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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风月女明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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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的话不无道理，但杨司令在重庆无权无职，我看此事最好找戴老板。”林芷茗顺着腾摸瓜。
“可我们已经麻烦了戴局长，怎能再就谋职一事麻烦他？”胡蝶心下犹豫道。
“麻烦什么，瑞华你从香港回到重庆，完全是爱国之举，他帮助你们是政府当局的义务，何必客气，你们如果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你们说。”林芷茗终于找到突破口了。
正在这时，只听“嘀、嘀”两声，一辆派克车开进曾家岩公馆。林芷茗往楼下一看，说道：
“真巧了，说曹操，曹操到，戴局长来了。”
不一会儿，戴笠带着满面笑容走上楼来，一进门，便问道：“你们今天上午到哪里去了，我派人送花来，说你们不在家。”
林芷茗忙接过话头：
“逛庙会去了。”
“逛庙会？你们可好福气呀，我每天就是杂事多，不是你们这般闲适，真是羡慕你们呀！”
“戴老板，可别这么说，说到闲适，我们的潘先生可是闲得难受啊，戴老板能否为他谋个职位？”林芷茗把位子挪到戴笠面前。
“谋什么职呀，你们只管住在这里，有我戴雨农在，还愁什么生计问题。”戴笠装做不以为然的样子。
“戴老板，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虽然讲义气让人家住在这里，人家怎么想，这不是寄人篱下吗？如果你真心想帮助他们，倒不如为潘先生谋一好职位。”林芷茗边唱腔边拿调。
“谋一好职位，重庆可不好找呀。”戴笠装作有些为难了。
潘有声见此，连忙答道：
“也不一定要局限在重庆啊。”
“如此说来，昆明最好，那边正缺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现在战势紧张，缅甸那边有大批的军用物资，每日不断地从缅甸经由昆明进来。”戴笠说完，往胡蝶看了看。
没等胡蝶答话，林芷茗插上了：
“哎呀，这真是个肥缺，又体面又赚钱，这么好的差事哪里去找！”
胡蝶不以为然，心想：昆明离重庆千里迢迢，潘有声此一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夫妻分居两地，长此下去也不是好事呀。
但潘有声心里已动了：这运输专员的确是个好差事，既有名又有利，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步入政界。想到此，潘有声起身说道：
“好吧，我去昆明！”
胡蝶有心劝阻，但看到潘有声决心已定，而且戴笠又是一副真诚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就默默地点了点头。
自潘有声去昆明任职后，戴笠来得比以前勤了。一天，戴笠带着一大套瓷器来到胡蝶的房中，胡蝶一看戴笠手中的器皿，果然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便欢喜地说道：
“谢谢戴局长。”
看着胡蝶那楚楚动人的样子，戴笠心里一动，忍不住放下手中的茶具，一把抓住胡蝶的手，含情脉脉地说：
“胡女士，你知道吗？一个47岁的男人，遇到了一个自己从心底里喜欢的女人，他该怎么办吗？”
“戴局长，您这是开玩笑吧。”
“不，我戴雨农从不开玩笑。我的内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虽然她很贤慧，也守妇道，但我从未有爱过的感觉。想我戎马生涯几十年，也见过许多女人，但从未有过一个人让我像看到你的时候那样心跳。”戴笠仍紧紧握住胡蝶的手。
“戴局长，你不能这样！”
戴笠放开她的手，很真诚地说：
“别紧张，我一点儿恶意也没有。只是说出我的心里话，你放心，谁也不会伤害你，因为你是我心目中高贵的女神。”戴笠说完，默默地走了。
胡蝶伏到梳妆台上，失声痛哭起来。
过了几日，胡蝶出来散步，不经意地看到草丛中有一张报纸，好像是游人垫东西用的，胡蝶走到跟前，拿起报纸看了起来。她看了看日期，是前几日才出版的，于是，她坐在地上，看起内容来，突然，一个醒目的标题呈现在她的眼前：
“胡蝶衣物被劫，杨惠敏涉嫌逮捕”
再往下看，只见报上写道：
“据可靠人士透露，数月前，从香港经曲江、桂林来渝的著名影星胡蝶女士，仅在公共场合匆匆露面，便已销声匿迹了。据传，胡蝶女士已经息影，转移到当局某大员的公馆中……而当年向抗日战士献旗的杨惠敏，因受胡蝶之托，代运衣物，中途丢失，而被军统人员秘密逮捕，囚禁在白灰市稽查处之监狱中……”
胡蝶看完差点晕了过去，她瞒珊地回到寓所，见戴笠已坐在沙发上，便说道：
“你把杨惠敏放了吧。我不相信那些东西被她私吞了。”
戴笠心里一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
“那杨惠敏不仅私吞你的财物，而且通匪，咱们别提她了。哦，对了，我已帮你找回来一些财物。”
“真的？”胡蝶惊讶道。
“真的，晚上我给你带来。”
