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演讲在清华-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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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早在40年代就每天采访到一个人物，在南京和重庆，同学们可以猜猜是谁。对，是周恩来总理。他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新华日报》。但是周总理见他面管他叫赵小胖，他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到了1973年赵老第一次从海外回来，一下飞机的当天，周总理就请他到大会堂参加宴会，当时周总理一见到他，还记得他叫赵小胖。他在1949年以后离开中央日报，到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深造，1960年到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东亚系教书。同时他撰写海外观察专栏，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经常可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赵老的文章。1973年，赵老第一次回国，撰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的文章。退休后赵老更是经常回国，还组建了赵氏公司，促进中美经济文化交流。他的作品很多，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听说改革开放的中国成立了一所新闻传播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他自告奋勇的到那里去讲课，他用耶鲁大学的假期到新闻所来讲课，他最早把美国的新闻体制、美国的新闻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在1980年的暑期。当时他讲课的同学大概也就我们这么多，但是听课的人有五六千人，当时根据他讲课有这样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漫话美国新闻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演讲场面。当时不但是同学，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记者也来听，因为我们和美国隔绝了这么多年，大家拿到这个入场券，轮流去听，现在这样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说明中国是在进步。同时赵老也是最早把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80年初的一本书――《漫画美国总统选举》。这里还有一本《漫画美国青年》和一本《格林征空记》，赵老还是一个科普作家。这四本书都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赵老往返中美之间已达76次，每年在国内有半年的逗留，并担任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荣誉或客座教授。他还住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所在地康州，他在耶鲁大学已经工作了40多年，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老给我们演讲。
　　　　赵浩生：各位朋友，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清华大学这么一个泱泱学府建校90周年的大庆期间和大家见面。我过去20年中间两度访问清华大学。第一次是在1973年，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完，我到清华来的时候两位清华的同学给我做向导，跟我大谈他们如何智取王光美，他们说的眉飞色舞，我听的哭笑不得。第二次到清华来正好碰上斗走资派，清华园里铺天盖地都是警告“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让我这个国外回来的人实在感觉莫名其妙。那么这些个意外的小事情今天的清华人根本都不知道。今天的清华人怀着满腔的欢喜来庆祝母校建校90年，今天的清华是一片清新，一片光华。听说清华决心要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我刚才看了一下，清华已经是世界第一流大学了。那么我相信当清华庆祝建校100周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泱泱学府，她的名字一定会高挂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榜上。我这一次回北京主要是还一个愿。我大概是在几个月前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碰到李希光主任，我一看他的名片，真是喜出望外――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国际传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清华大学居然现在成立了一个传播系。清华大学在各个领域上都有她特殊的建树。我相信清华的传播系将来一定会人才辈出。这一次回到北京来，主要是来出版我的一个回忆录，题目叫《八十年来家国》，我这是套用李后主的一句话叫做“四十年来家国”。我们听过一句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蠢活了八十年，感觉到亦喜亦惧，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就想写回忆录和自传要从呱呱坠地写。
　　　　这一次回来我非常高兴李主任要我到清华来，传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只想和大家研究研究非常现实的两件事，一个是游说，一个是公关。我所要谈的，只是我在美国的一些观感。同时我也很想听听各位在中国怎么看美国，我们交换心得，一定很有益处。游说这个名词在中国不知是出自何典。大约孔老夫子当年汲汲惶惶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一种游说。游说的英文叫lobby，指的就是一个大建筑入口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碰头的地方，咱们lobby见。据说美国历史上有一位总统，不安于白宫的单调生活，下班后常常溜到白宫附近的一个旅馆的lobby去抽烟闲坐，以欣赏来往的人群作为消遣。此事被人发现以后，大家就利用他闲坐在大堂的机会凑上去跟他聊天、进言，进行政治活动。如此流传下来，大家就称这种大堂游说为lobby。
