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
作者： ＇美＇彼得·海斯勒【完结】
简介
作者简介（译者注）
作者peter hessler，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何伟，来自美国密苏里州，一个中国通，当代描述中国的西方作者中的一人。他很年轻，现今也不到四十。他的书写态度富于同情与关怀，姿态谦逊，以此与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区分开来，套用中国的老话说，他的态度不乏“温良恭俭让”之风。
river town，河边小城，是他头一部书，debut，源于他在涪陵，前四川，今重庆的江边小城两年教师的生活经验。选择他的书来翻译，是因为跟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缘故。我在博客上翻译连载他的书，希望他本人知晓亦可体谅。
作者简介（豆瓣）
彼得·海斯勒长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撰稿，自 1991 年即定居于北京，担任《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他生长于密苏西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消失中的江城》一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the kiriyama pacific rim book prize），最新旅游文学力作《甲骨文》（oracle bones）并入围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最佳作品。
作者前言
这本书的各个章节叙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速写则专注于当地的景观、历史和居民。所有的速写都是我在那里居住时写下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感受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小城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有时我只是观察者，另一些时候我深入到本地的生活中，这种距离感和亲切感合而为一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在四川的两年。
我对书中几个角色的姓名和身份特征做了修改，以免主题敏感对他们造成影响。对大部分汉语姓名和词汇，我都使用了标准汉语拼音，除了个别几个像长江（yangtze）和香港（hong kong）这样广为人知的名字。
这不是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它讲述的是某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某个小地方的故事，我所希望的是捕捉到此时此地的丰富多彩。地方是我所熟悉的——阴郁的长江、经过开垦的绿色群山，但时刻却比较难定义。涪陵在地理上和历史空间中都处于中游，有时，很难看出事物从何而来，又去向哪里。但是，这座小城和它的居民永远充满生气、精力和希望，这些最后都成了我写作的对象。与其说这本书是对某人或某地的调查，不如说它是对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激流中心生活两年的记录。
（以上文字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
自序
我在四个月内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没有理由写得这么快，没有合约或截稿日期催促着我。我原来可以慢慢来，享受久违的美国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动笔，晚晚收笔。记忆驱使我加速写作，因为我担心会失去涪陵生活的实时感。此外，未来也驱策着我：我想记录我对于一个即将面临巨大变化的城市印象。
在过去二十年，这种转变感──经常的、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国的一个特色。你很难相信，中国曾经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据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范．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说法，中国是“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现在，这是一种最不正确的说法，而作家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笔根本跟不上改变的脚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页，我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这里向来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所在，而道路路况十分恶劣。如果你想去哪儿，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儿也不去。
但是，当本书在二○○一年出版时，一条通往重庆的超级高速公路已经完成了，几乎再也没有人搭船沿着长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条铁路干线正在兴建中。涪陵欣欣向荣，来自终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低洼城镇移民刺激它的成长。我以前经常去用餐的小面馆经营者黄家已经开了一间网吧。我教过的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远停滞不前的书──并没有提到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国后，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于有了高速公路，现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经常去拜访涪陵，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前往三峡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团的那两年，三峡大坝一直像是一个抽象物──一个模糊的应许、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变得稍微更加具体。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进展，地貌明显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在江岸附近，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在一股脑儿地进行兴建，在江水必然会上涨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当局任由这些低洼城镇和村子衰败，直至一切都荒废了：破损的砖、肮脏的瓷砖、布满尘垢的街道。注定毁灭的城镇和新城形成一个对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于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当我搭船朝长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带状结构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变史：江边属于过去的阴暗村落、一段将被水库淹没的绿色农田，以及上面高处一簇簇展望未来的白色建筑物。
我在水坝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开的。我和一位朋友带了帐篷和睡袋，沿着将近一百年前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天气好极了，而小径上的风景令人屏息。有时我们高高位于长江上方，我们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里就想：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小径。
