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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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你有这么坚强的斗争性，我很高兴。但切勿急躁，妨碍目前的学习。以后要多注意：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要做到越有理由，态度越缓和，声音越柔和。坚持真理原是一件艰巨的斗争，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手段，还有是耐性。万万不能动人，令人误会。这些修养很不容易，我自己也还离得远呢。但你可趁早努力学习！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于黄山松谷庵

温泉地区新建的房子，都是红红绿绿的宫殿式，与自然环境不调和。柱子的硃红漆也红得“乡气”，画栋雕梁全是骗人眼目的东西。大柱子又粗又高，底下的石基却薄得很。吾国的建筑师毫无美术修养，公家又缺少内行，审定图样也不知道美丑的标准。花了大钱，一点也不美观。内部房间分配也设计得不好。跟庐山的房屋比起来，真是相差天壤了。他们只求大，漂亮；结果是大而无当，恶俗不堪。黄山管理处对游客一向很照顾，但对轿子问题就没有解决得好，以致来的人除非身强力壮，能自己从头至尾步行的以外，都不得不花很大的一笔钱——尤其在遇到天雨的时候。总而言之，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缺乏人才。虽有一百二十分的心想把事情做好，限于见识能力，仍是做不好。例如杭州大华饭店的餐厅，台布就不干净，给外宾看了岂不有失体面？那边到处灰土很多，摆的东西都不登大雅，工作人员为数极少，又没受过训练；如何办得好！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正值五一观礼的外宾从北京到上海，一批一批往杭州游览，房间都住满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

我完全赞同你参加莫扎特比赛：第一因为你有把握，第二因为不须你太费力练technic＇技巧＇，第三节目不太重，且在暑期中，不妨碍学习。

至于音乐院要你弄理论，我也赞成。我一向就觉得你在乐理方面太落后，就此突击一下也好。只担心科目多，你一下子来不及；则分做两年完成也可以。因为你波兰文的阅读能力恐怕有问题，容易误解课本的意义。目前最要紧的是时间安排得好：事情越忙，越需要掌握时间：要有规律，要处处经济；同时又不能妨碍身心健康。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六年六月六日*

……我们这次在黄山，玩得很痛快，碰见了安徽省委的秘书长，大家很谈得来，一提起傅聪，他们都知道，对你的成就都很赞赏。黄山管理处长沙老，六十二岁的老头儿，精神健旺，每天走三四十里山路不希奇，虽然不会写，字识得不多，可是他的谈吐，谁都听不出，真是出口成章，文雅有礼，一点也没有八股味，做事勤劳，对己刻苦。说起他的历史来，真是可歌可泣，沙老（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是贫农出身，自小为地主看牛，有一次新年里偷跑回家，不愿干了，见了父亲，父亲非常生气，打了他两个耳光。可怜他们自己也吃不上，儿子回来了不是多一个人吃么，所以硬逼他回地主家，他无可奈何的去了，可是地主不要他了。于是他就只好投奔叔叔那里，他叔叔是摇船的，就收留了他，从此过船家生活了，这期间，接触到了共产党，干起革命了。解放战争时他有功，经他训练有一千多条船及二千余的人，渡江时只牺牲了七个人，真是了不起。他有五个儿女，一个是送掉的，一个是卖了的，自己只有三个，一个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受了伤，一个儿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女儿出嫁了，也有工作。最惨的是他的老妻，解放战争后带了三个儿女，讨饭或拾野菜过日子，一直讨饭到一九五二年，才找到了沙老团聚的。这种人真是可敬可佩，解放后还是革命第一。我们碰到的党员，都是这样品德优良，看见了他们这种不怕艰苦的精神，真觉得惭愧。……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复员军人，现在是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园艺及动物园主任，专门搞园艺花木，还搜罗各色各种的动物，听他讲来，头头是道，真是一个园艺专家。我们初碰见时，以为他是素来搞植物花木的，原来他只搅了四年。复员后，组织上派他干这一行，他本来一窍不通，可是钻研精神极强，非但钻研，还爱上这工作，所以越来越精通，一个货真价实的专家。他谈吐谦虚，绝对没有自满的流露。爸爸非常喜欢他佩服他。所以我们这次收获不少，学到不少。看见了那些淳朴而可爱的党员，真是感动。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四时

