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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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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石公
1第一部分
第1节：素书（1）
黄石公传黄石公传
黄石公这个人，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也不清楚他来自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所处的年代是秦始皇初定天下之时，当时天下战事初平，百姓们都对秦朝俯首听命，还没有揭竿造反之类的苗头显现。张良是韩国人，秦灭韩后，张良为了报灭国之仇，结交了刺客狙击秦始皇，由于护卫保护紧密而没有成功。始皇下令搜索凶手，搜索了十天都没有结果。张良逃出生天，远走他乡，早已不把秦朝放在眼里，只想着迟早要把始皇的首级割下来挂在太白旗上。
浪迹到下邳的一座桥上时，张良徘徊四顾，审视天地，一股豪气油然而生：天下的英雄豪杰有谁能比得上秦始皇？秦始皇他都不怕，还会怕谁？一会儿，一位老者走到张良身边，脱下脚上的鞋扔到了桥下，还对张良说：“小伙子去把鞋给我捡上来！”张良感到十分愕然，但考虑到老者年长体迈，便忍着气下桥给老者捡回了鞋子，跪着身子递给老者，但老者却伸出脚示意张良给他穿上，尽管张良感到惊奇，他还是跪下身来帮老者将鞋穿上。老头扬长而去，走出几里地后突然返回，对张良说：“小伙子，我看你有深造的价值，五天后的清晨在这里等我。”张良深感玄妙，答应道：“好的。”
第五天一早，张良就来到约好的地点，老头已经先在桥头等待。他见到张良，很生气地责备道：“与长者约会还迟到，这像什么话？你先回去吧，五天以后再来。”到了那一天，张良在鸡叫时就去了，可老者还是先到了，生气的老者让他再过五天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半夜就到了，过了一会儿，老者也到了，看到张良已经等在那里，很高兴地说：“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啊！”然后，老者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交给张良说：“读了这部书，就可以辅助帝王治国平天下了。十三年后，你到济北的谷城山下见我。”说完，老者飘然而去，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2节：素书（2）
等到天亮后，张良打开手中的书，才发现是《太公兵法》（其实就是《素书》），这本书内容精妙，张良惊异不已。从此，张良日夜学习，反复钻研，学成后游说他人希望能被委以重任，但都被拒绝了，直至遇到沛公刘邦，才做了刘邦的得力助手。由此开始，他帮助刘邦解脱鸿门宴之厄运，销毁了六国之印，打败了强弩之末的西楚霸王，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运用书中的智慧，也使他自己得到了莫大的好处。张良以布衣而位居王侯，推翻秦朝报了灭国大仇，辅佐帝王平定天下，并且在功成名就后全身而退，避免了像韩信那样遭受被诛杀的悲惨命运。
十三年之后，张良特意来到谷城山，却没有见到这位老者，于是取了路边的一块黄色石头拿回家供奉。张良死后，家人将这块石头与他一起埋葬，以此表示没有忘记故人，所以就称这位老者为“黄石公”。
张良的际遇真是神奇啊！有的人认为这位老者是神仙，我却认为，这位老人不过是假手别人，以实现自己推翻秦朝、诛灭项羽的志向而已，自己却居于幕后，逍遥安逸。老子有言曰：“善于保护自己的人，永远不涉足险地。”又说：“凡杀人者，就像是砍树的木匠，很少有不伤到自己的时候。”这位老者的做法，既能够避免伤害，又能够从中获取美名，由此来看，他并不是神仙，而是像老子所说的善于保护自己的人。
苏轼曾经这样解释张良的际遇：“张良无奈之下做出了与荆轲、聂政一样有勇无谋的刺杀之举，虽然侥幸不死，但国仇未报，这位老人很为他惋惜，因此才出面教导他。”但我以为，真正爱护后辈的，应该让他们避开凶险。这位老者却使张良陷于与秦、项的争斗之中，混迹于对韩信、彭越的杀戮之中，这怎么可以说是爱护张良呢？
第3节：素书（3）
《素书》序《素书》序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
秦朝时的隐士黄石公所著的《素书》共有六篇。根据《前汉列传》的记载，黄石公在圯桥将此书传给了张良。后世的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就是黄石公的另一本兵书《三略》，其实这是一种误传。
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
西晋时天下大乱，有盗墓者挖掘了张良的坟墓，并在陪葬的玉枕中发现了这本《素书》。全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个字，书上有秘戒写道：“不得将此书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假如传给这样的人，世间必将受其灾殃；但假如有合适的人选而没有传授，世间同样会受到它的祸害。”由此可见，对于是否要把这本书传世，黄石公的态度是多么慎重！
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人间。然其传者，特黄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尽哉
黄石公认为张良是可造之材，因而将书传授给他；张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只得在死后把它随葬墓中。五百年之后，这本书经盗墓者发现，从此《素书》才开始流传于世间。然而，得到流传的，不过是黄石公的极其简略的字句，而蕴含其中的深意，又岂是用言语可以说尽的？
余窃尝评之，“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人圣贤皆尽心焉。尧钦若吴天，舜齐七政，禹叙九畴，傅说陈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设天地四时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阴阳，孔子欲无言，老聃建之以常无有。《阴符经》曰：“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道至于此，则鬼神变化皆不能逃吾之术，而况于刑名度数之间者欤
