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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宗罪5-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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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想搀着他的胳膊，老人摆摆手拒绝了。
梁教授说：“这个老人身上绑着竹叶，符合凶犯特征，这条线索我们必须重视，调查清楚。”
画龙说：“其实我现在却觉得，也许是愤青干的，开日系车的中国人都能被他们打成植物人，杀死一个穿日本兵服装的演员，也没啥可奇怪的。”
苏眉说：“愤青好可怕，我喜欢日本动漫，日本化妆品也不错，这些都要抵制吗？”
画龙说：“那老人可能是个老愤青。”
包斩说：“也许是个老兵。”
特案组多方走访，很快找到了当时的几个目击者，那名穿校服的学生说，老人在游行队伍里并没有呼喊口号，而是用微弱的声音唱着一首歌。根据这名学生的回忆，苏眉找到了老人唱的这首歌曲：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第二十九章卫国军魂
苏眉调取了当天全城各路口的监控录像，制作出这个老人的行走路线图。
老人从烈士陵园附近最先出现，沿街行至解放路，一路上翻了几个垃圾桶，从里面拣东西吃，随后加入了反日游行队伍。
老态龙钟的他有些驼背，走在队伍里极力挺胸昂头，精神矍铄。
恒店警方使用了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投入了大量警力，拿着这个老人的照片在烈士陵园附近挨家挨户走访，最终确定了他的身份。
老人名叫何卫国，曾是一名远征军抗日士兵。
他在游行队伍里唱的那首歌，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了，歌曲最初叫作《知识青年从军歌》，后来成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歌。
1942年，何卫国只有14岁，因家园毁于战火，背井离乡。当年他加入孙立人将军的新一军38师，赴滇缅战场远征抗日。历经曼德勒会战、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等几十场大小战役，随后转战印度，四次荣立战功，多次受到嘉奖、表彰。
日寇投降后，国共开战，国民党军溃败，何卫国去了台湾。
战争时期，何卫国的头和腹部受过重伤，头颅里有两块弹片。严重的脑损伤使他患有精神障碍，他这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是在台湾的一家精神病院度过的。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直到晚年，何卫国头颅中的弹片才被取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康复出院。
医护人员问他：“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老人回答：“回家！”
何卫国的一生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这个老人没有结婚，无儿无女，只在大陆有个弟弟。但是唯一的亲人已于90年代去世，经过台湾“退辅会”核准，以及荣民之家的从中斡旋，经过一番烦琐的手续，老人终于回到大陆定居。
村口有一株老槐树，槐树后的那间土房子就是他的家，如今早已不在了。
在外地工作的侄子给老人找了一份工作，看守烈士陵园。
这个孤独的老人回到大陆后，一直担任看守陵园的工作。烈士陵园后面有一片墓地，无名无姓，无碑无冢，这片没有任何标志的墓园埋葬的是台湾老兵的骨灰，这墓地乃是私人管理，不是国家设立，属于当地的一个慈善机构。
他驼着背，清扫落叶，一整天都不说话。
无名墓地里，长眠着他的战友。
有一年的清明节，学生们陆陆续续前来扫墓，两个调皮的学生偶然闯入陵园后面的墓地。老人感到欣慰，终于有人前来祭奠，然而一番交谈之后，学生诧异地问道：“什么，国民党也抗日？”
老人沉默不语。
老人久久地沉默，继续扫着落叶，没有反驳什么。
特案组从台湾有关部门了解到，何卫国患有战争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精神疾病是一种战争后遗症，虽已治愈，但仍有复发的可能。一旦复发，他就会迷失自己，长久地困在从前的某段记忆里，例如抗日战争。