晚上，戴笠从汽车上搬下几只箱子，他打开其中一个箱子，从里面抓出一大把精致的首饰、古玩。胡蝶初时还以为戴笠真的替她找回了部分财物，但当她定眼看时，这些都不是她的东西。
戴笠拿起一只盒子，打开来，递给胡蝶说：
“喏，这是你的钻戒。”
胡蝶接过来，看了看，交给戴笠，说：
“真的很像。”
“你的东西嘛。”戴笠笑着说。
“不，这些东西哪一样都比我原先的那些贵重。”
戴笠一下子跪在胡蝶面前，抓住她的两只手说：
“瑞华，你说得对，这些东西是我让人专门替你预备的。我知道找回你那些财物已经不可能，但我不愿让你伤心。瑞华
说着，戴笠忽然激动起来，流出了眼泪：
“你是唯一让我爱的人，我想让你幸福，想让你快乐。瑞华，我爱你，我戴雨农平生只爱你这样的女人，我对你的一切可都是真心真情呀！”
胡蝶怔怔地听着，忽然趴在桌上大声地哭起来，戴笠站起来，百般安慰。哭了一会儿，胡蝶停止了哭泣，她走到酒橱前，取出酒，慢慢倒上一杯葡萄酒，一扬脖子喝了下去。她一杯一杯地喝着，她觉得此时只有酒才能安慰她那受伤的心灵。
看到胡蝶如此行为，戴笠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口里直说：
“瑞华，你不要喝了，喝多了会伤身子的。”
但胡蝶好像没听见似的，仍一杯一杯地喝着，戴笠上前抢她的杯子，胡蝶站起来护着，没想到，一个趔趄，天旋地转倒在地上。
黎明时，胡蝶睁开惺松的睡眼，忽然看到身边竟然躺着赤身裸体的戴笠，顿时觉得万箭穿心，掩面哭泣起来。戴笠坐起来，慢慢将她揽人怀中，轻轻说道：
“别哭了瑞华，我保证对你一辈子好，我给你幸福，给你需要的一切，即使你现在让我去死，我都心甘情愿。我一定要娶你，瑞华，相信我，你是我的一切！”
泪眼朦陇中，胡蝶渐渐不再哭泣，戴笠真诚的话语似乎打动了她的心。
此后，胡蝶搬进了歌乐山下的杨家山公馆，这是中美合作所地盘。此时的胡蝶已经完全成了一只笼中小鸟。
为了讨得胡蝶的欢心，戴笠把一切置之度外。胡蝶想吃南国的水果，他立即派出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受用，他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胡蝶嫌杨家山公馆的窗户狭小，光线不充沛，又嫌楼前的景物不别致，他急忙命人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重新修建一幢花园洋房。
不久，戴笠知道胡蝶不喜欢此楼，忙找建筑专家设计别墅。一日，戴笠兴冲冲地推开胡蝶的房门，将一张洋房图纸在她面前摊开，说：
“你瞧，这就是我为你修建的新洋楼的图样，内部结构完全是按照你的意思设计的，连抽水马桶都考虑进去了，这边是花园，这边是亭台……”
胡蝶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戴笠急了：
“瑞华，你看合适不合适？你点一下头，我马上命人破土动工，怎么样？瑞华！”
胡蝶无奈，笑着点了一下头。
戴笠一见胡蝶笑了，喜得心花怒放。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胡蝶迁进了新居。
新居位于神仙洞旁边，神仙洞里有一温泉，戴笠不时带胡蝶到这里来洗温泉浴。自胡蝶来后，戴笠再也不准别人来此洗浴了。
胡蝶生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里，时时有一种罪恶感涌上心头，她觉得自己在堕落，自己想不通何以屈从于戴笠，那戴笠纵然对她千般好，万般爱，但她仍是有夫之妇啊，一想到有一天她会忘掉潘有声，她就觉得害怕。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到南京有事，乘飞机欲降落时，因天降大雨，飞机一头栽在江宁板桥镇南的戴山山腰上，戴笠亡命。
戴笠的突然死亡，使胡蝶摆脱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恶梦般的生活，终于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边。此年，胡蝶和潘有声携一双儿女来到香港。此时胡母留在上海，不久便去世了。
潘有声和胡蝶一起创办了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胡蝶倾注了全力，频繁地来往于南洋各地，参加展销洽谈和各种商业应酬。在公司的大幅宣传广告上，胡蝶的玉照为各种造型的“蝴蝶牌”热水瓶所环绕。
胡蝶在忙生意的同时，也未忘了拍电影，她忙里偷闲，为“大中华”主演了《某夫人》和《春之梦》两片。
这日，潘有声忽然觉得肚子痛，胡蝶急忙将丈夫送往医院，经检查，医生沉痛地告诉她，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
胡蝶想用爱创造奇迹，留住潘有声，然而死神终于将潘有声带走了。胡蝶握住潘有声的手，手渐渐凉了下来，她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木木的，孩子们扶着她走出病房，她没有放声痛哭，只是任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涌出，她觉得她的心在流血。
潘有声去世后，胡蝶再也无心继续经商，开始一心一意地操持起家务来，然而她摆脱不了孤独和悲哀，又想起她的电影来。她觉得这一生她只爱两个，一个是潘有声，一个是电影。于是在1959年，她加盟了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
