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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开国谋士群-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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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2007年。
李震：《历代战争方略研究》，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训练部翻印，1985年。
钮先钟：《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
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崔瑞德、鲁惟一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后记
从小倾心军旅之事，对刀光剑影，逐鹿中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一直心慕手追，无限神往。又一向喜欢乱翻书，尤其对军政、历史读物及人物传记，更是情有独钟。20世纪80年代前期，先后读到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惊为天人，叹为观止，一连几天念念在兹，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倏忽廿载，时移景迁，已非惨绿少年时，网上冲浪也早就成为时尚。但这两本小书，兀自是我床头案上的常备书籍，常读常新。坦率地说，在当今铺天盖地的历史写作热潮中，尽管姹紫嫣红各擅胜场，却似乎并无什么重量级的作品能够后出转工，给我带来类似的惊艳和阅读快感。
2005年中，几个非常偶然的因素凑在一起，机缘巧合，我开始在天涯社区敲发一点文字。克尔凯郭尔说过：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没想到的是，就此一发而不可收。而这些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和受欢迎的程度，亦远非始料所及。《红尘冷眼》、《风雨江山》、《百年五牛图》……，一个个系列应运而生纷至沓来，倒也使我这个局外人多多少少体味到些微京城文化名人老六津津乐道的所谓“写作的快感”。
200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敲毕《关于鲁迅》全文，《百年五牛图》系列全部5篇文章得以了账。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稍后，去长三角转了一圈。在上海，特意到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和山阴路的鲁迅故居看了看。这对于我，无异于是一次仪式的完成。此后一段时间，将会与鲁迅相对疏离一点，暂时也不想再写现代史方面的玩意。我打算将眼光和笔墨向前投放一番，换一种玩法。
于是便轮到《谋士群研究》了。计划中的这一系列，是个“三部曲”：包括《大汉开国谋士群》、《三国谋士群》和《大唐开国谋士群》。我认为这是三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值得花些力气好生写写。敲谋士群系列玩，大致有两层目的：表层是过把瘾——纸上谈兵的瘾。熟悉的朋友都清楚，我对军人军事的兴趣，其实远在文人文事之上。正当壮岁，忽焉盛世已至，形势比人强，夫复何言。看来，只能满足于纸上谈兵了。深层目的则是，为日后开敲我真正想写的东西——《精神与肉身：我的1997》，先找找感觉，练练笔。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胡适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
张荫麟写道：“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
根据我的理解，两位先生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简而言之就是说，历史读物应该做到：1。可信；2。好看。
