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6＇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7＇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
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8＇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9＇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
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
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
亲爱的彼得：
很久没见你，你最近去哪里了？
请记住：“要事第一。”你能告诉我，我能帮你吗？
“抓住机会！所有的生命都是机会。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虽然语言不是彻底的联系，表达爱情不是误解。”
“最好的关系，是那些我们用自己的诚实与理解来创造的。”
因为不容易，我们应当加倍珍惜。
“奇迹会发生的，但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
“勇气与力量会给你帮助。”
“一个好的妻子，还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财富。”“幸福嫁给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点，变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个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点事儿的。我抱歉打扰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帮助。请到我的家里来吃饭，一起过春节，可以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这是我的健康证书。＇10＇
健康证书上注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脏，胸肺都没什么问题。她的牙齿，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不真实；证书乃是原件的影印本，显然这个细节被改动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准确的。
在健康证的右上角，有欧小姐的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岁。这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个年轻得多的欧小姐戴着厚框眼镜，整齐的卷发。她在相片中笑着，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面对镜头充满自信。
那几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被整齐折好。那比欧小姐半个月的收入还多。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个不错的数目，六十块美元现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两个月。如果你把那个数目乘以二十的话，可以给自己买第二个孩子。＇11＇
我对欧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头一年里，我发现，直截了当反倒是鼓励了她；一次我态度坚决地要求她别在夜里来我的寓所，而她变得很兴奋，下一周的每个晚上都来现身。我所有的关于欧小姐的故事，若是脱离了上下文来讲述，仿佛很搞笑，但它发生的时候，我只是很烦，被弄得悒悒寡欢，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绝望，那么不快乐。＇12＇
我带了钱去找费晓云，她在同一家百货店的另一个部门上班。费晓芸可能是城里我认识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亲切温和的；她是最先跟亚当与我说话的人，在我们的中文还很糟糕的时候。进城时，我经常停下来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欧小姐的问题。我把钱给她，解释了情况。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节了，”费晓云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给别人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她只是想表现她的善意。”
多年前，费晓云曾经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这个，她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我听着她清晰的音调，摇摇头。
“在春节人们会给小孩钱，”我说。“我了解这个传统。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一个成人。如果我给你那么多钱，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当吗？”
“不，那不恰当。”
“这个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很尴尬。”
“是的，”她说，叹了口气。“有一点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欢费晓云的地方——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觉得可以向我说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要维护她，然而同时她也了解我的难处。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钱，表情有点难过。
“请你帮我把钱还给欧小姐，好吗？”我问。
“好的，我肯定会的。”
“你可以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请不要鼓励她——我不想她再来麻烦我了。我不想没礼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会跟她说的。”但我能看出，费晓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欧小姐是那种已经滑过了界限的人，你对那种人没什么办法。我猜想，当我要永远离开涪陵的时候，肯定会跟她有点小麻烦，后来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但站在百货店里时，我不怎么担心未来的事。在涪陵，我总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还回去。
我谢过了费晓云，希望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几个星期后，她跟我说已经把信还了。我把欧小姐的健康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忘在那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想着那张老照片，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年轻女人没有结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变成今天的样子。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没有扔掉那张照片。

＇1＇　译注：这个收入数字也许不准确，偏低。
＇2＇　译注：的士司机的地位改变，在过去十来年可谓巨大。
＇3＇　译注：何伟这一段不大准确，大跌的日子不准，跌幅也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大。那次下跌，谈不上是中国股市典型的灾难，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国朋友也肯定没那么神奇。这里的笔触不够格调，或许不无编造。
＇4＇　译注：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
＇5＇　译注：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6＇　译注：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7＇　译注：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8＇　译注：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
＇9＇　译注：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
＇10＇　译注：老实说，这封信我读来是心酸，心碎的感觉，heart…broken。　要知道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还夹了五百块钱，真叫人不知怎么说她好，嗨，绝望的人啊。何伟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话，我想他的感觉也会是一样。而他即便同情的话，也爱莫能助，这我也理解。
＇11＇　译注：用来形容欧小姐的词，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适了，desperate，同时有非常渴望，以及绝望，不顾一切之意。当代的过渡社会中，在感情问题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谓多了，即便年轻漂亮的人也有那样的。我常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情感教育实在缺位，家庭，学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许多人大概都是通过阅读，或者看影视中的爱情戏来受教育的，然而这些资源良莠不齐。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确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国社会，乃是缓慢演化的，没有多少剧烈动荡，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始终保留着，而他们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心理辅导帮助，也比较容易得到。
＇12＇　译注：何伟用的词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
　　　　　　　　　　　



9。1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
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
“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
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三十元——那么小的数目，交租只是种形式了。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了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块的月工资是不高，然而额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为学校炒掉雇员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孔老师所有的，在美国会称为“终身任职权”，只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上这种终身任职权是从你开始工作那一刻就给你了，而它乃是给任何一个为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教师，政府官员，邮政人员，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下，所有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铁饭碗。”
但这个用语已经在滑入过去了，涪陵的人们现在对它有两种用法。通常它是带有讽刺性的，当地人强调它是一种浪费的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带着怀旧的乡愁，描述着过去舒适的生活，而今在逐渐消失。如何用这个词，取决于一个人对单位制度的立场，而逐渐的，政府在采纳对铁饭碗的批评观点。作为其结果，没有饭碗再是纯铁的了，也没有哪个单位没有改革，再也没有不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发展成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奇怪婚姻，持续不停地变化着，重新定义着孔老师那样的人的生活参数。
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将在今年的迟些时候到来，在1998年的六月，当他的住房将要私有化时。他不再享有一个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被卖给他，价格为一万块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价钱——然而对一个赚八百一月的人来说，还是很多钱，而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挣得还要少。当然，房子的价钱可能会上涨，在未来给孔老师带来利润——但没有任何过去的经验教他把房子视为投资。在涪陵，没人讨论按揭，以及再融资，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普通市民向银行借款的。要买大件商品的话，你就从自己的储蓄里掏钱，或者你得向朋友与家庭成员那儿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钱的话，你就干脆别买了。
其他的裂缝也在饭碗上蔓延。政府已经决定，单位的保险体系，将被改革。这个改变的细节还没有决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师将来得去买自己的保险了，从中国新兴的保险公司那儿。很快，孔老师与他的妻子，徐丽嘉，将要应付孩子上学的问题了。江东区的小学收取的是标准费用——一个学期一百多点，包括学杂费。这样的开销是不难应付的，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在涪陵分化了，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收较高的费用，来保住顶尖的老师。江东区的学校滑入了这种竞争环境中，师专的多数老师都选择把孩子送去下城区的学校。但这种转移越来越贵——几年前，转区的价钱是八千块，现在，这种一次性的费用跳到了一万二。而三年后的费用将是多少呢，当孔松涛准备入学的时候？这钱值得花吗？还有别的中国特色要降落到曾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中，给这家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吗？这些改变，会不会触及到临界点，让孔老师不再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
孔铭的早年生活，全都发生在丰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现在大约有三万居民。从他童年的家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从那条路到丰都，坐车大约要三个小时，是以孔铭直到十四岁才第一次看见丰都城。他帮他的叔叔种田，他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国，几乎所有像孔老师这样靠自己爬升的人，都会充满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许是傲慢，但中国特色就是，这种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从不去强调过去的困难，因为他知道，情况也许会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的麻烦，”他说，当我问到政治问题时。“我们很穷。在地主之后，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贫农。我们是非常的穷——当你穷成这样的时候，你对文化革命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不去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