1966年，胡蝶息影。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爸爸妈妈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深深怀念。
1984年，胡蝶的弟弟胡业尧要随香港旅游团赴北京、无锡等地参观，胡蝶请他带给国内老同事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她想念祖国、思念家乡之情，她最后说，因年岁关系，力不从心，不适作长途旅行，她亲切地向老同事和她的老观众们问好。
1986年，胡蝶开始动笔撰写回忆录，8月底，她终于完成了长达2O余万字的回忆录的撰写并交付出版，年底，《胡蝶回忆录》率先在台湾出版。中国大陆出版界也迅速地作出反应，1987年8月，新华出版社即在大陆出版了该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3月23日，胡蝶外出途中不慎跌倒引起中风，在此后的一个月中，胡蝶静卧于病榻，与病魔苦苦搏斗。4月23日下午，胡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安详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
“蝴蝶要飞走了！”
第09章大影星主外同居名导演男女受气
大影星主外同居名导演男女受气
且说在群星闪烁的3O年代影坛，有两颗分外耀眼的女明星，那就是胡蝶和阮玲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胡蝶，再说阮玲玉。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1910年4月26日，上海。
这一天，春意已浓，而在上海朱家木桥样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的小屋里，却不见阳光，很少暖意。一名浦东亚细亚火油找的、年近40的中年男工阮用荣，正请了假在家中忙里忙外。阮用荣的妻子何阿英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呻吟着，喊叫着，正为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苦苦挣扎。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家的头一个女孩才只有二、三岁呢。
孩子终于降生了。
善良的母亲、辛劳的父亲，并不为过早降临的第二个孩子高兴，他们只是盼望着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因此，当接生婆报告他家得了一个女孩时，阮用荣愁苦的脸上眉心皱得更紧了。
老实巴结的父亲没有多瞧这女孩一眼，长长地叹口气就把接生婆送走了。失望伤心的母亲，勉强睁开眼望了望身边的婴儿，不知是喜悦还是悲伤。
穷工人家的孩子，求人取了个文静的名字：凤根。
转眼已是10月底，天渐渐转凉了。下班后的阮用荣照例抱起了女儿凤根，他觉得凤根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烫，就问妻子：
“凤根是不是病了？”
“是的，”妻子答道，“早上起来她就发烧，可能昨晚受了点凉，伤风了，大概不碍事的。”
阮用荣仔细往凤根脸上一瞧，只见她左脸颊上出现了数个暗红色的丘疹，他的心猛地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难道是天花？”当“天花”二字在阮用荣的口中说出，妻子颓然地坐在床前，她真希望丈夫的猜测是错误的，可是丈夫所料并不错，凤根所患的确是令每个父母都胆战心惊的天花。
“天花”这两个无论是读起来和写出来都很漂亮的字眼，所代表的却是一种让人为之恐怖和厌恶的急性传染病，它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对患者生命的威胁，而且还在于对人容貌的毁损。当时大凡出过天花的人，都难逃满脸麻子的厄运。凤根的父母面对患此疾病的女儿、怎能不忧心忡忡。
但疾病既来了也别无他法，只求老天保佑，何阿英更是虔诚地拜倒在观音像前。不知是阮用荣夫妇的祈祷发生了作用，还是凤根的生命力特别强，经过日夜担忧的几天之后，凤根奇迹般地痊愈了，仅仅是在左颊留下了几点浅浅的疤痕，不经意根本看不出来。
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阮用荣夫妇刚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厄运再次降临到他们头上。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季后，他们那一直病弱的长女不幸夭折了。阮用荣夫妇对着长女渐冷的身体，伤心至极。
现在，他们只剩下凤根这唯一的女儿了，他们对她更加怜爱有加。这一年，两岁的凤根一下子竟跨过了两个时代——从清皇朝到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国号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男人脑后少了根辫子。