对本书的内容、视角、结构、语感和叙事策略，我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内容方面，在充分拥有史料的基础上，整理爬梳，去伪存真，甄别分析，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基本史实力求坚实可靠，尽量减少硬伤，坚决拒绝“戏说”。对《史记》和历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借重；但在衡人论事的具体立场、观点与方法上，则一凭己好，以我为主，不迷信盲从任何前贤。
关于视角，我选取了兴汉集团的6位主要谋士，作为本书主人公和切入面。
从结构和叙事策略上，也许可以说，我执意选择了一种最不省力的写法：全文是比较特殊的长篇结构，是一个密切的整体，布局行文务必统筹兼顾，首尾照应，环环相扣，大开大阖，而又可以各自独立成篇。既集中突出重点，又适当顾及全面。写这种长篇，就像建造一栋房子，工程竣工后，细部与整体的韵味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当然，“即时快感”也很重要。如果以人物或事件一篇篇拉杂随意写出，当然省事得多，但似乎没多少意思。窃以为这样写才比较具有挑战性，比较有趣。
语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清新俊逸，流畅好看，当属基本要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则是苏东坡、曹雪芹这等天才卓绝的顶尖高手才具有的手段与本事。梁某何人，自惭而已。至于大汉开国人和事，本来就是斑斓多姿，雅俗并存，自然不宜用一种平板的调子一叙到底。我担心的倒是该俗时俗不下去，当雅处又雅不起来。偶有插浑打科信手拈来的闲笔，主要也是为了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大汉开国谋士群》不是小说，不是“历史大散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传之类。我有意把它写成了这么一个非驴非马、不三不四的东东。在表现形式上，求新求变，不拘一格，争取写出若干新意和亮点。至于究竟做得如何，尚有待于市场和时间的双重检验。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历时经年，终于顺利完成，即将付梓。在此，对与有功焉的各位亲友一并致谢。
欣慰之余，却也不无困惑。为什么写作？怎样的写作才算是真正有意义的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他举例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而加缪的话更加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过的事情。”
当然我也记得另一个西方作家的名言：“写下就是永恒。”也许，不必太在意。
所有作品，最终都是由作者和他的读者共同完成的。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半任务。另外的一半，就拜托与此书有缘的读者诸君了。
读《大汉开国谋士群》
安冬霓
在《故事新编》一书的自序结尾，鲁迅很低调地对这些小说作了一个评价：“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罢。”这话一半针对贬低其小说的人而言，一半则针对现实而说。话里有刺，既刺向了没有眼力的批评家，也刺向了结实顽固的现实社会。这样看来，如此一句话又不是那么低调，简直是很傲然。若是我把“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送给《大汉开国谋士群》（以下简称《谋士群》吧）一书的作者梁由之兄，似乎是过于吝啬。可是囊中羞涩，实在掏不出什么珍宝来“锦上添花”，就只好“借花献佛”了。至于作者纳与不纳，那是他的自由，我呢，先把花先放在这里好了。
既然阅读了人家花费心力的作品，总要有些表示，但自身五音不全连赞美的调子也调不准，那就说些实在话吧，说白了也就是读后感。
中国是历史大国，史传传统对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近年来，历史热又一波高过一波，专家讲，大众讲，庙堂讲，村野讲，可谓热闹。光有热闹是不够的，讲还要讲得好才行。怎么叫做讲得好呢？大约就是既要能讲得热闹故事，也能说出清醒道理吧。可有一宗，这清醒道理绝非“计谋权智”、“人情法术”之类。掉个书袋子，人谓良史要具备“才、学、识”三条，章学诚却不以为然，他叹道：“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对了，就是这个“心术”，这个“史德”！
