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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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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立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攻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农革命军要执行三大任务，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来保证。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将要登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的村边，向在大汾遭敌军突然袭击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他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失败后，国民党当局曾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几支无足轻重的小队伍。万安起义和工农革命军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使国民党江西当局受到很大震惊，于是发动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围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随着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先后建立起县工农兵政府，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问题也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没有健全的政权，便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得不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这样的军事行动便会成为流寇式的行动。毛泽东对建立和健全政权这个问题，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坚决的。他的做法，还是先从一个点取得具体经验做起。攻克茶陵时，他因伤没有随军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导下，由中共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三十条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等等。这个“临时政纲”集中反映了当地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以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蓝本。当然，这个最初的临时政纲也有它的缺点，如把资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绅、反动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还规定“凡土豪劣绅、奸商、反动派，准许工农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等。这些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来。
这样，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毛泽东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对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⑧。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没有一点动摇，积极地担当起师长的职务。他在队前向指战员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动。毛泽东把队伍带到湖南酃县中村（在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尽管如此，井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很大损失。
这种挫折只是暂时的。当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驻军酃县中村时，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
毛泽东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率第二团西进资兴，接应从郴县撤出的湘南农军；自己率第一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部队。四月二十日，他同团长张子清又指挥第一团占领酃县县城并在城西阻击追敌，掩护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这时，朱德四十二岁，毛泽东三十四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这次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竟没有整倒你们！”朱德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接着，他们在龙江书院举行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各项决定，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共辖六个团。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在由湘南郴州、耒阳等县农民编成的第三十、三十三两个团开回湘南后把军以下的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四个团，那就是：由南昌起义军全部组成的第二十八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的第二十九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一团，由袁、王部队组成的第三十二团，兵力从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一团。六月，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形成的，有两千多人、近千支枪，训练严格，装备齐整，作战有经验。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在朱毛会师时，湘军第八军第一师占领了茶陵、酃县，赣军第二十七师占领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赣军第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四军军委会议，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集中力量击破战斗力较弱的赣军。月底，朱德和王尔琢按计划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击溃赣军一个团，乘胜追击，在永新城附近又击溃赣军另一个团的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毛泽东进驻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三百支枪的胜利。报告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写了回信，赞同这个方针，并确定成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两次“进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赣军五个团在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率领下再占永新，向宁冈进攻。朱德、王尔琢率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在草市坳全歼赣军第七十九团，乘胜奔袭，在当天正午第二次收复永新城，杨如轩带伤逃回吉安。工农革命军缴获迫击炮七门、山炮二门、光洋二十余担，粉碎了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这次国民党军队“进剿”的规模更大。赣军改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五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三个团向酃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红四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打击赣军。在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分别率领下，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三次占领永新城，击破了赣军的第四次“进剿”。根据地军民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是朱毛红军会师后取得的巨大胜利。谭震林回忆道：“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⑩朱德也说过：“三打永新消灭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国民党其他军队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个关键，是根据地发展和红军发展的关键，与后来红军取得胜利有关。”⑾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割据区域的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边界全盛时期内，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以分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改革在边界范围内全面展开。没有这些，便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可言。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冈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为了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在宁冈茅坪建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使工作全面展开。边界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员会小组，领导土地革命。
领导土地革命，在边界特委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更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没有胜利发展的军事斗争，不能保障农民获得和占有土地，而没有土地革命，不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军事斗争也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只会归于失败。红军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们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这种由衷支持。
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的最初阶段，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在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但单单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他通过在宁冈、永新等地的社会调查，得知湘赣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讨论过的《土地纲领》草案为依据，在湖南酃县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这是边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经过实践中的摸索，毛泽东把《土地纲领》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区为单位”改为基本以乡为单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费量”分配土地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给以生活出路。虽然工农革命军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时间不长，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后又向宁冈转移，这里的分田成果没有能巩固下来，但这些试点经验，为以后边界土改的全面铺开创造了条件。
五月至七月，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从红四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区、乡，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描述边界土地革命开展的实际状况说：“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⑿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它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永新在井冈山地区各县中，人口多，经济发达，有兵源，有粮食，有给养，又有宁冈作为后方。毛泽东决心抢在国民党军队反攻前，争取以一个月时间把永新根据地建设起来。他在军中抽调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县的负责人集中在永新一县加紧工作。他对湖南省委刚派去工作的杨克敏说：“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下次的‘会剿’。”⒀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对建设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⒁
在边界的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毛泽东总结道：当时边界党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⒂由于政策得当，加上地形有利，湘赣两省“进剿”军又不尽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胜利。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到来，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导致的“八月失败”。
湖南省委经多次破坏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工作渐趋正常。五月，省委机关由湘潭迁到安源，安源到宁冈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冈山的联系便更加密切起来。省委曾先后派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醴陵县委书记杜修经等为巡视员，多次来到井冈山。
湖南省委对井冈山发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们在五月间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中，强调目前应该积极的，是更加深入湘赣边界的斗争，造成群众割据，“应以宁冈做军事大本营”。这些主张，毛泽东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边界特委名义给湘、赣两省委转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三条理由：“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却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并致信四军军委：“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规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以毛泽东为书记；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这个指示，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三月间，他已有过奉湘南特委之命进军湘南而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损失的惨痛教训。现在，统治阶级正处在暂时稳定时期，湖南的国民党兵力又比江西强得多，向湘南进军显然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但他这时已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决心力持异议。
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进行讨论，杜修经、袁德胜也参加了。会议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会后，毛泽东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陈述作出这个决定的六条理由：一、红四军正根据中央和湖南省委批准的计划，建设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根据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遗毒”，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不宜轻率变动。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因此，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这“绝非保守观念”。五、湘南各县经济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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