我们朝长江上游前进，而且不急着赶路。在小径走了一星期后，我们参观了正被拆毁的滨江城镇。旧城巫山刚刚被拆除，我漫步于瓦砾中，拾荒者在那儿拣任何可能卖钱的东西：砖和铁丝、草和木头、钉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营火旁边，周围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破墙，然后，我认出了一块半毁的招牌：他们正在红旗旅馆的大厅扎营，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长江下游时，曾住在这间旅馆。
所有我最喜欢的滨江城镇都处于各种不同的毁灭阶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忆，大溪已走入历史。有时，我在拾荒者搜刮过后经过一个村子，在寂静中，我审视被留下来的东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张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在清市，我经过了一张垫料加厚的红椅、一个旧的篮球框，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个世纪完成的。一栋被拆去屋顶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闩上的门。在裴市，我向一对夫妻买矿泉水，他们所住的临时棚子完全是由拣来的门和窗框搭成的。也许这是一个道教的谜语：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意味着什么？
当我到达涪陵时，旧城区大部分已被拆毁，新建的住宅区挤在高高的山顶上，城市庞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乌江对岸的师范专科学校也正在扩张和改变。老干部们已退休了，新干部对外国人比较开放。几年前，我和亚当抵达涪陵时，最先迎接我们的那位友善年轻人艾伯特，现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给学校的精装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许多人读了这本书，”他说。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且沾满茶渍；翘起的角落已经难以压平，翻书的手指留下了脏兮兮的灰色痕迹。在我手中，这本书显得十分沉重，像是一个手工制品。我怎么可能写出一本看起来如此陈旧的书？
就某方面而言，改变的步调似乎让当地人比较容易接受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所描绘的世界已经显得十分遥远。我的中文家教老师孔明在暑假时把这本书读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读，因为他不太会说英文。他告诉我，读到许多勾起美好回忆的那部分时，他笑了。在我拜访涪陵期间，当学校的官员在当地一家餐馆设宴款待我时，他们把我对于昔日宴会的描述取笑一番。“我们不想让你喝太多酒！”一个干部说：“你在你的书里提到我们强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说。
“我们当然不想再那样做！”另一位干部说。但是另一个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点白酒？”
在那几天，我在城里逛，拜访老朋友。在银行那儿，我停下来看钱曼丽，那位我住在涪陵时，唯一与我“约会”过的漂亮年轻女人。那是一个短短的插曲，因为约会一小时后，我就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她说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时一定会说的话。
“你不认得我了，对吗？”她问：“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说：“妳看起来和以前一模一样。”
当书中的一个人物变胖了，作者该怎么办？“妳看起来很好，”我说，然后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三峡大坝的第一阶段工程完工，而闸门终于关闭时，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纽约客》里，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个家庭对于河流上涨的反应。他们已经尽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涨之前采收了蔬菜。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在周家终于将电视、一张书桌、两张桌子和五张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里，我在江边立起了砖柱。在新的巫山地图上，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这些地图是在湖出现之前印制的，事实上，水呈混浊的棕色，而所谓的湖其实是长江的一个入口，在过去一星期，这个入口已涨到三峡大坝后面。周济恩下一回从他家的竹架棚屋出来时，背上扛着木造的碗橱。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男人，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最近之前，他们一直住在龙门村。新地图上并没有这个村子。接下来，周家的一个朋友抱着周家那座以电池供电的时钟走出来了。和我的腕表一样，那时时钟指着六点三十五分。砖柱周围的水已经上升了五公分。
看着江上涨就像追踪时钟短针的进度：几乎是无法察觉的。没有明显可见的水流，没有奔腾的水声，但是每过一个小时，水就上升十五公分。这种变动似乎来自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逐渐缩小的江岸上的每一个活动而言，这是一件神秘的事。甲虫、蚂蚁和蜈蚣从江边成群呈幅射状散开来。水包围住砖柱后，一群昆虫狂乱地爬上干燥的柱顶，在牠们的小岛被水淹没时，拚命地试图逃脱。
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水以每小时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这些细节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机的焦距调准了，把镜头缩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着砖柱上的昆虫的动静。当一切都结束时，我登上船，离开巫山。河流已变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这不是我的计划，而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耽搁。也许这是因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书，我担心旧地重游会让我分心。或者，也许三峡大坝的不可改变性让我感到难过。
但是，我看得出对于异国产生怀旧之情的危险，当这个地方曾被称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的家乡，这种怀旧之情尤其危险。如果当你看到一片地貌改变了，让你认不出来了，你会感到难过，那么，当你待在一个不会改变的地方，你会感到更难过。我以前的学生威廉·杰斐逊·佛斯特在毕业后离开他偏远的家乡，就像中国各地一亿多个乡下人一样，他变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东岸繁荣的城市，当一所私立学校的英文老师，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后，他写给我一封有关他的家乡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几乎都离开了，他的村子似乎毫无生气。
回到家时，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岖不平，人们都变老了。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找不到我以前认识的熟人或朋友。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不选择经常性的改变，就得选择贫穷、恶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个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间学会喜爱涪陵的外国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机会为那两年留下纪录，而我怀念我认识的地方。但我也因为大部分的涪陵人对于未来都感到十分乐观而心怀感激。再度航行于长江之上将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旧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变成回忆。