抑或说，“谋士群”的故事哪能离了计谋权术？这话也对。但是《谋士群》却有更重要的东西。显然，一个个来讲谋士如何出奇制胜的故事一定也很有趣，但那不是梁由之要做的事。就说全书的架构吧，以六个谋士分为六章，每一章由一个人来带起一系列故事，延伸到帝国开创之前和建立之后方方面面诸多政治军事领域，开合自如，整部书是篇完整的大文章，而不是小故事的连缀。而以遭际云诡波谲的千古良相萧何起首，以风度沉稳深懂治国良策而深谙黄老的陆贾结尾，这样的结构本来就富含深意。都说以古鉴今，任何良史都有为今世作史的深心，即使是历史随笔也都不免讽喻的意味，而这也正是重新讲述历史的重要原因。读《谋士群》，自然能够嗅到这种讽喻的气息，若要感受，当然最好的法子就是“去读它”。
“心术”正、有“史德”自然是正途，但“才学识”仍是少不了的。《谋士群》里讲到张良，就颇有惊人之语。博浪沙、鸿门宴那些都是耳熟能详了，还能说些什么呢？“运筹帷幄”一节讲到张良劝说刘邦不要采纳郦食其“分封六国削弱楚军”的计策。这里就见出了张良眼光之不凡、作者见识之卓荦。为何不能分封？梁由之说：
吕思勉指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陈涉一呼，旧邦悉复；戏下之会，益以新封；几谓带砺山河，可传苗裔。然不可行者，终于不可行也。五年扰攘，所建侯王，几无不殒命亡国，耗矣。
所论自然极是。强大如项羽，高明如韩信，都见不及此，到死都没能明白这个带根本性的道理。刘邦其实也是似懂非懂，他的问题出在另一方面，“于是有汉初之封建”。这个且待后文再说。不过，窃以为吕先生应该补充一句才算得上公允确切：“独有张子房已知其不可行也”。
封建已不可行，这样的历史秘密竟然被张良窥破！梁由之的发见，可谓独具只眼！
作者似乎颇为青睐张良，还专门为他配了两首诗。于时代风云激荡的背景下，忽然笔触变柔，“莫须有”地描绘了一场五味俱全的的河边咏叹和一场清空深邈的雪夜吟诗。这荡开一笔自然不是卖弄文藻（因为那诗并非作者所写，呵呵），看似突兀的闲笔，读来却是人生况味的甘苦难陈。
若说批评文字一定要挑毛病的话，想起苦水先生论辛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他极口夸赞“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为的是那“念天地之悠悠”的心胸，不过，他可惜该词结尾“忒煞作态”：“若说责备贤者，苦水词说并非《春秋》，若说小德出入，正好放过。”辛词最后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看来，大英雄有时也难免在“儿女”上有所“格调出入”。以此来看，《谋士群》中涉及女性，特别是陈平一节，用词稍显“轻”了。但这不过是一孔之见，再说了，“小德出入，正好放过”，唯其豪迈，不拘小节吧。
说起来，我这门外汉读《谋士群》实在是看热闹，门道还要行家来看，而我不光啰嗦了半天，还挑了毛病，念及此，也就赶紧打住不说了。要让我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总结观感的话，那么就是：好看，有识见，推荐！
汉代的谋士唱什么歌
沈胜衣
学界有种意见，认为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转型的完成期（如吕思勉之说）；而我更感到，秦汉还是中国传统人格的定型期。那个时代是真正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解剖其间的突出人物，大至对看清中国历史与文化，小至对研究某一类型的国人特性，都很有帮助。比如谋士，前有战国时合纵联横的著名策士如苏秦、张仪，后有辅助造就一朝一国的蜀汉诸葛亮等等，可谓奇才叠出；但使谋士定格为一个特殊群体、形成了该群体文化的主要元素、令谋士与体制联系得更紧密、揭示了后起的同行在历史中的命运、确定了他们发展生灭的轨迹规律的，正是汉初一群著名谋士。因此，梁由之写《大汉开国谋士群》，重点记录和研究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等人的功过事迹，正如他自表的：“是一项很有意义、也颇具兴味的工作”。
不过，梁由之并不志在写成人物传记，而是有独特的体例：以六位谋士为主线，展示汉代开国年间的风云历史，包括各路帝王将相雄豪异士，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也包括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等。这就使本书具有了一个高度、一番视野。
我尤其欣赏他通过写人，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态中一些规律。前面引述的“政治转型完成期”，与我杜撰的“传统人格定型期”之间其实是相通的，传统人格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梁由之慧眼识此，写出了一众“政治人”和“人政治”，颇有警世之效。
