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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谈老舍-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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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就此不无自豪地写过：“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作品中人物‘我’的表哥、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看来，早年间的老舍，就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有了切身感受。他的早期习作，已经显示出对京语大白话出色的驾驭能力。“五四”以后，白话文写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突出追求，但是，许多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本人却受到种种局限而写不出典范的白话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方言的运气来了，被确定为中国现代“国语”标准音，旧日旗人们用一生精力把玩语音锤炼语言的生活情趣，没想到在这里恰恰和时代的文化需求迎面撞了个满怀！老舍正是极大限度地得益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优势，也极大限度地得益于他所置身其间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他在现代文坛上率先表现出对北京方言白话无条件的信任与最有力的张扬，再加上个人毕生始终不渝地努力地切磋琢磨，才使他在写作上获得了运斤如风、得心应手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通盘地准确地把握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样的超凡之功，才成了中国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老舍在文学创作语言方面所体现的民族文化背景，曾经为一些著名学者所看重。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周作人也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日文本〈骆驼祥子〉序言》）。
到了辛亥前的一段时间，朝廷对一些有勇气的满人把先前的艺术自娱变为谋生职业的行为，已然失控。像黄润甫、汪笑侬、陈德霖、龚云甫、钱金福、慈瑞全等等堪称一代宗师的京剧名角儿，像双厚坪、抓髻赵、德寿山、金万昌、荣剑尘、谢芮芝、品正三、常澍田等等北方近代曲艺的鼻祖人物，都是清廷垮台以前就义无反顾地转为职业演员的满人。即使是出身于爱新觉罗皇族的红豆馆主、清逸居士、卧云居士等一批著名的京戏“票友”（即名义上不“下海”而实际上差不多毕生醉心于戏曲表演艺术的人），也几乎是随时地演出于自组的“票房”（非赢利的演出场所）之中。到了辛亥之后，旗人们迫于生计而涌入演艺界的情形，更是大潮涌动，仅只京剧界，就出现了“青衣泰斗”陈德霖、“老旦领袖”龚云甫、“丑行三大士”之一慈瑞全、“十全大净”金少山、“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和尚小云、“四大须生”中的奚啸伯，以及金仲仁、杭子和、李万春、厉慧良、关肃霜等大师级的艺术家。老北京儿们都知道，在民国年间的京剧和曲艺舞台上，才艺超群的满族艺术家不胜列举。可以不夸张地说，到了清末民初，旗族艺术家们已经稳稳地占据了京城演艺界的“半壁江山”。
学生时代的老舍，生活困窘，无力过多地观赏旗人们喜好的各类艺术表演。但是，艺术常常是人生在世万难抵御的一种诱惑，他但凡有了接近艺术的机会，总是不肯轻易放过。读小学时，他每每在放学之后，跟随比他囊中略为宽裕的满族同窗罗常培，到各处的小茶馆，兴致盎然地听评书。他说，“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片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习惯》）他还自豪地说过，少年时代的自己已经“会听戏”了，曾有幸欣赏过京戏名角儿谭鑫培和郝寿臣的戏，还听过“鼓书大王”刘宝全的演唱。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对伸出期间的教育界丑恶现状很不满，于是想到：何不把从前没机会兑现的兴趣愿望也兑现一下？他开始用心地去泡“戏园子”，听名角儿，学京戏流派唱腔。过去，他常听人们说道“满人不懂京戏就不算满人”，更见到过许多满人都能时不时地露几手“二黄”、“西皮”上边的绝活儿，羡慕得很，可是自己没有工夫，更没有经济实力来支持这种艺术兴趣，这时终究遂了愿。没多久，顶有灵性的老舍，就能唱出不少又成段儿又够味儿的京戏了，他三分自豪、七分解嘲地宣布：“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小型的复活》）其实，老舍这里所言太谦虚，后来他的朋友们时常回忆说，他在一些聚会上给大家唱过不少京戏段子，他唱老旦和黑头都唱得极棒。
至于文学方面的民族传统，老舍更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他从上小学起就偏爱文学，旗人们代代相传的文学爱好吸引着他，旗人们的传统读物也自然地进入他的浏览视线。由于清朝定都中原以后几代君主的垂范作用，清代的八旗子弟中间，产生过大批的文人墨客，仅流传下来作品集的，就有上千位。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及其词作《饮水词》、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及其长篇小说《红楼梦》、满洲镶蓝旗顾太清（西林春）及其词作《东海渔歌》、满洲镶红旗费莫文康及其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等等，都在中华文学史上，享有或突出或重要的地位。富有民族情感而且倾心于文学的庆春，当然会以本民族出现过这样的文学伟绩而感到骄傲，更会从这些民族文学的厚重积淀中汲取营养。这种在文学道路上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他后来的创作取向。
