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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汉朝-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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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苦闷的贾谊
一、天才贾谊
让我们就此搁下刘长，去看望一个长期陷于苦闷中的人。此人，正是汉初著名政论家及思想家贾谊先生。
贾谊，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才华盖世，当世无可匹敌，俗称天才。据《史记》载，贾谊年十八，背功一流，闻名于郡中。所谓背功，就是背书的功夫，书目则为诗书礼易之类。
司马迁说，努力种田，不如遇上丰年；努力做官，不如遇上赏识你的高官。对此，相信贾谊是深有同感的。当他闻名于世时，立即引来当地高官的目光，此人正是河南郡守吴公。吴公听说贾谊有才，收其门下，倍加宠受。然而，刘恒刚当上皇帝之时，也想提拔有才的高官，他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天下第一，并且跟秦朝丞相李斯同出一邑，于是提拔他为廷尉。
那时，吴公对刘恒说，我这里还有个才华出众，诸家百书无所不通的青年仔，您看能不能给他安排个职位。刘恒一听，这等买一送一的好生意，当然接下。于是刘恒把贾谊召来，升为博士。
身为博士的贾谊，从此有机会入朝参加议政。当时，他也才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于当朝最为年少。这样没什么不好的，凭什么议政的时候总是一帮老头子在那里指手划脚，抱足不前。青年人啊，就像早上的阳光，犹如晨光里的新鲜空气。对于长期泡于政府机关的高官来说，的确需要一种清新的阳光和空气冲冲这满朝的阴气。
而贾谊，恰好满足了这部分人的期望。
事实上，贾谊并没有辜负众人的期待。每当刘恒颁诏，诸老先生不能言者，贾谊都能对答如流，侃侃而谈。更让这帮老头子佩服的是，贾谊说出了他们想说却不能说的那部分。说白了，就是贾谊趁着年青气盛，敢说敢做，多了奋勇，少了顾忌。
没有人说这是不好的习惯。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年青人嘛，就应该表现出年青人的个性。如果贾谊装像一幅老态龙钟之举，那他就不是真正的贾谊，也不是什么鸟天才了。贾谊的才华不但受到众多高官的赞赏，更受到了刘恒的喜欢。于是，只一年之余，贾谊就在一片惊呼声中，被刘恒破格升为太中大夫。
还是后生可畏啊。这可能是满朝大佬们对贾谊的最高评价。
可畏的贾谊乘势而进，继续表现他过人之才华。于是，贾谊对刘恒说，汉朝都建立二十年余了，天下和洽，竟还使用前秦服饰和制度，实在不应该了，现在应该破旧立新，弄出汉朝人真正的风格来。
有必要交待一下，当初刘邦搞定天下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惰性，还是心力不足，把秦朝那一套服装及官名等国家制度全都套在汉朝身上。秦朝只有一样东西是刘邦不能接受的，那就是秦仪。刘邦之所以拒绝它，是因为它繁锁。后来，叔孙通拍着胸膛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哪有国家是不讲究礼仪的。陛下你不要害怕礼仪，让我来把秦仪改造一下，肯定能适用您的。
果然，经过叔孙通改造的秦仪，刘邦高兴地接受了。可是除此之外，汉朝高官穿的服装还是黑色为主色调，这是秦朝的颜色；汉朝的官名，也一字不改，全部沿袭了；还有秦朝以十月为岁首，也被汉朝沿用如今。
贾谊认为，人可以偷赖，但不能赖到不管事的程度啊。现在是到了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的时候了。
贾谊当然不是心血来潮，或者是为出风头提出以上建议的。事实是，贾谊之所以提出以上数条，是有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就是曾经被历朝历代皇帝认可的“五德之运”学说。
曾经，秦始皇赢政同志就认为，周朝主火德，颜色尚赤。而秦朝推翻周朝后，得的是水德，颜色尚黑。既然如此，那么秦朝就应该建立符合五德之运的国家制度。于是，秦始皇把周朝以正月为岁首改为十月为岁首；衣服及旗帜通通为黑色；数字以六为纪，符节、法冠均为六寸，舆六尺，乘六马，六尺为步；最后连黄河也不放过，改名为德水。
