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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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孩子掌握准确而规范的表达方式；

五是为了熏陶高尚的道德情操，我选录故事的原则是尽量找名著，人类各种美好的思想感情，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她的灵魂。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我还想用听故事录音的办法让婷儿尽快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婷儿在姥姥家学成了一种奇怪的口音半河南，半湖北，再夹杂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离开湖北，我就开始随时纠正婷儿的语音，并要求她只许用普通话与我对话。我认为，尽早教生活在方言区的孩子说普通话非常重要。因为从小听普通话，学普通话，普通话自然说得标准，对识字和阅读有直接帮助。如果普通话学得晚，孩子会认为“这不是我的语言”而不愿意说；就是肯说也不容易流利。这不仅影响早期阅读，还会减缓把书面语言变成思维语言的进程，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很不利。

我之所以采取自己录音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成的故事磁带卖，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妈妈的声音比买来的故事磁带更亲切，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美国当代儿童心理学专家劳伦斯·沙皮罗认为，故事是影响孩子思维的最好方式、因为孩子们会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听与读，你的参加更是会带来无法比拟的魔力。为使这些故事录音对婷儿具有长久的吸引力，每次给她念书的时候，我的语调都非常有感情，遇到不同人物的对话，我总是用音调的高、低、粗、细来加以区别。至于语速，则不快不慢，快了孩子反应不过来，会因为听不懂而失去兴趣；慢了孩子形不成“词”的概念，不仅妨碍理解，还会影响孩子的思维速度。

这段时间我们录下了大量好听的故事，有连环画上的，也有字书上的；有成套的《彩色世界童话故事》《昆虫世界漫游记》《一千零一夜》《小无知奇遇记》《孔雀石箱》等等，也有单本的《神笔马良》《戴铃档的猫》《天鹅湖》《海的女儿》《小国王奇遇记》…这些书和故事就像一个聚宝盆，装满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在婷儿能够独立阅读字书之前，她总是听了又听，看了又看，不断地从里面吸取精神营养。

儿童教育学家们说，多读多听生动有趣、语言优美的故事，可以使孩子的语言优美流畅。这正是婷儿听故事的直接收获。常常是头天晚上才录的故事，第二天就有故事里的词汇或句式出现在她的语言中。我清楚地记得，听过《海的女儿》，第二天上楼梯的时候婷儿就说：“我走路也要像水泡一样轻盈。”婷儿3岁生日时，她已经能绘声绘色地把很多故事揉台成一个大故事，当时足足记下了8O0多字呢。

快乐的星期天，到户外去学习

尽管白天表现得好，晚上就有故事听，但每天开会的生活对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枯燥了、一连开了6天会后，星期天早上婷儿一睁眼就央求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别去整党了好吗？”“好哇！”我说，“因为你前几天整党表现得很乖，今天妈妈要给你一个大奖品，带你到郊外去玩儿。”婷儿高兴极了，起床的动作比哪天都快。

吃完早点，婷儿就忙着和我一起收拾出去要用的吃的喝的看的，然后乖乖地让我把她抱进她的“专车”一一自行车后座的小藤椅。那时候，还没有人生产自行车上带小孩儿用的小椅子，为了防止婷儿在车上打嗑睡时摔下来，我土法上马，把一只小藤椅的腿踞短，牢牢地绑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等婷儿坐进去以后，再用绳子把她固定在小藤椅里。

婷儿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她的安全、为了让她从小树立安全观念，我总是随时随地把我采取的安全措施解释给她听。比如说，过马路为什么要先看左边再看右边还得走斑马线？过十字路口为什么要“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稍等”？到小饭馆去吃饭为什么要自己带碗筷？小朋友为什么不能给陌生人带路？等等。。。我认为，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安全教育应该放在第一位、只有确保孩子是安全的、健康的，才谈得上进行其他的教育。

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你不能指望她听一遍就行了，你得反复在需要注意安全的情境中重复输入信息。在去郊外的路上，我们要路过全市最大的十字路口，1984年，成都币公安局每个月都要在这儿公告交通事故伤亡人数。路过这块巨大的公告牌时，我特地停下来一字不漏地念给婷儿听，还悲伤地提到那些死者的妈妈有多么难过，那些伤残的人们有多么痛苦，末了还要和婷儿一起祈祷：这样的悲剧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和亲人的身上。（后来我们再从这儿过的时候，婷儿总是要提醒我注意这块公告牌，我也总是用悲叹和祈祷来加深她的印象。这种做法使婷儿养成了自觉注意安全的好习惯，“不论做什么事，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共识。）

