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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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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疲┤酰浞绮徽瘢褡逯逯嗜涨髑嵯福松蹩捎侵窒笠病！彼衔荷硖迨侵逗偷赖碌脑靥濉Ｔ谥醒Ш椭醒б陨希Ω檬敌械隆⒅恰⑻濉叭⒅亍薄Ｕ攵灾匚那嵛涞耐欠纾岢鲆桓隹诤牛骸坝拿髌渚瘢茸砸奥涮迤恰！币蛭逵土队星拷罟恰⒃鲋丁⒌鞲星椤⑶恳庵镜刃矶嗪么Γ耙庵疽舱撸倘松乱抵惹病薄？梢运担短逵芯俊分饕皇嵌蕴逵飧鲈硕问降难芯浚蠖窍虢璐颂岢溆率婪绾统渎姆芏废蛏系娜松邸�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看来，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⒅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三个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⒆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这时，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这年他满二十五岁。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①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泽东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⑥ 摘自长沙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泽东：《非自杀》，湖南《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泽东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⑾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⑿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⒀杨昌济：《论语类抄》，《杨昌济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⒁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的批语。所引这段话，是对《沁园春·长沙》中“到中流击水”一句的解释。
⒂邹蕴真1977年4月回忆记录，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⒃毛泽东：《沁园春》（1925年秋）。
⒄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⒅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页。
第03节五四大潮的洗礼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去？那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恰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面对着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此前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把这个消息传回家乡。这时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促毛泽东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五十多人，是全国来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泽东他们发起这个活动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到京后，“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②。几经联系，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河北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还为他们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同行来京的罗章龙这时考进了北大预科，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
不进大学，总得要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十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对他来说该是怎样的兴奋和刺激！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④。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⑤。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后来回忆，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的言论和行谊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是在古老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十五日，李大钊的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在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也很受影响。当时无政府个人主义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北大学生朱谦之，他比毛泽东还小六岁。两人却颇为投机，朱谦之常常来看望毛泽东，相互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其他会员分住湖南在京设立的会馆。往来相聚，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铺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棉被又大，摊不开，只好合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们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紧促的，但古城北京丰富多采的景色却是心理上的一种补偿。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更给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泽东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为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毛泽东和她的认识逐渐加深，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着的冰柱。隆冬时节，毛泽东满怀兴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约了萧子暲和罗章龙一同坐车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见一片冰雪，不过仍很满足。他还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过。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泽东要回湖南。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⑦。再则，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这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他的面前，他也许还不能立即同它融为一体，他对一下子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也还来不及完全消化。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恳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罗学瓒在信中说得更是恳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来。他当时怎么解释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他说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⑨。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主张吸收西方知识的。就是在上面这封信中，他称自己“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往前说，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过到日本去⑩。往后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再作三四年的预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⑾。
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一方面，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无法脱身。同时，也和他上述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有关。在留学成为时尚乃至时髦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并且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态度，确有其不同流俗之处，这也许是他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六节课。工资不多，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
中国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中国人民长期郁积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卖国行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九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据当时已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通报北京学运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二十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它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当月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会有影响的。
五四运动使一些先进分子带着头脑中积存下来的问题开始更深入的思索。他们下工夫研究并介绍各种新思想。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湖南长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影响都不大。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准备了十多天，《湘江评论》创刊号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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