也许，恒店拍摄现场传来的一声爆炸，使他认为自己还生活在抗日战争中。闻到硝烟和汽油的味道，看见那些穿着日本军装的演员，这促使他精神分裂，达到了崩溃点。然后一直留在了这种错乱的精神状态之中。他惊慌失措地躲藏在竹林里，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士兵，没有忘记战场上的技能，他制作绳套陷阱杀死一个日本士兵。很不幸，这名士兵其实是个演员。
苏眉说：“我有个疑问，何卫国是个八旬老人，还有能力杀人犯罪吗？”
陈处长说：“我以前做过狱警，里面有个老头，80多了，他儿子是小学校长，就让老头在学校看大门，老头几年时间糟蹋了十几个小女孩，他的判决书一度是监狱里‘畅销’的黄色读物。对了，抓捕他的时候，这老头还打伤了一名民警。进了监狱还每天晚上在被窝里手淫……”
画龙打断陈处长的话说道：“你拿一个老流氓和一个抗日老兵做比较，不合适。”
梁教授说：“凶手受过非同寻常的军事训练，极度仇恨日本人，对他来说，这不是谋杀，这是战争。”
包斩说：“抓到他不太容易，他知道如何在战场上生存并且隐藏自己。”
何卫国已经精神错乱，离开了烈士陵园的住所。特案组要求恒店警方注意搜索废弃的烂尾楼、工地上的水泥管道以及桥洞和山林等偏僻的地方，这些很可能是他临时的落脚点。同时，为了安全起见，特案组建议恒店各大剧组暂停拍摄抗战剧。
然而各大剧组没有听从建议，他们考虑的是成本问题，毕竟暂停拍摄会造成经济损失。
两天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大胡子导演所在的拍摄现场遇到了袭击。当时，烟火师设置了好几处炸点，刚刚用线控引爆了道具炸弹。这种道具炸弹的外壳多数是泡沫做的，里面填充些土灰，制造爆炸后尘土满天飞的逼真效果。他们拍摄的是一场重头戏——英勇的地下武工队乔装打扮炸了鬼子炮楼。
爆炸时，不知道从何处射来一支箭，正中一个日本演员的眼睛。
爆炸的声音伴随着演员的惨叫，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随后手忙脚乱地将演员送去医院，大胡子导演带人展开搜寻，一个老人惊慌失措地跑向山间小路。
恒店警方与特案组随后赶来，通过描述，确认了这个袭击日本演员的老人就是何卫国。
何卫国逃向了附近的一座小山，这名经历过几十场大小战役的老兵具备高超的杀人技能，这使得警方不敢轻敌。
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数百名警察将何卫国包围在山头，步步为营，慢慢逼近。
这个老人竟然逃脱了，还打伤了一名武警，夺走了一把手枪。
这一次，他抢到的可是一把真枪。
当时，形势对老人非常不利，武警呈包围之势向山头逼近，老人放了一把火，时值夏季，天干物燥，大火熊熊，很快就烧了起来，随后蔓延至整座山头。武警官兵紧急撤退，何卫国用弓箭袭击了一名落单的武警，抢夺了枪支，他并没有向山下跑，那里是死路一条，而是躲藏进了一个山洞。
山火被消防官兵扑灭，因为何卫国持有枪械，极具危险性，恒店警方向上级紧急汇报，请求协助，第二次围捕开始了。此次围剿追捕除了数百名武警之外，还出动了野战部队防化连、侦察连，子弹打了1000余发，甚至动用了火箭筒和迫击炮。
一名士兵问道：“我们这么多人是抓谁啊？”
连长说：“抓一个人，一个老头。”
士兵说：“这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都搞不定，还得派咱们连队上去，就是为了抓个老人？”
连长说：“这个老人是个老兵，参加过好几次战争，你要小心点。”
士兵说：“他就一个人，我可不怕。”
连长说：“如果他瞄准了你的头，绝不会打中你的腿。”
山下的拍摄现场，大胡子导演换上一身武警服装，扛起了摄像机。
烟火师说：“导演你干什么去啊，还换了这身衣服。”
大胡子导演说：“作为导演，不要以为我就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总是拍垃圾电视剧，我也想拍一些正能量的片子。这次的场面要是能拍下来，我也没白当这导演。”
烟火师瞪大眼睛说：“你这是要混进去当战地记者呀，很危险的哦。”
大胡子导演说：“战地记者，这词真不错。”
烟火师说：“我也换衣服，我做你的助手，不过我们拍的只能发微博啦。”
武警官兵将何卫国堵在了山洞里，陈处长请来了当地的一个村民，询问得知，这个山洞并没有别的出口，但是洞内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不宜贸然出击。一个军官用喇叭向洞内高喊，要求老人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洞内悄无声息，军官再次喊话，回应的是一声枪响，军官立即卧倒，他的帽子被打飞了。
梁教授看着山洞，对画龙说：“穿上防弹衣，率领一队武警，把他击毙。”