骑过公告牌之后，婷儿问我：“成都为什么有这么多车祸？是不是有些人不怕车祸？”我告诉婷儿，车祸是人人都怕的，就像人人都害怕得癌症一样，但是很多人都有侥幸心理，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厄运不会降临在我的头上”。于是，尽管谁都喜欢健康和安全，却总是有人不幸地成为车祸、犯罪和病魔的牺牲品。

我知道，这段话里有几个婷儿不懂的词汇，如“侥幸心理、自欺欺人、犯罪、牺牲品”，我就像念故事的时候一样，遇到生词就随时给她解释，决不稀里糊涂地绕过去、你可能会说：孩子这么小，这么难的词汇解释了她也听不懂，记不住，解释了又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孩子这一次记不住和懂不懂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在“采取行动处理不懂的问题”，你解释生词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教给孩子学习态度和方法。如果大人在传授知识的时候遇到难点、疑点就绕过去，孩子就会养成“不求甚解”的坏习惯，日后在学习上肯定会把漏洞百出当正常。

为了让婷儿养成不懂就问的好习惯，我不仅让婷儿遍到生词一定要弄清楚，而且在看到不认识的东西或遇到不懂的事情时，也要随时让她弄清楚，让她习惯于“视野之内不存疑点”。如果遇到我也不懂的事物，我就会对婷儿说：“等我们问一个懂的人，或者等我们回去查书吧。”这时候，婷儿就会说：“我要记者提醒妈妈！”

我把婷儿搭到城边后，便寄存了自行车，换乘专跑郊区的公共汽车。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在野外步行谈话更方便，回来时婷儿疲倦了也不必走路，下了汽车就可以上她的“专车”接着打盹儿。

车行一刻钟，就到了真正的农村，大片大片的麦苗和油菜花，正等着我们去享受它们的芳香，探索它们秘密。下车后，我们拐上了一条河边小路。在开始新的谈话之前，我先任婷儿无拘无束地撒了一阵欢，婷儿看见一朵野花就欢呼着扑过去把它采下来，不一会儿，就采了一把各种各样的花。

我们的话题就从“你认识这些花吗”开始了、有些花婷儿从书上见过，就兴奋地对号入座，有些花婷儿没见过，就请我告诉她。我们先确认了这些花的名称，然后再比较花的颜色和形状。在比较形状的时候，我顺便就把花的构造讲给婷儿听，婷儿自然而然地就使用起“雄蕊、雌德、萼片”等专用名词，而且实实在在地懂得了它们的含义。在教婷儿认识紫云英的时候，我顺便讲到了“绿肥”和“化肥”，并把正在田间施肥的农民指给婷儿看，当然，在婷儿惊呼“好臭”的时候，正好讲讲“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道理。。。。

对婷儿来说，这样的星期天玩得最有趣，也学得最有效。因为在幼儿阶段，孩子学习的“内驱力”还谈不上崇高理想，坚强意志，高尚志趣或形势压力，要想有效地开发智能，必须依靠天性中的好奇心和求趣心。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带婷儿出去玩儿，每次都要在有趣的玩耍中教给她各种知识。许多家庭也常常带孩子到公园去玩，但很少注意引导孩子认识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孩子除了活动身躯，呼吸新鲜空气外，没有多大收获，往往玩了一整天，回家只会说一句话：“今天我和某某到公国去玩了的”，实在是很可惜！

选择幼儿园，谢绝上全托

每天带婷儿上班，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忙。每天早上闹钟一响就忙得像打仗，直到晚上婷儿终于睡着了，才能结束“战斗”，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大的教材上。

邻居小袁觉得我的处境太狼狈了，主动托付她女儿的班主任（一个全托幼儿园小班的老师），私下允许婷儿混在班里度过白天。我正在庆幸白天终于解放了，没想到，第三天没到中午婷儿就大哭大闹非要回家不可。老师怕领导发现，赶紧让小袁领回了她。我觉得很奇怪，婷儿是很喜欢幼儿园的呀？为了表达这种喜欢，她还“得罪”过人呢一一在姥姥家，她曾幼稚地告诉邻居：“丁爷爷，我对你没有感情，我对幼儿园的老师有感情！”

我抱歉地请小袁代我向那位老师致歉，并批评婷儿做得不对。婷儿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幼儿园又不教唱歌，又不教跳舞，也不讲故事，还不许玩玩具，我才不上这个幼儿园呢！”小袁不以为然地说：“小班是这个样子嘛！”她热心地劝我应该让文联帮我联系进这个幼儿园，文联人事处也愿意给我一个全托的指标，那几天，正在等我回话呢。