第4节：素书（4）
我曾私下评论说：“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奥秘，就在于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古代的圣贤们不仅对此十分了解，更是尽心竭力地使二者协调相存。比如，帝尧顺应自然如同敬畏上帝一样；舜遵循天道从而建立了七种治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制度；禹依据自然地理的实际情况把天下划为九州；傅说向商王武丁讲明天道运行的原则，才使商朝得以中兴；周文王将天道与世间法则结合，才推演发展了八卦；周公旦效法天地四时的规则，建立了封建官吏组织，同时设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负责调和阴阳；孔子觉得天人之道太奥妙了，常常不愿意轻易谈论；老子却用‘无’与‘有’来概括天道运行的规律。黄帝《阴符经》里说：‘了解了自然运行的法则后，就能够领会万物为一的真谛。一个人的思想到达这样的高度时，神鬼变化都无法逃脱其谋术，更何况类似刑罚、名实、制度、相卜等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呢！’”
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
黄石公是秦朝时著名的隐士，他所著的书言辞简略，但其中蕴含的涵义深远，即使尧、舜、禹、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这样的圣贤，也无法超越他。
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者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
黄石公预料到秦朝将要灭亡，汉朝将会兴起，因此他把这本书传授给了张良，后来张良凭借这本书，果然辅佐刘邦开创了汉王朝。然而，就算张良这样建立如此功业的的人，又岂能完全了解《素书》的奥秘呢？张良之所以只能建立这些功绩而没有更大的建树，就在于他仅仅得到了书中十分之一二的智慧。
第5节：素书（5）
书曰：“阴计外泄者败”，子房用之常劝高帝王韩信矣；书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常劝高帝侯雍齿矣；书曰：“决策于不仁者险”，子房用之常劝高帝罢封六国矣；书曰：“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子房用之常致四皓而立惠帝矣；书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常择留自封矣；书曰：“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常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矣
比如，《素书》里讲：“阴计外泄者败”，当年韩信倚仗自己攻齐有功，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对此大为恼火，而张良认为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切不可因小失大；于是他依据这一谋略，暗示刘邦答应韩信的要求，才使他能最终打败项羽。汉代天下初定之时，许多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封赏而怨声载道，甚至有人密谋造反；面对这种情形，张良根据《素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的谋术，劝汉高祖首先封赏了与他素有隔阂的雍齿为什邡侯，从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一场内乱的发生。
又如，《素书》中指出：“决策于不仁者险”，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刘邦一筹莫展，谋士郦食其建议刘邦重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各国君臣百姓的拥戴，按照书中策略，张良认为这一决策背离了仁爱之心，一旦采用，后果难以想像。于是他说服了刘邦，把已经赶制好的印信全部收回，才使刘邦避免了一场祸乱。刘邦称帝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因为刘盈懦弱平庸，如意聪明出众，刘邦有意废刘盈而改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听闻后，十分着急，于是向张良求助。张良根据书中谋略“设变致权，所以解结”，让她请当时有名的四位隐士出山，对刘邦进行劝诫，从而使得刘邦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
第6节：素书（6）
《素书》里讲：“吉莫吉于知足。”汉朝建立之后，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深悟其中道理，坚辞不受，以受封留县为知足，从而避免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结局。就像书中说的一样，“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明哲保身，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飘然出世，避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逍遥自在地度过了一生。
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张良只用了《素书》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智慧，就辅佐刘邦推翻了秦朝、打败了楚霸王项羽，最终建立大汉王朝；假如有人能够彻底领会书中的深意，并且灵活地加以应用，那将是怎样宏伟的景象！
