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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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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说明阮玲玉是一个素质很好的可塑性演员，也因为她的外形对各类妇女都具有适应性。
阮玲玉与玛琳黛德丽的演剧风格也是甚为相似的。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中，一举一动，每一姿态，极其真切销魂，冶艳无比。这点，集中展现在她的一双不凡的眼睛上，这双眼睛在镜头前，具有一种朦陇，好像有点“焦点不清”，透过这双朦朦胧胧的眼神，有着强烈的魁惑力。
在阮玲玉的艺术生活中，特别在她的早、中期，也有一类角色是一些妖媚娇艳的女性。如在《故都春梦》中饰演的妓女燕燕，迷惑了家中有贤妻的朱家杰，并以自己狡黠的交际手腕，为朱觅得一份要职。
阮玲玉扮演的燕燕，除用自己形体上轻盈敏捷、啊娜多姿为体现人物的手段外；也靠她那一双发虚的、“焦点不清”的眼睛的魁惑力来蛊惑人心。角色正是依赖于这种魅惑力，才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故都春梦》之后，阮玲玉塑造的角色，离这一类型的人物越来越远了。开始是温柔、善良，后来发展到扮演追求革命、要求进步的新女性。自然，塑造这些角色，是不能用以前那种人物造型和眼神去表现的，但阮玲玉在扮演那些人物时具有的那种魅惑力却没有消失。
阮玲玉只是在将“美艳”化为“温柔”，将“迷惑”换成“质朴”的同时，有着一种态度大方、仪容优雅的气度。
郑君里回忆说：
她的演技熟练、朴素而自然，丝毫没有雕凿的痕迹。每个人物都烙印着她特有的清丽而优美的表演风格，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既使她扮演一个庸俗的“交际花”，也有一种脱俗的韵味。
却说1933年初，上海出现了一件令影迷们感兴趣的事。元旦这天，一份新的报纸在上海创刊了，这就是以刊载电影消息为主的《明星日报》。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活动。
在该报的创刊号中，对开展此次评选活动的目的作了如是说明：“鼓励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事业之发展。”并宣布，选票印在每日《明星日报》的报端，选票的截止日期是两个月后的2月28日，其间《明星日报》将逐日公布各位明星所得的选票的票数。
《明星日报》此举的确颇合许多影迷的兴趣，投票很是踊跃，两个月内，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报社邀请了各界名人及律师在上海北京路大加利莱社举行了揭晓仪式。
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21334票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既不是也不是最后一次选举“电影皇后”，早在20年代中期，张织云就获得过“影后”的桂冠，但是，没有哪一次评选有1933年初的这次影响大，究其原因，主要与特殊的时机和候选人有关。
在这次评选中，阮玲玉名次较胡蝶稍后，并不是阮玲玉在表演艺术方面的造诣不如胡蝶，而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
原因其一，是这次评选并非专家投票，最多的选票恰恰来自于非专家和非知识阶层的观众，在他们的眼中，胡蝶确实有着别人难以取代的位置。而许多喜爱阮玲玉的知识阶层的观众对这类的评选活动根本就不感兴趣，因而阮玲玉失去许多选票。
原因其二，张石川、郑正秋等名师的指点和财大气粗的“明星”的大力宣传使胡蝶具有其他演员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而“联华”并没有像“明星”捧胡蝶那样刻意力捧阮玲玉。这使得胡蝶的当选非常顺利。
原因其三，胡蝶能够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也是分不开的，她所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端庄娴静的淑女，程式化的表演足以应付。不过如果仅仅就演技而言，阮玲玉是足以与她匹敌的。
当时曾有人将阮玲玉和胡蝶作了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虽然不是科学的，甚至有些肤浅，但却代表了一般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
