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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孩刘亦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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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才能的表现，这样的孩子，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事。
克莉斯·莱恩获得了《公民奖》，这是一项表彰社会责任心的奖，与学习成绩也无关。
亚当·马尔克斯获得了《活动奖》，这是一项表彰课外活动成绩的奖。
查普曼和弗拉休两人，还共同获得了《道德规范奖》。这是一项与学习成绩无关，只与道德表现有关的奖。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能当个好人，也值得鼓励。
后来，我在兰登获得校级奖励的名单上，还看到过下列各种奖项：
《兰登学校父亲俱乐部公民奖》，是一项鼓励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奖项。
《威廉·哈里森三重奖》，是一项奖励学生综合素质的奖。
《哈夫·里德伯格毕业生学术成就奖》，这是为了奖励学习成绩而设的奖，这样的奖项在兰登学校只占少数。
《达特茅斯读书俱乐部奖》，这是专为鼓励学生多读好书而设的奖。
《哈佛大学普利策读书奖》，“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励，兰登学校设立这项奖，也是为鼓励学生们多读好书。
《威廉·利姆斯中学运动奖》，设立它，是为了鼓励学生发展体育才能。
《威廉姆斯·维斯低年级运动精神奖》。低年级的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跑不快，跳不高，有的学生还胆子特小。为了鼓励他们在运动场上放开胆子，重在参与，特地设立了这样的奖。
以上这些，通通是学校一级的奖励，获奖者大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以上。如果算上在班级和年级得奖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定非常大。
我很快就发现，兰登学校，当然还有圣安德鲁学校设立的各种奖项，跟我国中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多元化的丰富色彩和大比例的覆盖面。而直接指向学业成就的奖项，占的比例却相当小。据说美国的绝大多数学校，也是这样。
这样奖，那样奖，只要是能推动学生们努力向上的奖，校方都在变着花样地推出来。看来在兰登，不论你在哪方面有点小本事，又愿意比别人多努一把力，就总能找到得奖的机会，只要是有价值的才能和行为，总能受到赞赏和激励、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失败体验的孩子，一定少得多，相当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棒。怪不得美国学生做起事来，一个个总是显得那样自信。
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也没关系，兰登学校获奖人数最多的一种奖，是《加里·马奎尔道德规范奖》，它的得主往往能在每年的校级奖励获奖者名单里占上一半。即使上帝没给你任何才能，认认真真当个有道德的好人，也一样会赢得赞誉。
看来，兰登学校（和美国很多学校）的奖励方法，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我品味着设立这项奖的用意，不禁拍手叫好。
对比起来，我国中小学的奖励体系，对学生素质的激励作用，过于狭窄地集中于分数方面，而对其他素质的激励却重视得太少了。
一个中国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只知道努力学习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是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虽说有三项衡量标准，可是由于身体好和思想好都缺少“硬指标”来衡量，实际上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学习成绩。一般情况下，只要分数高，别的方面还过得去，就能当上三好学生。所以，三好学生的荣誉评价系统，发挥着以各门功课的分数高低为中心的导向作用。
其他经常使用的荣誉评价手段，不是在加强“分数就是素质”的倾向（例如各科目的竞赛获奖），就是难以与三好学生系列奖项相抗衡（例如道德品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较好表现，就难以获得真正有份量的奖项）。这种奖励体系单一化的倾向，实际上限制了多数学生其他素质的全面发展。这就相当于让猫和狗都以捉耗子的数量来论成绩，只照顾了大花猫的成就，却埋没了小黄狗的才能。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中小学校不妨也打破常规试一试。从校级到班级，设上一连串的奖项。想方设法让那些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孩子们，也能从老师或校长手中屡次接过那郑重颁发的大红奖状。让全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体验过成功的喜悦与荣耀。这样的孩子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走得更自信，更有光彩。
