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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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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记者见此情形，会心一笑，其中一个说道：
“当然，也许是我们多管闲事，不过我们当记者的就是看不得有人被欺侮。我们细细研究了上次讼案以来的所有资料，认为你完全可以起诉唐季珊和阮玲玉。”
“是的。”另一位记者接着说道：
“阮玲玉原是你的太太，唐季珊乘虚而入霸占了她，你可以诉唐季珊和阮玲玉妨害家庭和通奸罪；阮玲玉在跟唐季珊走时带走了你的财物，还曾私刻过你的印章，你可以诉他们侵占和伪造文书罪。”
张达民听后，很有些失望。就这破主意，我早就想到了，若阮玲玉和唐季珊真的犯有如此罪行的话，那还用你们教，我早去告他们了。我若真的到法院告了，却又拿不出证据来，到头来还不得输，还不得赔钱。这赔本的买卖我是不会做的。
两位记者看破了张达民的心思，一位说道：
“只要张先生愿意在法院起诉，不管是输是赢，所有费用全由我们包了。若打赢了，张先生得到的赔偿我们分文不取，万一打输了，张先生也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出口恶气。不知张先生意下如何？”
张达民不由得对两位记者的真实动机产生了怀疑。一个记者解释道：
“张先生，千万不要乱猜疑，我们主要是为张先生鸣不平，另外嘛，实不相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前些日子上映的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你知道吧，她竟敢在影片中丑化我们新闻记者，我们要教训教训她。只要你把刑事诉讼的起诉书——注意，必须是刑事诉讼——交到法院，我们就会好好让她领教我们的厉害。”
张达民听完恍然大悟。
有了记者的撑腰和资助，张达民立即来了精神，第二天他就聘好了律师，竟然在特区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级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时提出诉讼。
张达民在黄色小报记者的怂恿下，以刑事罪起诉阮玲玉是有着险恶用心的。一般说来，民事诉讼，被告均可委托律师而不必亲自到庭。但刑事诉讼，被告不仅必须到庭，而且还必须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个竖立的齐胸高的方形木桶内，每次庭讯结束，还会来个“庭谕交保”，即被告必须找一家店铺，书面担保被告下次传讯时会准时到案。
张达民和黄色小报记者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能打赢这场官司最好不过，打不赢也可确保能彻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1935年2月25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区第二法院的传票。看到有生以来第一回接到法院传自己出庭的传票，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张达民眼看讹诈不成，利用她害怕诉讼尤其是那种关系到个人隐私的诉讼来要挟她，为的就是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决不出庭。
但是，来自法院的传票是带有强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说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师经过商量，以阮玲玉生病为由不能到庭。律师们这个办法是否可行，还得由法官说了算。
2月27日早晨，上海特区第二法院门前出现了一个未曾有过的盛况，法院的大门尚未打开，门前已拥满了前来旁听的人。
九时许，法院开庭。阮玲玉没有到庭，并没引起法官多大的兴趣，原来，他们已将此案移送地方法院并案审理。此次开庭仅20分钟就宣告结束。
虽然，法庭上问答话不过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记者们都依然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报道。内容是大谈阮玲玉与张达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
在此后数日内，此类真假相杂绘声绘色的以“私生活”、“秘闻”等为题，充塞着“诱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谓报道连篇累犊地出现在各报，尤其是一些黄色小报上，极为放肆地对阮玲玉进行诬蔑、攻击和漫骂，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处的记者们果然大显身手了。
