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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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fanatic（近乎狂热）。”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策依然是赐予的民主，而不是整个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真正现代化、民主化。也许20年后，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症结”。果然，还没有等到傅雷从“近乎狂热”转向清醒冷静，赐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导出了“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三）

这一次，傅雷不仅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也不是再次“忏悔”和“赎罪”，写一写“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的检查就能逃脱的，而是“反党罪证”“百口莫辩”，再加上“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一个以卓越的家教培养出一个无愧于人类的艺术家的杰出的学者，却带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责，离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

反反复复重读《傅雷家书》，我要再次强调，他给予傅聪的家教丰富而细致，深刻而严密；在这世界上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傅聪，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傅聪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实施这家教的父亲没有了生存之地。在这里，我好有一比，傅雷所执着的家教犹如种庄稼，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锄草、松土、除虫……每一个环节都周详备至，无可挑剔。但这“庄稼汉”却恰恰没有看透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这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壤结构。因为，同样的种子、肥料与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傅雷家书》体现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与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运迥异。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滋润心灵的《傅雷家书》…思文

翻译家傅雷有两个儿子，长子傅聪，是世界一流的钢琴家，次子傅敏，在教育行业成果卓著。那一日，报纸上有一条关于傅聪的消息：他谈音乐，谈音乐的修养。文章不长，短短的几行字，却让我们看到了商业社会中一位纯粹艺术家的高尚心灵。

于是，我想到了《傅雷家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坐在三联书店一楼上二楼的阶梯上阅读这本书。

《傅雷家书》自1981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已发行100多万册了。这在当代纯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一部家书，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读者？我想：不仅因为它是一部教人怎样做人的书，也不仅因为书中有着浓浓的亲情，更因为，它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到1966年傅雷暨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书信。1954年傅聪赴波兰深造，1月17日傅雷同家人一道在上海火车站送儿子去北京准备出国。次日，他写了封信给傅聪，这后来成了《傅雷家书》的开篇。1月18日和19日的接连两封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自己以往“过失”深深自责的慈父：“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面对开始长大成人的儿子最初的离别，傅雷真情流露，他自责，同时也很欣慰，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他终于可以开始和自己的儿子平等地谈谈人生，谈谈艺术了。

在几十年的漫长通信中，傅雷所写的并不是普通的家书。他曾对儿子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的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读《傅雷家书》，是在读一个人，一个叫傅雷的严肃的父亲，人格上的父亲，他就站在你的面前，苦心孤诣，时时提醒你，让你在做人和生活方面，不敢有半分松懈。傅敏在回忆父亲对傅聪的教育时说：“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傅聪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在傅聪成长最关键的十余年间，傅雷仿佛和儿子一道在国外，亲眼看着儿子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阶段，在艺术、爱情乃至婚姻生活方面，他无时不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倾与相授。傅雷年轻时在瑞士曾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闹得差点要自杀，在信中，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一个教训，设身处地告诫儿子以此为戒，切勿磋跎岁月。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埋头书斋，不问世间事。杨绛先生认为这是种误解。确实如此。《傅雷家书》带我们回到一个动荡年代，感受一个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傅雷。他告诫儿子：“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地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与态度。”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信中说：“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之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报！”

读一部《傅雷家书》，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冰心世界。

永远的家书永远的情——《傅雷家书》重读所联想到的…大风

或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一本书，改变了对人和事的看法，使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些许亮色；因为书中的一个人物，产生了对生活的渴望和冲动，让纯真本性复苏，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在平庸之中迷失了自我？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重温》栏目，把那些因一本书而沉淀在我们记忆中的思想碎片重新拾起。这些书大都是被称之为人文经典的作品，经过岁月的洗刷，它们仍使我们感动着、渴望着，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一份美好的情感、一段成长的经历、一个温馨的回忆……——编者