清代的满人，既然早就已经把本民族的中心立足点迁移到了北京，并且还亲切地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京城的各样风俗，也就难免地要受到满人文化传统这把“筛子”的过滤。满洲人在当皇帝，一当就当了二三百年，市井间的种种风气，转向满洲人喜好和易于接受的样式，不足为奇，这与人们常讲的“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大概是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清代的满人们，的确是把京俗改造成了新型的“满汉全席”式的满俗，也把满俗跟京俗在心里划上了一个等号。老舍早年生活在京城的时候，这个等号还存在，京城世风还远不像20世纪晚近阶段那样，被搅入了太多的南北文化和欧美异质文化。老舍脑海中记挂了一辈子的故都民俗──年节的、婚嫁的、育儿的、丧葬的、起居的、饮食的、商贸的、娱乐的、风物的、心理的……可以说，都与老年间的满习息息相通。而他的文学作品，后来被众多的研究者认作旧是北京市井风俗的百科全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舍一生，最流连、最动情、最敏感、最关切的，是文化。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大千万象，民族属性是它各种属性中重要的一个；当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核心信息都来自于历史深处，故而民族文化都必定要归属于某种特定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不言自明的。一个具体的人，完全可能会在成年以后经历到多重文化的感召，取得一种更加辩证的文化思维，但是，恐怕谁也做不到，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属于多重文化角度。在老舍踏上人生漫漫行程的开始阶段，他的早期文化归位，带着清晰的满族文化属性，这是从大量事实出发所引出的判断。这个判断，也是说得清和讲得通的。
老舍在文学创作上面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艺术风格。他一生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独树一帜的写作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族的精神气质。清末，生活在“笼子”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他们总是以彼此戏谑调侃来应付惨淡的人生；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就有着沧桑感、幽默感和艺术感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京城旗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这种融会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他往往冷眼旁观地去发现各色人等的可笑之处——“痒痒肉儿”，“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这种幽默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例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早期小说中的幽默就明显带有下意识表达的迹象），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水乳整合（例如《离婚》、《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都在这方面极可称道）。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艺术格调，正是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精神文化习性的汲取、包容和提升。
多才多艺，是老舍同时代许多满人的一大特点。老舍也不例外。生前身后，他得到过诸多的称谓：小说家、戏剧家、曲艺家、散文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书法家、书画鉴赏家……真是个“拳打脚踢”的多面手。早年，他参与了把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晚年，他又把爱尔兰作家萧伯纳的作品《苹果车》译成中文。各种才艺融会贯通的老舍，抗战八年间，担任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繁重会务，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写出了三部长篇、六七个短篇、一部长诗、八本话剧、四五出戏曲，以及没法估算的杂文、鼓词、数来宝等形式的作品，简直令人为之目眩。
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里面，也许再没有人比老舍更热衷于俗文艺及民间曲艺了。抗战期间，他深入民间艺人，如饥似渴地钻研相声、大鼓、快板、扬琴等曲艺形式，不但给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段子，还曾经亲自粉墨登场和民间艺人同台献艺。20世纪50年代初，他为了让旧的相声艺术获得新生，把写相声新作当成本份事，做了大量让人们铭记不忘的工作。由他倡导，北京出现了一个以各种曲艺曲牌来设计唱腔的新剧种——曲剧，他还为这个剧中写了第一出大戏《柳树井》。最叫人们玩味不尽的，是他时常在小说和话剧创作中巧妙地融入曲艺艺术成分，从《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直到《茶馆》，都让曲艺艺术在中间放射出迷人的魅力。