自汉以来，章句文辞之学炽，而知道之士极少，如诸葛亮、王猛、房乔、裴度等辈虽号为一时贤相，至于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仿佛。此书所以不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也
自从汉代以来，关于诗词歌赋之类的学问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真正掌握天人之道的，却是寥寥无几。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唐宪宗时的裴度这些名臣，虽然都被世人称作名震一时的贤相，然而对于道为何物，他们连与之相仿的皮毛都知之甚少，更何况运用它造福苍生？这就是《素书》不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的缘故。
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
所谓“道”，在于游离有无；而“神”则是一种“非有非无”的思想与气质；如果在拥有的同时不表现出来，可以称为“圣”；在精神无所拘束的境界中又能随心所欲地将之生化为万事万物的人就是“贤”。如果不是这四类人，即使得到《素书》并倒背如流，也不能在实际中得到真正应用。
第7节：素书（7）
原始章
原 始 章 “原”就是根本，“原始”就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发端。天道、德行、仁爱、正义、礼制，这五者就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本章的内容，就在于论述这五者与人生的关系。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道、德、仁、义、礼，本质上是同一精神本体的五个不同方面，其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作为规范单独存在，同时，它们又有共同的精神一以贯之，五者相辅相成而又相互独立，作为同一精神的不同产物指导人们的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内省”为主的个人修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自《礼记？大学》，是一个人从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所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以正心、修身形成内在的修养为本，进而完成齐家、治国的外发事业，最终达到平天下的境界。道、德、仁、义、礼就是在此立身、成名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所谓的道，就是人类生存、万物运行所遵循、所依赖的自然法则，天下芸芸万物，世事循环，都是在无形中遵循着“道”，然而“道”的真正内涵，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领会。
“道”所覆盖的范围极为广阔，无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还是大到无边无际的天地、小到纤细的草籽内核，都蕴含着“道”的存在。对于“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之类的字眼，不过是对“道”的不同表述，尽管“仁”、“智”之类的字眼也无法概括“道”的完整含义。至于寻常的百姓，虽然每天都在遵循着“道”生活，更是无法知晓它到底是什么。
第8节：素书（8）
日月轮回，四季转换，寒暑交替，风雨调和，这是天文自然之道；在不同时节万物依据地势生长、成熟、衰老、枯竭，这是地理自然之道；人生于天地之间，遵纲常，守礼法，重情义，审时度势，这是人事自然之道。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孙膑兵法？月战》）人生在世，为人处事应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上顺天时，下查地利，与人为善。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德”，则是涵盖了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可以使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使万物顺应自然，各有所得。
人生来就有欲望，比如，权势、地位、安逸、享受、美食、爱情等等。有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德行不够。循规蹈矩的人，只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出轨；从权衡的角度考虑事情的人，只能知晓事物的轻重缓急；而凡事以德为出发点的人，则没有什么是想要而得不到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中庸》第三十二章），有了德，君臣、父子才会各尽其责，各得其位；鱼虫草木才能依从自然规律生息繁荣。大的欲求之所以能成就大的业绩，小的欲求之所以能达成小的成就，也是因为有“德”的缘故。近到小小的个体，远到天下万物，只要依德而行，都可以有所欲便有所成。
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是指四季变化有序，气候适宜，风调雨顺，使万物生长欣欣向荣；大地有载物之厚，则是指天下万物都能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山川河流都有自身存在的不同意义。对于人来说，修德就在于明事理，通古今，修身养性，讲究忠、孝、仁、义、温、良、恭、俭、让，以德修身，以德化人，以德治国，也就是《易经》所认为的“赞助天地之化育”即为德。
第9节：素书（9）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 以遂其生成