二○○五年十月于北京
第一部
1 顺流而下
坐慢船，由重庆顺流而下，我来到了涪陵。这是一个温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声。长江上星光闪烁，星光微弱，无法从黑色的水面反射出来。一辆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从码头出发，沿着丛丛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们身边急速掠过，在星光之下，它显得黯淡，陌生。
我们有两个人。我，27岁；亚当梅勒（adam meier），22岁，我们还很年轻，是被派到这里来做教师的。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过涪陵。我所知的，乃是这城市部分将因新近建设的三峡大坝而淹没，我还知道，涪陵许多年来，一直对外面的人封闭。除此，就没什么关于涪陵的信息了。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我碰到城里一些长者，他们还记得在1940年代住在这里的美国居民，在1949年共产党解放之前，而这些记忆又总是相当的模糊。在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有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在一所当地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在那之后，我们便是这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这里的人口大约二十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铁路。长期以来，它都是四川省的一个贫穷地区，公路状况很是糟糕。去哪儿你都得搭船，而多数时候，你哪儿也不会去。在未来的两年，它将是我的家。
一天，大约是在我们抵达后一个星期，学校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门。一群学生和教师
花了一个夏天，步行从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返回学校了。
这是长征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长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时，国民党（kuomintang）已然快将摧毁毛泽东的势力。克服种种困难，共产党人们抵达了安全地带，在西部中国的群山和沙漠之间，从延安，他们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后，他们的革命席卷了整个国家，把国民党逐去了台湾。
一整个学期，学校里都有种种特殊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会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将有一次关于长征的歌唱比赛。为了长征歌唱大赛，所有的系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来练习，然后，在礼堂演出。因为长征所包含的音乐蕴藏相当有限，许多的歌都是一样的，是以颇为难了评委们一回。叫人困惑的还有，由于演出服装供应不足，人们只能分享，就和他们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历史系的人们演出了，身着白衬衫红领结，然后下了台，迅速把他们的衬衫领结递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们猴急急穿戴完毕，冲上舞台，又唱一遍刚刚被唱过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声，所有的衬衫都被沾上了汗渍，所有的观众都通晓了所有的歌曲。音乐系获胜了，一如往常，而英语系位于倒数。关于长征，并没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并非竞赛，而涪陵队的返航乃是长征季节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步行了超过一千英里，在中国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后，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学生十三人，教师二人，他们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以及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个人物，一个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声，给他在涪陵赢得了一个坚忍不拔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人。有几个女学生也想报名参加的，然而学校考虑决定说，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聚会的一星期前，李校长去了一趟延安找长征的学生，因为在近结束前学生们碰到了麻烦。
“学生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问到发生了什么，英语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译）说，“我想他们是没钱了”。这确是实情，他们的钱用完了，虽然有宏声牌香烟的赞助，这是一个本地的香烟品牌。在我看来，这实乃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去纪念中共的历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后在延安堕入破产。
但李校长有办法救他们出来，现在学校的整个学生集体聚集于前门的广场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师范学院，有两千个学生，于1977年开设，属于文革摧残了中国教育体系后重建的众多学校中的一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类的学院位居底层。课程要花三年修完，学历要低于本科，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民家庭。在毕业后，他们将回到家乡，在那里的农村中学教书。
对许多学生，尤其那些新生来说，学院乃是叫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与涪陵的主城区仅是乌江一邻之隔，很少学生曾在那么大的城市里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看，有竞赛，周末有舞跳。时常会有类似欢迎长征同志的政治集会那样的活动，现在，学生们带着热闹的期待，叽叽喳喳着在广场上说笑。
有一组八个女人在门口立正。她们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在胸口上别着红色的校徽。她们被称作招待员，是从学生团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无一面带微笑。她们代表了学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势站立，优雅的步态行走，为权贵们斟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些别的：这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课时听说如此。其中一个老师来自东北，一个脸颊骨高高，说话温柔活泼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双手捧着一壶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师，虽然她从未去过涪陵，却很确定那里女子的美丽。