比如，他写刘邦对萧何的恩宠，两人的合作无间，是后世景仰学习的样板。然此乃不多的好事，刘邦对其他谋士和功臣的事后翻脸秋后算账，便有血淋淋的一大堆；后代除了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国策的宋代，更多的也是兔死狗烹的恐怖用人术。梁由之举了朱元璋与李善长等人的例子，说：“抚今追昔，温故知新，自由民主、富有效率、符合人性的现代化制度性建设，是今天的当务之急。”此外，萧何之所以能得富贵平安，也跟他明哲保身、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萧何与韩信交深契厚，最后却迫于压力协助刘家皇朝除掉韩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梁由之就此指出：“这也充分说明，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性保障，好人也会干出相当残忍卑劣的勾当。”确是一针见血。
又如他分析刘邦钦定的开国勋臣功名榜，文官比起攻城略地的武将要较吃亏，连“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决策人物张良都仅排第六十二位。“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朝廷要员，位至三公，……对汉初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不可’，不是随便一说。打天下武夫必不可少，治理天下，还是得仰仗书生。”此外还有从陆贾的“理想国”联想到当代傅斯年的“理想国”，等等，这类为读史解惑、有所洞见又有所发挥的史识，值得赞赏和深思。而即使在细节安排上，梁由之也时古时今举例对比，常常照应着当代社会政治史实。
此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写人不止事迹，更原其心迹，注重人物的心理活动。老实说，我对历史著作以小说笔法展示古人心思的写法，是存有疑虑的；但得承认，梁由之的许多揣摩很是到位。“揆情度理，刘邦当时应该并无威加海内惟我独尊的雄心，张良似乎也没有一定要扶刘灭项兴汉亡楚的壮志，他们都还只不过是见机而作、走一步看一步而已。然而，形势比人强。”到汉立之后，“张良选择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县作为封邑，也是不无深意的。初见时的美好记忆，可以化解许多或有的误会和戾气，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指有助以后在清洗中自我保全。）这些地方都让我颔首，觉得写出了历史的深度。
其他的，像写到秦朝有位御史，赏识和提拔过萧何，萧何升官后表现出色，让那位御史大为高兴：“他既佩服萧何的能力，也佩服自己的眼力。”鸿门宴前，刘氏阵营紧急向项伯“公关”，结果，“刘邦的美酒、好话让项伯沉迷，张良深沉而热烈的目光则让他感到一种无可闪避的责任感。他不能不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蒯彻之所以挑动韩信在齐国已准备投降的情况下仍出兵攻打，可能出于“同行之间的嫉妒心在当中作怪”，因为郦食其说服有七十多个城池的齐国降服，打破了蒯彻曾说降燕赵三十多座城池的记录，所以他要搅了郦的好事。英布曾听相面者言，他“会在遭受刑罚之后获得封王的荣耀，”后来因犯事被黥，他遂欣然受刑。再后来果然封王，衣锦还乡之际，他“摸着脸上的刑痕，内心充满狂喜和得意。”……诸如此类的心迹，虽于史无征，却是“揆情度理”的，而且活灵活现，让文章有趣好看，更点出了一些普遍的人类隐秘心理。我想，不仅全书的内容，即使这样的细节，都见出梁由之确是大手笔。
秦末汉初那段纷杂而辉煌的历史，有太多让人思考的话题。刚好，前阵子读到一个关于楚汉相争的官场调查报告，很有意思。
历来在“成王败寇”之外，还有一种人文色彩的评价标准：帝王刘邦虽成功而人格卑劣，霸王项羽虽失败而精神高贵。一般来说，只有一腔热血的青年会亲近年轻鲁莽、英雄气概的项羽，有所成就的中年人会欣赏年长成熟、老谋深算的刘邦。但是，我所看到的调查，让一些官员在刘邦志满意得的《大风歌》和项羽悲凉怨天的《垓下歌》中选择，居然官职高、年纪大的那批多选喜欢后者，官职低、年纪轻的那批多选喜欢前者。这结果大出我意料。细想之下，也许是这样：“后起之秀”们还有向刘邦学习的动力，而越是阅历丰富、越是身在高处者，才能体会到项羽那种再强也拗不过时势的心境，才能明白命运本质的悲哀。
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是卑微的。反观本书所写的杰出谋士们，拥有超一流的智慧，但他们的付出、得失和结局，也都证明着这一点。真是让人不由得为人生叹息。