法语课与《欧洲之旅》
兰登学校上外语课，最大的特色，是把学外语与了解外国文化紧紧“捆”在一起。
兰登学校共开了三门外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不管那一门外语，都必定有一段时间专门讲授有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两门主要的外语，介绍文化的内容之多，当然不用说。汉语，在兰登是开设不久的外语，即使如此，同样也穿插了许多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和当前情况的介绍。而且每年都有一批对中国有兴趣、选修了汉语的兰登学生，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参观、访问、交朋友，身临其境地体味中国文化。接待他们的，就是我的母校——成都外国语学校。
然而最典型的，还是为法语课专门安排的“兰登欧洲之旅”。
每一年，兰登学校学法语的高年级学生，都有机会到法国去作一次为期一个半月的异国之旅。旅游的目的，一是到地道的法国语言环境中，进一步提高法语水平；二是实地感受浓郁的法国文化气息。
兰登学校在制定这个欧洲之旅计划的时候，特别使用了一个词Immersion…………沉浸。这个词十分形象地说明了，美国学生到了法国，就应该像海绵一样，浸泡、淹没在法语和法国文化中，尽可能多地吸收原汁原味的法国文化。
学生们一到法国，就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法语水平，就被编到几个程度不同的班里。法语学得不够好的，由美国老师教，便于随时辅导。基础好的，就由法国老师上课，便于深入掌握。
兰登的学生们在法国期间，一部分时间是法国学校的课堂度过的，学习内容很广泛。法国老师会如数家珍地向美国孩子介绍法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法国音乐，甚至驰名世界的法国葡萄酒。生动的讲解。不时结合法国语言语法和词汇学习。让美国学生受益匪浅。
下课以后，学生们还是在“上”法语课，因为身处法国，法语“课”就无处不在。
兰登学校为每个美国学生，都联系了一个法国家庭。美国孩子就像法国家庭的正式成员一样，自然而然的跟法国人生活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逛公园、参观博物馆。。。
所有这些法国家庭，都是自愿参加美－法学生交流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成员都必须会说英语。不过，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开口说英语，宁肯让美国学生结结巴巴，比比划划地说法语。
法国家庭的成员们，大都会非常积极地参加这项交流计划的活动。家里来个美国人，既能给生活增添不少情趣，又能让法国孩子们了解另一种文化，开阔一下眼界呢。每天，美国学生一回“家”，法国家庭的大人小孩就会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不用说，全是用法语：
“杰克，今天又学了些什么？”“杰克，你想去卢浮宫吗？你可以看到好多有名的法国油画，还有罗丹的雕像。”“杰克，今天妈妈买了蜗牛，这是一道最好吃的法国莱。。。”广泛而有趣的话题，不光能提高法语水平，还能了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法国人。
外出上街，也是计划内的重要的一“课”。法国的HostParents（东道主父母），会想方设法，把美国学生推到第一线。到咖啡馆点咖啡，到餐馆点法国菜，买单，给侍者小费，都是美国学生的联系机会、这可能一点也不轻松。咖啡馆里的咖啡名目繁多，每一种咖啡都要附加若干个动词或形容词才说得清。——“我要一杯黑咖啡，不放糖，但要加奶。。。”
法国菜肴，作为西餐首屈一指的代表，更是花样百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餐馆，菜式动不动数以百计，真是难为了美国学生。
每次进一次餐馆，就像参加了一场法国语言考试，不过却很有趣。这大概可以看作日常生活中的法语“小测验”。
有的法国家长还把美国学生带到著名的菲彻斯考帕游乐园——这是法国最著名的游乐园，相当于美国的迪斯尼。但却不是为了玩耍游乐，而是要让美国学生经受更大的考验—一他们要求美国孩子去当一整天的导游，必须百分之百用法语：
“托尼，瞧，那位先生是从外地来的，他还没有来过菲彻斯考帕，给他介绍一下好吗？”于是，美国来的托尼就不得不搜肠刮肚，用不熟练的法语向法国人介绍法国的游乐园。这样的导游工作，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下来，法语进步可不算小。这大概可以算作参加法语“大考”吧。