面对着“一犬吠声，百犬吠影”的汹汹之势，一个弱女子又如何应付呢？
经过报纸的推波助澜，电影女明星阮玲玉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事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这种事毫无疑问地被视为是生活中的最大丑闻。
而对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丑闻天生最感兴趣的小市民们，不仅借助报纸将阮玲玉的“艳闻”演绎出多种多样的版本，而且对即将开庭的张达民诉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3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须在3月9日出庭的传票。
与此同时，报纸上关于此案的报道，准确的说是以此案为引子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报道，一时间甚嚣尘上。阮玲玉虽然已经料到会有人不怀好意地来炒这个新闻，但怎么也没有料到竟会炒到如此程度。因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盆盆脏水突然迎头泼来，而她却根本无处藏身。
所谓的“新闻”和“舆论”给予阮玲玉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张达民的忘恩负义和恩将仇报，张达民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无赖手段，虽然也很伤人，却不至于致命，而报纸对阮玲玉的伤害却不是一两个无赖所能比的，它煽动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和嘲笑。使无辜的阮玲玉对“人言可畏”有了切肤之痛。
“新闻”和“舆论”终于把阮玲玉逼上了绝境。
“无拳无勇的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地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现在的报章……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
蔡楚生也准确地记录了阮玲玉此时的悲凉处境：
虽然正直和同情她的人也尚大有人在——如许多热爱她的作品和深知她的为人的人就都不是那样看法；但上海之大，她又何处去告诉，又到何处去鸣冤？这时，她内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处都充满着对她的鄙视、讽刺，辱骂与斥责，也到处都充满着“正人君子”的冷笑与魔鬼们凶狠阴毒的眼光……
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她是那样的爱借羽毛，又是那样的爱强爱好，但是现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却成了莫须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她是可耻的荡妇？是罪不容诛的祸水？……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也经不起这种狂风骤雨的袭击！这种狺狺的“人言”，其“可畏”终于迫使连一只蚂蚁都不愿跺死的她，而于将被所谓的法院传讯前，竟下了可怕的决心，最后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的确，绝境中的阮玲玉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只有两条路：要么出庭，受尽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从这个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世界上消失。她想之又想，最后终于选择了后者，即庭我结束生命之路。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进摄影棚，抓紧拍摄由罗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导演的《国风》的最后几个镜头。到3月7日，《国风》的内外景戏已基本拍完。
3月7日深夜，阮玲玉回到家中，唐季珊己酣然入睡，阮母在等着她。看到女儿回家，阮母赶紧到厨房里煮了一碗肉丝面条。阮玲玉端着面条走入二楼她和唐季珊的卧室。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安静下来了。仲春的夜晚沉寂而静溢，阮玲玉选择了这个美好的时候告别人世。