现在呢，时代早变了。所以，贾谊认为，根据五德学说，汉朝得土德，克了秦朝的水德。既然这样，汉朝也应该建立符合水德的一切规矩。土德颜色尚黄，所以汉朝人不要再穿过时的黑衣了，应该与时俱进改穿黄色衣服。还有，汉朝也不能以十月为岁首了，应该改为正月。汉朝的官名也不能用秦朝那一套了，应该改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即数字不能以秦朝的六为主了。土德的吉祥数字是五，以前是六六大顺，现在应该改叫五谷丰登，一切皆以五为单位。
当然了，如果刘恒喜欢，可以把黄河改土水。
然而，当贾谊的报告传到刘恒那里时，刘恒把它搁下来了。更改岁庚的事情就黄了，从此没了下文。可是不久，贾谊继续发表新的意见。很幸运的是，这个新的建议被刘恒采纳了；很不幸的是，贾谊因为此建议得罪了周勃等人，从此难跃一步。
贾谊的建议是这样的：更改国家法令，遣送列侯回封国养老。
对刘恒来说，贾谊此建议，他举双手同意。道理是明摆的，衣服的颜色和官名，改或不改都无所谓，实用就好。刘恒本身就是一个节俭之人，也不想去追求这个潮流。至于岁首哦，怎么改都是十二个月，也无所谓了。换句话说，对于这种浪费精力的烂事，不值得去操那个心。
但是国家法令就不一样了。秦朝的制度大家都是知道的，那是地球上最苛刻的法制。如果非用一句不厚道的话来骂，那就是简直没人性。刘恒呢，熟读老子的《道德经》，他知道水能载船，亦能翻船的深刻道理。当然了，这个法令前几任主政的皇帝或皇后多少都改过些，但是远远不够。所以，刘恒必须改得彻底些，以达到医根治本的作用。
再且，遣送列侯回封国，简直就不是一般的符合刘恒口味。像周勃这帮人，就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尔摩斯利剑，让人总是坐不安席，睡不成眠。正所谓一朝君来一朝臣，现在该是到了换水的时候了。
于是，刘恒马上把贾谊此条建议变成现实，颁布出去。
这下子，周勃和灌婴等人就跳起来了。怎么让他们不跳呢，刘恒此举热心踢列侯回封国，摆明就是想让他们这帮老家伙退休，从此提拔自己的人登台。这样的话，打江山的是他们，坐江山的刘恒，享受江山的却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这简直就是欺负人！
那怎么办？就这样被送回老家了？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拖！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大家都不回去，看你刘恒怎么整下去！
于此同时，他们已经把此条建议的始作俑者贾谊恨到骨子里去了。贾谊，你给我记着！我想，这是周勃和灌婴等人最想对贾谊说的话了。
二、郁闷，是心头那一朵不散的乌云
终于，周勃和灌婴等来了一个报复贾谊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刘恒想提拔贾谊任公卿之位，于是把此提议在朝会上议。没想到的是，周勃和灌婴等纠结一帮同僚马上跳出来大声喊不！
所谓公卿，就是三公九卿。三公指丞相，太尉，及和御史大夫；九卿指的则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是政府机构里的最高官了。
刘恒提名贾谊升入公卿之位的这年，即孝文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实际年龄为二十六岁。如果说，才华也是一种生产力，可贾谊的这种才华生产力也太强悍得太不可思议了吧。仅仅四年前，它还是河南郡守属下圈养的一个门客。那时的周勃和灌婴早就名扬天下，更不知道贾谊为何人何物。如今，让这么一个嘴上没毛的书生以火箭速度插到高级干部队伍里，实在让汉朝那帮老臣不可接受。
于是，包括周勃在内，一大堆既利公卿利益者马上联合对刘恒奏道：洛阳小子贾生无学无主，年纪轻轻就想专权擅事，以后汉朝肯定就乱在这个浑球身上。
不用多说，周勃等人这招，不仅仅是忌妒贾谊，更不仅仅是报复以求快感。更本质的问题是，保护好圈里的传统产业。如果让刘恒破格升贾谊升为公卿，那就就有中能有第二个贾谊冒出来。那将来，公卿之位不都落在这些嘴上没毛的愤青们手里了？那这样的话，那些像窝牛一样在官场爬一辈子的老家伙还混不混，不如大家都转头背诸子百家来得更快得了。
周勃等人攻势汹涌，刘恒只人招架不住。不过，刘恒马上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他给周勃等公卿的回复是：就算贾谊长不到公卿之位，你们这些列侯还是要回封国去的。周丞相喜欢做表率，那就表率得彻底一点吧，做个榜样回到封国去。
