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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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第18节总结历史经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