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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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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其实，不仅对学科，就是对具体的课程，现在国家也直接规定，比如要求某个学科，必须上多少门核心课程。
杨福家在美国，课程设计很宽松，它也有核心课程，但是核心课程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是由教授来决定。每个学校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体现自己的特色，否则不同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就没有了特色。
熊丙奇这是政府参与过度所带来的一方面问题；另一方面，则可能分散办学的精力，要去应付各种评审，开各种会议，写各种文件。
第22节：躲不开的历史
作者补记有人肯定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已经把应付评审、开会作为生活的主题，更何谈办学精力的分散。没有了评审和开会，他们会不习惯这种生活。
杨福家我是很反对这样做的。政府介入越多，学校花在与知识学习和创造相吻合上的时间就越少。政府向学校提要求，学校要向学院提要求，学院就把要求压在教授身上，教授的创造性也就受到严重影响。而且，政府过量、频繁的评估，将鼓励短期行为，同样不利于知识的创造。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减少政府对大学的干涉，减少得越多越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就会越快。政府的权威，不是通过评估树立起来的，而应该通过非常完整、简明、行之有效的法律，以及对法律严格的执行来实现。
熊丙奇杨院士曾经当过复旦大学多年校长，在担任校长过程中，你是否一直希望实现一流大学建设梦想，具体做了哪些事，感觉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杨福家在担任校长期间，我做了几件事，至今自我感觉不错。一是要求教授要上基础课；二是建立了一个思想库；三是学生谁作弊谁退学；四是进一步发展国际交流。到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我也把建设思想库的做法移植了过去，在那里也建起了一个思想库……中国政策研究所。至于阻力，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体制。其实，我们很多校长并不愚蠢，要说愚蠢，我可以算一个！其实做校长的大多都懂得怎么办学，只是受了一些限制，不大敢于讲话，而且并非心甘情愿地去采取一些短期行为，我们的体制约束了很多人。
熊丙奇根据你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了解，我们用多少时间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杨福家这个很难说。建一流大学与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即使经济条件许可，如果没有大的改革举措，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很困难。
熊丙奇我很反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一个时间表的做法，尤其是有的学校领导向外宣布，到多少多少年把学校建设成世界一流，这会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为。而且，决定你是不是一流，要由社会来评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目的，培养一流的人才，做一流的科学研究，则是我们时刻应该做的。当你培养的人才达到一流水准为社会做出一流的贡献，你的教师做出众多国际一流的研究，你的一流地位自然就确立了。
原因8：躲不开的历史
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
在大学里，有三种人，因为他们不同的说话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轨迹。
第一种人，约占40％，有点地位，有点权力，有选择地说话。领导面前，口吐莲花；布置工作，口若悬河；讨论问题，东拉西扯；面对矛盾，无可奉告。这种人，可以自嘲自己说的是马屁话，闲话，无关紧要、娱乐大众的话，可在他们心里，这才是最管用的话。
第二种人，约占60％，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不说话。别人希望他说的，他认为是假话不喜欢说；别人不想听到的，他认为是真话说了也没有用还可能惹事。这种人，看透了人生，明白了很多道理，坚持少说话，少写字。因为写错字，说错话，就麻烦了。
第三种人，剩下的不到1％，游离在主流圈子之外，可能有那么一点本事，乱说话。看不惯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对象，不顾场合，乱开炮。这种人，在很多人眼里，基本上就是个“傻蛋”，大家知道不说的真话、实话，却以为自己聪明抢着说。
在问题面前，第一种人没话说，第二种人不说话，只有1％的第三种人在乱说话。
对话观点：
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能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身处教育，所以看到的教育问题会比较多，事实上，在经济领域、外交领域，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也牵涉到行政管理问题。
陈丹青不一样。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领域没有像在教育领域这么敏感。另一方面，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第23节：大学的问题