　　　　在几年以前，中国和美国因为最惠国待遇问题闹的很紧张，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游说》，我可以把要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是一个充满游说的国家，游说活动是整个美国政治活动的润滑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游说是一种必要、正当、合理合法的活动。美国的公司机构、各行各业、都把游说看作是头等大事。游说的主要对象是掌有立法大权的机构和人物。从地方议会到国会都是游说的目标。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创制、修改或者取消某项立法，游说者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在合法范围内影响议员的决策。从建议到辩论到决议，游说者对其游说对象包围、纠缠、穷追不舍。
　　　　以国会来说，参众两院会场内都有旁听席，会场外有舒适的休息大厅（lobby）。游说人员在辩论表决提案期间，就在那里静听和观察，并不时给议员写条子、传话，或者请他们到大厅中间交头接耳、密商对策。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多数时间都被lobby的人包围着，美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都以重金雇佣自己的游说人，而这些游说人多半是落选议员或者退休官员。他们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出入官场、走动衙门，对政府的运作一清二楚，活动无孔不入。哪一行哪一业最有钱，就可以高价请到法力最大的游说人。
　　　　不但美国国内如此，外国的公私机构、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利益争取对美关系，也不惜工本在美国进行游说，和美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在美国的游说工作也做得最普遍深入。以日本为例，不但日本政府、在野党派、各大企业甚至是不同牌子的产品，都各自有其专用的游说代表。近年来美日交往贸易规模更大、问题更多、仅靠游说已经不能应付，他们就更上一层楼，登堂入室，干脆用重金聘用他们所要游说的政府机构中直接管理贸易的或者是退休的官员作为他们拿薪水的职员或者是顾问，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最大，其所以未造成危机、未导致破裂，原因无他，游说之功也。承办游说的都是大律师、公关公司，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这些公司订合同，报酬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有一个顾问公司，代表美国很多大公司对华贸易。他只接受25家大公司作顾问，这25家大公司只有给他打电话的权力，如果要解决问题，还要另外算钱。他最大的顾客就是A&G，所以他每次来中国坐的就是A&G老板的私人飞机。所有的美国参众议员都是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在野就是做游说工作，不但游说，而且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关广告工作。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是共和党的参院领袖，也就是上一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BobDove，很郑重的为伟哥做广告。
　　　　对美国做游说的最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为以色列做游说的不止是个人、公司，而是一个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声音和谐的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大企业家、大新闻机构、学术宗教团体、更重要的是，所有具有犹太血统的美国选民，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巨大政治力量，其游说活动几乎是所向无敌。他们许多年来只遭遇过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是未能阻止美国售于沙特阿拉伯新型侦察机，原因是沙特用大把的石油美元聘用了曾经担任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年的富布赖特作为他们的游说人。
　　　　从历史上来说，国民党对美游说也不亚于以色列，国民党对美的游说有两个目的，一是援蒋，一是反共。援蒋的游说主将是蒋介石的枕边人宋美龄，反共的主将是美国的“百万人委员会”，这个“百万人委员会”不是现在的“百万人委员会”，它搜集了美国反共的军人、政客、宗教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此外，在中国解放后，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反共组织叫“约翰伯奇协会”。它整个反共的活动就像传基督教一样普遍。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在美的发言人是当时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参议院诺兰，中美建交以后替台湾说话的主要人物是共和党保守派的祖师爷、参议院戈德华特，就是戈德华特创立了台湾关系法，危害无穷。除了游说以外，台湾还有计划的调查每一个参议员所代表的州的经济情况，台湾用大笔的美金到这个州去做政治采购。1990年，我到台湾去，见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长钱复，他是耶鲁大学的PH。D，我就问他，当中美建交以后，你留在美国处境一定很难堪，等于在美国做小媳妇，你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说我当时只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专门和那些台湾关系法有关系的参众两院议员联络，不断提醒他们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情就是他和蒋经国商量好，所有派到美国的台湾商务文化代表都可以直接和蒋经国汇报工作，蒋经国可以直接给他们打气。这样维持了士气，也维持了台湾关系法。今天在美国的国会议员，记得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议员没有几个，但是就是因为台湾不断的宣传台湾关系法，他们对台湾关系法了解的非常清楚。我们的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国会是一个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东西。
　　　　在美国国内游说最成功的是美国的枪支协会。美国国内枪支自由买卖，外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国会无法取消枪支的自由买卖立法，是有历史原因的。当年英国在美国的占领军不是住在兵营，而是住在美国老百姓的家里，美国要独立，必须要武装一般民众。所以买枪是一个革命行为，一直到现在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无法取消，反对力量非常强大。一个议员如果要取消自由买卖枪支的立法，他一定要落选的。