阮玲玉、胡蝶于电影女明星中并以美艳著称，论仪容，则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不如胡蝶庄严；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亦易为人轻视；胡之演技，滞钝呆板，但态度大方，有人喜亦有人不喜。
阮玲玉所以未能当选“影后”，有着以上诸多原因造成的。既使如此，选举结果后，还是有许多观众为阮玲玉抱不平：
选举的结果令我大大地失望。我觉得一百个电影迷之中，……至少有九十九人应当拥护阮玲玉。为什么呢，自从“联华”的作品问世后，阮玲玉参加的片子由《野草闲花》以至最近的《三个摩登女性》，扮荡妇像荡妇，扮乡女像乡女……她一举一动，莫不把剧中人物的个性表现得痛快淋漓。美丽固然重要，可是艺术比其他的一切条件更是重要……可惜得很，我只有唯一的感想：“何以欣赏艺术的同志这么少，而崇拜美人的同志那么多”。
“明星”老板张石川的夫人何秀君对曾在“明星”数年的阮玲玉也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阮玲玉性格刚烈、感情奔放，在摄影场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非常率真，拍起戏来，表情自然。但她对石川这个大导演的指派并不言听计从。石川对她有些伤脑筋，因此，也就没重视培养。”
不管外人怎样议论纷纷，阮玲玉本人对“影后”评选这类活动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好友胡蝶当选，阮玲玉也为她高兴。即使胡蝶本人，对当选“影后”一事，看得也很淡，她称之为“游戏”。
其实，在评选“影后”的1933年初，阮玲玉和胡蝶还都没有达到她们表演艺术的巅峰时期，代表她们表演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恰恰是在此后的两年中拍摄出来的。
这两年中，阮玲玉在“联华”的默片中一展其长，胡蝶则在“明星”的声片中尽显风流，她俩交相辉映，声震影坛。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电影表演艺术的执著追求，有一份强烈的事业心，她俩的敬业精神是影圈内人士有口皆碑的。
客观地讲，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是言听计从的；阮玲玉则更多的独立思考，注重体验角色的心理，因此，阮玲玉的表演往往比胡蝶更具艺术魅力。
就在“影后”的评选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阮玲玉已投入到了新片《城市之夜》的拍摄。
《城市之夜》是费穆的导演处女作。费穆早年曾辗转各地，尤以北平和天津为常驻地，对城市生活有独到的观察与了解。加上他早就细心钻研电影的艺术表现与技术技巧，虽第一次执导演片，就出手不凡。
阮玲玉在片中的出色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她在片中饰演的是女主角，是在生活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少女。与她演对手戏的仍是金焰，他饰演的是一位迷失了前途的富人的儿子。
1933年3月，《城市之夜》片成公映，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当时有人曾在评论中写道：
“大家都不会忘怀从《城市之夜》中所得来的深刻印象：贫民窟和高大的洋房、大富翁和赤贫的奴隶、悲苦与荒淫、天堂与地狱。倾盆大雨，使陋屋中的人们无处安身，而同时对于富贵之家的庭前，却添了几分春色。以显明的贫富对照、现实地表现人间的不平，强调地提出了住的问题，严肃地处理了这社会悲剧。”
左翼电影的领袖人物夏衍用黄子布的笔名与其他人合写的影评也对《城市之夜》给予了较高评价：
“当我们开始想到《城市之夜》的时候，在我们脑海之中，就可以跃现出许许多多这个‘城市’之中的‘夜’的不同的景象：南京路上的汽车、静安寺路上的高楼、跳舞场里的客人、跑狗场里的狗……黄浦江中的流水、曹家渡畔的工人、八仙桥头的可怜的非人生活的女人、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边是过着非分的享乐与迷醉中的生活，而一边是受着惨侧的欺凌与压迫下的待遇……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使人惊叹的一幅都市之写真画。
而这个《城市之夜》就是这样一幅写真画之中的明晰地浮动之一部分。
无疑地，对于《城市之夜》，我们以为它的题材之“接触现实”与“暴露的有力”，是和最近明星的《狂流》异曲同工的一样有意义的新作品。
阮玲玉在《城市之夜》里演的女主角得到一致好评，夏衍等人的影评在谈及演员的表演时说：
“阮玲玉和王桂林的表演就很成功。自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那种困苦、贫愁的经验，而是那种贫苦的人物是最现实的，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现，随时都有得接触的人物，所以演员的表情，容易着力。这样阮玲玉和王桂林就从容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了。”