还有的美国学生在法国的大街上忘了路，哪怕法国的家长就在身边，问路也是你自己的事。问完了路，还要为大家引路，左弯左拐，直到找到自己的家门口。
兰登的欧洲之旅，正好碰上法国的国庆一一一7月14日的“巴士底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就是在这一天攻占了巴士底狱。这一天的法国，到处都是飘扬的彩旗、燃放的烟花和欢乐的人群、美国学生们被一家家法国人请去做客，由于法国人天生热情好客，一道又一道法国大案常常吃得美国学生肚皮溜圆。这一天也是了解法国文化的绝好机会。
交朋友，是《欧洲之旅》的又一个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文化。40多天的朝夕相处，使美国学生和法国家庭很容易都会成为好朋友。如果法国学生还要到兰登学校回访，他们之间的友谊，就会更“铁”了。
有的美国学生从兰登毕业了，进了大学，甚至以后到国外去工作了几年，仍然会跟他们的法国朋友继续交往，联系不断。
美国民族，是一个有全球眼光的民族。美国的很多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总是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了解美国以外的世界。有的是学校里就有印度孩子、海地孩子或日本孩子读书，或是美国学生自己就到法国、泰国或巴西旅游过。很多美国学生从小学或中学时代起，就已经积累了不少与其他民族打交道的经验。这种实实在在的“胸怀全球”，为美国以整个世界为舞台纵横驰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中国人该怎样培养大量通晓世界事务的人才，这是一个大课题。也许，这也需要从外语课这样的小处开始着手？
中美两国中学生素质对比
我的访美活动即将结束了。美国老师和同学们主动为我用磁带录下了热情友好的临别赠言，还送给我许多小礼物，每个人都强调说：“这是我亲手设计制作的。”似乎不如此就表达不出惜别之情的真挚程度。这又一次让我感觉到，美国人对个人独创性的推崇已经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
回顾一个月以来的所见所闻，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美国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发达和富裕。这些方面，我在到美国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耳闻，到美国后也已经见惯不惊了。
在长时间的回国飞行途中，我经常浮想连翩。纷乱的思绪最终被疏理成两个问题：这些物质上的成就是靠怎样的人创造出来的？这些人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顺着这个思路，我把中美两国中学生的素质作了一番对比。尽管这种对比，更多的只是一些直接所见的印象。但我还是觉得把它们写出来，可能更有助于对素质教育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身体素质对比：美国学生占较大优势。
体育是美国学校里的重要课程。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兰登和圣安德鲁的学生就把时间都用到了运动场上。美国孩子，从小学开始，简直就是泡在运动场上长大的。大量的体育锻炼，加上合理充足的营养，美国学生大都长得“牛高马大”。就连女孩子对体育也十分热衷。体育好学习也好的学生，才最受同学们的推崇。
身强体壮，就会精力充沛后劲足，往往也利于培养意志坚强，积极进取的性格。体育锻炼的好处确实很多。相反，一个身体赢弱，无精打采的孩子，意志力也容易受到损害。
在我们的不少学校里，“豆芽菜”式的体型比比皆是。“小胖墩”式的身材也越来越多，但是，那种肌肉发达、动作灵活的运动员型学生，却很少见。而这在美国的中学里，却是十分普遍的类型。
我很庆幸，十几年以来我的父母一直重视体育的功效。我也有几分遗憾，从小学到中学，锻炼的时间总嫌不够。
如果每个中国家庭都把孩子的体育锻炼，看得像语文数学的分数一样重要，就给自己的孩子送了一份终身享用的厚礼。如果重视体育能成为每所校园里的“硬政策”，那就更会给中华民族的未来，铸造无数坚实的基石。
2，独立能力对比：多数美国学生胜过中国学生。
一方面，这是因为美国家庭普遍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学生锻炼独立能力的机会，也非常多。自己动手，几乎成了与生俱来的习惯。
不分担家务劳动的孩子很少见。不是操汽车，就是剪草坪。年级稍大的小学生，就可能当上了小报童，挨家挨户送报纸。钱虽然挣得不多，却从小小年纪就学着面对社会，独立处理问题。到中学阶段，好工变得更为常见。一到暑假，加油站、快餐店、超级市场，到处都有中学生在忙着干活。一个暑假下来，往往能挣两三千美元，这对中学生来说，是一笔大数目了。到了这个年龄，很多中学生都已经变得相当老练、自信了。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家庭的父母，往往把得到好分数看成孩子的唯一任务，其他一切家务事，就通通由父母包办代劳了。这可不是帮忙，而是剥夺了培养他们能力的机会。其结果，在几年前震惊全国的《中日下一代的较量》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内蒙古草原上的野外生存比赛中，我们中国的下一代因为父母的溺爱和娇惯输给了日本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培养出来的寄生依赖思想，是我们这一代致命的弱点。望子成龙的父母们，何不从小多给孩子一点“放单飞”的机会呢？
