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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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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我看着早晨的街道，直到温度转高，然后我会买点酸奶，找一家有凉棚的餐厅，吃花卷，读一份报纸。有一天，我从一个老人那儿买了酸奶，他非常兴奋，向我示意等着，他跑回了家。回来时，他带着一本中文书，他不出一声递给了我。
我打开来，尝试去读第一页。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个大概——什么关于开始，关于大地与水，关于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着。我继续往下读，然后我明白了我正在读的是什么。我抬头看着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问。
“是！”他脸上放着光，握了我的手。
“这本圣经是那儿来的？”
“我们瑞典的朋友给的，”他说，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传教士。我告诉他在孩子时，我曾经住在瑞典，那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说。“那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样的，不过你们更信仰玛丽一些。”
他关于圣玛丽的话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看起来很高兴碰见我。他姓罗，而且他邀请我迟点再回来，可以让我见见他的儿孙。
罗家住在主街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里，几座砖房围着一个中央的庭院。现在，那里住着家庭的七个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罗，而这建筑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大变过。在老人的家里，人们依然睡在传统的炕上，一种旧式的砖床，在冬天里用煤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人乃是来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来这里对抗城墙外的蒙古人。他们来到这里驻扎，是为了将外国人挡住，而他们的后人还是受到了外国的影响——传教士在解放前将老人的父母转化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挂在他的老炕上方，一个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儿子叫罗小雷；他年纪在四十多，在本地编辑一个文学刊物。他的女儿刚从榆林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毕业。他们都是友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个星期，我每天都去他们的家。他们经常给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们会坐在他们起居室的阴翳下喝茶，吃西瓜。
罗小雷在文革期间蹲了五年牢，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亲被发配到沙漠的偏远地区呆了十年。老人对这段经历没说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无意义之外。这通常就是人们关于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费的时间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发现和罗家人坦诚交流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经验使得他们不那么轻信，也因为我不久将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所做负多少责任；我可以随便晃荡，碰到任何人说任何想说的话。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儿人们会跟踪我的记录，而且我总会想到我还有一年时间要呆在那儿。在中国，有一个家当然会带来不少好处，但也有些缺点。
一天下午，罗小雷问我，对于在中国教书我有什么想法，我意识到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多数时候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说，“尤其是我喜欢我的学生们。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那也很好；我的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喜欢诗歌。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这体系会影响到我的学生。许多人的想法都是狭隘的。”
孔老师教给了这个词，在接近学期末的时候，而它总结了涪陵生活的许多困难之处。罗小雷点点头。“也许因为他们还不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说。“在中国的偏远地区，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多少外国人。”
“我知道，但那儿还有些别的问题。他们的书很烂，有时他们所学的不是事实。”
我问他坐在身边的女儿，他们在中文系里学不学孔子。
“不，”她说。
“但你们学马克思？”
“是的。”
“这和涪陵的情况是一样的。我的学生学习莎士比亚和马克思，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是外国的观点，而孔子是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没人再去学习他了。”
“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也学马克思么？”她问
“是的，但就一点点。许多美国大学生都会学，因为他是个哲学家。”
“你们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怎么想？”
“多数人会觉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这个词汇，而她知道我想说什么。
“实用，”她说。
“是的，不是很实用。”
“我同意，”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学习都是浪费时间。”她掠起脸上的头发，望向她的父亲。他在想着些别的什么，然后他意识到了女儿期待他回应，微微一笑。他是个灰发的男人，戴着圆眼镜，眼里亮闪着回忆。