偶一日，整理家居，不经意间一本并不起眼的小书跃入眼帘。说它是“小书”，是因为和现在市面上图书“家族”中那些器宇轩昂、装帧精美的“贵族”比起来，普通３２开本渐变的淡蓝色封面上，除了居中一管鹅毛笔和作者手迹的四字书名外，别无修饰，的确是很不起眼。可一旦看了书名，顿时觉得手中的这本书沉甸甸的，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１９８４年第二版）。翻开卷首，影印的傅先生娟秀的字迹，重又点击了我记忆长河中许多靠泊过的码头，索性停下手中的活计，展卷复读。

《傅雷家书》摘编了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６年间傅先生暨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家信１８０多封，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后来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大儿子傅聪的信件。洋洋洒洒数万言，从父亲对国事、政事的看法，与儿子就音乐和艺术的探讨以及对儿子生活的嘘寒问暖中，教育儿子懂得国家的尊严和荣辱，做人的态度和品格。信中也不乏傅先生对过去教子过于严格的自责和悔赎，文章隽永，字字爱意涌动，使阅者无不为傅先生爱子、教子情之深切所感动。傅先生是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治家也不例外。傅先生也是严厉的，一生做事力求尽善尽美。《傅雷家书》，这本傅先生以仁慈的博爱，滴着心血写就的舐犊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先生培育子女，延续自己生命的心路历程。正像楼适夷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的那样，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傅先生遭受了意想不到的磨难，“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要为大家所认识，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也正是因为如此，《傅雷家书》虽然内容严肃，但自１９８１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不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很畅销并影响深远。

书信之于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无疑是沟通两地相思情感的使者。人们常把家比做港湾，离家在外的人就是漂泊在江河上的行船。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炮火连天的年代，接到家书，犹如雾夜航行中看到了灯塔。亲人祝福的笑容，情人发辫的香气，还有家乡那沁人心脾的稻花的芬芳，亲情、爱情、乡情纷纷跃然纸上；欣喜、激动、释然伴随着潸潸，方寸之间淋漓尽致。还是在举国上下全都陷入“疯狂”的年代里，１６岁的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辽西的一个县城边上服役，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合下来每天的生活费仅四角多一点。我所在的部队正在执行施工任务，体力消耗甚大，每天收工回来就再也不想动一动，说苦不堪言那是一点都不夸张。部队虽然距县城近在咫尺，但纪律很严，几个月、半年才能轮到一次外出的机会，惟一能和外界接触的渠道就是通信。

家信每每由母亲执笔。母亲文化不高，信中没有什么修辞，但很实在。除了平安和询问的话外，再就是鼓励和写一些如何待人处世经验之谈。母亲的每一封来信，我都要反反复复看上许多遍。每当夜深人静我在翻阅这些信的时候，犹如把玩藏在密隅的心爱之物，总能在幻觉中隐约看到母亲的影像和听到她的声音。家里的来信时间不定，在接不到信的日子里，疑虑、惆怅煎熬着的思念和企盼，还有于精神和身体双重疲惫之中的行船人对港湾渴望的心情，到现在都不能忘怀。这种心情状态，就像等待已久的心灵，抚摸着由远方而至的亲人的面庞和肌肤，是一种那些无法互通家书的人在现实中难以体察到的感觉，好像没有进过沙漠戈壁的人，不知道在骄阳的烘烤和高温的蒸腾下，一滴水对于人生命的重要。傅先生是大家，其处世的风格和文章的长短，当然不是我辈所能指指点点的。但傅先生苦心孤诣、垂范后来的教子家书，我却能从散发着内心感动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在襁褓中父母留在记忆里的体温和心的搏动，自然、温馨，如细雨润物，充满了亲和力；炽热、真诚，像酒窖的醇酿，熏陶着情操的升华。傅先生的家书还于殷殷切切之中，又多了一层信念的支撑，能使苦旅中的人们见到光明和希望，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如此家书便也就不仅仅是家书，而成了推动舟行长河的顺风顺水了，仅此，足见家书的风骨。

