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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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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克多·雨果
序
至于戈万，他的行动倒是描写得有根有据伪。雨果早有交代，说他在打仗时很坚强，可是过后很软弱；他待人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给教士自由。他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他曾对西穆尔丹说，他赦免了战败后被俘获的三百个农民，因为这些农民是无知的，但他不会赦免朗特纳克，因为朗特纳克罪大恶极，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罢。法兰西才是他的兄长，而朗特纳克是祖国的叛徒。他和朗特纳克誓不两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与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称。例如，他认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狮子堆里的羊，他想逃命和防卫是很自然的，虽然他一有可能便会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恐怖政治会报害革命的名誉”，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来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的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这些话为他后来的行动按下了伏笔，虽然是雨果的观点，但与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万的行动同雨果对雅各宾派的看法有关，雨果对雅各宾党的恐怖政治是颇有微词的。在他的笔下，雅各宾党三巨头狂热多于理智，只知镇压，不懂仁政，语言充满火药味，浑身散发出平民的粗俗气息。他们所执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条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时也包含着弊病。戈万认为对旧世界是要开刀的，然而外科医生需要冷静，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会损害革命的名誉”。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怕人的外表”。从这种观点出发，戈万放走朗特纳克是顺理成章的。应该说，雨果在小说里发表的见解既非全对，亦非全错。对于保王党人的武装叛乱和残忍屠杀平民的行为，革命政权只有以眼还眼，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但也无可讳言，雅各宾党矫枉过正，存在滥杀现象，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宾党的专政维持不了多久，连罗伯斯比尔也上了断头台的原因。据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考证，一七九四年，当局嫌断头机行刑太慢，便辅之以炮轰、集体枪毙、沉船，一次就处死几百人。因此，雨果提出胜利后应实施宽大政策，是针对革命政权的极端政策而发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但戈万之所以放走朗特纳克，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敌人也能实行人道主义，共和军就不能实行人道主义吗？这里，雨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观点集中表现为这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义割裂开来是错误的。革命与人道主义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起来。就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这是对罪恶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会制度；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比起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特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前进一大步。然而，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终胜利的紧急关头，不可能也不应该实行宽大无边的、绝对的人道主义，否则就是对人民实行不人道。以朗特纳克来说，就算他果真救出三个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对于革命的一方来说，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情况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决，而不一定非要处以极刑。当然，共和军不会这样处理。但是，放走了他，后果会怎样呢？他必然与革命政府为敌，再次纠集叛军，攻打共和军，屠杀无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从效果来说，戈万放走朗特纳克的行动，对人民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的。以上分析说明，无论雅各宾党，还是雨果本人，都未能处理好革命与人道的关系问题。
