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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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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这个计划的实施次序，后来在设想中又演变为：第一步夺取大同，控制同蒲北段；第二步夺取平汉北段，相机占领石家庄、保定；第三步转用主力于正太路，相机占领太原。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所有对平汉、同蒲、正太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⑦
除了作出上述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外，毛泽东还要求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本着“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奋斗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抓住停战时机，通过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多方面之准备，以“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⑧而在目前则应采取“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的方针，以争取时间。他十分强调东北应准备持久战争，提倡自力更生，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主”，不能向苏方“作任何要求”。⑨
在从事军事部署的同时，毛泽东仍力图以战争胜利来谋取恢复国内和平。他从“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的估计出发，要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按照“继续争取长期全面和平的方向去进行工作”，并指出：“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域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七月底八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九月三十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三五九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六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二十九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淮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六月二十八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下淮北、淮南作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建议淮北、淮南两地的野战军仍应各自独立作战，山东、太行、华中各军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以便大举。
毛泽东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⑩；“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泽东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⑾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泽东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毛泽东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遂行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毛泽东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崞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随后，根据毛泽东拟定的“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毛泽东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⑿
为了答复毛泽东的询问，大同前线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八月三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但部队伤亡很大，进展缓慢，到九月四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九月三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还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九月十六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人民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在当时装备很差的条件下，只能先打弱的，后打强的。”⒀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九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毛泽东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十八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⒁这样，毛泽东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四路三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
一九四六年七月到十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人民解放军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二点四倍。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人民解放军战士，成了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人民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三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百分之八十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百分之八十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三十万对十二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师一百一十七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五十五个旅减少为三十九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
怎样看待这一形势？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毛泽东，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
还在十月一日，毛泽东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
“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⒃
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中国共产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毛泽东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连系在一起的。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毛泽东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三十八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泽东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⒅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全党、全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① 《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58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1187页。
④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电，1946年6月1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86页。
⑥ 中共中央致刘邓薄、陈舒电，1946年6月22日。
⑦ 中共中央致聂萧刘罗，并告子华电，1946年6月28日。
⑧ 中共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7月11日。
⑨ 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
⑩ 中央军委致刘邓，陈，华中局电，1946年7月4日。
⑾中央军委致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电，1946年7月13日。
⑿中央军委致聂刘，并告贺李电，1946年8月1日。
⒀《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628页。
⒁中央军委致聂萧刘罗电，1946年9月18日。
⒂《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1597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05、1206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19—1220页。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11月21日。
第33节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决心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来。怎样作战才能取得胜利？他从战争初期的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因此，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论在战役上或战术上，都必须切实运用这一作战方法，而且“必须集中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强调指出：只有这样彻底大胆地集中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其中集中兵力比较多，战役规模比较大，因而歼敌数量也比较多的是华东战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和苏皖两大解放区。四个月来，国民党军队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以损失八万人为代价，攻占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和鲁南解放区的部分地区，打通了胶济铁路，对苏北和鲁南形成一个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弧形半包围态势，并对联结苏鲁的枢纽——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构成直接威胁。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淮北和苏中战场上歼灭敌军一部分有生力量的同时，逐步收缩后撤，于九月十九日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两军会师于淮阴以北，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这两个野战军的会师，集中了将近十万人的兵力，力量相当雄厚，为下一步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准备了必要条件。但此时，在东台到峄县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的徐州绥靖主任薛岳配置着四个作战集团二十五六个旅约二十余万兵力，不断发动攻势，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场上都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要大量歼敌，困难极大，形势是严峻的。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仍在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这时主要要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根据这个设想，毛泽东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频繁磋商，强调：
一，山野、华野应集中作战，开展战局，“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二，会师后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因此要慎重选定歼击目标，掌握战机，精心组织。
三，为保证行动的一致，山野、华野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建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毛泽东还告诉陈毅、栗裕、谭震林以及华中分局、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领导人的“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因此“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战机”。
四，部队集结休整的地点应选择在距敌较远的地区，以便诱敌深入，造成可乘之机，然后集中全力加以歼灭。
五，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主要以拖住国民党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以缓解华东作战的困难。
这些意见，尤其是集中两个野战军在一个方向作战、实行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主张，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逐步向解放区中心推移时怎样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对华东解放军以后的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行动谨慎，力戒冒进，在十、十一两个月中，只对苏北、鲁南地区进行了若干次有依托的、规模不大的短距离进攻。所以，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基本上仍处于分别迎击敌军的状态，各自进行了几次以歼敌一旅左右为目标的战役，共歼敌约三万人，并没有能立刻实现预期的大规模歼敌的目标。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大会”开幕。为了给这个会议壮声势，蒋介石决定从郑州绥靖公署的序列中抽调精锐主力整编第十一师改归徐州绥靖公署指挥，命令薛岳立即组织一次对苏北地区的大规模攻势，并限定在攻势发起后半个月内“结束苏北战事”。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一个以二十五个半旅约二十万人分四路会攻苏北的作战计划：以五个旅由东台向北进攻盐城、阜宁；以五个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由淮阴北攻涟水；以六个半旅，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向沭阳、新安镇进攻；以九个旅，其中包括机械化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进犯临沂。四路中，又以从宿迁和淮阴出犯的两路为主力，企图迫使华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苏北的狭小地区同它决战，或北移山东。进攻行动统一在十二月十三日开始。
这时，放在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哪一路国民党军队作为首先集中打击的对象。十二月六日，陈毅得到整编第十一师正向宿迁开进，准备会同在宿迁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进攻沭阳，以及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将同时配合行动的情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提出了集中主力首先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初步构想。十二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最后确定歼击宿迁出犯之敌的决心和部署，一面组织部队开进，一面上报军委。十五日，毛泽东迅速批复了陈、粟的部署，并要求他们：“情况望随时电告。”
十二月十三日，从宿迁出发的国民党军队六个半旅分两路向北、向东，以新安镇、沭阳为目标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立刻按照陈、粟的部署，在第二天晚上隐蔽地向战区开进。十五日晚由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处在对方左路的整编第六十九师三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整编六十九师和十一师之间的结合部，把它们分割开来。经过两天激战，在十九日上午全歼整编六十九师，该师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整编十一师星夜撤回宿迁。这一仗通常称为宿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二万多人，是山野、华野会合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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