可我从婷儿的反常表现中意识到，这个幼儿园大概就是那种“单纯保育化、照看化”的老式幼儿园，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像同事给我联系的第三幼儿园，实行的是开放式教学教育，各种智力玩具都在几块大门板上堆着，小朋友想玩就玩，玩过了把玩具放回原处就行了。

我带婷儿去三幼考察过几次，她对三幼很感兴趣。要上这个教学示范幼儿园的话，还得再等几个月，但考虑到一旦选定幼儿园就得一连呆三年，我还是情愿等。

至于上不上全托，尽管我深知全托的指标来之不易，也明日上全托大人轻松，我还是谢绝了人们的好意。

我的想法是，别说是不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即便是重视开发智力的幼儿园，也不能让孩子去上全托。因为6岁以下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家庭的个别教育。他们注意力极易转移；情绪很不稳定；意志非常薄弱；不适合以集体教育为主。他们离不开父母的体肤接触、细腻的情感交流，他们在语言模仿、动作发展，性格塑造等重大方面都离不开父母的个别教育、如果不能每天都得到这种只能来自家庭的个别教育，就会失去促进孩子成长发展的主要环境和动力。为了天天都能给婷儿开“精神小灶”，我是绝对不会让婷儿上全托幼儿园的。

既然如此，婷儿就只有跟着我继续整党了。

没过多久，我在报纸上看见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要招一个戏剧理论专修班，五月份考试，学制两年，班主任是余秋雨。另一个是成都有个待业妇女办了一个私入幼儿园，离我家只有两站路远。我很兴奋，吃过午饭就到家庭幼儿园去考察。那儿的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也只有女老板一人，可十来个孩子们玩得还挺高兴，收费也不算贵，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就可以入园，我马上就给婷儿交了费。回到单位我赶紧就向李累主编汇报，希望领导批准我脱产补习中学的文化课，以便能考上余秋雨带的这个大专班。

李累主编非常重视给年轻人提供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不仅同意由编辑部支付我的进修费用，而且特地向文联党组打报告，批准了我的补习计划。我也不辱使命，在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的激烈竞争中，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课考试，专业课考试和面试自我感觉也不错，还在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我们编辑部组织了一批稿件，才坐上火车回到成都等消息。

我到上海考试期间，婷儿就全托给那家私人幼儿园。为了让婷儿在我离开的20天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我特地多付了10天的全托费，老板大妇也再三地让我放心。可当我回来接婷儿的时候，婷儿瘦得我都不敢认了，那块崭新的洗脸毛巾也变成了一块脏兮兮的黑抹布。对此我虽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婷儿捡起地上的馒头就连忙往嘴里塞的时候，当婷儿在洗澡盆里露出一根根肋骨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痛得发抖。

我至今也不知道婷儿在那20天里到底遭了些什么罪，因为我不想去问亏待她的人，也不准备再去上那个私人幼儿园。我只是在从湖北回来之后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匆匆写道：

。。。。分别20天后，婷儿在记忆上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对姥姥舅舅的印象突然淡漠了，原来会背的唐诗几乎都忘了。原来的一些习惯也没了，爱卫生的习惯和饮食上的习惯，好的坏的都没了。性格上也发生了变化，天真活泼减少了，猜疑心、小心眼多了。委琐，易怒，爱哭，渴望爱抚和拥抱。脸也瘦了，被蚊子咬得一脸一身都是疙瘩。我费了很大的劲来矫正她的性情习惯，恢复她的身心健康，最后决定请个小姑娘来帮我照顾她。一个月后，婷儿才复原。当时我很担心这20天的经历对她今后留下不良影响，一直在小心地认真观察。现在（两个月后）看来，这20天的经历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影响。

那段时间，我父母每个月省下10块钱支援我一半保姆费，直到婷儿终于上了三幼。

妈妈的遗憾，错过了和余秋雨的师生缘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就此放弃到上海读书的宝贵机会吗？我还是不甘心。作为最后一种选择，我找到了婷儿的生父，希望能让婷儿在他身边生活两年。可他也有他的难处。眼看走投无路，我便给余秋雨老师写信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允许我在成都读书，到上海考试？没想到，余老师居然说服院领导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我越想越觉得用函授方式读上戏实在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在成都在职自学电大，还可保留一个脱产到院校进修的机会。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说来也奇怪，这种有缘无份的情景竟然也发生在我父亲和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我父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课的吸引力，但《文化苦旅》的确使他深感“高山流水遇知音”。余秋雨说自己“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太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放弃师从余秋雨的机会，可以说是我为婷儿做出的最大牺牲，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我一想起这些就深感惆怅，以至于忍不住说了这些题外话。好在婷儿培养得十分成功，我的牺牲也算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严格地说我甘愿为婷儿牺牲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血缘爱”的范畴。在我看到婷儿寄放在私人幼儿园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血缘爱”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