3，基础知识量对比：中国学生超过美国学生。
从我所见到的情况看，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量，特别是数理化方面，多于美国学生。这是中国学生的重要优势之一、然而中国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却不如美国学生那样灵活主动，富有探索精神。
这次访美期间，兰登学校的教学老师为我们安排了一场“国际数学友谊赛”。考题一共有10道，难度都在现有的教材之上。时间一到，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们学校的高三的欧鹏做对了8道题。上海的高三学生任海云，十道题全都做对了，得了满分、再看美国学生，就连兰登学校最棒的数学尖子，也只做出了六道题，其他美国学生的得分当然就更低。
我也接触到不少大陆留美的中国学生，他们大都勤奋努力，学习成绩优秀。但最有成就的学生，却不一定是分数最高的学生。因为成就不光来自考试的高分，更要靠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中国的教育改革，如果能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同时，继续保持基本知识扎实的长处，那么，中国学生的素质将不再比欧美学生逊色。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美国人也正在反省他们的教育，认识到以前忽视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造成美国的基础教育落后于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我父母认识的一位在美国留过学的日本女博士，就不肯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认为美国的中小学学得不如日本扎实。如今美国也要搞教育改革，弥补以前的漏洞。
4、团队精神：中国学生不如美国学生。
在美国学生口中，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Teamspirit，意思是“团队精神”，说的是一个人与大家协同工作的能力或态度。一场蓝球赛里，如果哪个家伙为了自己出风头，老爱独自卖弄球技，连累大家输了球，他就会被大家一致斥为“没有团队精神”。
体育和其他活动，都是美国学生培养TeamsPirit的课堂。
无论是圣安德鲁，还是兰登，各种体育比赛一场接一场，一年四季，几乎每周不停。如果加上平时的训练，美国学生在运动队里度过的时间就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再加上各种广义的“运动队’——一戏剧小组、乐队、舞蹈队、唱诗班。。。大概就很少有不具备团队经历的美国学生了。这对培养他们协同工作的好习惯，起了很大作用。
把团队精神放大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具有与他人紧密协作的习惯，就会减少许多内耗，产生许多生机勃勃的企业和团体，使整个社会更有活力。
相对而言，中国的中小学生，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独自面对书本和考卷，缺乏长期与同学紧密合作的经历，这就容易造成团队意识的淡漠，从而影响到他们日后在工作岗位上与同事“拧成一股绳”的能力，并可能产生各种不必要的内耗。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就不容易产生强大的“合力”。
我们的中小学里，是否也有必要把“协作能力”列为培养目标之一，使“集体主义”的内涵变得更有建设性？
5、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一美国学生一般强于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往往做事先考虑是否有章可循，而美国学生则显得更放得开。他们习惯于“只要没被禁止的，就都可以做”，玩起来花样百出，做起事来也较少有框框的束缚，敢想敢干，容易取得成功。
6、人际交往能力—一美国学生大都比中国学生强。
这是因为美国学生之间的交往机会特别多的缘故。首先是学校里的各种名目的社团多，活动也多。办校报、搞演出、体育比赛令人目不暇接。此外，美国学生也喜欢自己在周末搞各种聚会，生日Party之类。这位美国学生在交往时，往往比中国学生显得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7、动手能力—一美国学生多数强于中国学生。
他们在课内和课外，都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不仅有课内的许多实验和操作项目可做，甚至到博物馆、展览馆参观，也有不少展品是允许孩子们去摸、去动、去操作的。美国人在家里也喜欢凡事自己动手干，于是孩子们从小习惯于自己动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8、刻苦学习的态度—一中美名校的学生差不多。