这下子，周勃一下子傻掉了。怎么一转眼，刺出去的剑又折回来，让他狠狠地挨了一下。可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只得收拾行李，回绛县喝吹风去。同时，贾谊在朝中也混不得了，刘恒只好派他去长沙王那里当太傅去了。
这就是当皇帝的好处，得不到好处的永远是别人。赔了一个贾谊，踢走了周勃。这个算盘，刘恒打得实在精得很。
看来，贾谊也不过是刘恒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长沙王，就是英布的岳父吴芮被封之国，是唯一一个异姓王。吴芮死了，儿子吴臣接班；吴臣死了，现在是吴差接班。长沙王太傅，名声好听得很，实际一点权力都没有。每天除了教教书，写写书，剩下的光阴就是数数书了。
对于一个胸怀壮志的青年仔来说，此等挫折绝对是致命打击。但是，多大的痛苦也要扛着，谁叫你太有才了呢，有才也就罢了，谁又叫你太多事了呢，太多事了就罢了，谁又叫你去惹那些不该惹的人呢。
郁闷，实在郁闷。我相信，这是发自贾谊胸中最真实的呼声。
然而，郁闷的贾谊还是带着无比的惆怅上路了。从长安到长沙，恰好要渡过湘水。一看到湘水，他就看起了一个沉江的才人，他就是伟大爱国浪漫主义诗人屈原。
湘水边上，江风徐来，却拂不去脸上的愁容和内心的伤害。屈原，仿佛就是此时的贾谊。同样的才华，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抑郁寡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走了，一个还活着。一个彻底沉没江底，一个心中还残存着生存的火星。
屈原老兄，就这样吧。让我放歌一曲吧，让我吊古怀今吧，让你在我的泪光里，看到你的影子吧。于是，一篇著名的《吊屈原赋》就此在贾谊手中诞生了。
我们相信，两千多年前的贾谊写出此赋的心情绝对是悲伤痛苦的。但是，继屈原之后，湘江文化却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升华。
难道不是吗？山和水，本无情感，然而一经过中国古代文人的痛苦渲染，山，将不是原来的那座山；水，也将不是原来的那条水。所以，当今天我们留恋于中国山水之间时，千万不要再骂世上无用读书人。如果不是这些古式文人的诗赋，中国的山水怎么会生出那么多美丽伤感的故事，又怎么多了一层丰富多彩的人文蕴涵呢？
周勃的衰落让人唏嘘，然而天才的孤寂同样让人伤感。贾谊到长沙的第三年，有一天，一只鸮鸟飞进贾谊的宿舍，并且落在了他的座位旁。纵使历史多少烟云，贾谊都能看透其中蕴藏兴衰的动力。但是，面对眼前的这只不速之客，贾谊害怕了。
鸮鸟，长沙人唤它叫服鸟。其实不是什么神奇的鸟，就是俗话所说的猫头鹰。然而，在楚国人看来，这是不祥之鸟。而像贾谊这种熟悉阴阳学说的人来说，既然此鸟不详，必须给自己占一卦了。果然，他翻开卦书，上面是这样写的：野鸟入室，主人将去！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加恐惧。长期的抑郁，长期的孤独和寂寞，贾谊就像北方一棵移植南方的树，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被长沙不适应的潮湿空气泡出毛病来了。突然之间，贾谊觉得，如此下去，他将不久离世而去！
绝望，似乎比病魔更具有杀伤力。在这样一个地僻知音稀的地方，一个心中没有信念及希望支撑的文人，最终的结局就像天上那颗流星，一闪而过，把一生的光辉都集中在那一刹那燃烧爆发了。红颜易销，英才早逝，这似乎古今中外一个另类的定律。在这个定律之下，我们看到太多美丽绝伦的女子及那不世出的才子的殒落。或许冥冥之中，贾谊就注定是那颗过早流逝的星辰。
就在此时，有人突然替贾谊拖住了死神的脚步。这个人，就是贾谊日思夜念的政治情人，刘恒先生。
此时，刘恒突然疯狂地怀念起了贾谊。没办法，政治伙伴犹如情人结伴，旧的去了，新的不来，那就只好把旧的召回来了。这一次，刘恒突然召回贾谊，不是因为愧疚，更不是要重新重用他，而是因为心灵寂寞。
没人想到，刘恒也是一个容易寂寞的人。寂寞就像病毒，一旦浸入心脾，不管身处高殿繁华之处，还是泡于莺歌燕歌当中，都不能抚之以乐。
原因很简单，要想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刘恒认为，他近期无法排泄的寂寞之病，非得贾谊这贴药不可了。