“这是因为山水的缘故”，她说，“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还碰到了一个涪陵人，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有时那儿的人脾气不好，”她告诫我说。“那是因为太热，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山。”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涪陵市长第一个到来。他坐在黑色奥迪的后排，由司机送到学院大门。走出车门时，他向鼓掌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来了，给他摄影，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热中愈发显得肿胀。他快速穿过广场，走向亚当和我，和我们握手，说欢迎我们来到涪陵。
这是我们在涪陵参与的活动中时常碰见的，每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刚到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的那天，我们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随便地穿着短裤和t恤，我们只是由于好奇才停了下来。参与如此重要的活动而穿着不当实乃愚蠢的错误，我们本可表现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理解到，在这里，想要做个旁观者可着实不易，往往我们本身却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
当长征的人们抵达时，校园的大喇叭里大鸣大放出爱国音乐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胡子拉碴，肩膀上挂着旧式的军包。领头的人举着褪色的红色横幅，上头写有学校及宏声牌香烟的名头。他迈步穿过那些招待女孩。女孩们被分为四人一组的两排，齐步走着，她们的头坚定高昂，眼睛直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的长征队员们纵队跟随着领头人，带着骄傲的微笑，向群众挥手。每个人都在鼓掌，观众们跟随着长征列队进入了礼堂，哪儿挂着一道横幅：
热烈欢迎涪陵师范学院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伍胜利归来
亚当与我急忙低头弯腰躲入礼拜的后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在咬耳朵议论，转头盯着我们看。他们的注意扩散出去，很快整个礼堂的人们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我们尽量沉入到座椅深处，棒球帽低低压住我们的脸。仅过了一阵儿，窦副校长就将我们领到了台上。他也着实别无选择，否则观众的注意力将被分散。保证人们都集中注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时常被融入到当地的活动中去。
我们被安置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身边。人群发出哄笑声，而长征队员们鼓起掌来。招待员给我斟茶。我低下头来，努力想把光着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干部们发表演说，鼓励长征队员们，提醒大家记住那光辉的历史。演说都非常强劲有力，类似老电影中的独裁者，而其中窦副校长更是无人匹敌。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头，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轻盈的手臂颇具麻雀般的质感。但他对着麦克风干活却是相当了得，开始很轻柔，很平静，好似给一群小朋友上课；现在大声起来，逐步加快手势的幅度，一只纤细的小手向着群众挥舞过去，仿佛似要谴责他们；最后他咆哮起来，手臂挥动如打桩，眼珠快要迸出，扬声喇叭在胀大，演说者和他的听众们此时平等了，团结成为了同志，成了爱国志士，人民公仆；观众们站起身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到他说到了我和亚当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他宣布说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这是中国人对“和平队”的称呼。人群又爆发出一阵轰鸣，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志了，一起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长征队员们都骄傲站立着，每个人胸口都醒目地别着一条丝带与一朵红色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丝带；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站立于台前等候的一个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腰，热烈和我握手。我道个歉，给他别上丝带与花，尽快的，希望能减少聚光灯对我短裤的关注，但人们又度欢呼起来，我挥手致意，掌声又再响起。我坐下来，脸红耳热。
在庆典过后，他们拍了照片来纪念此次活动。在照片中，长征队员们与干部们骄傲地站成三排，每个人的位置都精心设置过，那褪色的红色横幅以过去的革命组织风格在空中飘荡。长征队员们身着干净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红丝带。他们没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干部们站在头排，跟亚当和我一起。窦副校长与魏书记面带微笑，而亚当和我则尴尬地咧着大嘴。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着一件很旧的灰色t恤，我们的光腿破坏了一排整洁的裤队。其他的干部没一个在笑。相片中没一个女人。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我想把这照片展示给朋友们看，给他们讲述故事。但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去解释说后文革时代的学院在纪念长征，和描述说大山如何变为梯田一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次政治集会，而我们的参与纯属意外，因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队的志愿者都不为共产党的集会所欢迎。我就只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关于那照片的故事。
当然，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是一个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又不是；中国是共产国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
在中文里，peace corps乃是“和平队”，在这三个字后面有更多的含义。在文革期间，当反美的宣传抵达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说了很多——说它乃是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你最不可能爱上的苦活儿）。这些话如今不大说了，但其回声依旧袅绕，是以“和平队”这个词儿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但中国语言，和其人民一样，明晰政治的风向。当和平队在1993年来到中国时，另一个名头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些字眼更复杂，而内涵却无疑简单多了。学院的权威指示我们的学生不得使用“和平队”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这么做了。带着一个委婉的工作头衔，我来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院，在这儿，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则无所不见。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