熊丙奇提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一直在想，大学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陈丹青我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熊丙奇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么在当前的体制中，老师该怎么办？有人说，陈丹青先生你可以选择辞职，你可以逃离，因为你有本事，但很多老师是不能逃离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积极维护这样的体制，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体制中的红人，希望把这碗饭吃得更好。对学生来说，学生也不能逃离，哪怕教育质量很差，除非有留学的机会，他只能在这里读书，拿一张文凭，每年的高考热和考研热就是一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学生和老师在这样的体制下该怎么办？
陈丹青我无法告诉大家该怎么办。对继续教书的老师们，我只能说，好好混下去，不要把饭碗砸了，千万别学我。
熊丙奇为什么跟他们这样建议呢？
陈丹青我从小就记住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名言：“世界上什么事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我们除了是“教师”，还是“人”，人要活下去。我对学生能说的就是，好好上学。我一直说，最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今天能够考进大学的大学生，比千千万万没机会受教育的孩子，幸运太多了。你去看看那些在餐馆工作的女孩，看看在大楼里做保安的小伙子，要不是家里穷，他们的年龄都该上学呀。所以不管怎样，大学生要珍惜眼前的条件。如果你真的热爱学问，真的珍惜自己的前途，不管教育状况怎么样，都要自爱。
熊丙奇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体制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学习的激情。
陈丹青不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你想啊，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那真是炮火连天，国难当头，所有同学都在发奋学习。多少抗战时期的中国中学生、小学生，都在发奋学习。我在海外读到很多台湾老人回忆抗战时期辗转求学的文章，非常感动人，老师、校长带着几百个孩子逃难，边逃难边读书，有些校长为了保护孩子，被日本人杀害……杨振宁、李政道这代人，中国现在八九十岁这代学人，有成就的，不少是在西南联大最艰苦时期学出道的。
熊丙奇很多学生还是很希望到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他们希望接受教育以后，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实际上，有一些留学生类似于你这样的，回来后对国内环境感到很失望，不但教育领域如此，在产业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也选择了撤退，几年后又到国外去了。我们现在都在说国际化人才，要真正使我们的留学生回到国内，为国家奉献他们的才华，你认为我们要从哪些方面改变这种局面？
陈丹青我只能就我看到的海归整体群落来谈论。很多人不适应，然后退出，但也有很多人回国后发展得很好。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出去的人，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我要是不爱国，何必出来胡说八道？这个问题不用担忧。
邓小平当年说得对，他的意思是说：一万个人出去，有一百个人回来就很好；这一百个人里有二三十个人发挥出作用来，我们就不能说出国是失败的。现在我们国家比二十年前富强得太多了，国家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比任何时候都强，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来的。
熊丙奇有一些海归回来感到不适应，另外一些感到不错……可不可以这样讲，在同一个体制下，因为个性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陈丹青我不敢说我是唯一一个提出辞职的。我记得几年前受聘回国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指挥的汤沐海，就“挥泪辞职”，登在报纸上。我相信有不少人做过这样的决定，只是我浪得虚名，被媒体渲染了。清华就有很多海归，我看他们融合得蛮好。但我不能代替他们说话，我不确定他们究竟觉得怎样。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熊丙奇可惜，我们看不到他们出来说话，有可能是他们默认你的说法，也有可能他们不想说话。
陈丹青在这个空间，人必须现实。我理解这种世故。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
熊丙奇一些人在议论，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很另类，有自己的个性，才敢提这样的问题，说话才这么大胆。
陈丹青我暂时没有遇见像我这样傻的海归。我相信有，但我不认识。
熊丙奇不少人是知道有问题，或一笑了之，或沉默不说。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可是他不敢或者不愿面对。也正因为不敢面对，环境由此更加不堪。如果大家都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改变？
第24节：特权的民主逻辑
陈丹青这就又要谈到历史。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在教育领域，在很多领域，我们只能沉默。
我也在沉默。我说的话其实很有限。在媒体上披露的都是我回国三年内说的话，这两年我不说了，只是这次媒体又给翻出来炒。我沉默两年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资格谈教育的人来大谈教育，我感到很沮丧。
熊丙奇有一个同事对我说，大学没有问题才奇怪，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的，用不着你去操心，也轮不到你去操心。