“是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没什么用。”而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荫凉处吃着西瓜，没有说话。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随着一个惯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访罗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厅吃饭。那餐厅的饺子不错，还有便宜的当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个风格强悍，不说废话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见到的那种。她戏弄我，说我的口音一半外国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进门，她就开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国籍，年纪，中文名字，单位，以及工资。通常客人们会对我的工资之低发表评论，然后买一瓶酒给我。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会解释和平队的性质，而我们是来帮助中美建立友谊而非赚钱来的，这只会鼓励人们给我买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轮的钱，通常以失败告终。在那之后，我们会握手，说些改善两国关系的话，然后我会回到旅店里，睡到夜凉。
我在榆林的最后那天，有两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进了餐厅，开始给我买酒。其中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说我可以叫他们同志。那天是礼拜五，他们刚刚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厂。
我们每人都很快喝完了两瓶啤酒，在接下来的一瓶，那两个男人开始脸红了，讲起中国的历史故事来。王同志告诉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治理黄河的人。这个故事我曾在教科书里学过，运气很好，因为王同志讲着讲着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断点头，表示我听懂了，而每过一阵，赵同志会插嘴：“说普通话！你说方言他不会懂的。”
王同志会点点头，说上几句普通话，然后又转回方言，关于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沟渠和防洪堤，在黄河的两岸。这故事的要点在于，禹帝干得那么勤奋，以至于他经常经过家门口却无暇停步拜访。这真是个要命的工程，控制黄河。
最后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来喝光了他的酒。他们买了许多瓶酒，我们的桌上满是空瓶。中国小餐馆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不会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离开，那就意味着路过的人可以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个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坏。这显得很有面子，而我们今天干得不坏。
“你听懂了这故事么？”赵同志问。“你不懂，是不是？他总在说我们的方言！”
我说一切都很清楚，然后从我的课本里背出了那些段落。
“你看，”王同志胜利宣告。“他全部听懂了！”
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资，在街下面不远处，店主同意帮我们保留桌子。他们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们当中，三个人踉跄走在鹅卵石地上。在经过罗先生的摊档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们要到那儿去，或者那投资是什么——他们只是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资。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在酒后我们出着汗，在街上走着。
我们进了一个门口，爬上了狭窄的楼梯。在二楼，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小女孩穿着轮滑，在硬木地板上转圈。
“这个，”王同志说，“就是我的投资。”
他骄傲地看着溜冰场，然后跑去了柜台，跟工人说话。
“这投资太大了，”赵同志悲悯地低语道，当王同志出了接听范围。“他借了很多钱。他永远还不了！”
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说着我，我有点紧张，想听听。
“他们没有多少顾客，”赵同志低语道。“昨晚，这里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亏上很多钱！”
王同志拿着轮滑鞋来了，递给我。“来，”他说。“你来滑。现在。免费。”
我结巴了，解释说我不会玩这个。“你当然会玩！”王同志说。“这是从你们国家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有点腿受了伤，而他们则提出带我去看医生。街下面有一家，赵同志说，而中医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释说我了解中医的好处，因为一个中国医生叫我多坐少动，避免像轮滑这样的运动。在许多礼貌的建议与抵抗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回到餐厅，坐下来，继续喝酒。他们看上去没觉得不爽；王同志很高兴他给我秀了他的投资。空瓶子还在桌上。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盯着我的眼睛。
“何伟，”他叫着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总是使唤别人。‘做这个！做那个！’有工人抬着他上山，好像一个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坏，但现在我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被感动了，为自己那个医生的谎话觉得愧疚。但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白谎，也许那也行了。我谢了王同志，相互敬酒。
“还有，那个峨嵋山上的美国人很白，”他说。“他的皮肤那么白，长得那么难看！但你其实有点黄——你看上去像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好多了！”
那个夏天，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课程不是很难，而这城市有许多的公园，我可以在那儿买一杯茶，和当地人聊天。每天，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则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在那儿要杯茶，向工人们询问气温。
“三十五度，”他们会说，用报纸扇着扇子。
“昨天的温度呢？”
“三十五度。”
“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
他们会转转眼珠子，告诉我去喝我的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虽然两年后，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也许它的确是的：今天是气温，明天是天安门事件。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热的那种，在晚上我没法入睡，但即便是那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当一名地理学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个暑期的项目。她来西安和我共渡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看了城市的历史古迹。我总是告诉人们她是来帮中国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愿做教师；这个说法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让我们受到特殊待遇。那个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我们的票价跟中国人一样，把对外国人多收的部分给挥去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着好事。