刘邦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的《大风歌》，项羽有“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的《垓下歌》，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大汉谋士会唱什么歌？刚好，书中张良吟写过的新诗，乃是现成的答案——顺便说一句，此书文字庄谐并举，古今文白缤纷穿插，这种大胆的写法，有人是持不同意见的；但梁由之把那些现代诗派给张良，不但切合所写情节中的人物心绪，而且其中本出自王蒙手的一节，更可放大视之，恰好回应着我忽发奇思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洞察一切如张良者，是会这样唱出谋士身世之感怀的：
“似一曲不尽悲歌萦绕在我的心头，/你就是那歌中最凄凉的音符。/时间令我识破了那么多虚伪丑陋，/心中便只剩下了冷漠与虚无。”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风新唱
——读梁由之《大汉开国谋士群》
左民山人
梁由之文字气象雄浑，苍莽开阔，写秦汉风云是非常合适的。当他开敲这个篇章后，自然也就有了一种期待，虽然他写的只是几个谋士。说到谋士这个职业，不免就联想到它的子孙们，他们也明白自己岗位重要，也会有幕后高手的感觉，却不可能有大汉开国谋士们的风采。“风采”，需要风起云涌的背景来烘托。
楚汉战争为谋士们提供了传奇色彩，或者更正确的是倒过来说。谋士的魅力不完全是远见卓识，韬略也讲究包装，而真正一流人物，确实有一种气场。描摹古人形象，细节越真实就越靠不住。在描写上花费笔墨是小说家言，梁由之不做这类体力劳动，他能把握人物的性格，传递其精气神，人物复活，就会演绎一种可能的历史。
有了足够优秀的人物，就自然有戏。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从大汉开国的谋士群中选了六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以人物的谋略实践为纲，挥写出那个时代的风流。不过，我总觉得叙述史实并不是作者的出发点，要了解那些事件，有海量的书籍读物。这本书，正如他自己所说：“把他们当中若干具有代表性、富于传奇色彩的出色人物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相信是一项很有意义、也颇具兴味的工作。”可以说有相当部分是研究笔记，研究那些谋士及谋略及谋略的实践与结果，谋士个人的命运与时代走向。为了清晰地表达那些谋略，作者甚至采取了疑似表格的方式，写得特别老实。例如，“韩信继续分析项羽犯有四大错误：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结论是：……韩信提出的对策是：……他具体指出：……”，又如：“陈平的主要贡献，便是所谓‘六出奇计’。这6个‘金点子’依次是：1。巧施反间计，……2。妙用女兵，……3。及时提醒刘邦，劝立韩信为齐王，……4。献策伪游云梦，智擒韩信。……5。使用秘计通融匈奴阏氏……6。陈豨反叛后，审势度势，建议高祖策反叛军将领，……”再如“张良接过筷子，一边比划，一边连珠炮似地说出了一番令刘邦醍醐灌顶的道理”，然后规规矩矩在从“此其一”一直写到“此其八”，这种处理方式倒有点教材的意味，很有意思的。
老实只是梁由之非常次要的方面。在“有意义”的同时，他还希望能写得“有趣”。为了让故事更好看，流行的写法是戏说，或者不标明戏说的戏说，写得幽默或者油滑。要从历史故事中读出历史，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与“戏说”相反，这本书或可称作“说戏”，说那一场大风飞扬、兵荒马乱、运筹帷幄的戏。戏的主要演员是那个时代的谋士们，演员只是演戏，演完即下场，从不作解释。但听他说，听他点评，便感到历史上的大人物，虽然风采照人，却也不时荒腔走板，或许这才是真实的。历史没有脚本。从说戏这个角度来看，说得好的标志并不是把戏的内容再复述一遍，而在于点出精彩，点出普通人看到而没有体会的到东西，点出演员的心声，说戏也是概括，是总结，是提炼。戏要说得张驰有度，有观点，有分寸，也是不容易的。“说戏”这个词有点生，换个熟习的，那就是“球赛解说”，读这本书，有点看现场直播的意味，尽管那类现场永远不会直播。
在没有重大考古发现之前，谈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史识了，口才好不如讲得精到，不如见识，而见识也可以从人情的体味中来。看“鸿门宴”里的一段点评“项羽也没有说话。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霸主，他的智商并不低。其实，各色人等心中的那点小九九，他基本上洞察若火一清二楚，只是不动声色罢了。他何尝不知道亚父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打算，何尝不晓得此时干掉刘邦事半功倍易如反掌。但是，他不愿，不肯，更不屑。”再看“郦食其”一节，“……诸田放下心来。他们很喜欢也很感激郦生，……好事之徒无处不在，策士蒯彻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挑动韩信……他之所以极力说动韩信出兵搅了郦生的好事，很难说没有一种同行之间的嫉妒心在当中作怪。”虽然不无以今例古之嫌，却也很让人觉得对头。