陈丹青这就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地方！中国人永远是“船到桥头自会直”。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原因9：特权的民主逻辑
在当今的大学里，谈学术自由是奢侈的。
观点错误，零分。
从小，我们就被老师叮嘱，写作文，回答题目，首先要观点正确，如果观点不正确，文章写得再好，也只能得零蛋。
于是，我们大段大段地背，大段大段地抄。我们甚至不用去理解这一段究竟是什么意思，看到相应的题目、话题，不用思考，就条件反射般，说出这段文字。
这样的学习方式，一直延续到博士。做研究论文，老师首先也要告诉你，你不能在观点上出问题。“你不能有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如果有某个教授认为错误，哪怕你的论据充分，论证很有力，你的论文照样通不过”。
这是多么可怕的学术研究。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充足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你能完美地自圆其说，可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专家、教授可用自己的观点标尺来判你的观点死刑。
对话观点：
与“五四”时期相比较，大学的人文精神环境大大地倒退。
我们现在只有传播知识的大学，没有创造知识的大学。
与市场结合紧密的教授，赚了钱；而安心学术、安心教学的，却很穷。
对话人：茅于轼
熊丙奇对现在的大学人文环境、学术环境，你怎么看？
茅于轼大学分两种，一种传播知识，一种创造知识。仅仅传播知识的大学，是三流大学，只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才是一流大学。我们现在只有传播知识的大学，没有创造知识的大学。没有自由，会有创造性吗？没有创造性，就没有知识的创造。
熊丙奇怎样改变这种情况？
茅于轼首先是大环境的改变，要讲民主与法制。现在的社会，处处是特权。大学里，也有很强的特权，教师、教授是不平等的，知名教授，担任人大代表的教授，就有一定的特权；一般的教授，却连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他想出书，也出不了。大学校长，也经常用手中的特权，用行政命令来干扰别人的思想。他可以命令教授做什么，甚至怎么做。
熊丙奇对大学的一些“特权”人物，比如校长、知名教授，你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我听说有的博导带的学生超过了100人，连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大学要制订这方面的制度，规定教授招收学生的人数，不能无限制地膨胀。这个问题，与校长的权力，也有关系。有的教授可能并不愿意招收这么多学生，但学校让他们招这么多。
熊丙奇有人说，现在有不少知名教授，包括经济学家，都在忙着挣钱，根本没用心做学问，指导学生。
茅于轼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有的教授都忙着挣钱，各行各业的都在找自己的出路。以前教授的待遇，是很高的。鲁迅一个月可以拿到500个大洋，那时普通人的收入一个月只有9个大洋、10个大洋，鲁迅的收入是普通人的50倍。这个差距大了点。现在美国的教授，一般年薪为10多万美金，普通人，以超市营业员为例，收入为两三万美金，差距大约为5倍左右。不过美国是发达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很高。
熊丙奇我国大学教授的收入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提高，甚至大学里已经出现了富翁教授，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安心于学术。
茅于轼以前有一句口号，叫“党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在这句口号不喊了，市场在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些教授通过市场，体现了自身的经济价值，却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市场结合紧密的教授，赚了钱；而安心学术、安心教学的，却很穷。
第25节：滥用的学术标准
熊丙奇有的教授并不完全是通过市场来赚钱，而是利用国家的课题、科研项目来牟利。
茅于轼是的。一部分是从市场获得的，另一部分是利用权力和关系得到的。钻营权力和关系，现在更盛行。通过市场方式获得的，值得肯定，而通过权力和关系获得的，则是学术腐败。但市场也有市场的问题，它可能扭曲人的价值观念，只追求经济利益、眼前利益。
熊丙奇与你曾经经历过的教育相比，你觉得今天的大学教育如何？
茅于轼有几点差别。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生们对时事很关心，有一种报国之志。学生代表时代的方向，但从今天的大学生身上，我看不到他们对社会的热情。不仅仅是大学生，从小学生就开始了，一开口就是八股，就是“假大空”。这是第一点差别。第二个差别是，我当时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八百个学生是从两万名报考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有很多很好的老师。现在的好老师不多，而且教师的质量参差不齐。大学的扩招太快，房子几个月可以盖起来，但一个教师几个月是不可能培养出来的。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再去教学生，这样一代影响一代，会是什么后果？还有一点差别，我们那时的学习条件很艰苦，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图书资料，但大家学习的劲头很高，记得当时是三十人住一个大房间，大部分学生都是穷孩子，夏天连蚊帐也买不起，宿舍周围是一块草地，蚊子很多，我们经常与同学开玩笑：看你脸上有多少个包，就能计算出昨天宿舍里有多少个蚊子。现在的学生，要讲享受，四个人一间宿舍还不满意，还要单间。而贫困学生这个群体，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曾经听到一个学校一年有三十几个学生自杀，具体的原因不是特别清楚，但有关媒体在报道贫困生的困境时，用了这个背景资料。我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接触过一些贫困学生。大学里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很穷，他们学习基础本来就比较差，学习条件又不如别人，有的还要打工挣钱解决生活困难，很自卑，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原因10：滥用的学术标准