1932年底到1933年，阮玲玉进入了她一生中在电影表演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造就她在这一时期如此辉煌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少了张达民的“贴身”纠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后第一次能在上海独享清静，而不必担心张达民随时随地会进行骚扰，使她得以将精力集中在拍摄电影上。
但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一天下班回家，阮玲玉一进家门，突然看到坐在家中的张达民，很是诧异：
“你怎么跑回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难道要我在香港呆一辈子吗？”
阮玲玉连忙否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在香港干得好好的，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跑回来了？”
“香港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我为那每月区区200元钱，天天卖苦力，实在不值得，我辞职不干了！”
“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寄钱吗，怎么还不够用？”
“那几个钱管什么用，还不够我到澳门玩一趟的开销。”
张达民提到澳门，阮玲玉马上想到，张达民一定又去赌了。在澳门赌起来可是没底，不要说每月几百元，万贯家财赌个精光也没什么稀奇。想到这里，阮玲玉心中猛地一紧，连忙问道：
“你是不是又欠下赌债了？”
“赌债倒是没欠下，只是……”
紧追慢问，阮玲玉才明白，张达民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款子，要不是何东先生出面，那张达民的纰漏就出大了。
看着张达民厚颜无耻的样子，阮玲玉气恨交加：
“你竟然做出这等丑事来，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不知说什么就别说呗！”张达民振振有词。
“我不说不等于别人就不说，你想，这事能不传到联华公司来吗？我的面子上固然不好看，你又有何面目去公司找我？”
张达民一听，懵了，只好问阮玲玉：
“那你说该怎么办？”
“在家呆几天再说吧！”
一段日子过去了，一天，阮玲玉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有关消息，她猛然想起她的广东同乡在十九路军中任财政处长的范其务。阮玲玉想：若把张达民托付给范其务，让他远离上海、香港这样的花花世界，也许他能收心敛性，重新做人。
于是，阮玲玉给范其务写了封信，请他为张达民在福建谋个职位。范其务很快回信表示，福清县税务所正缺一个所长，张达民如肯屈就，他可以一手安排。
阮玲玉接信后，即与张达民商量，张达民内心当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一听说有个税务所长等着他去做，考虑再三，才同意去试试。几天后，张达民只身踏上了去福建的路程。
然而，张达民到福建不到两个月，便三天两日写信来骚扰了，那似雪片般飞来的信件无非两个字：要钱。为了张达民不再跑回上海胡搅蛮缠，阮玲玉只得花钱消灾。
眼不见，心不烦，早已与张达民没有了丝毫感情的阮玲玉渐渐地将张达民逐出了她的生活。
此时，一位中年男子闯进了她的生活空间。这位中年男子便是后来与阮玲玉同居的唐季珊，阮玲玉也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阮玲玉和唐季珊正式认识还是在1932底“联华”的一次聚会上。林楚楚为他俩作了正式介绍：
“这位是上海茶界的大亨唐季珊先生，唐先生是以往我们‘民新’的故交，当然也是今天‘联华’的老友啦。这位小姐大概不用我介绍了，唐先生一定早就认出来了。”
唐季珊含笑点头，欠身向阮玲玉致意：
“当然。阮小姐好，真是幸会。阮小姐主演的片子我看过不少，的确都是好片子，故事好，阮小姐演得更好。”
阮玲玉客气地回答道：
“唐先生好。”
此次与唐季珊会面，并没有给阮玲玉留下多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她少不了经常出席一些应酬，常会被介绍给一些社会名流互相说几句交际场上的客套话，所以，阮玲玉过后很快也就忘了。
但是此次见面却使唐季珊久久不能忘怀。他是个典型的上海滩的“白相人”，喜新厌旧乃是他不可更改的本性。他把张织云弄到手后，带到美国转悠了一趟，就一脚踢开了。今天发现阮玲玉这一尤物，使他兴奋不已。
于是，唐季珊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联华”的片场，且总忘不了给阮玲玉带上一束鲜花。日久天长，阮玲玉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而对唐季珊从心理上没有设防。