她拿出三瓶十片装的安眠药片，悉数倒入母亲为她煮的面条里，接着，她把拌了药的面条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吃完面条后，阮玲玉喝了两杯水，然后在桌前坐下，铺纸握笔，写下遗书：
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点儿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情，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绝笔廿四（1935）、三月七日
晚午夜
写完遗书，阮玲玉将它折好，装入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请代付各报登之，阮托”，将它放入桌子的抽屉里。
此时，她知道自己留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她最担心的是母亲和女儿今后的生活问题，她想把她们托付给唐季珊。虽然她和唐季珊之间并无多少爱情可言、但两年来的同居生活还是让她留下一些温馨的日子和美好的记忆。
在她头脑还清醒的最后时刻，她提笔给唐季珊写下一封遗书；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请你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倍的诬害你我，但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远护佑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之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时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阿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还有一封信，如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不宜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写完两封信，一阵阵头晕袭来，阮玲玉已感到精力不济，乃趋步走向床前，跌坐在床沿上。她推醒了熟睡中的唐季珊，朦胧中，她问道：
“你真的爱我吗？”
迷迷糊糊的唐季珊随口应道：
“我当然真的爱你。”
阮玲玉正要答话，但她再也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向唐季珊的身上。唐季珊猛地坐起，看到阮玲玉的神情，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唐季珊情知不对，抬头往桌上看去，只见桌上赫赫然摆着三只空药瓶，他知阮玲玉服毒了。
唐季珊急忙起床，叫醒三楼的阮母。两人叫来汽车，将阮玲玉送到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去抢救，此时已是凌晨三时。
由于福民医院夜间不留医生值班，辗转反复，唐季珊又把她送到一家德国人办的医院，该院没有好的医生和救治设备，唐示。……阮女士的一生是斗争中的一生，她从最低微的地位，挣扎到今日的地位。……她无日不在挣扎向上，但是无事不使她灰心痛苦。同时因为自己的凄凉的身世，不幸的婚姻，社会又给了这样的批评，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阮女士已经看到社会的冷酷无情，尤其是女子的地位，在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她永无翻身的一日。她觉得自己的微弱的能力，已经不能挽救她自己，已经不能改善这个社会，同时又不能挽救多少万万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所以她在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服毒自尽，用她的一个尸身，摆在社会面前，向社会要求正义，向社会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黎民伟充满深情的悼词在与会的“联华”和电影界的同人心中激起反响。接着由孙瑜讲述阮玲玉的生平事迹。
他沉痛地说道：“阮女士灿烂光荣的一生，决非数十分钟内所能讲完的．我在此只能作一个简略的回顾。”孙瑜历述了阮玲玉贫困的童年，勤奋学习的学生时代，重点介绍了她从影后的重要作品。
最后他说：
“阮女士为人亲蔼和平，在公司中对高级人员与工人，均平等相视，对演剧尤具天才，不论正派反派，少妇或老妇，只需服装一改，便表情逼真……”
待“联华”总经理罗明佑登台时，他未曾开口，已泣不成声，他便咽地说道：
诸君，阮玲玉女士死矣！少顷大殓后，吾国唯一女艺术家，将成永诀。阮死之日，为国际妇女节。死因在遗书上可以看到，不外“以怨报德”，“人言可畏”八字归纳之。无非为妇女受压迫之最高表示。盖以阮女士之天才、地位、报酬，在我国妇女界已少见，但犹不免被压迫而死，其他妇女之痛苦，更可想见。季珊又打电话请来了家住老靶子路的医生陈达民、陈继尧兄弟。此时天色微明，离阮玲玉服毒已有四个小时了，阮玲玉却没有得到任何救治。