我们提拔干部，其他的可以看得很轻，却把学历看得很重，只要是有博士学位的就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理性的导向。
周星驰能不能当教授？
张铁林能不能当院长？
刘翔够不够格免试硕博连读？
在周星驰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周星驰历经“周星星同学”到“人大兼职教授”》，曾进，《外滩画报》，2005年1月4日）后，在张铁林当上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铁林任高校院长引争议》，刘玮、雷丹，《新京报》，2005年1月21日。）后，在刘翔被华东师范大学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后，社会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质疑或者辩论。质疑的核心是大学精神的堕落。
对此，我一直不解，这么大的事，难道校方没有规范的程序？如果有，那么，在此之前，校方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务聘任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势必已经发挥作用，按照学校的相关条例，充分讨论过这些明星的能力、水平是否符合要求。因此在面对媒体的质疑时，显然能够从容面对。可是在这样的质疑和争论中，我们看不到多少校方的声音。
也许，有五种可能：
一是校方不屑回击。
二是校方根本没有这样的程序，只是校领导与行政部门领导点头拍板。
三是校方走了这样的程序，教授、学者按照学术、学位有关规定，审议结果是完全合格，足以胜任。
四是校方走了这样的程序，教授、学者虽然心怀不满，可是不好违背领导的决定，最后通过。
五是校方走了这样的程序，教授、学者表达强烈不满，方案没有得到通过，可领导出于各种考虑，还是坚持原来的决定。
依据经验，在现实中，第二种可能最大，这类事情，虽然事关学术，可往往是行政领导做决定，他们压根没想到还要通过什么委员会讨论；第四种可能在有法律意识的领导那里可能发生，其实程序只是走走而已，大家配合配合。
对话观点：
一些局长、市长，甚至省长，往往在名片上印一个博士学位，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很正常。
从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我认为高校是不应该有行政级别的，因为行政级别对学术的尊严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校长有良心，有上进心，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也许并不把行政级别当一回事，而把大学真正当作大学来经营。
第26节：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对话人：顾海兵
熊丙奇2004年11月，有一条消息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关于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直升研究生，并且硕博连读的，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学校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而给予其特殊待遇？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有些官员、有些企业的老总，本身并没有多少学术成果，却被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顾海兵在国内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些名人、官员，甚至有特殊背景的人，通过一定的渠道到大学来念书。具体而言，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念本科学位，一种是念研究生学位，对这两种情况分开来谈比较合适一些。研究生教育和本科生教育是有区别的，研究生教育是非常专业化、趋向于学术性的教育，而本科教育基本上属于普及性教育。对于明星念研究生学位，我觉得不应该网开一面，应该有严格的学术标准，只有达到这一标准才能被允许。对于名人念本科学位，我倒觉得应该网开一面。
熊丙奇这是不是因为研究生学位更具学术色彩，而本科学位学术色彩不浓？
顾海兵本科学士学位的学术要求并不高，对奥运会冠军念本科，在标准上可以有适当的差别，而对于照顾他们念研究生，我并不赞成。我们还看到一些局长、市长，甚至省长，往往在名片上印一个博士学位，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很正常。一方面，目前国内有很多官员博士学位来源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他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的；另一方面，假如说他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也认为拥有了博士学位去做官员，并不符合中国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作者补记200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解读文本中的一些条款，很有意思。