西穆尔丹是作为戈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虽然他也是一个革命者。小说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尽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爱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个病人喉部的脓疮，可他决“不会给国王干这件事”。他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没有人看见他流过眼泪，他自认为不会犯错误，别人无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虽然崇高，“可是这种崇高和人是隔绝的，是在悬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亲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围被悬崖峭壁包围着。”他忠于雅各宾党的信条和各项恐怖政策，他向委任于他的国民公会保证：“假如那委托给我的共和党领袖走错了一步，我也要判处他死刑。”他屡次警告戈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实。在判处戈万死刑之后，他再一次同戈万交锋。戈万纵横捭阖，畅谈他的理想，西穆尔丹无言以对，败退下来。他承认戈万的话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内心处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样的盲目的准确性，只对准目标一直飞去。在革命中没有什么比直线更可怕的了。西穆尔丹一往直前，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亲手处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儿子”和学生、他的战友，最后在痛苦与惶惑中开枪自尽。通过他的悲剧，雨果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西穆尔丹是有代表意义的、相当真实的一个形象。
作为浪漫派的领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雨果的一个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将无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绘得如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神奇、动人心魄、令人惊叹。小说开篇对战舰上大炮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艘名为巨剑号的军舰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弹的大炮从炮座上滑脱了，它变成了一头怪物，它在舰上滚来滚去，旋转，冲撞，击破，杀害，歼灭，又像握城锤在任性地撞击城墙：“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弹跳起来。……暴风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这门大炮完全解除了军舰的战斗力。雨果丰富的想像力将这个场面描绘得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场面中，朗特纳克出现了，显出他的严厉、冷峻和刚毅。这个阴惨惨的、色彩神秘的开场给小说定下了悲剧的调子。雨果就以这样的笔法，营造出残酷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认为这种浪漫手法同样能达到真实，他在小说中说：‘流史有真实性，传奇也有真实性。传奇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传奇的真实是在虚构中去反映现实。”浪漫手法与写实手法是殊途同归。
众所周知，雨果是运用对照手法的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中曾经指出：“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共存，光明与黑暗相伴。”这条准则始终指导着雨果的创作。《九三年》同样运用对照手法，不过，这部小说不像《巴黎圣母院》那样运用人物形体的对照或形体与、心灵的对照。小说三个主要人物的对照表现在思想上：朗特纳克性格残酷无情，顽固不化，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也具有成为领袖的威严和果敢。他心中并无一丝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后才人性复现。西穆尔丹同样坚定不移，朗特纳克坚信保王主义，他则坚信共和主义，特别是坚信恐怖政治。他反对实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应该说，他比朗特纳克的心肠更硬，对维护自己的信念更加一丝不苟。