德。”“相反，财富与名声教我学会了怎样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上流社会，在接近那些知名人士时，发现他们是和我们同样具有缺点的。由于有了财富和名声，我才知道轻视宝剑、权杖和马鞭的象征，将他们看作是势利的标准。”“正如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我就是我自己这样一个人：一个个别的、独特的、不同于一般的人，一个具有祖先遗传的那种奋发进取精神的人。”

在里茨大饭店里，一些打字员小姐在卓别林秘书的指点下，把寄给卓别林的7万3千封信、明信片、电报、包裹分类。这其中28000封是请求援助、借钱的，从20先令到1万英镑的都有。几千个女子吐露爱慕之情，671人与他攀亲。商贾业主、不出名的发明者和临近破产的企业家邀他入股。有慷慨的人要送他旅馆、文物、名画、汽车、金表，有心机的人向他推荐可以演戏的神童与变性女孩。有一个人寄上当票，请求卓别林赎出他祖母典当进当铺的假牙（金子做的）。有个影迷要卓别林赔他7先令6便士，因他在饭店前抢卓别林扔下的花时挤掉了帽子。许多信封上，仅写上“ToKingCharliey”（寄查理王）。

在伦敦，卓别林想要使自己的生活产生一些变化。如看到一些新的面孔，结识一些新的朋友，获取一些新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总之是想开开眼界、拓展视野。

爱德华跟他安排了在加里克俱乐部的活动，那家俱乐部成立于1831年，是著名的艺术家聚会之所。卓别林在那里会见了一些作家、艺术家、戏剧家、画家、演员、建筑师。他们有的因在某一领域的成就、贡献与影响巨大，而被英国皇室册封为贵族封号，如创作神话故事剧《潘彼得》的剧作家、小说家詹姆斯·巴里爵士，作家、演员兼戏院经理的班克罗夫特爵士等。

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1936年登基，旋因娶美国辛普森夫人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也宴请了卓别林。亲王以为他是美国人：“您当然是美国人啰。”卓别林笑着回答：“不，我是英国人。”亲王十分惊讶：“您在美国呆了多久？”“1913年就去了。”国会议员、曾任英国航空部次长的菲利普·沙逊爵士，也邀请他出席了招待乔治首相的宴会。

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威尔斯在他的乡间别墅，把卓别林介绍给了30多位剑桥大学教授。

卓别林还会见了《中国街之夜》的作者托马斯·伯克，并和伯克一起去华人居住的中国城、中国街散步。

在位于优美的泰晤士河畔的詹姆斯·巴里爵士家里，爵士把卓别林领到一个窗口，指着对面房子的一扇窗户告诉他，那就是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肖伯纳的卧室。爵士说：“我有时晚上看见那里有灯光，就对准那窗户扔几颗李子核或樱桃核。他如果有空高兴说话，就会推开窗户两个人聊上几句。如果他无意交谈就不开窗，或者熄灭灯光。”巴里爵士调皮地说：“我一般扔3次，他没反应就不再扔了。”

翌日，卓别林和爱德华一起出门。爱德华提议去拜访肖伯纳，卓别林有些犹豫，因为事先没约好。爱德华说：“咱们可以随便撞进去看看嘛。”他把卓别林拉到那，按响了门铃。卓别林突然害怕起来：“还是下次再来吧。”他扭头就往街上跑去，爱德华怎么劝说，他也不去了。10年以后，卓别林才有机会见到了肖伯纳。

卓别林动身前往巴黎，他对巴黎颇怀好感。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新的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对独创性的追求和鼓励，也一直深深地体现在法国的各个艺术领域中。法国的评论家对卓别林的艺术推崇备至，1920年著名评论家德吕克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是全世界最闻名的一个人。迄今为止，他使圣女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