亲爱的孩子：我六月二日去安徽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到十二日方回上海。此次去的人是上海各界代表性人士，由市政协组织的，有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也有非委员代表。看的东西很多，日程排得很紧，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我又和邹韬奋太太（沈粹缜）两人当了第一组的小组长，事情更忙。一回来还得写小组的总结，今晚，后天，下周初，还有三个会要开，才能把参观的事结束。祖国的建设，安徽人民那种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叫人真兴奋。各级领导多半是转业的解放军，平易近人，朴素老实，个个亲切可爱。佛了岭的工程全部是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不但我们看了觉得骄傲，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的。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淮南煤矿的新式设备，应有尽有；地下330公尺深的隧道，跟国外地道车的隧道相仿，升降有电梯，隧道内有电车，有通风机，有抽水机，开采的煤用皮带拖到井上，直接装火车。原始、落后、手工业式的矿场，在解放以后的六七年中，一变而为赶上世界水平的现代化矿场，怎能不叫人说是奇迹呢？详细的情形没功夫和你细谈，以后我可把小组总结抄一份给你。

五月三十一日寄给你夏衍先生的信，想必收到了吧？他说的话的确值得你深恩。一个人太顺利，很容易于不知不觉间忘形的。我自己这次出门，因为被称为模范组长，心中常常浮起一种得意的感觉，猛然发觉了，便立刻压下去。但这样的情形出现过不止一次。可见一个人对自己的斗争是一刻也放松不得的。至于报导国外政治情况等等，你不必顾虑。那是夏先生过于小心。《波兰新闻》（波大使馆每周寄我的）上把最近他们领导人物的调动及为何调动的理由都说明了。可见这不是秘密。

看到内地的建设突飞猛晋，自己更觉得惭愧，总嫌花的力量比不上他们，贡献也比不上他们。只有抓紧时间拚下去。从黄山回来以后，每天都能七时余起床，晚上依旧十一时后睡觉。这样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因为出门了一次，上床不必一小时、半小时的睡不着，所以既能起早，也能睡晚。我很高兴。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晚七时

这一晌我忙得不可开交。一出门，家里就积起一大堆公事私事。近来两部槁子的校样把我们两人逼得整天的赶。一部书还是一年二个月以前送出的，到现在才送校，和第二部书挤在一起。政协有些座谈会不能不去，因为我的确有意见发表。好些会议我都不参加，否则只好停工、脱产了。人代大会在北京开会，报上的文件及代表的发言都是极有意思的材料，非抽空细读不可；结果还有一大半没有过目。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很重要，已于二十九日寄你一份。届时望你至少看二遍。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需要做、写、看、听、谈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政协竭力希望我们反映意见，而反映意见就得仔细了解情形，和朋友商量、讨论，收集材料。

是否参加莫扎特比赛，三天前我又去信追问，一有消息，立即通知你。来信说的南斯拉夫新闻记者关于宗教问题事，令我想起《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事。记者老是这个作风，把自己的话放在别人嘴里。因为当初我的确是吓了一大跳的：怎么你会在南国发表如此大胆的言论呢？不管怎样，以后更要处处小心。

苏领馆酒会后①，招待看海军文工团的歌舞：第一支老的合唱，极好。新的歌曲，平常。新编的舞蹈，叫做“舞蹈练习曲”，极佳。戏剧与舞蹈是斯拉夫民族传统中的精华，根基厚，天赋高，作品自不同凡响。那个舞蹈既戏剧化，又极富于造型美，等于一出生动的哑剧。配音也妙。这是我非常欣赏的。

我写的《评三里湾》，在七月号《文艺月报》登出。下星期末可寄你。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上次我告诉你政府决定不参加Mozart＇莫扎特＇比赛，想必你不致闹什么情绪的。这是客观条件限制。练的东西，艺术上的体会与修养始终是自己得到的。早一日露面，晚一日露面，对真正的艺术修养并无关系。希望你能目光远大，胸襟开朗，我给你受的教育，从小就注意这些地方。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