历史上真正好看的，并不是一介武夫的征杀，也不是文人的颂歌，而是形势的突变，形势转捩的几个关键点，关键时刻的关键步骤和关键人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帷幄中的人物是怎样运筹的？这始终是一个很引人遐想的话题。这本书，说的就是这个。
这是一本好看的书，经常让人会心的一笑。至于对这本书的结构，有别于常见的长篇。天色向晚，站在阳台，看着城市夜空的万家灯火，有一个现成的词油然出现：建筑群。
生命与历史的交响诗
——读梁由之著《大汉开国谋士群》
石地
历史只有一个，说法千差万别。柯林武德说“历史是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是着眼于前者的客观性；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则是痛感于后者的标准难求。还是司马迁说得最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岸彼岸，一心贯通，而又留有余地，磊落雍容。《史记》之能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先生语），实在是以两代太史公的人格和器识为底蕴的。
对历史的不同说法，反应着不同的追求。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司马光，能写出《资治通鉴》；习惯于歌功颂德者，就只能写出一些鲁迅先生所说的“帝王将相的家谱”；动辄就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贻笑大方；而把历史只当成“那些事儿”来闲侃，未免又太过散淡了。梁由之写《大汉开国谋士群》的追求，可从他在“前言”中的一段话略窥端倪：“集中介绍评述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这6位在西汉开国和巩固政权过程中功劳最大、贡献最多、也最具各自特色的谋士。涉及的人物则几乎包括了秦末汉初主要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在某种意义上，将《大汉开国谋士群》看作一部视角独特的楚汉战争或者西汉开国简史，也未尝不可。”对这种以个体表演为红线、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写法，我的解读是：六位谋士是主角儿，带出一批风云人物，着眼却在时代风云——谋篇布局，原是一台关于“楚汉相争”前后的历史正剧。
《大汉开国谋士群》所选的六位主角儿，当然都是大名鼎鼎的“历史演员”，但如此将他们六位并列，我的印象里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他们相互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萧、陈、随、陆虽然同是风云际会的“暴发户”，借助刘邦而跃出社会底层，建功立业，但“革命历史”很不一样——有萧和这样根正苗红对刘邦从一而终的，也有陈平那样朝秦暮楚叛变投诚的；“干部级别”也想去甚远——萧何是首任丞相，随何却“升为护军中尉”便停止进步了。被尊为“千古帝师”的张良，从一个冒险犯难、埋名在逃的前韩国贵族，始而效忠于韩王成，只是汉王刘邦的“外脑”，继而成为形影不离的高参，然后婉谢“自择齐地三万户”的厚赏，以功成身退的成功演出，成为后代士子钦慕不已的榜样。郦食其则是一个例外的悲剧英雄，在一场该由最高领导负责的失误中功败垂成，成了“汉室英烈”，而且是油锅烹炸，死得惨烈。若以在历史典籍中出现的频率而论，这六个人也不是一个档次：萧、张二位是“最高领袖”点名表扬的“人杰三子”（另一个是韩信），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陈平的“出镜率”便掉了一个档次；郦食其和陆贾在《史记》中被并为一“传”，随和更是只在“黥布传”中被提及而已。梁由之却不以行藏分贵贱，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典籍为窠臼，只看这些人物对“大汉开国”的贡献，以独特的视角将他们收在一起。这种突出实际成绩的历史眼光，与那些以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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