许多人讲起老舍跟曲艺艺术的不解之缘，都在赞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不避世俗眼光，不端名人架子，甘愿为民间艺术登大雅之堂鸣锣开道。这样的评价固然不错，而殊不知，他对曲艺艺术的特殊情感，还是来自于他的满族文化根底。说唱艺术原来就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渔猎生产阶段的习惯嗜好。入关之后，都市旗族把这种嗜好移植到“清音子弟书”、“八角鼓”等新创制的满族曲艺样式上头，一批文化水准很高社会地位较低的满族文人，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鼓书名段子，这些作品不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而且据大学者郑振铎评价，是有效地扭转了中国汉语文学历来极为短缺长篇叙事诗的局面。老舍自幼就生活在本民族曲艺嗜好的包围之中，他太熟悉太热爱这些地地道的民间“玩意儿”了，一旦社会有需求，他就会立即去取来这件艺术上的轻武器。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我们以上谈到的已经不少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大题目下面，恐怕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应当说到的，那就是，作为一位满族出身的杰出作家，老舍并不仅仅是在作品中写了他的民族，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艺术风格，他还充分感受着时代的精神洗礼，站在20世纪人文与社会性思考的制高点，充分利用自己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文化位置和心理感受，向创作里面注入了极其严肃的沉甸甸的思考。老舍生在满民族的多事之秋，这个曾经奋发、曾经辉煌过的小民族，到了老舍的时代，正面对着空前的坎坷跌宕和沧桑沉浮。老舍的一生，是与出身其间的满民族休戚相关的，作为一位大作家，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过超乎常人想像的沉思与反省。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高度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早在1928年写作《二马》的时候，他就怀着写“自己人”中的某一个的感觉，写出了一位来自东方“老民族”的“老分子”——二马中的父亲老马，在当时西方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生存期间的文化尴尬。作家在小说里写入了下面一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文字：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
后来，老舍继续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面，既形象又寓意深刻地注入对自己民族——满族的文化批判，例如《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龙须沟》、《茶馆》等，都体现了他以高度的民族使命感审视自我民族精神疾患的神圣忧思。到了写家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时候，他将自己毕生对满族历史及文化教训的痛切检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写道：旗人生活几乎全部艺术化了，像“我”这个穷旗兵的儿子，“洗三”以及“办满月”都须花大力气应酬一番，在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上，一切须合乎礼数，“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做极细致地分析比较，使他们的位置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至于阔绰些的旗人，便更是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成天沉溺在唱戏、养蛐蛐和“满天飞元宝”上面，还要效法汉族文人的样儿，在人名之外起上个“十分风雅”的号。把生命的过程向艺术的层次推进，本来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但是，像某些北京旗人这般，在自身不求进取的情况下去拥抱一种畸形的文化艺术，民族的前景可就不大妙了。作者的力笔，饱蘸沉思，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口中道出，分量是极重的，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真正说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间，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又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何等样儿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最先发出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说明，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提到传统文化，各民族作家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复杂微妙的震荡，他们的心间，都扭结着扯也扯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尽管千差万别，然而，社会和时代的迅猛变化，已经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人，再也没法躲避自己对民族文化重构的责任了。