这两个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万既有实行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复杂现实的灵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化身：他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三个人物思想上的对照与矛盾，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雨果的小说技巧在《九三年》中达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说情节的进展异常紧凑，看不到多少闲笔和题外话，不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那样，常常出现大段的议论或枝蔓的情节。作者的议论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更高明的手法。从结构上说，小说环环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个小孩的遭遇为核心，以三个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锋为冲突，写得紧张而动人心弦。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大，却堪与卷帙浩繁的历史小说相媲美，成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郑克鲁
正文 第一章 索德雷树林
士兵在行进，盲目地往前走，忐忑不安，又害怕撞上寻找的对象。
时不时地出视野营的痕迹：地面被火烧过，草被踩平了，还有用木棍搭成的十字架和血迹斑斑的树枝。有人在这里煮过汤，在那里做过弥撒，在另一处包扎过伤员。但是，从这里经过的人已无影无踪。他们现在在哪里？可能很远，也可能近在咫尺，正握着短铣枪藏在树林里。树林似乎荒寂无人。士兵们更加警惕。荒僻引起怀疑。看不见人，就更有理由害怕。这是一片歹徒出没的森林。
这里很可能有陷阱。
三十位精兵在一位中士的率领下远远地走在大部队前面去执行侦察任务。随军的女食贩与他们同行。女贩们乐于随先遣队同行，当然这要冒险，但能开开眼。好奇心是女人勇气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支小小的先遣队突然战栗起来，这是猎人们常有的战栗，它表明快到兽穴了。矮树丛中央仿佛有人在呼吸，树叶仿佛还晃动了几下。士兵们相互示意。
当侦察兵执行警戒和搜索任务时，军官们不需要介入。该做的事自然而然地就做了。
不到一分钟，有动静的地方就被包围了。士兵们举枪对准它，从四面八方瞄准荆棘丛中央那个阴暗的地方，手指扣住扳机，眼睛盯着，只等中士下令就开枪射击了。
这时那位女贩壮着胆子往荆棘里看。中士正要喊“开火”时，女贩却喊道：“停下！”
她转身对士兵说：“别开枪，同志们。”
于是她奔向丛林深处。人们跟着她。
那里确实有人。
在茂林深处有一片小小的林中空地，它呈圆形，是烧树根的木炭窑留下的。在它边上，有一个由树枝形成的房间式洞穴，它半开着，像一个放床的凹室。那里有一个女人，她坐在苔藓上，正给一个婴儿喂奶，膝头上是另外两个满头金发的孩子，他们在熟睡。
这就是陷阱。
“你在这里干什么？”女贩喊道。
女人抬起头。
女贩又愤怒地说：
“你疯了，呆在这里！”
接着又说：
“你差一点就没命了！”
她又对士兵们说：
“这是个女人。”
“当然，我们看见了！”一位士兵说。
女贩继续说：
“来林子里送死！怎么干这种蠢事！”
女人吓坏了，惊惶失措，呆若水鸡，像是在做梦。她看看四周，看着那些长枪、马刀、刺刀和凶狠的面孔。
两个孩子醒了，哭叫起来。
“我饿了。”一个孩子说。
“我害怕。”另一个孩子说。
最小的孩子继续吃奶。
女贩对她说：
“你最乖。”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
中士朝她喊道：
“你别怕，我们是红色无檐帽营。”
女人全身颤抖不已。她瞧着中士，那是一张粗糙的脸，只看得见眉毛、髭须和火炭般的两只眼睛。
“就是从前的红十字营。”女贩说。
中士接着问道：
“你是谁，太太？”
女人惊恐万状地打量他。她瘦削、年轻、苍白，衣衫褴褛，戴着布列塔尼农妇粗大的披肩风帽，脖子上系着一床毛毯，像雌性动物一样毫不在意地露出赤裸的乳房。她既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鞋，两只脚在流血。
“这是个穷人。”中士说。
女贩用粗声粗气、但仍不失女性温柔的口吻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喃喃说了几个字，几乎听不清；
“米歇尔·弗莱夏。”
这时，女贩用粗大的手抚摸婴儿的小脑袋，问道：
“小家伙多大了？”
母亲没有听懂。女贩又说：
“我问你她多大了？”
“呵！”母亲说，“一岁半。”
“够大了，”女贩说，“她不该再吃奶，应该断奶了。我们给她喝汤。”
母亲开始放心了。睡醒的那两个孩子好奇甚于恐惧，正在欣赏羽饰。
“呵！”母亲说，“他们真饿坏了。”
接着又说：
“我没有奶了。”
“我们会给他们东西哈，”中士大声说，“也给你。不过还有一件事。你是什么政治观点？”
女人瞧着中士，没有回答。
“你听见我的问题了吗？”
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年轻就被送进修道院，但我给了婚，我不是修女。修女们教我说法语。村子被人放火烧了，我们急急忙忙逃了出来，我连鞋也来不及穿。”
“我是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不知道。”
中士又说：
“现在常有女奸细。女奸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波希米亚人吧。你的祖国在哪里？”