“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故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人与人之间应相互亲爱，对万物怀有慈悲恻隐之心，使得天下万物都能随其所愿，各有所成。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把“仁”作为实践中的指导原理并使之贯穿于诸道德中。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仁”如同天、大海、雨露一样，可以包容、滋养万物。心怀慈悲恻隐是具有仁爱之心的具体表现，真正以仁待人的人，虽然不刻意表现自己爱护民众，但是天下人民无不自觉自愿地亲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惠，每一种生灵在他的庇护下都得以安乐生存。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颛臾，冉有、子路两人参见孔子，孔子教训他们说：无论是有国的诸侯或者有家（封地）的大夫，不必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不均；不必担心人民太少，只需担心民心不安定。若是财富平均，便没有贫穷；和平相处，便不会人少；人心安定，便不会倾危。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致他们。他们来了，就得使他们安心（《季氏将伐颛臾》“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要君主实行仁政，以仁化德，从而感召天下。
第10节：素书（10）
正如《尚书》中所说的：“大禹在位时施行德政，连鸟兽鱼鳖也不受侵扰地愉快生存”，“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诗？大雅？行苇》）以此来显示周王朝先世之忠厚，今后遂用为仁慈的典实。
义者， 人之所宜， 赏罚善恶， 以立功立事
如同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相对于“仁”来说，“义”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判断事物义或不义，就要看行事是否符合事宜、合乎事理，赏罚是否分明、是否使有功有过的各得其宜。只有万事公正合理，才会使人们乐于发挥自身的才智，进而激发建功立业的热情，从而使得各项事业兴旺发达。
理和义是相统一的。只有按照事理即事物的规律去判断、处理事物，才能使“义”得到真正的体现。赏善罚恶，使好的、善的得到发扬，使坏的、恶的得到惩治，这就是“义”所包含的理；如果能使每个人发挥才智，建功立业，那就说明“义”已经得到了落实。
晋文公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国君。僖负羁是曹国人，曾救过晋文公的命。晋文公在攻下曹国时，为了报答僖负羁的恩情，就向军队下令，不准侵扰僖负羁的家，如果有违反的人，就要处死刑。大将魏平和颠颉却不服从命令，带领军队包围了僖负羁的家，并放火焚屋。魏平爬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拖出杀死。不料，梁木承受不了重量而塌陷，正好把魏平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把他救了出来。这件事被晋文公知道后，十分气愤，决定依照命令处罚。大臣赵衰（赵国君王的先人）向文公请求：“他们两人都替国君立下汗马功劳，杀了不免可惜，还是让他们带罪立功吧！”晋文公说：“功是一回事，过又是一回事，赏罚必须分明，才能使军士服从命令。”于是便下令，革去了魏平的官职，又将颠颉处死。从此以后，晋军上下都知道晋文公赏罚分明，再也不敢违令了。正是因为晋文公以义行事，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支持，从此开创了雄图霸业，后来他与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并称为“春秋五霸”。
第11节：素书（11）
礼者， 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礼”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是社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节仪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它。它是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不论是饮食起居，还是与人交往，我们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
“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就说：“礼，履也，所以事福致福也。”
礼作为儒家的重要思想，与仁有着相同的地位。颜渊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就是仁。一旦能约束自身使言行合乎礼，天下就归依仁了。成就仁在乎自身，难道要仰仗他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内容。”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境界，社会秩序便可维持，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人生而在世，假如想有一番成就，就一定要遵守道、德、仁、义、礼这五项立身的根本准则。
老子认为，由于世风日下，人们距离天道本有的和谐、完美越来越远，人心日益丧失先天的淳朴、自然，矫情、伪饰成了人们必备的假面，所以才不得不用伦理道德教育世人，当用道德教育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只好提倡仁爱。当人们的仁爱之心也日益淡薄之时，就呼吁要正义，在正义感也丧失殆尽后，就只能用法规性的礼制来约束民众了。老子强调的是天道的本体，所以对礼持完全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假如将人置于礼的约束之下，一旦离失了礼德，智德也就必然丧失，导致心身内乱和社会产生动乱；而黄石公强调的是天道的功用。实际上，“体”、“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12节：素书（12）