翻看着手中这本内文纸张略微泛黄的《傅雷家书》，再次想到我的母亲。如今和母亲同住一个城市，离的也不远，信，是早就不用写了，什么时候想了，过去看看也很方便。母亲老了，母子相见时只有很少的家常话，更多的便是沉默。但从母亲的眼神里，我永远都能看出那深藏在她内心的对子女的挚爱之情。岁月留给母亲的衰老迟早也会光顾我们，正像傅先生在家书中说的那样，“人的关总是过不完的，等到过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要离开世界了。”父母对于子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之爱，尤其是他们为你花费的心血最多，却从来也没有向你索取什么！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接到过一封真正意义上的家信，当然也不会有等信、写信的心情了。至于有一天，你也为人父母，也有离家求学或外出务工的子女，你会像傅先生那样，拿起你的笔（可能今天更多的是电话、手机短信或Ｅ—ＭＡＩＬ），把你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和你自己生命中积淀下来的统统告诉他们吗？抑或像傅先生那样，把你对子女全部的爱，也像园丁那样，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送到世间去让别人享受吗？

傅雷的内心世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册《傅雷家书》曾经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人为那些家书中充满谆谆教诲、真诚交流感动。我不知道感动之余，剩下的奢侈是如何打发的，是被感动所感动了，还是被欲望所欲望了。我只知道历史的伤疤一旦被强硬地揭开，依然会令人产生长久的灼痛感。有一种目光和善良总让人感激不尽，这是人们天然的对睿智的崇敬和期待，是对可能出现的坐标和参照系不断的追寻，它对于充满爱和力量的艺术飞行以及着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生计或者生计以外其它形式的忙碌，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已经将傅雷这个人淡忘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不知道傅雷是谁。当然，知道或不知道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傅雷是一个高尚的人。试想一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傅雷做到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应该怀有敬重之心，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时常会发生这样抑或那样的不平和不测。傅雷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富，翻译的名著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等，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还有翻译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也一直畅销不衰。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当属《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养的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书。傅雷的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但时间都非常短促，因为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每次都是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在他的内心发生了。我当然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傅雷的错。

重读《傅雷家书》…蔡文学

《傅雷家书》从1981年出版到现在，已经增订了五版，发行100万册，可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1984年我大学将要毕业时，读到了《傅雷家书》。当时的感觉《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父爱的教子书。不久前重读《傅雷家书》，从中感受到了傅雷浓浓的爱国情怀。

从唯物主义的朴素观点看，爱国是一种对故土亲人的天然朴素的道德感情，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认同感。从傅雷给其子傅聪的书信中，他们父子之间对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和精神境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傅雷家书》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七千多字。《傅雷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在1956年3月1日晨的信中，他写道：“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块，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烦恼而烦恼，为你的缺点而操心！”全书真实地记录了傅雷先生“大器之成，精心雕琢”，把儿子培养成材的过程。傅雷先生曾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但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充分体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素养及深刻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受的心灵的历程，体会得相当细致深刻。他对傅聪说：“艺术家天生敏感，换一个地方，换一批群众，换一种精神气氛，不知不觉会改变自己的气质与表达方式。但主要的是你心灵中最优秀最特殊的部分，从人家那儿学来的精华，都要紧紧抓住，深深地种在自己的性格里，无论何时何地这一部分始终不变。这样你才能把独有的特点培养及厚实。”这充分说明，傅雷把儿子的教育、生存发展与社会、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把儿子的家庭幸福、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自己国家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爱国的关键是“爱”，有了爱才会在言行中表现出爱国的道德品质。有了对祖国深沉而炽热的爱，就乐于为她奋斗，甘于为她奉献，勇于为她牺牲。可是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建立在大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基础之上，正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对儿子远在他乡异国，傅雷最担心的是儿子埋头艺术生活、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害怕儿子对祖国有所隔阂。因此，在许多书信中，他谆谆教育儿子：“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傅聪在异国飘泊的生活中，从父亲的书信里吸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时时得到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