安吉拉飞去了她的项目工程处，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课程，乘火车去了新疆。这趟沿着丝绸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个小时，穿过甘肃和新疆的沙漠，而我总是喜欢长途火车的旅行，以及广阔的风景。
我乘的乃是硬卧，在中国的火车上，我最喜欢这个档次。硬座乃是噩梦，拥挤的农民和民工；软卧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干部与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国游客。硬卧车并不是不舒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但票价又不会太贵，能让自我认同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跟老百姓们聊天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车上，他们轻声交谈，喝茶，吃着方便面。
在头一天，一个来自河北省的年轻人过来坐到我对面，看着甘肃的山丘掠过窗外。他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而且他不喜欢那地方。新疆太走极端了，他说——在夏天太热，在冬天太冷。他刚刚结束了四个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旅程回去并不愉快，想到在其结束时要在新疆这种地方继续工作。他的工作内容有替石油公司做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死掉，”他说。“尤其是在沙漠的公路上。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死。我们没什么办法。”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吐鲁番附近寻找油田。他耸耸肩膀，好像说：她可以那么做。在窗外，是一片尘土堆积的低矮山丘，大地越来越干，车往西行。
他很聪颖，跟他的谈话不是我在中国时常能碰见的。他的眼中有一种锐度——他的目光有所掩盖，然而我能看出他对周遭一切都有仔细的观察。他看到我在写笔记，但和大多数人不同，他并不问我在写什么，也许他已经猜到。通常我会告诉人们那是我的日记，或者只是说，“我在写我的外语。”那就足够满足几乎所有人了——如果你懂一种外语，很显然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写它。没人意识到我其实在写他们，以及所有我周遭的事物。但这个来自河北的男人看着我的笔在纸上划动，我察觉到他知道我在描绘他。但他还是很自如地说着话；我们略微谈了些政治，以及共产党，然后我问他是不是党员。
“不，”他说。“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多麻烦了。我的朋友——以及多数的年轻人——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对那个不感兴趣。这和你们美国不同。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
两国的这个差异让他很感兴趣。“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美国，”他说，过了一阵后。“但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有些人权问题。事实上，老百姓不关心这个。老百姓关心的是吃穿。看看那里。”
他指向窗外——一个破落的村庄，铁轨边的垃圾，一头瘦骨嶙峋的驴子，被一个蓝衣的农民牵着。老百姓。
“你想那样的人会担心民主么？”他说。“他们需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然后他们才会开始考虑别的。那就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了——无法做简单的比较。”
我们的话题从政治滑开了；他谈到了婚姻，以及他将如何在三年后找到个老婆。在我认识的年轻中国人中，常有这样的计划表；他们对爱情，跟对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样，都是那么务实。这年轻男人解释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后，他将二十八岁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轻，而到那时，他将有足够的钱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的钱，他说，而且你也不会想在新疆那样的地方结婚。在三年后，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许在青岛，一个东海岸的城市，前德国殖民地。他谈论青岛的语气中带着爱意，说到它那美丽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静的海；而我们的火车稳健地摇晃着进入了沙漠地带。
这是一个长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无物可看，在火车上无事可做。我坐着跟人聊了几个钟头，然后爬上了我的床位。我们经过了兰州，甘肃的省会，在那里烟雾笼罩着阴沉不洁的黄河，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一切都变了——我们在一片明亮的风景中，有绿色的草场，黄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状的山岭，一直卷向地平线。
一个肥料销售员出现了，开始向我问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一部旧车呢？牌照费多少？税呢？保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的回答——其实都是我的猜测，所有的猜测——而我则高兴火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写东西。但他们在这片荒地上种些什么需要肥料的东西呢？
“大麦和玉米，”他说。“当然，那里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乌鲁木齐附近有谷物种植。但我们生产的肥料是运往内地的。”他回到了关于钱的问题：美国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失业金呢？政府给你们什么样的保险？
谈完了那个后，我们沉默了，望着窗外。我觉得我应当继续这次谈话，但关于肥料问不出多少话来。我问他何时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里，”他说。
“那你父母何时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们去那里建设国家。就和美国一样。”
