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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改变命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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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准确填写机读卡就是一个要花点功夫练习的本事。但是，我又想，如何让他们跟着高三补习班补习半年，他们肯定能考高分。因为他们文学底子好，知识面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认认真真地做事情，踏踏实实地学东西。有了这两点，区区一个高考，绝对不成问题。
一、高考是知识的考试
高考是知识的考试，高中学的知识有用，高考考的东西也有用，只是这个“用”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力”，而是在为更深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高考是知识的考试，没有什么疑问。但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则疑问很大。高中的知识，无论文科理科，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学来没什么用。我读高中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我辛辛苦苦学了十二年，从六岁到十八岁，成绩也算很不错了，但如果现在让我工作，我能够做什么？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都不能做。政治历史这些东西不用说。数学能够排得上用场的无非简单的加减乘除，这些小学就会了，什么立体几何、圆锥曲线拿来有何用处？语文学了十几年，读书看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写作水平还远远达不到发表的程度（我大四之前没有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任何文章，连高中时学校编的本校学生优秀作文选都没我的份）。英语学了六年，只能读懂高考的阅读理解和《英语学习报》，英文原版的报刊完全看不懂，至于收听英语广播、与外国人交谈更是门都没有。这些东西不仅没用，还花了那么多钱，耽误了学别的本事，肩不能挑背不能扛，给人下苦力最多能领别人一半的工钱。真正“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郁闷之中，闲翻柏杨的《倚梦闲话》，上面有一篇抨击台湾联考（相当于高考）的《联考必须改变》，引用了一段讽刺科举的话，还加了点批语，读来非常有趣：
“嗟夫，联考正无情地摧残知识和人性，清王朝徐灵胎先生曾有诗咏科举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原来只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坑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认为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现代则是模拟试题矣），书店买，新科利器（这类参考书，现代书店可多啦）。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小民跟国家（原文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第15节：抨击转为冷静的反思
柏杨用讽刺科举制度的诗来抨击联考，而现在也有很多批判高考的人喜欢把高考和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做类比。看来大陆和台湾虽然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毕竟同为中国人，不仅考试制度十分相似，连对考试制度的批评都如出一辙。高三的时候，我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样，十分赞成这种观点，直到大二才有所改变。那是一次校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否应该全国统一”。我们是正方：“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全国统一”。围绕这个辩题，我组织了一次集体讨论，对高考做了仔细的分析。考虑到反方可能用科举制度作为例子来证明：全国整齐划一的考试形式和录取形式将会使高考走向僵化。我们专门准备了一整套辩词来反驳这种观点，其核心就是不能将科举与高考做类比。虽说辩论赛是“辩题决定观点”，辩论中反方新闻系代表队也没有拿科举来说事，这个辩词未能派上用场。但“科举的弊端不能类推至高考”的思想却为我所接受，并信奉至今。也正是由于那次辩论，对于高考，我才开始从一昧的抨击转为冷静的反思。
首先，我们不可因为明清时期科举的腐朽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在其初期是利大于弊的，余秋雨《十万进士》中讲的非常详细：
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没想到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而否定考试制度本身。前文《考试能力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素质》中已经说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并非封建糟粕，而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选拔形式。说句笑话，咱们的高考还只是全国统一考试（现在都不统一了），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则是全球统一考试，不分国家、民族、种族、母语都用同一张卷，考一次收费175美元，比咱们“酷”多了。GRE满分2400，中国学生没有2200很难申请到奖学金，低于2000则很难获得入学资格。
第16节：高考与科举制度
第三，高考与科举制度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目的上都和科举有着本质的区别。
高考的形式远比科举考试灵活多样。在形式上唯一和科举还有点象的就是语文作文，但从99年语文作文改革以后，这种最后的类似也消失了。99年以前的作文，严格的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大文体，每种文体都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题目也往往和思想政治联系起来，多少保留了一些“八股取士”的痕迹。现在则通通改为文体不限，提倡个性化表达，题目新颖，不再涉及政治问题，真正成为了考察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思维扩展能力的题目。与禁锢思想、死板僵硬的八股文毫无共同之处了。