20世纪的前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运用文学的武器，进行民族性与国民性的严肃而韧性的批判，用现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引导国人去重塑民族的时代精神与品格。老舍是一位鲁迅新文化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的文学虽然较少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却以自己独特的既充满规劝又不失严肃的笔触，坚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与针砭东方“老民族”的文化旧习和心理症结。他以毕生上千万字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深刻又极具价值的民族文化启示录。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实在是个很难一下子说完的话题。今天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主讲人简介
舒乙，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1935年8月生于青岛，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大学林产化学系，回国后从事科研工作多年。1978年开始从事老舍研究，并由此走上文坛。主要著作有《我的第一只眼》、《梦和泪》、《老舍的最后两天》、《老舍的关坎与爱好》。
主要内容
老舍，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好，《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老舍在世界文学中自有他的地位，人们了解老舍也是从他的作品中。在日常生活中，老舍先生有很多爱好，如打拳、养花、唱戏、说相声、玩骨牌等等。
老舍先生爱打拳，他的代表作之一《断魂枪》，就是写的拳师。其中有一个人物叫沙子龙，一身的好功夫，就是不传。老舍先生批判这种爱的错位，他很爱这些文化的精致发达，但他又批判你爱的错位。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文化，都是应该继承的，应该保留的，但是你爱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这是老舍先生的高明之处。
养花也是老舍先生的一大爱好，小学课本里还收了老舍先生写的《养花》的一篇散文。吴组缃先生曾这样描写老舍先生爱花，“竹叶当花插陶瓶”。所以在老舍先生去世后，家人在他的骨灰盒里，放了一枝钢笔一枝毛笔，一幅眼睛和几朵茉莉花。茉莉花是他的化身。
全文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主讲人，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舒乙先生，那么今天呢，舒先生他从“老舍的爱好”来探讨老舍先生的爱好和他自己的作品精神，和文化理想，内在的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呢，大家欢迎舒先生为我们演讲老舍的爱好。
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老舍先生另外一个侧面，题目叫《老舍的爱好》，我曾经写过一本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本书在1988年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名字起得挺怪，叫《老舍的关坎儿和爱好》，实际上是三部分，一部分讲他一生坎坷的最重要的关头所以叫关坎儿，第二部分就讲他的爱好，第三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年谱一样的传记。
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很快卖光，又印了第二版，现在我估计这本书不大容易找到了，我在演讲里头没有讲过这个题目，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讲吧，一方面有很多故事可听，这个对讲演来说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我就觉得通过这个来了解老舍先生本人很有作用，当然我最后会把他提升为几个结论，这几个结论对当代的文艺活动对大家我觉得都可能有一点小的启迪。
我先给老舍先生从这个角度定几个定位，一个他是一个东方文化巨人，这是第一个定位，大家知道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艺术，非常强，比如说以文艺复兴为代表，再往前推是古希腊古罗马，当然后来又发展成为现代写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后又有各种现代派，他们是很强的一支队伍，东方文化历来是非常强的，在世界上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对日本，中国的东方文化对日本对朝鲜，对越南，对整个东南亚影响都非常大，现在当然对全世界影响也很大，我仅仅以老舍先生在日本的影响讲一讲他东方文化巨人的这个命题吧。