　　　　游说在美国是一个正当的、合法的、财源茂盛、令人艳羡的职业。接受外国委托的公司要向政府登记，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戏法人会变，其非法活动常常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谈到游说的功夫，中国远在美国之上，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很多的具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家和“舌战群儒”的雄辩家，以孔子为首的游说者最具有战略眼光和灵活性。他们能“入境问俗”，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哉孔子”。
　　　　从性质上说，游说和公关没有什么不同，游说的对象是有决策权的人，公关是制造舆论，制造民意，制造空气。公关的成败可以从民意测验中看出来，拿中美关系做例子，美国历次的民意测验，人民对中国的看法结果都是多数不信任中国，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这完全是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不了解，而不了解则是源于中国缺乏对美国的自我宣传。中美近年来争论的问题有人权、台湾、武器扩散、贸易顺差、知识产权、劳改产品、西藏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中国人都有理直气壮的反驳，但是可惜这种反驳美国人听不见。我们的每一个白皮书都是掷地有声的好文章，但是美国人看不见。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中国对这些歪曲报道看上去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中国最有力的还击方法就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方谈话和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人们认为是外交词令。而新华社的文章多数被外国媒体冠以“官方通讯社”的帽子，一旦被认为是官方，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美国是一个舆论决定一切的国家，舆论力量完全操纵在几家大的传媒机构手里，主要包括四大电视台（NBC、ABC、CBS、CNN）和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几家大的智囊公司和大学研究所，美国一般的人民，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对中国所知有限，对中国见解多来自这些传媒工具和研究机构。举例来说，如果《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攻击中国计划生育的文章，这就是美国的参众议员的知识来源，他就根据这篇报道发表谈话，这个谈话又被他所在的地方报纸登出来，这就成了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就是这样造成的。美国的民意是选举主要争取的东西。美国每一位总统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一定是大骂中国，等到进了白宫，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一定要和中国打交道。所以对美国的宣传一定要从最基层下手。美国人民不能直接听到中国大陆的声音。但是台湾不惜工本的对美国公关。他们把美国当作是他们开拓国际生存空间的主战场，自从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美建交之后，台湾把所有对美国的外交活动变为对美国的游说和公关。李登辉到康奈尔访问母校，完全是用美金铺路的，之前他捐给康奈尔400多万美金。国民党经费资助的台湾综合研究所和华盛顿的凯西狄公司签约，付出了三百七十万美元的顾问费。一般估计，为李登辉访美之行造势所花费的公关费用可能高达1亿美元。
　　　　中国在美国的正面宣传太少，但是对中国不利的反面宣传非常嚣张。中国的形象处处被歪曲，计划生育被污蔑为违犯人权、国防现代化成了威胁亚洲和平、发展外贸成为了非法倾销等等，据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从而倡导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对中美关系危害无穷。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必须积极展开对美国的公关和游说活动，加强对美国有关中国的正面宣传。美国民意测验指出，中国将成为美国第二大经济伙伴，在对美宣传中应当着重于双方的贸易优势。为了消除美国人民因为间接认识中国所造成的误解，中国必须建立对美国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有关中国信息的渠道。在新闻报道上，公关不能改变坏新闻，但是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可以用好新闻冲淡坏新闻。如果平时多宣传好新闻，出了事情也可以减少坏的影响。在目前中国没有向美国经常发布正面好新闻的情况下，美国人所知道的，都是间接、反面、对中国不利的坏新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拿起《纽约时报》，简直是不忍卒读。
　　　　公关在当今国际交流频繁，信息流通迅速的世界，特别是在以民意为依赖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内政外交各行各业赖以运转的重要专业。公关活动包罗万象，无孔不入，中国要推动对美国的公关活动，必须要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更要借重美国的专业公关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是专门在美国国内外为各行各业宣传造势，树立形象，培养民意，争取选票，开拓市场的。公司成员都是经常在华府或者地方走动的专业新闻记者、国会议员、政治顾问。他们经常是从原职转到公关，又从公关回到原职。如此进进出出，和他们活动的对象都是难分彼此的圈内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
　　　　公关和游说在美国是宪法所承认的政治运作，是合法的商业活动。从事国内公关游说的公司必须向国会登记，代表国外的公关游说公司必须向司法部登记，他们的业务就是赚钱，没有固定的政治取向。但是他们不能同时接受敌对顾客的委托，造成顾客利益的矛盾。公关的活动无所不在：民意测验、政治预测、舆论导向、新闻发布、广告发布、社论报道，为所代表的国家领导人安排访问活动，撰写讲稿谈话等一切足以增加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树立形象，为双方友好发展铺路造势的工作，都属于公关活动。
　　　　我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动向为全球所重视。中国需要向世界宣传，两亿五千万美国人民也希望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让我们以最有效的方式把中国的声音传达给美国和全世界。