画龙卸下了弹匣，说道：“对不起，梁叔，要我击毙一名抗日老兵，我做不到。”
第三十章归家之路
黑龙江，一个农民击打屋檐垂下来的高粱，一条大蛇咬住了他的拳头。
石家庄，一位教师在剧院里打哈欠，一只壁虎正好掉落进他的嘴巴里。
浙江，一个演员哼着歌曲走在小路上，有只蛤蟆蹲在路中间，他迈步跨了过去。
群众演员杨小凡不小心踩中了两个绳套陷阱，两只脚被套住，拉向空中，死状极惨。
杨小凡扮演最多的角色是日本兵，没有台词，一天要“死”好几次。杨小凡有时会和朋友交流演技，他说，扮演鬼子，越猥琐越笨拙，导演越喜欢。进村扫荡时要弯腰走路，看见花姑娘和村里的鸡鸭要露出垂涎欲滴的表情，战斗时必须惊慌失措狼狈逃窜，总之要表现出鬼子弱智的一面。
朋友说，我们被这样一群弱智和笨蛋打了8年多，我们岂不是更……
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有许多俊杰英灵，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无论国共，所有为捍卫祖国尊严征战沙场的军人，都值得尊敬。
百团大战中，一位八路军士兵委托老乡给父亲寄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文字，只有几粒玉米种子。那一年，父亲和儿子准备在地里栽种玉米，儿子却没有回来，战死沙场，只有几粒玉米种子寄回了家。
日军进攻中条山，国军31军以阵亡27000人的代价，把10万日军阻隔在西北之外，改变整个战局。八百陕西籍的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他们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
据一个老人回忆，那几句秦腔是这样唱的：
两狼山，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何卫国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
14岁的少年，挑着担子去犁地，却被鬼子抓去建造炮楼。他半夜逃跑后，村庄已经毁于战火，他也不敢回家，恰好遇到一队溃散的国民党军士兵，他就哭哭啼啼地跟随着队伍一路前行，后来参军打仗，颠沛流离，从此以后，客居台湾几十年，一生飘零……再也没能回家。
逃难的时候，这个孩子一直在挨饿。部队停下来吃饭，也会给他一点。更多的时候，他只有去捡剩饭。日本鬼子让他感到恐惧，他只知道自己跟着部队会很安全，他不停地走，不知道身在哪里。在一个县城，他捡到一张中国地图，每走一个地方，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有一天，一个军官对他说：“孩子，你怎么老跟着我们，你走吧，回家去。”
何卫国说道：“我家被鬼子烧了。”
军官说：“鬼子烧了你的家，你就要杀鬼子。”
何卫国说：“我要一支枪。”
军官说：“拿上这支枪，你就是军人，你必须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后来，何卫国才知道，这个军官就是孙立人。炮火隆隆，子弹呼啸，战争结束了，弹坑上建起了住宅区，子弹朽烂在泥土里，上面长出了野花。何卫国随军去了台湾，他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些年，尽管神志模糊，但有一些关于家的细节永远无法忘记。
如果靠近他的嘴巴，能听清楚他念叨的是这些词语：丝瓜花、池塘子、石榴……
他还记得，老屋的土墙上爬满了丝瓜，开着黄色的花，院里有个石磨，窗棂上的纸裂开了。他的童年时期，总是穿着破棉袄扒在土墙上，看着门外结冰的池塘，还有池塘边的老槐树。母亲穿着带补丁的裤子，从槐树下走过来，把一个咧嘴的石榴塞到他手里。
那是有关母亲的最后记忆，他还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以及动作。
没有人知道，有一年中秋节，这个精神病院里的老兵看着桌上的石榴和月饼，为什么突然流下了眼泪，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
有些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恰好相反，越久越清晰，如同窗边的弯月，时时勾起往事。
何卫国康复出院后，常常参加老兵聚会，聚会的主题基本是讲述同样的故事。对于战争，那些台湾老兵并不愿意多谈，更多的话题是对故乡的怀念。
故乡，一个魂牵梦萦的词，只有在外的游子才能深刻体会什么是故乡。