其实，如果仅仅送送花、跳跳舞，那他俩之间也并没什么，所以唐季珊暗自祈祷老天能给自己一个机会，既能向阮玲玉大献殷勤，让她明白自己的心迹，又不致令她反感。唐季珊耐心地期待着。
老天不负有心人，唐季珊得到一个消息：《城市之夜》摄影组就要赴杭州拍外景戏。
几天后，当阮玲玉和《城市之夜》的外景队成员到达杭州时，竟意外地发现唐季珊已等候在车站出口处。唐季珊热情地说：
“大家旅途辛苦了，我在此等候诸位多时了，我已为各位订好了房间，接各位的车就停在车站前，大家请跟我来。”
唐季珊看着众人脸露惊异之色，解释道：
“我在几天前听说剧组要来杭州拍外景，正好敝公司在杭州的茶庄有笔业务要我亲自来洽谈。我既来到杭州，且敝公司在杭设有茶庄，当算得半个地主，诸位和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当尽地主之谊。”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很高兴。
在此后的几天里，唐季珊几乎与外景队形影不离，外景队有了他后，自然方便了许多。拍片之余，唐季珊又为外景队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当外景队完成任务返沪后，大家都觉得唐季珊这人挺够朋友，而阮玲玉也平添了对唐季珊的几分好感。
凭着在杭州拍外景时结下的友谊，唐季珊不必再常常干耗在摄影棚寻求接近阮玲玉的机会，他开始登门“拜访”了。到1933年新春来临之时，他已成了阮玲玉家的座上客。至此，阮玲玉也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了。
面对唐季珊的苦苦追求，阮玲玉在情感上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们之中。阮玲玉和张达民走到如今，可以说他俩的爱情已荡然无存。在和张达民同居七年中，她心中那份对于爱的渴求其实始终没有消逝。但是，这七年来，她却从来也没有碰到过一个既爱她而又值得她去爱的人。
唐季珊可以说是第一个执著地要闯入她生活的男性。而唐季珊对阮玲玉的追求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他不着痕迹地一步步地逼近阮玲玉，他对于阮玲玉是那样地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令阮玲玉为之感动。
已有所心动的阮玲玉对于唐季珊的第一个思考，自然是拿他和张达民进行比较，其结论似乎十分简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唐季珊都远远胜过张达民。
衡量一个男人的好坏，其主要标准无非是事业和感情。在事业上，张达民一事无成，还陷在了嗜赌的恶习中难以自拔；唐季珊却是一个有大成的人，说他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商界骄子并不过分。
在感情上，张达民对阮玲玉的感情早已化解成一个字—一“钱”，张达民是一个既不懂得感情又丧失了感情的人。唐季珊在感情上当然也难以令人满意，他既有原配夫人，又曾与“影后”张织云同居，用情不专，但这些毕竟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阮玲玉身上，比之张达民，自然要胜出一筹。
至于在其他方面，唐季珊比起张达民来也毫不逊色。年近不惑的唐季珊虽比张达民大10岁，但更表现出一种成熟的魅力，他举手投足，无不显露出事业成功者的得意与矜待。
张达民虽然刚届而立之年，但沉溺赌海，生计无着，早已风度尽失而迹近无赖。他更可怕的嘴脸，还表现在一个空架子少爷的嘴上，没有钱还想充大爷。
说起对于阮玲玉事业上的关心，张达民更是无法与唐季珊相比，张达民也常常“光顾”阮玲玉拍戏的片场，但去的目的只是要钱。唐季珊只要有空，定会手持鲜花出现在片场，热情地眷顾，默默地陪同，情幽幽，意长长。
但阮玲玉还是有一些隐隐不安的，那就是张织云的前车之鉴使她对唐季珊能否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不免心存犹豫，然而她又下不了决心割舍这段对她说来颇为难得的感情。她因举棋不定而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聪明的唐季珊早看出阮玲玉这段心思，因此，只要有时机，他便向阮玲玉大谈饱受包办婚姻之苦，又小心翼翼地主动提起他与张织云的往事。
他把他与张织云同居说成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结果，至于他和张织云的分手，那自然是因为张织云爱慕虚荣不懂爱情的缘故。
唐季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使原本心存疑虑的阮玲玉大大地放松了对他的戒心，而他赞颂阮玲玉的甜言蜜语，对于久困于与张达民恶梦般同居生活中的阮玲玉来说，则不失为一针镇痛的吗啡。