她仍旧瞧着他，仿佛听不懂。中土重复说：
“你的祖国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里是你的老家？”
“呵，老家，我知道。”
“那好，哪里是你的老家？”
女人回答说：
“西斯夸尼亚庄园，在阿泽教区。”
这回中士吃惊了。他沉思片刻，问道：
“你是说……”
“西斯夸尼亚。”
“那可不是祖国。”
“那是我老家。”
女人想了一下又说：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法国人，我是布列塔尼人。”
“那又怎样呢？”
“这不是同一个地方。”
“可这是同一个祖国呀！”中士喊叫了起来。
女人又说：
“我从西斯夸尼亚来。”
“西斯夸尼亚就西斯夸尼亚吧。你家里人是在那里吗？”
“是的。
“他们做什么？”
“他们全死了。我没有亲人了。”
中士是个爱说话的人，又继续审问：
“见鬼，你总有亲戚吧，至少从前有。你是谁？说话呀。”
女人听着，目瞪口呆，这句“至少从前有”不像是人的语言，而像是动物的吼叫。
女贩感到自己应该介入了。她又抚摸吃奶的孩子的头，用手拍拍另外两个孩子的脸颊。
“吃奶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这是个女孩吧。”
母亲回答说：“若尔热特。”
“老大呢？这淘气鬼是男孩吧？”
“勒内－让。”
“小的呢，他也是男孩吧，脸颊鼓鼓的。”
“胖阿兰。”母亲说。
“这些孩子多好哇，”女贩说，“都已经像大人了。”
中士继续问：
“你说吧，太太，你有家吗？”
“有过。”
“在哪里？”
“在阿泽。”
“你为什么不呆在家里？”
“家被烧掉了。”
“谁干的？”
“不知道。是战争。”
“你从哪里来？”
“从那里。”
“你去哪里？”
“不知道。”
“说正题吧，你是谁？”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谁？”
“我们是逃难的人。”
“你是哪一派？”
“不知道。”
“是蓝党还是白党①？你和谁站在一起？”
①蓝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白党是保皇派。
“和我的孩子们。”
沉默。女贩说：
“我没有生过孩子，没有时间生孩子。”
中土又问道：
“那你的父母呢？听我说，太太，告诉我们你父母是什么人。我叫拉杜，我是中土，我是从谢尔什米迪街来的，我父母原先在那里，我可以谈我的父母。你谈谈你的父母吧。他们原先是什么人？”
“他们姓弗莱夏，就这些。”
“是呀，弗莱复是弗莱夏，拉杜是拉杜，可总有个职业吧。你父母的职业是什么？原先是干什么的？现在干什么？你的这些弗莱夏，他们弗莱夏些什么呢？”
“他们种地。我父亲是残废，不能做工。他挨过老爷他的老爷，我们的老爷的棍子，这还算老爷开思，因为父亲偷了一只兔子，这够死罪，老爷发善心，让手下人只打了我父亲一百根，从那时就落下了残疾。”
“还有呢？”
“我爷爷是胡格诺派①，被本堂神甫送去服苦役。那时我很小。”
①十六至十八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称呼。
“还有呢？”
“我公公是私盐贩子，被国王送上了绞架。”
“那你丈夫呢，他是干什么的？”
“那些天里他打仗。”
“为谁打仗？”
“为国王。”
“还有呢？”
“为领主老爷。”
“还有呢？”
“为本堂神甫先生。”
“真是他**该死的畜生！”一位士兵大声说。
女人一惊，显得惶惶不安。
“你瞧，太太，我们是巴黎人。”女贩和蔼地说。
女人双手合十高声说：
“呵天主耶稣基督！”
“不要迷信！”中上说。
女贩在那女人身边坐下，将最大的孩子拉到自己两膝之间，孩子乖乖地听从了。儿童常常莫名其妙地安然顺从或认生害怕，大概内心里有一种暗示吧。
“我可怜的好心大嫂老乡，你有这么漂亮的孩子，多好哇。我能猜出他们的年龄，老大四岁，弟弟三岁吧。你瞧瞧，吃奶的这小家伙可真贪嘴。呵，小鬼！别这样啃妈妈，好不好？我说，太太，你别怕，你应该加入我们这个营，和我一样干活。我叫乌扎尔德，这是绰号。我喜欢叫乌扎尔德，不喜欢像我母亲一样叫比科尔诺小姐。我是伙食贩。军队相互开火，相互残杀时，给他们酒喝的女人就叫伙食贩，干这行的人可不少。我们两人的脚差不多大，我把鞋给你。八月十日①我在巴黎，给过韦斯特曼②酒喝，一切顺利。我看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就是人们称作的路易·卡佩。他不愿意。你听听看，就在一月十三日③，他还烧栗子吃，和家里人笑笑闹闹哩。后来他也不得不在我们称作的摇板上躺下，没穿礼服上装，没穿鞋，只穿着衬衫、凸纹布外衣、灰呢短裤和灰色丝袜。这些我可是亲眼见过。运地来的马车涂的是绿漆。我看你就来我们这里吧，这个营里都是好小伙子。你来当第二号伙食贩，我教你怎么干，呵，简单得很。你带上桶和铃铛，走到闹哄哄的、枪弹炮弹飞来飞去的地方，你大声喊：‘孩子们，谁要喝一口？’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我呀，无论是谁，我都给酒喝，给白军，也给蓝军，我是蓝军，是忠诚的蓝军，但我的酒是给所有人的。伤员们总是口渴。人死是不分观点的。人们死时应该相互握手。打仗真是件蠢事！你来我们这里吧。我要是被打死了，你就接我的班。你瞧，我就是这个脾气，但我既是好心的女人又是正直的男人。你不要害怕。”
①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巴黎起义公社袭击议会，国王被“停职”。
③参加八月十日革命行动的法国将军。
③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女酒贩停住了，那女人哺响说：
“我们原先的邻居叫玛丽－让娜，仆人叫玛丽－克洛德。”
此刻，拉杜中立正在训斥那个士兵：
“闭嘴，你吓坏了这位太太。在女人面前不该说粗话。”
“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也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呀。”士兵反驳说，“这些人可真是奇怪，岳父被领主打残废了，爷爷被神甫发配服苦役，父亲被国王吊死了，可他们还打仗，真他**，还不造反，还为领主、神甫、国王卖命！”