出于历史原因，再加上这些老兵年岁已高，很多人都回不了家。葬我于故乡——这是很多台湾老兵的遗愿。有个83岁的老兵，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语言能力丧失，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他唯一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回家。他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撤在老家的麦地里。
两岸通航后，有一次，同乡聚会，一个探亲的老兵从大陆归来，带来了三公斤泥土。
许多老兵脸上的神情都显得很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们如同参加一个庄重的仪式，每人分得一勺泥土。有的老兵将泥土视为珍宝，锁在保险柜里；有的老兵把泥土放在茶壶里，喝掉了。
故土难离，也许，他们此生再也无法踏上家乡的土地。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7周年，经过两岸有关部门协商，一批国民党远征军老兵被邀请前来大陆参加活动。当初的青春少年，如今的迟暮老人，这些远征军老兵参加纪念活动的时候，途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候车室的人三三两两，有出门打工的农民，有求学的学子，有出门旅游的夫妇，有出差的公务员。接待者打出了横幅——“欢迎远征军回家！”当一群风尘仆仆白发苍苍的老兵出现的时候，不知道从候车室哪个角落传来了掌声，掌声最初很孤单，随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面带微笑，全部鼓起掌来！
老兵的表情甚至略显害羞，老兵的白发是真正的荣耀。
何卫国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被邀请访问大陆，使他坚定了回大陆定居的决心。
归家时，还未踏上故土，他就因为心疼而蹲下痛哭起来。时光改变了他的模样，也带走了大陆的亲人……当初的家早已没有了。
许多年前，他挑着担子，出门的时候还是青春年少，回来的时候已是苍苍暮年。
他这一生，孤苦飘零，犹如在风雨中的蒲公英。
何卫国在陵园工作的时候，有些台湾老兵的骨灰无处安放，只好委托他埋在这里。那些台湾老兵在大陆的家也已经不在了，有的甚至根本找不到所在的村子。
这个孤独的老人时常喃喃自语，精神恍惚，他会发呆好长时间，对着落叶说：“爹、娘、弟弟，还有我的战友们，你们都在下面等着我。”
附近拍摄现场的那些穿日本兵服装的演员，还有隐隐传来的炮火声，使得老兵精神错乱，旧病复发。往日的心灵创伤无法磨灭，他的记忆重返抗日战争时期，这种错乱的精神状态让他误认为自己还在战场上。他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制作弓箭潜伏在炮楼外，射伤了另一个说日本话的演员。最后，他抢到一把手枪，躲进了山洞，做最后的抵抗。
当时，大胡子导演想要拍下围捕老兵的场面，但是遭到了武警官兵的驱赶。
陈处长说：“你冒充记者呢？捣什么乱。”
大胡子导演说：“这么多人都抓不到一个人，真是够笨的。你们是不是想一直在洞口守着，让那老兵饿得受不了跑出来，然后抓他？不过我看那山洞里可能有蜗牛、青蛙、蛇什么的，老兵在里面躲个个把月没问题。”
两名武警没收了大胡子导演的摄像机，架着他的胳膊往山下走。
大胡子导演说：“等等，我有个办法，能让老兵出来。”
陈处长问道：“什么办法？”
大胡子导演说：“我们剧组有个特型演员，长得很像孙立人，这老兵不是孙立人的部下吗？可以让我们这位特型演员穿上孙立人的旧军服，命令他出来接受训令。只要他从山洞里出来，你们上去就抓。”
当时形势危急，何卫国手中有枪，又在暗处，为了避免伤亡，武警官兵没有选择进入山洞强行抓捕。大胡子导演提供的这个办法尽管有些荒唐，但是有必要尝试一下。特型演员很快就换上了服装到达了现场，站在山洞前喊话，要求何卫国放下武器，走出山洞。
山洞里一片沉默，过了许久，里面传来一句话：“口令？”
口令是一种军事暗号，用来识别敌我。特型演员无奈地摊开手，谁也无法知道何卫国的记忆处在抗日战争中的哪一场战役里，当时那场战役的军事口令是什么。
诱捕的方案失败了。
天黑下来，一队武警携带夜视装备悄悄潜入山洞，打算突袭抓捕，但是遭到了何卫国老人的顽强阻击，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武警官兵选择了及时撤退。接下来，经过研究讨论，指挥部提出四种方案：第一，水淹，向洞内灌水淹死凶犯；第二，烟熏，但无法得知洞内是否有气孔；第三，爆破，但山洞久攻不下，无法安放炸药；第四，火攻。
苏眉说：“这四种方案不就是鬼子当年对待地道里的老乡的办法吗？”