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当时，日本最有名的作家女的，叫有吉佐和子，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她是日本第一女作家，那么老舍先生去了以后，她当然要尽地主之宜了，那么她要请客，请客她着意地打扮，穿了一身最漂亮的和服，和服贵得不得了，一身好像很素白的但是有花纹的这样的一个和服，在一个蒙古包里头，宴请老舍先生吃蒙古烤肉，当然要喝日本的清酒，日本的苦酒，老舍先生喝高兴了，突然就发了一句话，笔墨伺候，日本这方面比较现成，砚台纸笔全上来的，然后老舍先生跟有吉佐和子说，把你腰带解下来，日本和服的腰带是又长又宽又大，有吉佐和子不知道干什么，梳妆打扮要半天，背上那个小包袱跟这个腰带是很有关系的，解下来放在桌上，老舍先生提起笔来，就在她的腰带上提诗一首，赞美有吉佐和子和她的作品，因为他看了有吉佐和子写的戏剧他看了，这个诗里头就把这些戏剧的内容全写进去了，现场题诗一首，就把所有的人都振了，“李白”来了，因为到现在为止日本人也不这样做了，也不这样做了，那么有吉佐和子就说这个腰带是我的家宝，是我家最珍贵的一件东西，我通过这个例子讲一下他是一个东方文化巨人这样一个定性。
第二个他在文学上，他是最全才的一位，大家知道，越往古代推，人的全才性越大，越往现在越往当代，越往现在，文学上的全才性越差，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什么意思呢，分工太细了，写长篇的专写长篇，写小说的专写小说，写散文的专写散文，写剧本的专写剧本，写诗歌的专写诗歌，写报告文学的写报告文学，写儿童文学写儿童文学，分得特别细，古代从来不是这个样子，所有题材全是一勺烩的，他什么都行，像歌德，他什么都行，达？芬奇什么都行，越往古代的人越是这个样子，他诗歌也行，散文也行，各种形式，当时所流行的东西他都行，也包括中国很多古代的士大夫，诗词歌赋绘画全都可以，包括乐器，理乐这些东西他都行，但是越往近代越不行，现代的文人，包括我们作家协会，现代的众多的作家这方面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但是老舍先生是一个文学上最全才的人，在现代文学当中他是第一位，没有一样武器拿不起来，我给大家数，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诗歌又分新诗和旧体诗；剧本，剧本又分话剧、曲剧、京剧；曲艺，曲艺又分大鼓、相声、单弦、快板，山东快书，太平调，河南坠子，相声全会，全写，歌剧写，电影剧本写。
第三个定位就是他是最晚的一位类古典的文人，“类”是类别的“类”，相似的那个“类”，类古典的人，因为他不是古典的人，他是类古典文人，但是是最晚的一位，在他之后没有了，当今的人，20世纪后半叶的人，已经没有了，他是最晚的一位类古典的文人，所以很多就刚才我讲的他在日本的那些故事，也就到他为止了，今天已经找不到一个人，能够随便地当着一个才女的面，提起笔来，用毛笔刷刷刷即性地写一首格律诗，书法很棒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毛笔字不会写，格律诗当然功夫也很差，老舍先生格律诗的功底非常棒，他写的诗的味道非常近似唐诗，而且他自己很得意，最晚的一位。
第四个定位，就是他是一个文化的创新者，这个我后面要详细的说，文化的创新者，文化创新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没有文化创新，文化不可能向前发展，文化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文化创新者，那么也许把这四个合到一起，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他是最有民族特色的一位文人，我觉得他的一个哲学是什么，就是这样，他争取世界认同中国，要把中国推到世界上去，不是很孤立的，封闭的，保守的，跟世界是一体的，他争取要世界认同中国，但是，又要求中国保持自己特殊的个性，所以这样呢，他自己有很强的民族性，我给他刚才这四点放在一块如果总结一句话，就是他最有民族特色，那么现在我转入主题，我开始讲各种故事给大家听。
讲他的爱好，我这个爱好这本书，我最后总结了他有19个爱好，这19个爱好我一段一段地写，最初是发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有一个海外版连载我这个东西，发了很长时间，那么不能老写下来，到19截止，我把这19念给大家听听，看看哪19种爱好。打拳、唱戏、养花、说相声、爱画，画是名词，不是动词，爱画、玩骨牌、和孩子们交朋友，下小馆、念外文，写字、养猫、旅游、行善、分享、起名字爱给别人起名字，自己动手给人温暖，收集小珍宝，解剖自己，后头还可以再写，比如爱写诗，这都是文学上的事了，不算，文学以外的，今天我挑几样，不能全讲。
讲其中几个，我认为对今天来说大家可能有兴趣的事情，先讲打拳，因为打拳呢好像武道，他是个文人，讲这个反差性比较大，老舍先生他生活极有规律，不像一个那种无形文人的，他极有规律，早起，早睡，他大概是个早起早睡身体好的信条的奉行者，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打拳，老舍先生自己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出生坎坷，所以身体不大好，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22岁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他自己有一篇很好的散文，叫“二十三罗成关” “二十三罗成关”是北京的一句成语，过不去这关就死了，过得去这关也脱层皮，就是这意思，就是年轻人长到23岁要过一个很大的关，他正好虚岁23那一年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那么病好了之后，他就想起锻炼身体来，从此和打拳和武术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和拳师有过很多交往，所以他的肚子里有一大堆拳师们的传奇故事，这个就可以开辟一个专门的题材，所以老舍先生曾经有一段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取个名字叫《二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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