贤人君子， 明于盛衰之道， 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大凡有才有德的人，他们行事完全顺应天道、地道、人道客观规律，处理问题能够标本兼治，尤其注意从根本上解决。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兴盛与衰败的规律，把握成功与失败的变数，体察世事安定与纷乱的玄机，了解出仕与退隐的最佳时机，所以天下万事仿佛都在他掌握之中一样。黄石公将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洞察力用明、通、审、达来表达。
假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施行仁道，信用忠良之臣，国运必然昌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尽心施展自己的才能；假如君主荒淫无道，听信佞臣，国运必将衰败，在这种情形下就要退隐闲居，如果因为贪恋功名利禄，不知道退隐自保，必然会遭受祸端。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行动，明白进退之间的道理，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有成就事业的才能和志向，却没有实现的机会时，应该“潜居抱道”，潜居抱道并不是赋闲在家、无所事事，而是要加强自我修养，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断地累积经验。
水聚积得不深，那么它负载大船就会浮力不足。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那么只有小草可以作为它的船；放只杯子在里面就会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船大的缘故。（老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能力与时机的关系就和水与船的关系相同，不懂得提升自身能力而一味抱怨没有机遇的人，当机会真正到来时，他也不具备发现的能力，更不用说去捕捉和利用了。
第13节：素书（13）
若时至而行， 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大多德才兼备的人，一旦机会出现，便能厚积薄发，在关键时刻大展身手，并且乘势而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假如时机不成熟，便隐藏锋芒，甘于寂寞，静静观察情势的变化，所以有了姜太公垂钓渭水以待文王，诸葛亮躬耕南阳得遇明主。
魏晋名士阮籍曾到过刘邦项羽当年激战的古战场河南荥阳广武山，在那里发出过一句著名的感叹：“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最终落了个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结局，刘邦以一小小的泗水亭长为起点而后开邦立国；刘项二人谁为英雄谁为竖子尚且不论，但在混战中成就事业的还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刘邦。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于特定的局面能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所以智者从来不与天争，也不与势抗，而是顺势而行。
国危思良相，家寒思贤妻，一个人的自身价值是否能够体现，关键在于是否有实现自我的时机。唐朝的魏征之所以敢犯言直谏，就在于他遇到的是愿意听取诤言的明君，假如唐太宗是商纣王一样的昏君，那么魏征也只能和比干一样遭遇剜心之灾了。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担当生前事，何惧后世不留名？历史会以公正的态度对每个人的行为作出评价。仁人志士顺势而行，深谙进退之道，明察世间之势，造福于世间万民，必将流芳千古，彪炳史册。正道章
正 道 章《原始章》阐明了道、德、仁、义、礼的内涵以及与人生成败的关系，本章的内容在于解释如何正确履行这五者才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如同俊、豪、杰一样的人物。
第14节：素书（14）
德足以怀远
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在无形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不自觉地心生景仰，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戴。
以德化民这一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圣贤的推崇，以德化民，无为而治。孔子曾如此喻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表明只要统治者德行高尚，其他的人自然从善如流、心悦诚服。
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因蜀南方之南蛮前来犯蜀，诸葛亮当即点兵南征。诸葛亮听到孟获为当地人所信服，便想生擒他。五月，大军渡过泸水，与孟获军交战，成功俘虏孟获，诸葛亮带他到营阵观赏，问他觉得蜀军如何，孟获回答他：“我之前不知你军虚实，所以才战败。现今蒙赐观看营阵，原来只是如此，必定可以胜利了。（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诸葛亮知道南人叛乱问题严重，便用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要孟获心服口服。只是向孟获一笑，将他放走再战。经过七次擒纵，诸葛亮仍继续放走孟获。孟获及其他夷人开始反思，不再离去，孟获说：“诸葛亮真是天上的威神，南人不再反叛了。（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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