关于刘恒征召贾谊的这次见面会，《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刘恒坐在宣室里和贾谊聊天，而且聊的不是政治，更不是历史，而是鬼神之事。皇帝信仰鬼神，从来就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只要人类没有摆脱死亡的恐惧，就永远摆脱不了对鬼神的追问。事实是，死亡的恐惧永远不会消失，对鬼神的追问，也将永远不会停止。
于是，这个夜晚，刘恒和贾谊就鬼神之事进行了长夜的探讨，而且基本上都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的。刘恒问，贾谊答，刘恒听得都不禁入迷了，不知不觉地谈到了半夜，他的身姿也不知不觉地移到了贾谊的身边。
多么和谐，多么荒谬的美丽之夜啊。
关于这次夜谈，后世诸多文人都替贾谊感到悲哀。晚唐诗人李商隐留下一首著名的《贾生》，看他是怎么评价的：
宣室求贤访逐客，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此诗如果换成通俗的话说就是，贾谊的政论才调那是没得说的，可荒谬的是刘恒这个皇帝聊得痴迷夜深，竟然不问国事，鬼使神差的搞起些迷信来了。
这就叫，好刀没有用到恰处，悲哀啊。
三、一直都在路上
有时，政治就像艳情，男女有一夜情，政治也有一夜情。关于刘恒和贾谊相会的那夜美妙时光，刘恒是这样评价的：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很久不见贾生了，以为自己比他厉害呢，没想到还是赶不上。
原来，那一夜刘恒是被贾谊的鬼神学问给折服了。
话说回来，如果说贾谊曾经是被刘恒抛弃了三年的政治情人，现在再次重逢，或许也应该回心转意，或者有所表示了吧。事实是，不久，刘恒再次发打贾谊继续教书。不过，此次换了一个贵族学生，此人正是刘恒少子梁怀王。
刘恒是这样告诉贾谊的：我这少子很爱读书，请你多费心调教一下。
难道，当少子太傅就是刘恒对贾谊最好的补偿吗？难道，刘恒就忘了他曾经要提贾谊任公卿之职吗？那时是因为周勃等人阻拦，可如今这帮老臣死的死，散的散，难道是他们阴魂不散，背后又参贾谊一本，让他无法重入仕途？
说得没错，是有人要拦贾谊的路。但是，此人不是周勃的人，而是刘恒自己的宠幸，邓通先生。
邓通，蜀郡南安人，因为善长划船而当了黄头郎。黄头郎，即管理船舶行使的官吏，亦可称其为船老大。按照常理，这么一个小官吏，八辈子都挨不到皇帝的身边。可恰恰是，世间之事并非按常理出牌，邓通不仅狠狠地粘上了刘恒，竟然还让刘恒爱不释手。
这两个男人的恋情，主要缘于刘恒的一场梦。据《史记》介绍，其过程大约如下：有一天，刘恒做了一场梦。梦见他要飞上天，中间不知被什么东西给拖住了，就是上了不天。这时，只见一个黄头郎突然从背后用力推，刘恒就顺利登天了。于是，在梦里感激涕零的刘恒想回头看看那个黄头郎是谁，因为飞得太快，只看到了黄头郎的衣服是反着穿，并且在背后打了一个结。
关于梦的解析，古今中外都热乎其衷。中国古代有周公解梦，现代国外有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心理医生弗洛伊德先生是这样对梦下定义的：梦，不过是愿望的满足。意思就是说，你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往往都在梦中实现。其实弗洛伊德这话并不高明，中国人地N多年就说过，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讲的正是此道。
从刘恒热心和贾谊探讨鬼神的事情也可以看出，刘恒是相信鬼神的。要不然，他不会平白的做一个飞天之梦。既然天都飞上了，就得感谢一下那个梦中的黄头郎。为了寻找梦中的情郎，刘恒派人到处寻找。果然不久，就找到了跟梦中一个一模一样的，衣服反穿，还在背后打结的黄头郎。
刘恒把人召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斯很老实地回答：邓通！
刘恒一听，两眼放光，好名字啊。
所谓好名字，刘恒是这样理解的：邓，通“登”。那邓通，就变成了登通。也就是说，没有邓通那一登，刘恒就通不了天。
这下子，刘恒犹找到了神仙似的，立即把邓通弄到宫里供奉起来。刘恒对邓通之好感，司马迁是这样形容的：尊幸之，日日异。日日异就是天天都爱得不一样，如此下去，只有一种结果，越陷越深，越爱越痴迷。
没办法，宠幸男人，让男人陪睡起卧似乎是刘家的一个光荣传统。高祖刘邦时，就宠过一个叫籍孺的；孝惠帝刘盈也曾宠过一个叫闳孺的；现在，又轮到刘恒宠这个士人出身的黄头郎先生。
司马迁说，凡是宠幸之臣，多是无才无能之徒，唯一的本领就是拍马屁。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皎好的面孔，和热爱时尚，打扮入流的心思。其每天的打扮大约如下：头顶上戴的是漂亮鸟毛装饰的帽子；腰上系的是饰有贝壳的衣带；脸上涂的是香喷喷的胭脂。