领导对音乐的重视，远不如对体育的重视：这是我大有感慨的。体育学院学生的伙食就比音院的高50％。我一年来在政协会上，和北京来的人大代表谈过几次，未有结果。国务院中有一位副总理（贺）专管体育事业，可有哪一位副总理专管音乐？假如中央对音乐像对体育同样看重，这一回你一定能去Salzburg＇萨尔茨堡＇了。既然我们请了奥国专家来参加我们北京举行的莫扎特纪念音乐会，为什么不能看机会向这专家提一声Salzburg＇萨尔茨堡＇呢？只要三四句富于暗示性的话，他准会向本国政府去提。这些我当然不便多争。中央不了解，我们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影响要大得多。

这次音乐节，谭伯伯①的作品仍无人敢唱。为此我写信给陈毅副总理会，不过时间已经晚了，不知有效果否？北京办莫扎特纪念音乐会时，周扬当主席，说莫扎特富有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真是莫名其妙。我们专爱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这帽子戴在对方头上合适不合适。马思聪写的文章也这么一套。我在《文艺报》文章里特意撇清这一点，将来寄给你看。国内乐坛要求上轨道，路还遥远得很呢。比如你回国，要演奏Concerto＇协奏曲＇，便是二三支，也得乐队花半个月的气力，假定要跟你的interpretation＇演绎＇取得一致，恐怕一支Concerto＇协奏曲＇就得练半个月以上。所以要求我们理想能实现一部分，至少得等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不信你瞧吧。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晨

亲爱的孩子，你回来了，又走了；许多新的工作，新的忙碌，新的变化等着你，你是不会感到寂寞的；我们却是静下来，慢慢的回复我们单调的生活，和才过去的欢会与忙乱对比之下，不免一片空虚，——昨儿整整一天若有所失。孩子，你一天天的在进步，在发展：这两年来你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又跨了一大步，我愈来愈爱你了，除了因为你是我们身上的血肉所化出来的而爱你以外，还因为你有如此焕发的才华而爱你：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爱一切的艺术品，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离开骨肉关系），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你得千万爱护自己，爱护我们所珍视的艺术品！遇到任何一件出入重大的事，你得想到我们——连你自己在内——对艺术的爱！不是说你应当时时刻刻想到自己了不起，而是说你应当从客观的角度重视自己：你的将来对中国音乐的前途有那么重大的关系，你每走一步，无形中都对整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有影响，所以你更应当战战兢兢，郑重将事！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目前的感情，为了更大的感情——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你用在理解乐曲方面的理智，希望能普遍的应用到一切方面，特别是用在个人的感情方面。我的园丁工作已经做了一大半，还有一大半要你自己来做的了。爸爸已经进入人生的秋季，许多地方都要逐渐落在你们年轻人的后面，能够帮你的忙将要越来越减少；一切要靠你自己努力，靠你自己警惕，自己鞭策。你说到技巧要理论与实践结合，但愿你能把这句话用在人生的实践上去；那末你这朵花一定能开得更美，更丰满，更有力，更长久！

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午

亲爱的孩子：没想到昨天还能在电话中和你谈几句：千里通话，虽然都是实际事务，也传达了多少情言！只可惜没有能多说几句，电话才挂断，就惶惶然好像遗漏了什么重要的嘱咐。回家谈了一个多月，还没谈得畅快，何况这短短的三分钟呢！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深夜

这两天开始恢复工作；一面也补看文件，读完了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颇有些感想，觉得你跟我有些地方还是不够顾到群众，不会用适当的方法去接近、去启发群众。希望你静下来把这次回来的经过细想一想，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尤其是我急躁的脾气，应当作为一面镜子，随时使你警惕。感情问题，务必要自己把握住，要坚定，要从大处远处着眼，要顾全局，不要单纯的逞一时之情，要极冷静，要顾到几个人的幸福，短视的软心往往会对人对己造成长时期的不必要的痛苦！孩子，这些话千万记住。爸爸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下午