凤根慢慢地长大了。从记事起，她常常在黄昏时，一边在门前捡菜剥豆，一边等候父亲回家。当她亲热地唤声“爸爸”并起身奔向父亲，他常常疲惫无力地找把破椅子靠墙坐了下来。偶尔，父亲领到了工钱，喝了两盅，有了点精神，也会抱着她，给她讲猪八戒招亲的故事。她是多么快乐啊！穷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一次，父亲买了张靠舞台边的便宜的歌剧票，带凤根去看戏，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演员的唱做动作，使小小的凤根惊呆了。回到家中，站在床上，拿着被单、母亲的围巾，像演员那样装扮起来，唱起来，扭起来。
凤根小小年纪，已有自己的保留节目，每每亲朋来访，她唱做起来，往往能博得满堂喝彩。那时，她不太胖，晶莹可爱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幸福和快乐对这个万分艰难的家庭毕竟是短暂的，像受至一场巨大的雷击似的，她父亲一病不起。阮用荣一病倒，工作也就丢了，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这可愁坏了阮用荣夫妻俩，要治病，要吃饭，还要付房租，哪来的钱呢？
无可奈何之下，何阿英只好丢下重病的丈夫和幼小的凤根外出帮佣，但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尚且不够，哪里还能有钱给丈夫治病呢？于是，家中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慢慢地都进了当铺。
面对病中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何阿英是欲哭无泪，她跪倒在观音像前，祈祷菩萨保佑她的丈夫度过这一劫难。然而，菩萨并未显灵，在这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之夜，阮用荣终于撒手西归。
这年，凤根才6岁。
何阿英更孤苦了，在黝暗的油灯下，她几乎老了10岁。凤根望着母亲在为她缝补旧衣，禁不住懂事的说：
“妈，油灯暗了，让我替你穿针线吧。”
母亲抬起疲倦无神的眼睛望了望她，摇摇头，又低头去穿针线缝衣了。
灯火愈来愈暗，夜愈来愈静，自幼聪明过人，求知欲极强的凤根，像大人似地发问：
“妈，我们为什么要做穷人？”
“你爸爸没有本事。”
母亲的回答不能满足她的疑问，小凤根又追问了一句，“那么怪爸爸吗？”
母亲没有再回答，默默地似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久久盘旋在孩子心头的疑问，赶走了她的睡意。沉默了一阵子以后，凤根把小凳子靠近母亲的身边，抬头又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上厂里做工？”
“我们是女人嘛。”母亲叹了口气说。
“女人就不能做事吗？”在她的幼小天真的心灵里，女子低人一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
“社会是不允许的。”母亲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和脸，说：“睡吧，别瞎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听命吧。”
夜更深了，寒风从不严实的门窗里钻了进来，把靠在母亲腿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凤根冻醒了。她感到身上多了件旧毛衣，睁开眼睛望望仍在不停地缝衣、身子微微颤抖的母亲，禁不住说：
“妈，你太冷啦！怎么把绒线衫都给了我？”
母亲慈爱地说：
“你穿着吧。小孩子冻不起的。要不上床睡吧。”
“妈，我不冷，也不困，陪你做活吧。你还只穿件单褂呢！”
实际上，才6岁的凤根真是又冷又困，她终于在母亲的抚爱和督促下，爬上了又硬又冷的床铺。
在童年的梦里，她尝到的是人生的苦果。
穷人家的孩子是早熟的。凤根随着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小丫头，小小的年纪就学着打杂、洗衣、给老爷擦皮鞋、替太太抱小少爷。唯有相依为命的母亲心疼她，夏天，看到她累得满头大汗，面色通红；冬日，瞧见她双手起了冻疮，肿得很高，瞅着主人家出门的时候，让她放下手上的活计，悄悄去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她总是很快溜到附近的一所小学，从校门的缝隙里偷望男女孩子们上课的景象。有时，凑巧孩子们放学了，她就躲得远远的看他们嬉闹、打架。他们都穿得很整齐，背着崭新的小书包，有的孩子的父母，还在校门口等候迎接他们。
这，给凤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也使一个难以管束的想法在她头脑里转了又转。隔了好一阵子，她看到母亲忙完了活心绪较好时，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妈，让我上学吧。”
妈妈听到她的要求，像被针扎了一样皱了一下眉心，半天没有说话。而当她拉着母亲的手，一再恳求：“妈，让我上学吧。”母亲的心动了，轻轻叹了口气：“难哪。”