在圣安德鲁和兰登这样的名校里，美国学生刻苦学习的态度跟我所知道的中国名校的学生相近。多数学生放学后，都要自学3－4个小时。但是，美国学生通常也比中国学生更注重对生活的享受。
就我有限的见闻来看，中国中小学生在素质上还落后于美国学生。我真心希望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高度重视，我相信，离解决它的日子也就不会太远了。
据我的观察，美国学生的素质教育，主要靠的是合理的目标和有效的制度，对硬件的依赖程度并不算大，其大多数素质的培养方法，在我国的学校里也是能够实行的。例如，实行多元目标的奖励制度，大力加强体育活动，变填鸭式的授课方式为启发和探索的方式，加强协作精神的培养，鼓励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心等等。
同时，家长如果想当“有心人”，也不必一切都坐等学校来做。我的亲身经历说明，许多良好的素质，一样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出来。
中国学生一点也不比欧美学生笨。从小学到大学，在很多美国学校里，华裔学生总是名列前茅。由于重视教育，美国华裔已经成为美国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超过了当初居于榜首的美国犹太人，更在日裔之上。在美国加州的硅谷，由于大量华人高科技人员的聚集，汉语已经可以成为很多硅谷公司的工作语言了。
这样看来，只要有一个科学有效的教育体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位既定的素质教育目标得以实现，我们的中小学里也一定能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学生来。
一路走好！一路顺风！我为我心中永远是那样亲切的中国校园默默祝福。
第十二章 挑战人生，冲刺哈佛
（爸爸张欣武自述）
1998年2月中旬，婷儿和欧鹏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当他们还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拉瑞的报喜邮件已经抢先一步飞到了成都外国语学校。婷儿他们一到家，报社的记者就连夜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成都晚报》在头版用大红标题登出了《蓉城中学生访美载誉归来》，其它媒体也争相报道。不论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是一般市民，都认为他们在美国的出色表现给中国青少年争了光，也给家乡人民争了光。
欧鹏和婷儿在积极配合媒体的同时，心里却急得够呛：这次访美足足用掉了1个月呀！高三和高二的同学们，在高考的峭壁上又攀登了一大截了。他们得集中精力尽快赶上。拉瑞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挑战？
1998年6月，婷儿正忙着高中会考时，收到拉瑞的电子邮件，他以惯常的简洁方式，开门见山地说：
“艾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知哥伦比亚和威尔斯利都有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全额奖学金，当然，他们只接受最棒的中国学生。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
很明显，婷儿到底愿不愿意到美国读书，拉瑞还没有把握，因为在美国的C－SPAN电视台答听众热线的时候，婷儿是惟—一个表示不打算到美国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婷儿访美之前，我们全家曾经商量过对婷儿读大学的设想，大家一致的看法，都觉得在研究生阶段再出国更合适。在C－SPAN，婷儿回答的，就是当初的这个设想。正因为如此，拉瑞感到有必要先征询一下婷儿的意见。
对拉瑞的这个邮件，婷儿还是重申了原来的设想，并好奇地问：你认为我有多大的把握竞争美国名校的全额奖学金？
很快，拉瑞又来了一封邮件。拉瑞说：“竞争的成败不取决于我的推荐信，而在于你有多优秀。不过，我以前推荐的两名学生，被录取后表现得都很出色，因此，我的推荐在学校方面应该有点信用。但这不是有绝对把握的事，这种竞争总是有些不确定的因素。”接着，拉瑞进一步分析了婷儿在中国和美国读大学的利和弊。他毫不含糊地认为，婷儿如果能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显然更有利于将来的发展。他觉得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冒险。不过拉瑞毕竟是个执业多年的律师，职业习惯使他没有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婷儿，而是希望婷儿认真考虑他的建议。
当时婷儿才满17岁，做什么决定，都还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所以拉瑞也没有忽略从法律的角度让婷儿征求父母的意见。