包斩说：“真是讽刺，老伯伯可是打鬼子的英雄啊。”
画龙说：“有没有缓和的余地，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啊。”
梁教授说：“他是武疯子，手里有枪，目前已经杀害一人，重伤两人，放出去还会继续危害社会，所以，只能……”
场面僵持不下。
正在大家为如何处理这位已经丧失理智的老兵而争执的时候，“砰”，一声枪响传来，那枪声来自山洞深处。包斩大叫一声“不好”，冲进洞口去看……
这个老兵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第七卷黄河浮尸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索尔仁尼琴
我们这里，发现尸体后，没有报案的。
为什么？
因为尸体太多了。
第三十一章捞尸的人
这是雪夜特有的静谧，没有风，只有雪花悄无声息地飘洒。天地茫茫，村子屋瓦上的雪已积得很厚，一行脚印通向河边。天空的雪花零零散散，继而滚滚团团，整个世界披上了皑皑银装。堤岸上的垂柳恰似琼枝玉树，白色枝条亮晶晶、毛茸茸，垂向尚未结冰的河面，一株柳树长歪了，贴近河面的树干上系着七具尸体。
七具尸体，姿势各异，都在水中泡着，每一具尸体都用绳子系在树干上。绳子绷得笔直，拽着尸体以免随波漂走。河水缓缓地流淌，一泻东下，天空中的大雪仿佛乱羽纷纷万花狂舞。
一艘很小的铁壳船慢慢地驶近，到了岸边，马达声停了。
有人站在船头，弯下腰又将一根绳子系在河边的树上，绳子的另一端拴着一个编织袋，透过编织袋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装着一具尸体。那人拴好第八具尸体，跳下船上了岸，他哼着歌，身影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夜。
另一个人藏身在草垛后面，惊心动魄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拿出手机胆战心惊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110指挥中心将信息反馈给辖区的水上派出所，吕所长大发雷霆，拍桌怒道：“谁报的案？怎么那么不懂事，我们只是一个小小派出所，管得了那么多事吗？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一名民警说：“本地人肯定不会报案的，报案的是个老外。”
这个外国人名叫巴托尔迪，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和同事来中国考察黄河污染状况，一路从兰州向下游考察，途径黄河裤衩湾水电站时偶然目睹河边的树上系着尸体，随即报案。
吕所长向报案的巴托尔迪解释说，这些尸体都是从黄河上游漂过来的，裤衩湾也叫死人湾，每年都有大量尸体堆积在此处。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段水域漂荡着至少1万具名浮尸，而且，时至今日，仍以每年200至300余具的规模增加。浮尸中，以自杀者比例最高，意外落水者次之，身上有明显伤痕者少。
巴托尔迪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问道：“那个人把尸体拴在树上，他是谁？”
吕所长点燃一根烟说道：“捞尸体的人是附近的村民，靠这个养家糊口，赚钱，你的明白？”
巴托尔迪说：“我不明白，怎么赚钱？”
吕所长说：“那些跳黄河自杀的人啊，还有意外落水死亡的人，村民把他们的尸体捞出来，拴在河边，等到死者家属前来认领的时候，就可以要钱。”
巴托尔迪说：“有一具尸体是装在袋子里的，如果是自杀，死人不可能把自己装在袋子里。”
吕所长说：“就算是凶杀，我也管不了，我们警力有限，尸体可能是从青海漂过来的，也可能是四川，我们这个水上派出所，怎么管得了外省的事情。”
巴托尔迪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吕所长说：“这个不好处理，要不让捞尸的人把绳子割断，让尸体往下游漂去？”
巴托尔迪说：“黄河的下游，陕西、河南、山东？水质不就污染了吗？”
吕所长说：“那你让我怎么办？能别为难我了吗？还有，我不明白，你是美国记者，跑我们中国来干吗，我要看一下你的证件。”
巴托尔迪把护照以及记者证件放在桌上，还有海关出具的摄影器材清单。
吕所长看着照相机，警惕地问道：“这些照片……你还录了视频，你都发给谁了？”
巴托尔迪摊开手回答，他本来想上传到Twitter（全球知名社交网站）和YouTube（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但是无法登录，只好作罢。
吕所长松了一口气。