陈氏兄弟赶到后，立即进行救治，但由于时间过长，阮玲玉仍无生还的迹象。唐季珊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通知“联华”。此时黎民伟正在洗嗽，听到这个坏消息后，极为震惊，慌乱中，将瓷质的牙粉罐的盖子打得粉碎。后来他将失去盖子的牙粉罐改作花瓶，置于案头，以志纪念。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走了，永远离开热爱她的人们，走了——。此时，她年仅26虚岁。当晚8时，阮玲玉的遗体被送至万国殡仪馆。
阮玲玉死讯传出，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为之震惊。海内外之急电交驰，所致唁诔哀挽之词，不可胜迷，不可数计。市民奔走相告，咨嗟叹惜，相率赴吊。
从9日清晨开始，人们陆续前往殡仪馆，向这位他们热爱的电影明星告别。殡仪馆门前，列道十余里，市民—一鱼贯而过女士之前，致其哀悼而去。据统计，9至11日上午这两天半中前往殡仪馆凭吊阮玲玉者不下六万人，由此亦足以看到阮玲玉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3月11日，“联华”汇同阮玲玉的家人及唐季珊在万国殡仪馆为阮玲玉举行大殓仪式。下午三时，大殓仪式正式开始，黎民伟首先致悼词，他沉痛的声音在肃穆无声的大厅中响起：
……阮女士有绝代的天才。经过了一个非常的身世，她的修养，她的地位，就她的生活经验，难道就肯这样轻生，兄弟今日敢说一句话，阮女士绝不是这样糊涂的一个人。她的离开这个世界，实系为解脱自己。她系一个可怜的女子，她系一个弱者。对于社会上的无情的压迫，作一个消极的反抗的最后表阮适在妇女节牺牲，实是最堪深思。……
阮玲玉的遗体人殓后，又举行了公祭。“联华”的祭文曰：
湛湛朝露，谁不有死？伤哉女士，年才念六。为艺苑之精英，为群众之领袖。未应死而竟死，斯哀恸而泪流。忆昔联华，复兴国片，联袂起义，揭竿奋斗。女士不顾事之成败，不问力之薄厚，于大雪纷飞之中，作联华一声之怒吼。五年以来，一贯如旧。决严寒，冒溽暑，牺牲家庭，牺牲幸福，无非为社会作先锋，为艺术作牛马。既操心而劳力，又温柔而忠厚。作艺人之楷模，应天长而地久。谁知祸害来无端，为人不长寿，死于人言可畏，死于悠悠之口。三八节日，一旦长休。呜呼哀哉！从此夜台寂寞，一去不返；幽冥永隔，欲见无由。乃为之诔曰：
粤秀之英，珠江之灵，漠漠艺海，灿烂银星。温其如玉，磨而不磷。为弱者强，为屈者伸。嗟彼巾帼，舍生成仁，衔哀作诔，式昭德音。
3月12日，又有约3万余人前往殡仪馆向阮玲玉作最后的告别。
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移往位于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上午十一时，万国殡仪馆前的草坪上，三百多位阮玲玉生前的至亲好友已肃然排好队伍。下午一时十分，由黎民伟、陆涵章、孙瑜、蔡楚生、费穆、马徐维邦、吴永刚、杨小仲、谭友六、金焰、张翼、郑君里等十二人，共同舁榇上灵车，并由灵车舁榇入墓地。
这日，前来送葬的队伍长达十里，影迷们甚至有从南京、杭州专程赶来执拂的。从万国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有20多里路，灵车一路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致哀者达30万人。
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感动，特为报道说：“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这张报纸上还有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大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意谓：“倘中国仍有皇帝，也会来参加葬礼的。”
美国洛杉矶报刊上也报道了上海为阮玲玉举殡的新闻，题目是《三十万群众送中国女明星之丧》，文内云：
“仰幕阮女士才华而专程前往瞻谒遗容者逾十万，悲壮热烈之情形，较范伦铁诺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形在中国当属空前。”
阮玲玉走了，就这样永远离开热爱她的观众们、亲人们、朋友们。她再也没有回头
第15章崇拜阮玲玉追星族纷纷自杀把玩李绮年毁星族频频施备
崇拜阮玲玉追星族纷纷自杀
把玩李绮年毁星族频频施备
阮玲玉的死激起了广大观众和电影从业人员对她的深切同情。阮玲玉去世后，孙瑜坐在栩栩如生的阮玲玉遗体旁，默默地凝视着她，痛惜这位被当时社会吞噬了的艺术天才。
孙瑜在《联华画报》上发表文章说：“她的一生是一页挣扎向上的史实。阮玲玉的卓绝演技霸占了中国影坛十几年以来的第一位。”在阮玲玉去世20年后，他又写文章怀念阮玲玉，对她的表演艺术给予更高、更准确的评价：“阮玲玉的天才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