高考与科举在内容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用罗嗦。我很难认同一个能同时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学好的人，会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多大缺陷，会符合前文所引徐灵胎诗中所写的“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
不过，二者的本质差别还不在于此。
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行政管理人才，其主要弊端是通过对文学水平的考察来断定一个人的行政管理能力，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辄。高考的实质，是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高考成功者只是可以享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并不限定个人的发展方向……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基本相同。通过科举的人唯一出路是做官，通过高考的人则拥有现代社会所有的发展可能。这种从一到多的飞跃，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大家可以想象，一道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而另一道有上百个选项可以随意选择，这两道选择题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还能不能说“反正都是选择题，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高考成绩主要说明：你的基础知识学得不错，有进一步深造的能力。它根本没有为国家选拔官员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和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接近一些。高中学的、高考考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并非实用知识，如果你高中读完不再继续学习，这些东西确实没有多大用处。但这些知识进一步深化，就非常有实用价值了：
进入大学以后细分专业，学机械学建筑的，以高中物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设计图纸用来造机械造房屋了；学医药学生物，以高中化学为基础，毕业之后就可以治病救人甚至研发新药了；学地质的，以高中地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探索矿藏，为国家勘探煤炭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学英语的，大学毕业后日常的读、写、说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学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的，以高中的文科知识以及数学知识为基础，大学毕业以后便可以代理诉讼、为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反之，如果没有高中的知识为基础，要能够在四年内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本书《最高命运》是我大四毕业时写的，16万字7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内容涉及五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历史，高三毕业的时候，无论文字功底、历史功底、政治学功底都差的远，写出来的东西甚至够不上在校级刊物发表的资格。但如果没有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基础，没有高中政治关于国体政体方面的知识，没有高中语文的遣词造句（看似简单实则玄妙无穷）、古文阅读方面的训练，再过四年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讲到这里，我插一点我对高考作文改革的看法。有人，应该说有不少人认为，作文成绩在高考语文总分中的比例太低，需要增加，甚至整个高考语文就考一篇作文。这种创意听起来很人性化，也很“罗曼蒂克”。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与高考的目的相悖。
高考的目的不在于选拔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在于对一个人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做出评估，再以此为依据分配高等教育资源。高中语文学习的基础能力是多方面的，写作仅仅是一个方面。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将来以写作为生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语法基础、文学常识、阅读能力比写作能力更重要。他们可能从事各种与写作无关的职业，但打下深厚的阅读基础、包括古文阅读基础，能够在工作中高效率的阅读书信文件，平时浏览报刊杂志，在茶余饭后读一些散文、历史陶冶性情，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才是大众化的语文教学最主要的目的。仅就写作能力而论，日常生活中的写作无非个人信件、总结汇报之类，能够写得清楚明白足矣，用不着文采斐然、旁征博引。
有人说一篇作文完全可以反映其字、词、句、阅读、表达各方面的能力，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参加过高考阅卷没有，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严重违反人力资源评估的基本原理。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是两方面的，既要考虑被评估者的表达程度，也要考虑评估者的接受程度。就算作文能反映各种语文素质，评卷老师流水作业式的批改能够把这些素质正确的评价出来吗？根本不可能。对一篇文章的“好”与“坏”做出评价都往往会在众人中争论不休，要在十几分钟之内做出从0到150的一百五十个等级的判断，还要区分五六种语文素质，只能昧着良心乱来了。作文评分的主观性太大，通过一篇150分的作文对学生能力的评估所产生的偏差将大得难以令人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考场作文的水平都是很低的，与真正的“文学创作”没什么关系。科举考了一千多年，没有出过一篇为后世称道的文章。科举状元中后来真正成为大文豪的也就那么四五个。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要是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参加科举，写出来的东西也必定很丢人。”我看过那些炒得很火的所谓“满分作文”，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由此可知，作文占150分，将既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语文基本素质，也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和写作潜力，纯粹是“文学浪漫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想一想，当初科举用文学的方式选拔行政人员，何尝没有某些“儒学浪漫主义者”的“功劳”。历史上很多好的理想，最终变为罪恶，其原因也大抵相仿吧。