母亲是这样一个老实，听命，苦苦挣扎的妇女。她没有马上答应女儿的要求，因为，她明白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学费、杂费、书本费、衣着这一连串的费用，对当女佣的她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再说，女儿上了学，还能在主人家吃住下去吗？她找不到答案。
母亲的心在那次风根的恳求后，确确实实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记。凤根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寄托啊，何况，凤根自小体弱多病，丈夫刚去世之际，自己曾将她寄养在一个干姐妹家中，一场大病整整两个月，几乎葬送了一条小生命。
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从此，母亲默默地攒钱，也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冬去春来，约摸在两年之后一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
“凤根，你也不小了。妈明早送你去上学吧，这可不易啊。”
说着说着，母亲眼眶红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凤根望着更加苍老的母亲，聆听着这字字千斤重的话语，一阵温暖，一阵心酸；一阵凄苦，又一阵幸福。夜依然是凉冰冰的，而她的心底却由于有了希望而感到热辣辣的。连她的梦也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
凤根8岁才上学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
上学，对这个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人家，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
不久，一户姓张的人家收留了母女俩。这户姓张的是广东香山人，和凤根父亲是同乡。张公馆坐落在乍浦路，张老爷在清末是做官的，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转而经商，全家从广东迁到了上海。
张老爷经商很有些手段，发了大财，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张老爷有妻妾九人，生下的子女计十七人之多。张太太管不住丈夫纳妾，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致发生动摇，她绝不允许丈夫把这些女人弄回家来，也绝不承认老爷在外面生的孩子是张家的后代。
进了张家大院，何阿英带着凤根在后院佣人住房住下，她处处留心，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张府的大院共有三进，每进房子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天井相隔，前两进房子是上房，下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只有后院才是下人们住的。
这位张太太共有四个公子，即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和小儿子达民。这兄弟四人日后和当时的上海影坛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也都有过一些名气，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名气最大。
张慧冲生于1898年，那年19岁，正在上海的航海专科学校读书，时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漂洋过海，发一笔洋财，后来他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从航专毕业后，即东渡日本，抵日不久就对航海失去了兴趣，而迷上了东洋魔术，加上他自己勤奋钻研，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套东方魔术玩得堪称炉火纯青。
20年代初归国，很快又迷上了电影，加盟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当上了一名电影演员。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那英俊的外貌、洒脱的造型，颇受影迷喜欢。
1923年春，有个叫尼古拉的德国人来到上海进行魔术表演，为招徕观众，他自封为“德国魔术大师”，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张慧冲很不服气，待观看了这个德国人的表演后，他更是胸有成竹，他马上和尼古拉唱起了对台戏，也准备了一套魔术登台表演。