中士喝道：
“在队伍里不许说话！”
“不说话，中土。”士兵又说，“可是，这样漂亮的女人为了教士去送死，这总说不过去吧。”
“士兵，”中上说，“我们这里可不是梭枪俱乐部。别耍嘴皮子。”
接着他转身问那个女人：
“你丈夫呢，太太？他在于什么？他现在怎么样？”
“没了。被杀死了。”
“在哪里？”
“在树篱那边。”
“什么时候？”
“三天以前。”
“是谁干的？”
“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你丈夫？”
“不知道。”
“是蓝军？是白军？”
“是一颗子弹。”
“三天以前？”
“是的。”
“在哪个方向？”
“靠埃尔内。我丈夫倒下了，就是这样。”
“他死了以后，你干什么呢广
“领着孩子逃走。”
“去哪里？”
“往前走呗。”
“在哪里过夜？”
“地上。”
“吃什么呢？”
“不吃东西。”
中士以军人的方式撅起嘴，髭须碰到了鼻子。
“不吃东西？”
“在荆棘里找去年剩下的黑利李和桑果，还有越桔种子、颇草的嫩枝。”
“好嘛，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最大的孩子仿佛听懂了，说：“我饿。”
中士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配给面包，递给母亲。母亲将它掰成两半给了孩子们。两个小家伙贪婪地啃起来。
“她自己一口也不吃。”中士咕哝说。
“因为她不饿。”一位士兵说。
“因为她是母亲。”中士说。
孩子们停了下来。
“我渴。”一个孩子说。
“我渴。”另一个孩子也说。
“这个鬼树林里没有小溪吗？”中土问。
女酒贩从腰带上摘下那只和小铃销挂在一起的钢杯，旋开斜背在身上的木桶的开关，往林里倒了几滴酒，将杯子凑近孩子们的嘴唇。
第一个孩子喝了，做了个鬼睑。
第二个孩子喝了，吐了出来。
“这可是好喝的东西。”女贩说。
“是烈烧酒？”中土问道。
“对，上等酒，可他们是农民。”
接着，她擦擦杯子。
中士又问：
“你就这样逃命吗，太太？”
“只能这样呗。”
“穿过田野，好像有人跟在后面？”
“我拼命跑，然后走，然后倒下来。”
“可怜的教民！”女贩说。
“人们在打仗，”女人结结巴巴地说，‘周围都是枪弹。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丈夫被打死了，我只明白这一点。”
中士用枪托敲着地，大声说：
“愚蠢的战争！真他**！”
女人接着说：
“昨天夜里，我们在一棵埃穆斯里睡的觉。”
“四个人？”
“四个人。”
“睡觉？”
“睡觉。”
“那是站着睡觉了。”中士说，接着又转身对土兵们说，“同志们，这里有一种枯死的空心树，里面只容得下一个笔直站立的男人。这些野人们管这树叫埃穆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可能是巴黎人呀。”
“在树洞里睡觉！”女贩说，“还带着三个孩子！”
“要是孩子叫喊起来，过路的人只听见树在喊：‘爸爸，妈妈’，可什么也看不见，那可真古怪。”中士说。
“幸好现在是夏天。”女人叹息说。
她看着地面，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目光中流露出对灾难的困惑。
士兵们默默无语，在苦难的女人四周围成一圈。
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逃亡，遗弃，孤独，四面八万轰响的战火，饥饿，干渴，以草根为食，以天空为屋顶。
中士走近女人，瞧着吃奶的婴儿。婴儿放开了奶头，轻轻转过头，用漂亮的蓝眼睛瞧着向她俯身的那张野兽般毛茸茸的、令人害怕的脸，微笑了起来。
中士直起身来，一颗大泪珠在脸颊上滚下，停在髭须尽端，像一粒珍珠。
他提高声音说：
“同志们怕于这一切，我决定咱们营收养这些孩子。同意吗？咱们收养这三个孩子。”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高呼。
“好，一言为定。”中士说。
于是他将两手伸到母亲和孩子的头部上方：
“这就是红色无檐帽营的孩子们。”
女贩兴奋得跳了起来，喊着说：
“一顶帽子下的三个脑袋①。”
①富有寓意的文字游戏，表示三个人共一个观点。这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梦想。原编者注
接着她又大哭起来，狂热地亲吻那可怜的寡妇，说道：
“这小家伙看上去已经很淘气了。”
“共和国万岁！”士兵们再次喊道。
中士对那位母亲说：
“来吧，女公民。”
正文 第二章 巨剑①号轻巡航舰
人们猜到这艘船要去执行不同寻常的任务。的确，刚才有一个人上了船，神情仿佛是去做一件特殊的事。他是一位高大健壮的老人，身体挺得直直的，面孔严肃，显得既年老又年轻，很难猜出他的年龄。这种人虽然老迈却精力充沛，白发苍苍却目光炯炯，论精力有四十岁，论威望有八十岁。他跨上船时，身上那件出海穿的大衣微微张开，露出里面那条名叫布拉古布拉的宽大长裤，带腿套的长靴以及山羊皮上衣，这种上衣的面子是镶有丝花边的皮革，里子是横七竖八的粗毛。这是布列塔尼农民的装束。这种老式的布列塔尼上衣有两种用途：节庆和劳动。它可以两面穿，或是毛面朝外，或是绣面朝外；平时是兽皮，星期天是盛装。这位老人身上的农民服装似乎已经穿了很久，两膝和两肘都磨损了，仿佛更增加了这种故意制造的真实性。出海穿的大衣是用粗料子做的，很像是渔夫的破衣。老人戴一顶时新的圆帽，帽顶很大，帽檐很宽，将帽子拉低就像乡下人，在帽子一侧插上标志绦子，就像军人。老人像农民一样将帽子拉低，既无绦子也无标志。
泽西岛总督巴尔卡拉斯勋爵和图尔多韦尼亲王亲自将老人送到船上安顿下来。“王公们的密探，曾为国王的大弟弟阿尔图瓦伯爵当保缥的热朗布尔亲自安排老人的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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