第17节：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
还有人爱用“钱钟书考清华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来论证现行高考制度不合理。其实这也可以用“高考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的观点来反驳：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为社会挑选合格的人才，而不负责发现天才……天才不应也不能通过考试筛选。现代教育是一种“平民化教育”而非“精英化教育”，中国历史上出了多少钱钟书似的大文豪，但真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难道是靠这样几个文化精英吗？显然不是，而是靠全民族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啊。
而且，钱钟书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是不是说凡是数学考0分语文考满分的人就能成为钱钟书？显然不是。钱钟书最后进入了清华，是不是说如果他不进清华就不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我觉得象他这样的天才人物，在哪里都是一样，说不定因为考试落榜受了刺激，从此更加发奋治学，成就更高也未可知。总之，要找几个天才的例子来反对高考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只是这样的例外实际上毫无意义。
言归正传。高考与科举最根本的差异在于：高考不存在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严重错位的情况。它选的是“可塑之才”，而非“可用之才”，所以考的是“基础知识”，而非“实用技能”。高中学的知识有用，高考考的东西也有用，只是这个“用”不能马上“转化为生产力”，而是在为更深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不仅是在“为了考试而考试”，同时也在学习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高中的学习不论从“高考取胜”还是“学以致用”方面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
二、高考是能力的考试
高考是能力的考试，而且是很多种综合能力的考试。
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于高考，高考也不应该试图去评价考生的道德水准。
一个人要想在高考中考高分，单纯死读书是不行的。高分的背后，除了知识基础扎实外，还隐藏着以下这些才能：
1．专心致志，能排除干扰专心学习
2．持之以恒
3．有较高的自制力
4．能够为了一个目标付出精力和汗水
5．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能够理解众多知识点并把握其内在联系
6．能够有效利用自己的时间
7．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能够保持心态平稳
有一种说法十分的流行，就是说古往今来成大事者，读书的时候考试肯定不能前三名，或者说前三名都成不了大事。我不知道是谁先总结出来的“规律”，总之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谬种流传、祸害匪浅，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两个例子，一个是克林顿，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学校的前三名，什么各种各样的奖学金、优秀学生的评选等没有一次捺下过。还有一个是叶利钦，他在自传中就说自己的成绩一进十分优秀，从小学到中学只有一次考试有一门课不是拿的5分，还是因为和老师闹矛盾被故意扣的，现在想起来都懊悔不已。他后来这样教育成绩优秀的孙子：“只要不是5分就不能算是好成绩。”既然拿了那么多满分，那至少也是并列第一吧。这两个人，两个总统，两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最有权力男人，都是学习的时候名列前三名的人，不知他们在私下会唔的时候有没交流过“学习心得”。普京是不是前三名难以考证，但他确实是圣彼得堡大学的高材生。在苏联时代，只有学习成绩和平时表现都最优秀的大学生才可能被选入克格勃。被克格勃录用以后，还没毕业就直接分了一套房一辆车。
与前面的论调相比，还有一个引起了更加严重误解的说法，叫“高分低能”。
咱们的汉语表达讲究简明精练，不像英语那么讲究语法和句子结构，很多连接词为了追求对偶或音韵而省去。比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要是按照英语的语法，就必须说成“因为清风徐来，（所以）水波不兴”。因果关系连接词被省掉了，但意思不变，读起来很舒服。不过优势与劣势总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候省略的过了头，往往会产生歧异。“高分低能”的原意本是“虽然高分但是低能”，是转折关系，表明这种情况有悖常理；但很容易让人理解为“高分而且低能”，成了并列关系，低能成了正常情况，分数和能力高低没有什么联系；甚至有人干脆理解为“因为高分所以低能”，成了因果关系，要想高分就得低能，只有低能才能高分，这就谬以千里了。语言学家或社会学家要研究语言表达方式对社会心理的影响，这可是一个经典案例。
怎样正确理解分数和能力的关系呢？
首先要把“才能”和“道德”区分开来。
比如02年的清华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这就是道德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如果说重点大学的学生道德水平高于普通大学的学生，我坚决不会同意……分数的高低和道德的高低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如果你说分数的高低和一个人的能力没有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重点大学的学生的综合素质高于普通大学的学生，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情。片面追求分数而忽略了道德培养，这确实是咱们现行教育制度一个比较失败的地方。不过话又说回来，道德教育是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因为“道德”这个东西太抽象，很难象“知识”一样按照整齐划一的课堂教学进行教授，更不可能用选择填空、计算写作来测试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我觉得，道德问题在高校录取中应该是一个“否定性”而非“肯定性”的标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道德不合格，那就无论他考分多高都不能录取。