他表演的这套魔术不仅包含了尼古拉的所有节目，而且还多了一个他独创的巨型魔术“水遁”。此事一下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报纸则称之为“国际魔术大竞赛”，盛赞张慧冲“比尼古拉多一手”。
尼古拉还算识相，见比试不过，遂偃旗息鼓，溜之大吉。此后，张慧冲又在电影界和魔术界大显身手，曾大红大紫过。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张达民的“成名”却不是因为有何业绩，而是因为他后来与阮玲玉（即凤根）的特殊关系。张达民生于1904年，长凤根6岁。凤根8岁入张府时，张达民还是个14岁的孩子。
张太太对这个小儿子格外宠爱，凡事皆依着他，使他成为典型的公子少爷。张太太是个麻将迷，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沉迷在牌桌上，张达民从小跟着母亲，牌艺也是十分精通，且赌瘾极大，由此埋下了日后赌尽数十万家产的祸根。
凤根上了学后改名为阮玉英。玉英随母亲进入张府后，更加劳累了。放学后，她还得像小丫头一样干活，比往常更卖命地干活。要不，母女俩马上连一个可以这风避雨的住处都会没有了。
年幼多病的玉英，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知识的开化，也变得自信了，坚强了。
清晨，当她忙完主人家的杂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学校走去时，她的心里反复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要做个自立的女子！”
黄昏，当她离开学校急匆匆地赶回主人家时，母亲的面貌和话语出现在她眼前耳边：“听命吧！”“不，我定要做个自主的女子！”她的内心时时在和母亲作着争辩。
这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使她自小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她比许多富家的孩子学得认真，进步得快。年幼的孩子，谁不贪睡呢，而她，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温习了功课又要干活。她不觉得苦，也不怕累，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富商阔人的天下，又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玉英渐渐长大了，学校里的功课对她已经不那么费力了，她开始借来许多小说之类的书来读。
小说是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而她从中一次次体验了各种人、各种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书如命，终生不变。这，也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培育了艺术的细胞，对她走上电影演员的道路有莫大的影响。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玉英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她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为爱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借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肯自传》，刚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描写吸引住了，于是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美国舞蹈家邓肯为舞蹈事业终身奋斗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玉英，在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邓肯像森林女神一样薄纱轻衫赤足起舞的形象；而邓肯向往自由，不畏权贵，坚持信念，勇于创新的坚强意志，更赢得了玉英由衷的敬佩。
掩卷深思，玉英沉入了对艺术追求的遐想之中。《邓肯自传》无疑又为她开启了一扇探视艺术殿堂的窗户，激起了她心中对表演艺术的憧憬。
1922年初的一个周末，玉英的同学好友谭瑞珍、梁碧如兴奋地告诉玉英，她们已搞到三张《海誓》的电影票，准备一起到夏令配克看电影。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海誓》无疑是一部极其平庸的电影，但它却令玉英和她的两位伙伴既觉新鲜又受感动。要知道，《海誓》可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不仅有完整的故事，而且制作也比较认真，尤为称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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