通知明确要求“适当提高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具体文字如下：招生学校对体育专项测试合格的考生，可在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决定是否录取。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途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0％的，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该类考生的录取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录取高水平运动员人数的15％。在这一条款中，其实有两个标准、两种待遇，而且第二种待遇将分数要求打了6折，也不知是怎样定出来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两种待遇差别甚远，以北京地区为例，2004年北京地区理科本科第二批录取控制线为433分，如果打6折，就是260分，这一分数距离专科第三批录取控制线300分还少40分。可以想像，会有多少勇者想办法成为“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者。通知为此反复要求，严格专项测试要求和程序，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集中公示考生。对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要严厉查处；凡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报考或录取的考生，一经发现，取消其当年报考或录取资格。
在实施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条规定：“获得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证书及武术武英级以上称号并且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能够完成专业培养教学任务的考生，经本人申请、生源所在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核准后可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由招生学校对其全面考核后决定是否录取，同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其中，“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等字眼，基本上确保了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等进入大学之门。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熊丙奇前不久在一家报纸的醒目位置，看到某省招聘高级官员的广告，点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顾海兵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违法的，这是公然的学历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政府机关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他必须面向所有人，不能以文化、民族、身体的高低美丑等来作为衡量标准，不管学历如何，都应该有资格报考。现在这种现象见怪不怪，大行其道，其实是违法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据我观察，现在在很多地方，学位已经纳入官本位体系，如果你是大学生，你最多做一个办事员；你要是硕士生，可做一个副科长；如果你是博士，则可以做副处长。甚至有的省形成了博士兵团，这是非常荒谬的。博士决不等同于公务能力。
熊丙奇这种用人观念，直接导致很多人一心追求研究生学位、博士生学位，因为从办事员升为副科长，从副科长升为科长，从科长升为副处长，从副处长升为处长等等，学位是一个重要砝码，甚至是基本条件。
第27节：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作者补记在大学里，用学位来“整人”的事，时有发生。领导对你有意见，在下次招聘中，只要针对你的软档设置一些硬性的招聘条件，你就死得没有任何脾气。比如，你现在是硕士学位，于是把新的岗位要求，提高到博士学位，你不就被扫地出门了？至少也得挪到其他岗位。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惨景”，大家得拼命地读学位。学到什么是其次，一纸文凭是“护身符”啊！
顾海兵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提拔干部，其他的可以看得很轻，却把学历看得很重，只要是有博士学位的就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导向。博士只代表你的学术研究能力，它与管理能力不是一回事。尤其是拿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去做公务员，工作中又不需要技术，完全是坐办公室。所以，说老实话，是学不致用。
熊丙奇这是说不少博士学非所用去从事管理、去当官。似乎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都管用，有一个网友就提出，是不是从事科研一定要博士毕业？
顾海兵从事科研不一定非要博士毕业。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最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干什么，而不在于他有什么学历。有人统计过，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的招聘广告并不提出学历要求。他提出什么要求呢？他提出几种软件要求，明确表示，如果你会使用某某软件，你就可以到本机构来应聘。这就是能力导向，而不是学历导向。有学历不等于有能力，比如说100个有学历的人当中，可能99个都有能力，但是可能有一个没有能力；100个没有学历的人当中，也有可能有90多个没有能力，但是绝对可能有几个是有能力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学历标准来要求的话，就可能把有学历的人当中少数并不合格的人也给招进来了，同时你又把没有学历的人当中合格的排斥在外了。
熊丙奇总的看来，我们的社会目前还是学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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