我们盯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个牧羊人在绿野中赶着牧群，一个蓝衣的男人沿着土路骑着自行车，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旷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则是一片广阔空寂的地平线，我在中国几乎没见过这样的。好几英里都不见一棵树。
“往西部去吧，年轻人，”肥料销售员说，他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书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个时分，我们经过了嘉峪关，那是长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没有看见那边界，但到了早晨，很明显我们已经越过了一条线。那里不再有村落与墙，只有岩石，尘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阳光中投下明锐的影子。
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边缘地带——或者不如说，比喻意义上的边缘，因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却仍然在中国的国境内。但这是汉族传统居住地的终点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丝绸之路上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地区。中国人称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族人是原居民，而他们叫这片土地为土其斯坦，或者维吾尔斯坦，而且他们想要自己这块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边疆，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它从中国的手中溜进溜出，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这地方很难管治——它和许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积有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蕴藏有油田与矿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维族，乃是穆斯林，说着土耳其的语言，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通处。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现过暴力事件。对他们来说，最急迫的问题是要把汉人挡在外面——四十年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只占到15％，而现在，那数目膨胀到了接近50％。汉人来这里做许多种工作——来当兵，来当政府的干部，来当肥料销售员——而他们是不停地来，坐这样的火车来。在我的车厢里没有一个维族人，而满满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汉人。
这种紧张关系，火车上无人愿意谈及——有几次我问到了春季时的事情，但所有人都回避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告诉我她不了解那问题，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这就是作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们永远不需要负责任。这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称呼自己为普通人的情形一样，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数地方高得多。几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么形容自己，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与社会事件发生的方式有任何关系。
在声称自己为老百姓后，那女人开始问起我关于大山的问题来了。大山是一个加拿大人，说着流利的中文，经常在电视上亮相，而他无疑是中国最出名的外国人。他是所谓的中国通——一个“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聊得好的日子里，人们把我称作中国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维。我还有很长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纳为一个中国通，而从我所见到的大山来说，那也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目标。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声喜剧路线与京剧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现出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的感觉。
走到哪儿，人们都向我问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则验证了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于美国人对一个中国人着了迷，只是因为他说着白痴式的英语。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问。“你说我们的汉语说得不错，但没有大山那么好。”
“是的，他说得比我好。”这也是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人讨厌他的理由：你的中文进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听说到大山，以及他怎么比你好。
“你认识他么？”那女人问。这是另一个想当然——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彼此认识，通过一个秘密的全国系统保持联系，就好象共济会。
“不，”我说。“我从没见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的很好——他很好玩。”
“对。我看到过他说相声。他的确很棒。”
“大山的普通话比多数中国人都说得好。”那女人说。
“是的。有许多人告诉我这个。”
“而且他会唱我们的传统歌曲。他是从你们美国来的吗？”
“不。他从加拿大来。”
“你们美国人对他怎么想？”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没有大山。在美国没有人认识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电视上？”
“他也不在他们加拿大的电视上。他只是在中国上电视。”
这个，对那女人，以及许多我碰到过的中国人，乃是一个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剧，一个国家产生了像大山那么有才华的人物，却让一个外国垄断了他。但事实上，就像我对那女人解释的，这乃是加拿大的一个普遍模式，所有具备才华的人总是尽快离开了那里，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继续聊大山。
“他有一个中国老婆，”她说。“你听说了吗？”