谢谢你好意，想送我《苏加诺藏画集》，可是孩子，我在沪也见到了，觉得花一百五十元太不值得。真正的好画，真正的好印刷（一九三○年代只有德、荷、比三国的美术印刷是世界水平；英法的都不行。二次大战以后，一般德国犹太亡命去美，一九四七年时看到的美国名画印刷才像样），你没见过，便以为那画册是好极了。上海旧书店西欧印的好画册也常有，因价贵，都舍不得买。你辛辛苦苦，身体吃了很多亏挣来的钱，我不能让你这样花。所以除了你自己的一部以外，我已写信托马先生退掉一部。省下的钱，慢慢替你买书买谱，用途多得很，不会嫌钱太多的。这几年我版税收入少，要买东西全靠你这次回来挣的一笔款子了。

说到骄傲，我细细分析之下，觉得你对人不够圆通固然是一个原因，人家见了你有自卑感也是一个原因；而你有时说话太直更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你初见恩德，听了她弹琴，你说她简直不知所云。这说话方式当然有问题。倘能细细分析她的毛病，而不先用大帽子当头一压，听的人不是更好受些吗？有一夜快十点多了，你还要练琴，她劝你明天再练；你回答说：像你那样，我还会有成绩吗？对付人家的好意，用反批评的办法，自然不行。妈妈要你加衣，要你吃肉，你也常用这一类口吻。你惯了，不觉得；但恩德究不是亲姐妹，便是亲姐妹，有时也吃不消，这些毛病，我自己也常犯，但愿与你共勉之！——从这些小事情上推而广之，你我无意之间伤害人的事一定不大少，也难怪别人都说我们骄傲了。我平心静气思索以后，有此感想，不知你以为如何？

人越有名，不骄傲别人也会有骄做之感：这也是常情；故我们自己更要谦和有礼！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

自你离家后，虽然热闹及冷静的对照剧烈，心里不免有些空虚之感，可是慢慢又习惯了，恢复了过去的宁静平淡的生活。我是欢喜热闹的，有时觉得宁可热闹而忙乱，可不愿冷静而清闲。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Bronstein＇勃隆斯丹＇一月二十九日来信，说一月十九日直接寄你（由杰老师转的）下列各谱：……都是她托个熟朋友到纽约过假期觅来的，真是得之不易。另外你向马先生借过的那本意大利古曲，也已觅得，她要等Mozart's36cadenzas＇莫扎特的36个华彩乐段＇弄到后一块儿寄。

上海这个冬天特别冷，阴历新年又下了大雪，几天不融。我们的猫冻死了，因为没有给它预备一个暖和的窠。它平时特别亲近人，死了叫人痛惜，半个月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起，可怜的小动物，被我们粗心大意，送了命。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时于北京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于北京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上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后再寄。在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硬撑着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性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我认为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一是阶级斗争太剧烈了，老干部经过了数十年残酷内战与革命，到今日已是中年以上，生理上即已到了衰退阶段；再加多数人身上带着病，精神更不充沛，求知与学习的劲头自然不足了。二是阶级斗争时敌人就在面前，不积极学习战斗就得送命，个人与集体的安全利害紧接在一起；革命成功了，敌人远了，美帝与原子弹等等，近乎抽象的威胁，故不大肯积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门道。三是革命成功，多少给老干部一些自满情绪，自命力劳苦功高，对新事物当然不大愿意屈尊去体会。四是社会发展得快，每天有多少事需要立刻决定，既没有好好学习，只有简单化，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应付。这四点是造成官僚、主观、教条的重要因素。否则，毛主席说过“我们搞阶级斗争，并没先学好一套再来，而是边学边斗争的”；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边学边建设呢？反过来，我亲眼见过中级干部从解放军复员而做园艺工作，四年功夫已成了出色的专家。佛子岭水库的总指挥也是复员军人出身，遇到工程师们各执一见，相持下下时，他出来凭马列主义和他专业的学习，下的结论，每次都很正确。可见只要年富力强，只要有自信，有毅力，死不服气的去学技术，外行变为内行也不是太难的。党内要是这样的人再多一些，官僚主义等等自会逐步减少。