因为“血缘爱”是盲目的、朴素的爱，以满足亲人心理需要为主，主要设法满足孩子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单向”的爱。高尔基曾批评说：“这是连母鸡都会的。”在教育学家眼里，这种低级的“血缘爱”只有升级为“教育爱”（即有育儿成才的理想、目标和信念；讲究爱子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在满足孩子必要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和情趣；建立民主的、相互关心的“双向”爱的关系等），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当我看到婷儿在缺乏“血缘爱”的环境里的可怕变化之后，才真切地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爱”虽然最重要，“血缘爱”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有高尚牺牲精神的爱并非只能来自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孩子连“母鸡都会的爱”都得不到，又怎能享受得到更加高级的“教育爱”呢？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忍痛去牺牲吧！买书专挑名著，熏陶审美情趣

听说我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却不去读，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好在李累主编非常理解我的苦衷，支持我兼顾工作、自学和孩子的决定。于是，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向前运行。

有小保姆帮着照料婷儿，我总算可以多用一些业余时间准备电大的期末考试了，但晚饭后到婷儿睡觉之前这段时间我还是用于她的早期教育。我依然是利用饭后散步的机会看见什么就和婷儿谈什么，继续扩大她的知识面，培养她的观察力。等到星期六，我们三个就高高兴共地去春熙路逛夜市。那几年正是廉价的传统连环画和高档的彩色连环画产品换代的时期，星期六的夜市上经常会有新华书店减价处理传统连环画，只花两毛钱左右就可以买一本很有趣的书。我和婷儿最喜欢在减价书摊上沙里淘金，每次都能买回几本物美价廉的连环画。那时候，市面上刚刚推出三毛钱一支的“娃娃头”冰激淋，婷儿很爱吃，但我只让她尝过一两次、有一次逛夜市，我很想看看婷儿对书籍到底有多重视，就给了她三毛钱，说：“随便你买一支娃娃头或是买一本画书。”婷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要买书。我问她为什么，婷儿说：“冰淇淋吃完就没有了，而书却可以看了又看。”婷儿的选择让我非常高兴，于是既买了书，又奖励了她一支冰激淋。

在为婷儿买书、录故事时候，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选择名著。我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中外名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发展婷儿的智力和审美心理结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了那些她听得懂的儿童文学名著之外，那些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也是具有长久吸引力的好书。我在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写道：

我到上海考试时，买了一套《红楼梦》的连环画，婷儿简直太喜欢《红楼梦》了，兴趣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总是缠着我和小李讲《红楼梦》。很快就记住了《宝黛初会》《熙凤弄权》《黛玉葬花》《红楼二尤》的书名、人名和模模糊糊的情节。一天在戏剧家协会看舞剧《红楼梦》的录像，因为录得不好，看到“金玉良缘”对黛玉的刺激时，就停下来放起苏联的一部芭蕾教学片，婷儿顿时大哭起来，非要看《红楼梦》不可。我怎么哄都不行，只好让小保姆把她带走了。

我也是很爱《红楼梦》的，在怀孕期间，我第二次读了《红楼梦》，难道这也能遗传吗？姥姥也爱看《红楼梦》，曾带着婷儿看过电视里放的越剧《红楼梦》。婷儿不到3岁时就会讲《红楼梦》的故事：“贾宝玉有个林妹妹，后来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了，林妹妹就死了。”这当然是姥姥教婷儿讲的。难为婷儿还知道喜欢林黛玉，讨厌薛宝钗，其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非同龄儿童可比。

7月底，婷儿因高烧40℃住院，住院期间，婷儿退烧后主要靠听、看《红楼梦》连环画消磨时间。她那股入迷劲儿，缠人劲儿，使同病室的大人们非常吃惊。现在，我为了让她长大一些后还有完好的《红楼梦》连环画可看，暂时把这套书收起来了。不过9月的一天我带她看了一场电影《红楼梦》，其效果抵得过讲十遍书。