水上派出所删除了这位外国记者拍摄的黄河浮尸的照片和影像，巴托尔迪扼腕叹息，他觉得，这是很好的新闻素材，那些大雪纷纷之下的黄河浮尸照片足以获得普利策大奖。巴托尔迪离开水上派出所之后，心有不甘，他来到系着尸体的河边，重新拍摄了照片，随后冒着大雪走进村里，找到了那个打捞尸体的人，采访他并且做了一个专题报道。
几天之后，国外的一家著名新闻媒体的网站上刊登了记者巴托尔迪对黄河捞尸人的采访报道。这件事产生了国际影响，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领导对吕所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吕所长不服气地顶撞领导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我管不了。”
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小吕啊，我们要研究一下如何妥善解决这件事情。”
吕所长说：“公安部不是有个特案组吗？让他们来管好了，反正，我没这么大能耐。”
特案组接到当地政府的协助请求，四人紧急赶赴裤衩湾水上派出所，案情远比想象中棘手。这片几十公里黄河水域，每年发现的浮尸超过200具，地方公安、民政、环保部门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每一年，那么多的尸体顺流而下，沿河的村民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他们白天搬个凳子坐在家门口吃饭，不经意间就能瞥见顺河而下的死人。裤衩湾的下游是一个水电站，因水流减慢和地势原因，黄河上游的尸体都堆积在这片水域，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捞尸人。吕所长假惺惺地上前握手，对特案组说道：“太感谢你们了，今年发现了近300具尸体，你们打算先调查哪一个，我让人把案卷抱过来。”
苏眉说：“妈呀，300具尸体，我们累死也忙不过来啊。”
画龙说：“我们只接手凶杀案。”
包斩说：“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吕所长说：“大多数都是自杀，没钱看病的跳河了，失恋的跳河了，高考失败的跳河了，夫妻吵架的跳河了，找不到工作的跳河了，各种情况都有，反正黄河也没盖子，谁想跳就跳。”
梁教授说：“我们看了外媒网站的报道，据记者描述，其中一具尸体是装在编织袋里的，这很可能是一起凶杀案，我们就调查这一起，发现死者的那个捞尸人现在在哪里？”
吕所长说：“我们正打算把他治安拘留。”
捞尸的人是父子俩，一个叫老卫，一个叫小卫。
特案组找到了他们，要求父子俩带领特案组前往发现尸体的地点。
登船之前，老卫犹豫着说：“给点油钱，好不好？”
画龙说：“你不知道你捅了多大的娄子，吕所长正想拘留你呢，你还有心情向我们要油钱。”
登船之后，缓缓而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垃圾的海洋。老卫说自己最初在黄河里捕鱼，然而，上游的垃圾堆积在此处，水质严重污染，鱼群稀少，老卫和儿子就干起了捡垃圾的活儿。他开着铁壳船，在“垃圾海”中翻捡塑料瓶、木料、铁皮，最值钱的就是人的尸体。发现尸体后，捞起来先搜身，看身上有没有手机、身份证、电话本等。
小卫说：“手机一般都坏了，把卡卸下来擦干净放在我的手机上，联系家属来认尸。”
苏眉说：“一具尸体能赚多少钱啊？”
老卫说：“家里条件好的多给点，条件差就少给点，实在不行随便给点拉走。我们也看人，前天那个就只给了500元。还是穷人多啊，要是有钱也不会跳河了。”
梁教授说：“找不到家属的无名尸体，怎么处理？”
老卫说：“都拴在河边的树上，有的家属会主动找我们，我们爷俩名气大着呢。我就带他们去河边自己看，家属根据衣服啊，身上的胎记啊，总能认出来。实在是没有人认领的尸体，我们就割断绳子，让它继续漂吧。”
画龙说：“你们发死人财，良心上过得去吗？”
小卫说：“我们也是为人民服务，谁家死了人都心疼，我们帮忙找到了，要点钱也应该。”
船行驶了一会儿，停下了，前面有一个水电站，大量垃圾汇聚在此，厚度足有1米。垃圾下面肯定还有未被发现的浮尸，年复一年地腐烂、散架，最后溶于黄河。开闸放水时，部分尸体被水轮机打碎，残肢断臂五脏六腑混合着垃圾一起漂向下游。
小卫说：“下游的人，看到河里漂着的断手断脚，也没有报案的。”
老卫说：“尸体太多了，谁也管不了。”
包斩说：“黄河，这可是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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