毛主席的话和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多，下次再和你谈。

从马先生处知道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苏联的失败经验省了我们许多力气；中欧各国将来也会参照我们的做法慢慢的好转。在一国留学，只能集中精力学其所长；对所在国的情形不要太忧虑，自己更不要因之而沮丧。我常常感到，真正积极、真正热情、肯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的朋友大少了，但我还是替他们打气，自己还是努力斗争。到北京来我给楼伯伯、庞伯伯、马先生打气。

自己先要锻炼得坚强，才不会被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往下拖，才有剩余的精力对朋友们喊“加油加油”！你目前的学习环境真是很理想了，尽量钻研吧。室外的低气压，不去管它。你是波兰的朋友，波兰的儿子，但赤手空拳，也不能在他们的建设中帮一手。唯一报答她的办法是好好学习，把波兰老师的本领，把波兰音乐界给你的鼓励与启发带回到祖国来，在中国播一些真正对波兰友好的种子。他们的知识分子徬徨，你可不必徬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我也和马先生庞伯伯细细商量过，假如改往苏联学习，一般文化界的空气也许要健全些，对你有好处；但也有一些教条主义味儿，你下一定吃得消；日子长了，你也要叫苦。他们的音乐界，一般比较属于cold＇冷静＇型，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老师对你能相忍相让，容许你充分自由发展的，很难有把握。马先生认为苏联的学派与教法与你不大相合。我也同意此点。最后，改往苏联，又得在语言文字方面重起炉灶，而你现在是经不起耽搁的。周扬先生听我说了杰老师的学问，说：“多学几年就多学几年吧。”（几个月前，夏部长有信给我，怕波兰动荡的环境，想让你早些回国。现在他看法又不同了。）你该记得，胜利以前的一年，我在上海集合十二三个朋友（内有宋伯伯、姜椿芳、两个裘伯伯等等），每两周聚会一次，由一个人作一个小小学术讲话；然后吃吃茶点，谈谈时局，交换消息。那个时期是我们最苦闷的时期，但我们并不消沉，而是纠集了一些朋友自己造一个健康的小天地，暂时躲一下。你现在的处境和我们那时大不相同，更无需情绪低落。我的性格的坚韧，还是值得你学习的。我的脆弱是在生活细节方面，可不在大问题上。希望你坚强，想想过去大师们的艰苦奋斗，想想克利斯朵夫那样的人物，想想莫扎特，贝多芬；挺起腰来，不随便受环境影响！别人家的垃圾，何必多看？更不必多烦心。作客应当多注意主人家的美的地方；你该像一只久饥的蜜蜂，尽量吮吸鲜花的甘露，酿成你自己的佳蜜。何况你既要学piano＇钢琴＇，又要学理论，又要弄通文字，整天在艺术、学术的空气中，忙还忙不过来，怎会有时间多想邻人的家务事呢？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聪儿：好久没写信给你了，最近数月来，天天忙于看报，简直看不完。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但是除了北京上海争鸣空前外，其他各省领导还不能真正领悟毛主席的精神，还不敢放，争鸣空气沉闷，连文物丰富的浙江杭州也死气沉沉，从报纸驻各地记者的报导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怕放了，不可收拾，一方面怕鸣了将来挨整，顾虑重重，弄得束手束脚，毫无生气。这次争鸣，的确问题很多，从各方面揭发的事例，真气人也急人。领导的姑息党员，压制民主，评级评薪的不公平，作风专横，脱离群众等等相当严重，这都是与非党人士筑起高墙鸿沟的原因。现在要人家来拆墙填沟，因为不是一朝一夕来的，所以也只好慢慢来。

可是无论哪个机关学校，过去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叫三害，现在大叫“除三害”）越严重的，群众意见越多越尖锐，本来压在那里的，现在有机会放了，就有些不可收拾之势，甚至要闹大民主。对于一般假积极分子，逢迎吹拍，离问群众，使领导偏听偏信的，都加以攻击。爸爸写了一篇短文，大快人心。但是我们体会到过去“三反”、“思改”时已经犯了错误，损伤了不少好人，这次不能闹大民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