这么小就接触《红楼梦》好不好呢？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文艺领域，而且已渗入社会生活、历史传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早一点接触它，加上古典诗词的熏陶（到目前为止婷儿已背诵过十几首古诗），可以早一点使孩子感染古典文学的美，这对孩子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意义重大。古典美加上民间故事的民间艺术美和自然美，和我言传身教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将使婷儿具备异常丰富的内心活动，和很强的表达能力。只要我持之以恒地培养她，严格而科学地训练她，她就能早日出成果、这一切，对一个没有经过早期教育的孩子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婷儿，则是正在实施、正在实现的理想。

与看不见的未来相比，当时有一个细节非常有力地坚定了我的信心。那是在着一场大型儿童剧的时候，3岁3个月的婷儿突出地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审美能力：

7月2日看《月琴与小老虎》，婷儿很动感情。她的反应很强烈，而且很准确，很正确。不仅表现在对角色的爱憎上，而且表现在对角色心理和处境的体验、理解上。最突出的是：小主人公拉嘎落进财主的陷阱后，再三催促他的朋友小老虎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小老虎不肯丢下朋友逃命，怎么也不肯走。这时候，台下的小朋友都在帮拉嘎催小老虎走。好多孩子都喊出声来：“快走啊！小老虎！”婷儿却对我说：“妈妈，小老虎不能走。”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拉嘎还在陷阱里呢，小老虎要保护朋友，怎么能走呢？”我很高兴她理解了这个戏剧情境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友谊比生命更宝贵。这一点，许多小观众他们大都是小学生，都没有领悟到。

痛苦而正确的选择：不做神童

3岁前后，婷儿身上表现出来的兴趣很多，如学英语的欲望，学从字、学写字、学算数、学画画的欲望和对弹钢琴的渴望等等，我都只能满足极少的一部分，另一些则因为无时间、无钱、无能力而忍痛搁置一旁。比如说，婷儿现在很想说英语，她已经在熟练地用英语说“请”，自己还编了一些“英语”咕咕叽叽地念叨，真可笑。就像她编的谁也不懂的“七言古诗”一样。可惜那时候还买不到儿童英语磁带，我也无法教她。这样耽搁下去，按照“潜能递减”的法则，婷儿必然会失去成为“神童”的机会。

我非常清楚，婴幼儿的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可是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学习，在1985年底电大毕业之前，我都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来完成把她培养成“神童”的计划。

怎么办呢？难道我还应该为婷儿作出进一步的牺牲，连自学电大也放弃吗？顺着这个思路，我进一步地设想到：如果我放弃自学电大，就可以开始教婷儿小学的功课，我估计婷儿3年左右就可以掌握小学的课程，即使再用6年时间来学习中学的课程，也可以在12岁左右考上大学一这个“时刻表”多么吸引人啊！可我当时的处境是，如果我放弃自学电大，就可能失去我所热爱的编辑工作，我和婷儿的生活来源就会失去保障，在她考上大学之前，我仍然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被迫终止培养“神童”的计划。而且，如果让婷儿在家里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功课，光靠我这点业余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再说中学的数理化我自己教不了，也没钱请家教。

怎么办？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就此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吗？为了说服自己，我决定在不考虑财力的前提下审视一下走“神重”之路对婷儿的负面影响。首先，如果在家里攻书，婷儿将失去与同龄人一起度过童年的机会，这将大大限制她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考虑到我的知识结构对她的影响，她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理科人才，作为一个文科人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恰好应该是她的强项，而这些能力只能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因此，在家里自学的方案实际上会妨碍她将来的发展。其次，母亲的行为是女儿最有力的榜样，如果我彻底放弃自修计划，怎么能把她培养成认准目标努力上进的人呢？

还有个坏处既可笑又现实－－本来才女就不好找丈夫，如果婷儿真地成了个“女神重”，将来嫁给谁呢？经过几天几夜翻来覆去的思考，我的结论是：也许放弃当“神童”更为明智一些。一是可以按部就班地与同龄人一起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在时间上避开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冲突；二是放弃在学业方面“单兵突进”的策略后，可以把教育的重点仍然放在全面发展上，这将更加有利于她的智能开发和性格培养，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积累足够的“后劲”；三是自学电大对我来说具有补充和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可以给她当一个更加称职的家教；另外，在经济上这也是惟一可行的计划，毕竟，自学电大关系到我能否评聘编辑系列的专业技术职称，我必须为改善我们的生存条件投入最起码的时间。

想通了这几点，让人辗转难眠的痛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