　　　　李希光：今天赵老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说要学会美国公关工作的经验，我曾经和同学们说要学习美国新闻学，现在赵老说要学习美国的公共关系，讲了很多具体的案例。赵老我有一个问题，从您的结论看，美国人民听不到中国人民的声音，这和美国媒体公关是分不开的。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回到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时候您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作记者，你对中共的公关活动很了解，那时候中共的形象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赵浩生：这也是我时常琢磨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中共的形象那么好，而物质条件那么差，国际上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将来。而今天中国国力人力都发展的惊人，但是在国际形象上常常被误解，这也是我希望能够解释的一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希望我们一起来探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是采访国共和谈的，我每天要找周总理和邓大姐要新闻，新闻记者要的就是新闻，每次遇到他们总会给我一两条新闻，但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每次总是一问三不知，无可奉告，这样就非常失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非常诚恳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同学：我觉得作为游说和公关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顾客必须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改变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目的性和效果了。这是我听了您的讲话的一点看法。
　　　　同学：我觉得这和共产党本身的形象有关系，很多人说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我想也不一定是误解，有很多是很真实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愿意听。三四十年代的中共，不管她的国际形象，她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是很伟大的。那么她的真实情况表达出来，比如通过伟大的记者斯诺，我想美国的老百姓都是很愿意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的，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而且比较简朴，很重要的一点她是一个弱者，所以美国人比较喜欢她。现在中共不是一个弱者，而是一个强者。不一定是他们有什么了解不了解的问题，现在了解的应该更多。
　　　　赵浩生：也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心理状态是出于传统的中国思想――“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现在是冷战时代结束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没有敌人了，他就感觉空虚了。无敌国外患，他就担心他这个国家要垮了，担心国防工业要萧条了，在这种心情下，他一定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形象越丑化对他越好。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理由。
　　　　同学：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对抗，需要中国，所以她和中国站在一起，现在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倒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就需要拿中国出来做目标了。
　　　　赵浩生：面对着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抗这种局面。
　　　　刘殿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中美撞机以后，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设敌，为什么要立中国为敌，当然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和各自不同的看法了，但是总体来说有好几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裁军，美国主要是裁陆军，海军和空军不会裁减多少；二是修改两个战场理论，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观念转变为打赢一场战争，国内的人民生活一点不受任何影响，但是它把中心移到了亚太。这些是现象，是事实，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觉得最近有几个因素比较明朗。比如说美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经济的比例有两本账，公开的讲占到总的7％－8％，但是实际上据说20％，这就是说在美国的经济中军事工业占的比例很大。美国三届总统都担忧工业和军事的关系，最近的一个就是艾森豪维尔，军事家和工业界的联合会把美国带到什么路子上去。美国最近的经济衰退，就是在寻找新的发展军事工业的机会。小布什上台以后，军方的右翼势力和工业界的结合更多了。波音公司的生产中，主要部分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如说售台武器，从美国的本意来说当然也有支持台湾的意思，但是相当大的原因是支持本国的军事工业。要不要买这40亿，台湾还在考虑。这是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这还要回到老祖宗的话，这是基础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原来美国的第一敌人是苏联，因为苏联强大，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差距更大。在文化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是宗教，欧盟和美国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央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苏联一旦把军事大国的帽子摘掉，他们和美国的文化差距并不明显。