但是，不能对道德做分数上的评估。只要平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就应该推断这个人的道德水平符合社会基本道德水准，这就够了，然后不再考虑道德差异，完全按照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量才录用。所谓“见义勇为加五分”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学习能力未必很高。咱们的传统观念在道德上喜欢采用两分法……“君子”和“小人”，“英雄”和“坏蛋”，好像一个人如果道德不高尚就必定道德败坏一样。实际上，在“大德君子”和“卑鄙小人”之间，还有一种人……普通人，或者说“善良人”。他们十分在乎个人利益，舍己为人或舍生取义的事情不太愿意去做，但仍具有基本的道德良心，杀人越货、骗人钱财、偷鸡摸狗的事情不会去干。这种人才是社会成员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基于利己之心，个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后增进了全社会的福利，而这其实并不是他本来的愿望。在个人只顾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最后所增进的社会利益往往比个人有心的去增进社会福利的结果还来得大。……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如果雷锋参加高考数学不及格，而另一个把挣大钱出大名作为人生理想的人达到了北大分数线，我认为后者进入北大念书对社会更有好处。
第18节：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高考
所以，德育的“缺位”不能归责于高考，高考也不应该试图去评价考生的道德水准。
在把能力和道德区分开以后，我们再来看看，“能力”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再直接一点，到底怎么样才叫“低能”？我记得在报纸上见过这么一则新闻，说某个刚考入重点大学的女生，家里人给她带了几个煮鸡蛋，但她竟然不知道怎么剥蛋壳，因为家里都是父母给她剥的，折腾了半天不得吃，竟然伤伤心心的哭起来。这个事情，便成了所谓“高分低能”的铁证。
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不会剥鸡蛋的人我到目前还没有碰到过，但不会削苹果皮的我倒认识几个。其中有一个还是某省的文科状元，名字就不用公布了，是个女生，她亲口跟我说的。情节跟前面相似，也是从家里带来一些水果，但以前都是父母给削，自己不会，怕伤着手不敢轻易拿刀试，直接连皮吃又嫌不卫生，向别人请教吧，都是新同学，丢不起这个人。所以十七八岁的人了，竟然拿一个大苹果没办法，只能吃香蕉（香蕉皮还是会剥的）和葡萄。放了几天苹果坏了，只得扔掉。
那个不会剥鸡蛋的女生后来有没有吃上自己剥的鸡蛋不得而知，不过我的这个状元朋友已经学会了削苹果倒是千真万确。因为她讲完之后就得意洋洋的拿起一个削了起来，虽然削出来的样子十分难看，但上面确实已经没有苹果皮了，而且我在被迫吃下去之后也没有生什么大病。对于削苹果这种“能力”，可以说算是合格了。我就在想，当时他们班上毕业的同学中，会削苹果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只是如今三年以后，能够跟她一样与导师一起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人能有几个？就算她现在还是不会削苹果，我们能不能称之为“高分低能”？而那些能把苹果削得比鸡蛋还光生但总是考试不及格的人，我们能不能称为“低分高能”？
显然不能。
那么，“分数”和“能力”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要想在高考中考高分，单纯死读书是不行的。高分的背后，除了知识基础扎实外，还隐藏着以下这些才能：
1．专心致志，能排除干扰专心学习
2．持之以恒
3．有较高的自制力
4．能够为了一个目标付出精力和汗水
5．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能够理解众多知识点并把握其内在联系
6．能够有效利用自己的时间
7．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能够保持心态平稳
我认为，以上任何一个能力都比剥鸡蛋或削苹果的能力更重要。除了少数特殊人才外，也比画画、唱歌、踢球、操作电脑的能力重要，实际上，你要想在画画、唱歌、踢球、操作电脑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不具备以上七种能力也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想在任何方面取得成功，不具备以上七种能力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天才也不例外。反之，一个人具备了这七种能力之后，在任何方面想有所成就都应该不会太难。
我本人不会画画、不识简谱、唱歌跑调、踢球倒是比较爱好可惜脚法太臭、拿到人大录取通知书之后才买了一本《WINDOWS98操作指南》来慢慢看、上大学之前写的文章连校刊都不愿意发表，可谓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皆不通。而且不会洗衣服不会做菜不会叠被子，而且不善于与人交往，过年走亲戚回来必然要被老妈教训一通，因为我见了长辈从来不叫，即使被迫叫了声音也小得跟蚊子一样。但我想没有人会因此否认我上人大的资格，也没有人能够说我“高分低能”。为什么？因为我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了，并在学习中锻炼了以上七种能力。有了这七种能力，即使我什么都不会，一切从头开始，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以电脑技术为例，我进大学后和几个同学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没有钱请人排版，于是我们就自己练习排版。当时，我们自己没有电脑，借用别人的电脑排版又不好意思，隔壁寝室的豪哥刚买了电脑，我们就给他一个虚职“排版编辑”，然后用他电脑。后来我们第一期杂志出来以后，有个同学看见“排版编辑”上赫然印着豪哥的名字，笑着说：“应该这样写：’排版编辑：豪哥的电脑‘。”
我从最基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学起，然后是WORD，另一个同学学习排版软件PAGEMAKER。我们边学边用，勉强把第一期排了出来。后来又面临图片处理的问题，因为第一期我们拉到了一家图片公司赞助，他们就顺便帮我们把插图封面都做好了。但第二期就不行，我们自己找来的插图太大，软盘装不下，而那时候还没有U盘。我连WINDOWS的“画图”工具都不会用，翻开书对照着一步一步压缩图片，但压缩后的图片很不清楚。于是买了PHOTOSHOP的软件和教材来仔细研究，不仅学会了压缩图片，连图片的合成等其它处理技术也一块学会了。
当然，直到现在我的计算机水平仍然很低，但对我这样不从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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