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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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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可以确认它是从中央带来的。
⑦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页。
⑧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2页。
⑩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关向应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军团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⒂中共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泽东给南方局即转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泽东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2）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60—261页。
（2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页。
（24）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页。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页。
（27）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页。
第12节打破三次“围剿”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①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②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④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⑤
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⑥
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⑦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⑧
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⑩
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⑿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⒀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⒁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⒂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⒃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⒄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⒅
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⒆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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