我同意赵老的观点，加强公关，但是公关的重点必须找出来。我在美国，一个6岁的小孩听说我从北京来，ok；Ihateyou，但是hateforwhat？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公关的重点和方向。我们现在中美关系的研究，经常就是出现了一个case研究一个case，现在是中美撞机，研究原因，过一段是什么其他的，就又要找原因。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宣传的方向。我们过去对美国的议会工作是不重视的，对他们的官员部长花的时间比较多。请部长吃饭比较愿意花钱，议员的工作做的不够。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呆了好几年，每到十一是庆祝我们国庆的时候，到了10月10日是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时候。他们的庆祝队伍人数十倍于我们。按规定，我们国庆升国旗是合法的，但是没有几个人去升，而国民党庆祝他们的国庆是非法的，但是他们的庆祝队伍浩浩荡荡。确实他们也有钱，但是他们的公关也做的好。
　　　　同学：赵老，您说游说的祖宗是孔子，我觉得您倒不如举苏秦、张仪，第二是听了您的谈话，我觉得您的古文底子比较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古典教育是怎么样的？
　　　　赵浩生：我这个年龄，都进过私塾，老师在上面念，我们都像小和尚一样，在底下跟着读。
　　　　同学：赵老，听了您的问题，对我的启发比较大，我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注意到游说的重要性，所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参众两院都比较差，所有很关心中美双方关系的人都很着急这个事情，我的问题是您觉得从内容上来说，中国政府要在短时间内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赵浩生：公关和游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拿给人看，去年有一个新闻，就是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孤儿院的事情，说孤儿院情况很坏，国务院新闻办就安排记者去看，去孤儿院看，用事实来说明一切。中美之间的问题很多，中国都有她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没有反映到外国去。比如西藏问题，我从小在知道西藏的名字以前，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中国在多少年就不清楚的提这个问题。比如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印边界到底在哪里，突然冒出一个麦克马洪，麦克马洪是老几啊。他说他划了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这种问题中国一定要站起来，用现实来说明问题。比如中国一定要计划生育，不计划生育还得了。那么我记得一次在耶鲁大学，我请韩素音去演讲，突然有一个印度的学生站起来问，韩女士，我听说现在在中国男孩子女孩子不准自由交往，我从来没看见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街上拉着手走的，韩素音就回答，那就奇怪了，如果真是这样，中国怎么会有人口问题。所以你要大胆的幽默的，理直气壮的面对这个世界。

　　　　同学：我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弱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会减弱很多。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刚才都在说中国怎么在国际传播上开展工作，我觉得这和信息垄断有关系。我自己也学过新闻，我知道在发稿量方面，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垄断了80％，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通社、塔斯社，只能占到20％。而且咱们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尤其是在软件和硬件的投资上还很少，硬件上主要是传输渠道这方面，我自己感觉也是没有像美国那样发展通讯卫星，不够尖端。软件这方面从一些事情的发稿量和内容来看也不够。这些事情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思考，中国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努力。目前中国有了16个报业集团，说白了在新闻资源上美国有着一些共享，在设置上也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是中国一直都没有像美国的美国在线这样的非常综合的公司，可以进行传播的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想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声音，需要4到5个大的传媒和他们竞争。大家都知道中央电视台在全世界的传媒当中，98年和99年的广告收入还只是57名，小小的一个巴西就是第十名。咱们全国养活一个中央电视台都没有突破，而且他每前进一名都是非常难非常难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我们目前的国内新闻体制。要出现能够和美国竞争的大的传媒。关于对美国的游说我认为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在国内，比如你允许外资来投入，占到50％，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如果你连国内都解决不了，就想让美国来了解你，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李希光：这个同学提的我都同意，第一点我想做一点补充。很多人强调通过我们国内的改革成为西方那种自由的新闻体制，或者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完全西化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不会好。大家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第一大自由民主国家，印度新闻传播系的教授或者是印度的新闻工作者对美国的意见比中国的更多，为什么？为什么印度在美国的形象还赶不上中国。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比较生气，因为印度和美国之间没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但是印度老百姓的形象、社会安全保障在美国社会中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