来自于唐季珊的爱犹如艳丽的罂栗花，既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又隐含着致人死地的危险，在是接受还是拒绝的徘徊中，随着唐季珊爱情攻势的一浪高过一浪，阮玲玉越来越倾向于冒险接受这份爱情了。
可以说，在事业上，阮玲玉不愧为一个强者，她从16岁起，由不会演戏到会演戏，又从会演戏到争取饰演不同性格的角色。可在生活中，却有女性脆弱的一面，她常常因重感情而失理智。
在唐季珊以前不久，曾有一华侨富商，向她表示爱慕，追逐热烈，为她修造洋房，高价购赁饰物，用以金屋藏娇。后因为有人识破他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劝解阮玲玉与他割断了关系。
事后，阮玲玉也十分庆幸自己未踏进这一深渊。阮对劝解她的这位友人赤诚袒露自己的心怀说：“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地爱他！”所以，阮玲玉在艺术上除了对自己有很高的自期外，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而唐季珊为了取得阮玲玉的爱恋，恰恰是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把心思不但用在阮玲玉身上，还用在阮母和阮玲玉的女儿小玉身上，打一场迁回战、包围战。
唐季珊每次到阮家常常带些小衣裙、洋囡囡，小孩子思想单纯，每当见到他，小玉就拉着他亲如家人。唐季珊对阮母，更是恭敬得五体投地，极尽阿谀奉迎之事，“阿婆”“阿婆”地叫个不停，将上海好的衣料、点心买了送她不算，还常陪她打牌，设法将钱输给她，以博得她对自己的好感。
经过大半辈子动荡贫困的阮母，见着很有经济实力的唐季珊主动来巴结她，也时常被他哄得笑逐颜开。况且，阮玲玉离开张达民后，也需要终身依靠。
确实，他的力气并没有白花，阮玲玉对这一切看在眼里，在心中已对唐季珊有所心动。但是，如果不是一件事情的发生，阮玲玉和唐季珊的这种微妙的关系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这件促使阮玲玉下决心和唐季珊走到一起的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被称作“新闻舆论”的某些小报干的好事。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阮玲玉和唐季珊经常双双出现在一些社交和娱乐场所，引起了那些专门探究名人隐私的小报记者们的兴趣。他们跟踪了几次，遂发现了唐季珊还经常出入于阮玲玉家的秘密。探知了这一隐密的记者犹如发现了一颗可以投向公众的重磅炸弹，兴奋不已。
试想，平日无事时，他们尚能煞有介事地造出一些名人隐私来招徐读者，现在有了这重要线索，如何肯轻易放过，于是大大地添油加醋了一番，在小报上渲染开来，大谈电影明星阮玲玉与茶界巨商唐季珊的所谓恋情，暗示他俩早已同居。
而小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却正中唐季珊的心怀，欲知唐季珊将采取什么措施，且听下回分解
第13章倾国影星旧同层新同居失足同居一代才女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倾国影星旧同层新同居失足同居
一代才女写爱情演爱情非命爱情
上回说到小报记者肆意渲染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恋情，并暗示两人早已同居。阮玲玉看到这样有损她名誉的报道，心中十分气愤。而唐季珊却正中下怀，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有朝一日能与阮玲玉同居，只是碍于面子，难以启齿，亦怕遭到拒绝弄巧成拙。
现在小报记者帮了他的大忙，将这个他不知该如何向阮玲玉提出的建议摆到桌面上来。于是，他来到阮玲玉面前，先是大骂小报记者无耻，安慰阮玲玉一番。接着，话锋一转，说与其顶着这份虚有的“罪名”，还不如果真如此，看那帮无耻记者还有什么好说的。
唐季珊一边说着，一边注意看阮玲玉的表情，他见阮玲玉并无明确的拒绝之意，进而大说自己对阮玲玉的一片真情，唯有对天可表。无论阮玲玉作什么样的决定，唐季珊都表示无条件地服从。
在唐季珊的爱情攻势和小报舆论的夹击之下，阮玲玉既是出于对爱情的追求，也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草率地作出与唐季珊同居的决定，而此时阮玲玉正式结识唐季珊仅3个多月。
1993年，阮玲玉带着母亲和女儿小玉搬出了原米后住的海格路大胜胡同127弄22号，在147弄21号另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与唐季珊的同居生活。
阮玲玉与唐季珊的结合，在当时的观念与现在的男婚女嫁是有所不同的。旧社会对男女婚姻，都以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为主要联姻方式，常常酿成不幸的人生悲剧。