“是的，”我说。我听说了关于大山的所有的事儿。偶尔人们说他的祖母乃是中国人，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金发。他的中文老师也变得很有名，有时人们建议我搬去东边，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种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者所做的那样。我的汉语已有了不错的基础，呆在四川这儿只是浪费，因为连本地人都说不好这语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我想谈谈别的东西，而谈钱总是不会错的。
“他一个月赚好几万，”那女人很肯定地说。“他的工资很不错。你能赚多少？”
“一千块。”
“不像大山那么多。”
“不，”我说。“没有大山那么多。”
“但够了，”她说。“对一个年轻男人来说，一千块够了。”
“是的。这工资比涪陵多数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听说过吗？在四川。”
她想了想，摇头。
“我肯定你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它在中国很有名。你见过电视上的广告么？”我唱起来
乌江牌
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来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马上都认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过它来解释我从哪儿来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的话。我谢过了，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着我们进入了吐鲁番——哈密盆地，火车上越来越热，而铁轨边的土地因为阳光而干裂了。远处的山逐渐下沉，而地平线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仿佛巨大的蓝色穹顶，挂在黑土之上。
我们在绿洲小镇哈密停了一个小时，那儿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汉语，以及阿拉伯文字。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见到维吾尔族人；他们站在月台上，卖着葡萄与西瓜。维吾尔人有着长长的鼻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而他们的脸部特征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几个世纪前，他们中的许多曾是沙漠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而即便今天，那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会驱动他们跑遍中国寻找商机。维族人经常在大城市里做黑市的外汇生意，他们也会在那儿卖葡萄干和水果饼。即便在涪陵，也常见到几个维族人在下城区的街道上摆摊。他们带着篮子，沿长江而下，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两周，然后继续前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中国小商人中，维族人乃是最特别的——你能在他们家乡两千英里外见到他们，而他们所拿的依然是一篮子葡萄干与一盆水果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在哈密，那个安全管理员和我站在一起，看着卖水果的人，我问他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怎样。
“我们中间有些问题，”他说。“有时那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在教育，农业，经济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但那里还是有问题。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不是因为政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麻烦——你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跟黑人之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不错，我告诉他说，我不认为新疆的问题是美国的事务。但我说如果它乃是中国事务的话，春季时的暴力事件没有出现在重庆与涪陵的报纸上，看起来很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有爆炸，”他说，耸肩。“就像以色列那样。”
“你们公司有维族的员工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而如果教育不够的话，就不安全。如果他们的水平合适的话，我们会雇他们的。”
“你会说维语吗？”
“不。不需要那个。上班，购物，都是用汉语。”
“你懂一些词吗？”
“我知道一些。你好，谢谢，谢谢该怎么说……”
他停顿了，努力想着。他在维族自治区住了两年。“我忘了，”他最后说。“但我知道‘再见’”
他说了，轻声的，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
那些绿洲小镇每隔一两个小时出现一次，从铁轨旁突然升起，然后又迅速消失于岩石沙土之中。它们不是那种浪漫情境中的绿洲：没有棕榈树与闪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尘土，与玻璃。好像沙漠与绿洲的关系被颠倒了；当我们的车开出小镇时，我会长出口气，难以想象这种地方曾经对游客有什么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贫瘠的，却迷人，而那些小镇毫无魅力。
我愿意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看着铁轨旁无垠的荒芜。火车很舒服，人们也友善；我是这节车厢中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经常给我吃的喝的——番茄，黄瓜，冰棍，鱼干，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来给我聊聊某某东西的价钱，或者中美关系，但最终，似乎那荒芜之地吞没了所有的交谈。几乎所有人都坐着，无言，看着窗外。
火焰山从南边升起，有着无尽的红色石梁，然后天山进入了视野。雪在山顶的高处一道一道。天色变黑了；一轮满月沉沉挂在东边的天空上。火车轰隆轰隆往西去。我们好像永远到不了乌鲁木齐，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检查站，带着机枪的警察检查每一辆机车。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国不常见，而在新疆，他们很以此重任为得意，时常拨弄着扳机与把手。他们不会仅仅把枪挂在带子上——带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里，瞄准什么东西。这就好像把自动步枪交给一个小孩。我搭了巴士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而检查站的警察把枪管正对着乘客，在他检查我们证件的时候。
在较大的城市里，紧张气氛不难察觉；跟维族人聊不几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抱怨汉族移民的数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即便对维族人的限制放宽到了两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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