在孙瑜的身边，还珍藏着一本宝贵的纪念册子。在这本纪念册中，有韩兰根、殷秀岑、陈燕燕、陈娟娟、金焰的题字留念，也有郑君里、蔡楚生、聂耳、王人美、黎莉莉书写的手迹。
唯独在有一页上，贴着一小块暗红的漆布，绣了一个精巧、秀丽的“孙”字。在这个“孙”字旁，纪念册的主人，例外地写了几行字：
十几天前，我请她给我留几个字在老朋友的小册上。她说要想一点好的意思……如今是太晚了，还剩下在拍《小玩意》时她在草帽里绣的一个字……。昨天我们的玲珑美玉离开这浊世了。她去了，但是她的天才永远留在每个人的心坎深处。
1935年3月9日
阮玲玉在生前没有应孙瑜的要求，在纪念册上留下片言只语，只用她纤细灵巧的双手绣了一个“孙”字。这个“孙”字寄托了阮玲玉对自己的艺术合作者孙瑜的多少深情厚意，也留下了孙瑜多少怀念和惋惜。
阮玲玉的死，也激起了人们对社会恶势力的无比憎恨，黄色记者、张达民和唐季珊顿时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因而那帮黄色记者和一些曾热衷于渲染阮玲玉的私生活，发表过许多极不负责任的所谓新闻报道的报纸，以及张达民和唐季珊都急于为自己开脱罪责。
黄色记者们仍试图误导舆论，把阮玲玉的自杀竟说成是受了她所主演的《新女性》一片的影响，是《新女性》“教唆”阮玲玉自杀的。对此，《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愤而写下挽文：
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有亏，廉耻丧尽，良心抹煞，正义偷藏，反自鸣得意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罗罗皂皂，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另有一些记者则声称他们关于阮玲玉的报道是“有闻必录”，有经官的事实为依据的”，似乎阮玲玉的死和他们毫无关系。对此种论调，病中的鲁迅先生拍案而起，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指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当然，也有些报纸受到阮玲玉之死的震动，对自己曾有意无意地加入过诽谤阮玲玉的黑色大合唱的行为，有一定的反省，在阮玲玉去世后，发表了一些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报道和悼念阮玲玉的文章。
更多的报纸则热衷于讨论阮玲玉为何要自杀。于是开列出五花八门似是而非的所谓原因，有指张达民和唐季珊为凶手的，也有说是因为舆论的胁迫，也有说是虚荣心驱使的，还有说真正的刽子手，是中国不长进的影迷等等，不一而足，煞是热闹。
不能说这些说法都没有道理，但这些报纸上的讨论，大多已背离了寻找造成阮玲玉悲剧根源的初衷，有些报纸压根就从未抱有过这样的初衷，因而成了一种文字游戏，一种空论而已。
在阮玲玉自杀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凶手角色的张达民，在阮玲玉去世后进行了令人作呕的拙劣表演。
3月8日晚，张达民正在扬子舞厅跳舞，一位熟人走过来告诉他阮玲玉已自杀身死。张达民起初不信，当他确信此乃真事后，心中一阵发虚，因为他明白他是逃脱不了凶手的罪责的。
他急忙赶到殡仪馆，趁隙溜了进去，见到了阮玲玉的遗体。他的大脑急速地转动起来，明日各报将此消息一登，自己必定立时成为万众唾骂之人，得设法为自己开脱。
回到家，张达民经过一夜苦思冥想，终于想明白一点，要人们不骂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相信他是爱着阮玲玉的，他所恨的只唐季珊一人而已。
第二天一早，张达民找到了与自己相熟的记者，拿出一块丝巾，指着上面的两块红斑说，这是他昨晚去殡仪馆见到阮玲玉的遗体时，用丝巾擦拭阮玲玉嘴边的鲜血，他要将此丝巾永久保存，以志纪念。说完，将丝巾系在了颈上。
他在见到另外一位记者时，更大言不惭地说道：
“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能与君作长谈，惟一言以蔽之，愧恨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如今日之结局，若《啼笑姻缘》中之沈凤喜与樊家树之结果，事实俱在，夫复何言，惟有由社会民众加以公评耳。”
张达民竟能说出他的“痛苦”“甚于死者百倍”这样的话，并以张恨水先生的名作《啼笑姻缘》中的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学生樊家树自比，其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故作姿态，令人作呕。
阮玲玉的死讯公布后，特别是阮玲玉的遗书发表后，张达民果然受到了多方谴责。张达民读了报上所载阮玲玉遗书的全文，阮玲玉死前对他的怨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但阮玲玉在遗书中所言“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未免把张达民想得太好了一点，早已没了廉耻的他，哪里还在乎舆论的谴责。