三、四十年代，有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为反叛封建意识的羁绊，“只要双方性格相投，志趣一致就可结合在一起。阮、唐的结合，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也是有这一层意思的。
阮玲玉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张，该契约载明：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阮玲玉想：虽然唐季珊为新居办置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我心爱的项链首饰等物，但这与张织云结合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一是我们有真正的感情；二是我们有独立的人格，不是他人的依附物，总之，我绝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
阮玲玉希望唐季珊对他们的同居不必过多地张扬，因为以她当时在影坛的地位，定会遭到一些不好的舆论。
阮玲玉与唐季珊结合时，在事业上，完全奠定了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月入丰盛，不会贪爱唐季珊的钱财；再者，唐季珊已达不惑之年，并非风流少年，这说明两人之间，尚有一定的感情。
两人的同居，给阮玲玉带有一丝宽慰，但这只是暂时的，只为远在福建的张达民并不知晓上海所发生的事。再说，阮玲玉是一时冲动之下与唐同居的，当时也容不得她对如何处理与张达民的关系有过多的考虑。
张达民人在福建，信却不断地飞向上海，三天两头找阮玲玉要钱，阮玲玉也不时地寄钱接济。但为免却将来纠纷，阮玲玉找到律师伍澄宇，于1933年2月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
伍澄宇律师受任
阮玲玉女士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并代表郑重声明启事
现本律师受当事人阮玲玉聘为常年法律顾问，以后凡关于阮玲玉女士名誉财产及其他一切权益如有加以侵害者，本律师尽依律师法保护之责。同时并据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有何人为婚姻契约。诚恐朋辈错认男女之际，致生误会，委为登报郑重声明等语。前来相应代表声明如上。
此致。
声明登报一段时间内，并未听见什么动静。
就在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不久的1933年4月9日，张达民突然出现在上海，他是因赴南京出差而路过上海，自然要回家看看。当他回到原来的家时，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不由得大吃一惊。
径向邻居打听，方知阮玲玉已搬了家。根据邻居提供的地址，他很快找到了阮玲玉新的居所，此时，当他看到端坐干客厅内俨然一副主人模样的唐季珊，他知道，阮玲玉再也不是以前的阮玲玉了。
张达民此时此刻知道，阮玲玉既然走出今天这一步，那她一定是豁出去了，如再用小报记者来吓她，她虽然还是惧怕，但未见得就会回头，那样的话，他张达民除了能出心头一股恶气，其他恐怕一无所获，他要再想从阮玲玉身上榨取钱财只能是痴心妄想了。
一想到要人财两空，张达民不由得心里发虚，看来还是设法利用这个机会从阮玲玉那里再弄一大笔钱来更为划算。于是，他暂且在中国饭店住下，开始谋划如何从阮玲玉那里榨钱的方法来了。
张达民的出现也使阮玲玉不得不考虑如何了结与他的关系问题了。她对张达民的秉性可谓了如指掌，张达民岂是个善罢甘休之人。一想到张达民的胡搅蛮缠，阮玲玉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阮玲玉约了伍澄宇律师来办理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之事，4月14日开始的谈判进行得颇为艰难，张达民先是坚决拒绝解除关系，阮玲玉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因而提出如张达民同意解除关系，可以适当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双方就补贴的数额和期限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两人在由伍澄字拟定的约据上签字。约据全文如下：
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
立脱离关系约据人阮玲玉张达民（以下简称甲乙）今双方曾一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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