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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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问同志们，问老百姓。”要准备转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即“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毛泽东富于感染力的讲话，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打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30）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是公开发表的。它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三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事日程。这项工作能否做得好，关系着这次大会能否真正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此，当代表们还在讨论大会的几个报告时，七中全会主席团已对选举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当时议论得最多的是选举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二、这届中央委员会要选拔许多新同志，还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向大会做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他尖锐地指出：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因此，“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选举中要不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也就是照顾各个“山头”呢？他说：七大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一定要认识山头，要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

经过反复的酝酿和预选，六月九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十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但是，王稼祥没有当选。这使毛泽东很不安。六月十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在大会上专门谈了王稼祥问题。他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选举结果，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情绪饱满地站在主席台上，他这时候的心情，也许只有那些同他一起经历了二十多年千辛万苦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局面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得的。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六月十九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和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在五月十七日公开通过的《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中，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第二天，蒋介石在内部所作的第二次政治总报告中更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欺骗舆论，会上提出要在七月七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为在这一年举行国民党早在抗战前选出、由它一手操纵的所谓“国民大会”作准备。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他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说明不参加的理由是：第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这些合理的要求在谈判中一再遭到国民党的拒绝；第二，此次召开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事前并未与中共或其他党派商议，完全是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第三，国民党六大不顾全国一致的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而这次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六大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31）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道：我们决定不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就是把一个问题摆到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可做。毛泽东还提出，在蒋介石不肯改弦更张的情况下，要加紧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会，向联合政府发展。（32）

国共之间的紧张局面，引起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六月二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从重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大意是讲：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希望继续商谈。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来。

七月一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从重庆飞抵延安（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的隆重欢迎。在短短三天内，毛泽东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

毛泽东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褚辅成等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33）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他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的这番见解后，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认为：“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34）

七月五日，六位参政员飞返重庆。黄炎培在他所写的《延安归来》一文中反映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情：“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35）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他在五月三十一日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局势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连串紧接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首先说：中共中央准备发表一个关于苏联对日宣战问题的声明。他接着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他还指出：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36）

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会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一万万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付出三千五百万人伤亡和无数财产损失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日本投降了！”胜利的消息传来，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毛泽东和边区人民一起，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中。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场充满了惊涛骇浪的战争，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成熟的。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在近代中国，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最坚决而又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把祖国从危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取得人民最真诚的信任和拥护。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

抗日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从八年抗战的无数事实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奔集到它的旗帜下来。到抗战胜利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远非抗战开始时的状况所可比拟的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①　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前线的干部的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23日。

④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等的电报，1944年4月22日。

⑤　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华中局的电报，1944年8月3日。

⑥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⑦　毛泽东对即将赴前线的干部讲话记录，1944年10月25日。

⑧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⑨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29页。

⑩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⑿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年6月5日。

⒀毛泽东会见出席边区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们的讲话记录，1944年5月22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16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4、1011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2月15日。

⒇《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10、1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25页。

（22）《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0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6、1079页。

（2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20、121、126页。

（28）《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58页。

（29）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2月19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11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2页。

（31）《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6月19日。

（33）《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1945年7月3日。

（34）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5）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8、149、150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9日。


第30节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作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不是毛泽东完全想到了的。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

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时候，中国上空却已笼罩着一片阴云：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

在八月十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已在延安总部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他们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六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地指出：

“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①

那时候，华北和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中，在东北也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小部分抗日武装在活动；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消极避战以保存实力政策的结果。蒋介石明白，他的军队难以很快开到日本占领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受降。当延安总部发布向敌占区大举进军的命令后，他在十一日发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发给第十八集团军的，却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日胜利的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胜利前的老样子去。人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他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同时，他也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②中国共产党力争的就是实现这种可能性。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中明白地作了说明：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③

于是，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