不仅如此，当有记者问他对阮玲玉的遗书有何看法时，他竟能振振有词：
“（遗书）已见报载，惟详细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事，决心追究，决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
当然，阮玲玉的葬礼他是不敢参加的，他声称他是不愿徒增悲痛才不去的。数日后，他又忸怩作态，来到阮玲玉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
如果说此时张达民逃脱罪责还算是有点良心的话，更可恨的是阮玲玉死后，张达民仍不放过她，还想在死人身上发财。张达民看到阮玲玉在社会各界影响很大，遂游说月明影片公司，拟拍阮玲玉自杀影片，自己现身说法，并拟请何非光饰唐季珊，请淡英饰阮玲玉，片名曰《谁之过》，旨在借机发财，并为自己开脱罪责。
不料，由于月明公司和张达民在价钱上未能谈妥，张达民第一个条件是想提出如自己本人扮演片中的张达民，须以一万元为酬。此后再三商量仍谈不拢，此事方才作罢。
1938年，张达民又窜到香港世界影片公司，毛遂自荐，拍摄他与阮玲玉恋爱经过的故事片，自编自演，内容仍是低毁死者，为自己开脱罪责，片名初定《阮玲玉》，后改为《情泪》。
影片拍成后，香港、广州、南洋的影院全都拒绝放映，梦想发死人财的张达民美梦成空，仍是穷困潦倒。
当时上海的报界指斥说：“张达民在港，颇以前夫为名，向各界制片公司兜售生意，出卖死者，至为可鄙。”卑鄙无耻的张达民逼死了阮玲玉，自己也没能活多久，35岁便因病在香港一命呜呼了，真是恶人有恶报。
另一个在阮玲玉死后作充分表演的是唐季珊。他利用阮玲玉至死也没有完全识破他的本来面目这一点大作文章，首先在各报刊登“报丧”的告示，称：
“唐季珊夫人（即阮玲玉女士），痛于国历三月八日戌时寿终沪寓，兹择三月十一日申时，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择日出丧，谨此讣闻。唐敬玉堂谨启。治丧处设万国殡仪馆。”
唐季珊俨然以阮玲玉的丈夫自居。
在阮玲玉入殓的仪式上，每位发言者都心清沉痛地缅怀阮玲玉的业绩和为人，独独唐季珊致词时大谈他与阮玲玉的所谓真正的爱情，痛骂张达民兴讼害死了阮玲玉，似乎阮之死与他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
“举殡时，唐季珊特制法琅纪念章数千枚，贻送殡之人，上刻‘唐夫人阮玲玉女士纪念章’字样。但联华公司同人，得此章后，即予退还，亦有当即用刀将唐夫人三字镌去之者。送殡之人，亦多设法除去唐夫人三字。”
明星公司则明确表示，只要由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明星”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因唐（季珊）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玲玉）于死之导火线”。
可见，尽管唐季珊拼命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热爱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人和观众都清楚唐季珊也是杀害阮玲玉的凶手之一。
阮玲玉去世后，张达民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仍按原定时间3月9日开庭。张达民纵然脸皮再厚，此时也不敢出庭了，遂托故由其律师代到，而唐季珊则装出了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来到了法庭，理直气壮地站在被告席上。
此日庭审并无结果。3月17日再次开庭，这一次张达民、唐季珊及双方的律师均到庭。张达民在庭上大放厥词，说他和阮玲玉曾多么相爱，并拿出一张合影来证明他和阮玲玉是履行过结婚手续的。
唐季珊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慌不忙微笑地答辩，称他与阮玲玉正式同居之时，阮玲玉早已与张达民办理了脱离手续，并当庭出示了由张达民和阮玲玉共同签字的脱离同居关系的约据。
此时，张达民变得面如死灰。3月22日，法庭对此案进行判决，结果是唐季珊无罪。理由是张达民无法证明他与阮玲玉有合法的夫妇关系，而在脱离关系的约据上清楚地写着是“恋爱同居”，所以张达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唐季珊在阮玲玉自杀后，曾声称“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他后来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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