得知拉瑞的来信内容后，我们3个人先都兴奋了一阵—一我们觉得，拉瑞的态度又一次证实了婷儿的发展潜力。接着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到美国读书，毕竟是关系到一生成败的重大安排，不仔细权衡利弊，不能轻率做决定。况且它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太多太多。一旦确定出国读书，婷儿现有的整个生活安排都需要做出大调整，这就像一辆飞驰的汽车想转急弯一样困难。
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托福考试成绩。
除了其他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之外，拉瑞对托福成绩也很重视，他给婷儿提出的标准是要考到640分一一想得到美国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就得考到这么多。这可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如果托福考得不好，或者其他方面达不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的要求怎么办？拉瑞也没忘了加上他的看法：如果不能被第一流的大学录取，就不如不到美国读书。
拉瑞爱惜人才，那份无私就像洋雷锋，心情的殷切和执著也一点不亚于中国的伯乐。不过，拉瑞也像很多美国人一样，做事极看重效率和成果。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也需要抓紧时间，多做几件有价值的事情。婷儿要是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拉瑞也只好遗憾地把她从自己的名单上划掉。
由于在此之前，婷儿和我们都把出国读书看成是大学本科读完后的事，以至婷儿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课之外，从来没有专门为考托福做过一点准备。
临阵磨枪，很容易变成败兆。在临近高三的门坎前，时间贵如黄金，仓促上阵考托福，能考出好成绩吗？
拉瑞的建议，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考验一－不合格，就别“上岗”！艰难的抉择：是否到美国读大学？
在是否申请美国大学的问题上，婷儿和我们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使我们决定不下来的原因，正是时间不足。
婷儿马上就要读高三了。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高三，用该校历届毕业生们的话来说，是一场“人生的洗礼”。不少往届的高三毕业生都说，正是由于经历了一年的艰苦拼搏，才让他们自豪地宣称，人生没有什么苦是他们吃不下来的。高三学习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学校的作息制度，要求每一名学生从早上6：3O就要到操场参加早锻炼。紧接着，每天的紧张学习任务就像压路机似的，轰隆轰隆地碾将过来、除了午饭后和晚饭后短暂的休息之外，学习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0：30。
晚自习结束之后，学生们还要自觉开“夜车”。11年寒窗苦读，马上就是最后一战了，都互相较着劲儿，你看书看到12：00，我就要做题做到凌晨1：00才肯罢手。
这样一来，睡觉不足就成了普遍问题。婷儿高三的时候加上中午打个旽的时间，平均每天能睡上6个小时就不错了。
如果婷儿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立刻就全面临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学校的任务，一个字也不能少，这意味着每天要在早上6：15起床，午夜12：00睡觉。另一方面，要填写的美国大学申请表，堆在一起差不多将近一尺厚，同样也是一个字不能少。那又会在几点钟才能睡觉？
拉瑞只推荐婷儿申请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即使在美国，也是供不应求的。竞争的主要对手将是那些早就在摩拳擦掌的美国优秀中学生。访问美国期间，婷儿亲眼看到了美国学生准备参加“高考”的方式—一由于美国中学都是学完一门课，就结业一门课，不像中国把6年的功课集中到一起“秋后算账”。早在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二，美国中学生就已经相当轻松了。他们只要参加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的“学者资质考试”（SATI），就有资格申请读大学。婷儿跟美国学生竞争，就像一名举着杠铃的运动员，与一群轻装的短跑运动员赛跑一样，从态势上看就很不利，不能保证成功。
所以国内高考，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这历来是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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