以上潮流的发明人和带动人，正是籍孺和闳孺俩人。后来，凡是在皇帝身边服务的侍郎们，都悠着学会了他们那一招，从此带鸟毛帽，系贝壳带，涂胭脂便风糜宫中，成了一道独特的时尚风景。
凭什么叫皇帝整天看着朝上那一幅幅死板僵硬的面孔，凭什么身边不多些美丽的装饰。我想，涂软身，说软话，正是这帮宠幸们得皇帝欢心的看家本领。
不是宠幸都是浑球。没有历史证明邓通是个诸如明朝魏忠贤之流，耍尽花样，揽尽大权。恰恰相反，邓通是一个为人低调，做事认真的人。听说，刘恒好几次给他放假休息，他都主动放假休假时间，甘愿为刘恒的起居加班加点，鞠躬尽瘁。于是，刘恒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如捧在手中之明珠，惟恐摔了这颗托他上天的好人。
如果把邓通和贾谊放在一起比，犹如石头比璧玉。璧玉怎么会瞧得上石头呢，于是又听说，贾谊很瞧不起这个邓通，经常拿话损他。然而，邓通就当是哑了聋了，对贾谊的损言闭嘴半句不争。
不争，不代表软弱。邓通始终相信，上天是公平的。它赋予了贾谊才华，给种下了性格漏洞。只要有人愿意来戳此洞，贾谊纵有天大的才华，也堵不住决流的溃口。
而邓通还认为，自己无才无德，一夜升天，受人忌妒是必然的。但是，下面贾谊做的另外一件事，却让低调邓通不得不出手保卫自己了。
原因是，贾谊挡住了邓通的发财之路。
情况首先是这样的：有一天，刘恒找了个人给邓通看相。看相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道：此人必贫死！
这话说出来，不要说刘恒不信，就是说给路边喂牛的农夫，都会觉觉得不可思议。果然，刘恒就对看相先生表示了蔑视，邓通天天被我宠着，怎么会贫死的。你说他贫死，我偏偏让他富得流油给你看。
恰值孝文五年，刘恒解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铸钱。那时，刘恒为了毁灭以上看相先生的预言，决定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的人。于是，他把蜀郡严道（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赏赐给邓通，让他自己铸钱。
刘恒此举，无疑等于给了邓通一个可以印制钞票的银行，想让人不富都难了。当时与邓通并肩同富的还有吴王刘濞，刘濞也吴国境内招兵买马，大量开采铜矿铸钱。于是，“邓钱”和“吴钱”就成了当时流通天下的钱币。
可是，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长沙，贾谊就坐不住了。
同是四川人的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就要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邓小平的前提是，必须勤劳致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必须帮助后面的人，以便达到共同富裕，有饭一起吃，在衣一起穿，有舞一起跳。
可是在贾谊看来，刘恒让邓通先富起来，不但造成国家贫富差距，甚至是带领百姓走上一条鸦片恶之路。理由如下：
第一，政府开放铸钱禁命令，变相地鼓励一部分冒险者参杂质造假钱。道理是很显然的，即使汉朝有刑罚，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可让冒险者铤而走险，不顾生命。
第二，解除铸钱令后，农民都抢着去开采矿山，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没人种田，田地就会被荒废，粮食就会欠收。没有粮食，国家吃什么呀？更要命的还有，善良的农民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亦争先恐后造假钱。
我相信，贾谊此段话，如果被后世的马克思看到，肯会顿觉汗颜。原来他说过的资本家受利益驱动的冒险精神，原来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中国这个天才读书人说破了。当时，除了贾谊外，当时还另外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这种权力都下放至民间，国家不掌握钱柄，还谈什么权贵？
但是，刘恒对俩人的意见是：置若罔闻，拒绝采纳！
就此，邓通的富贵梦没有因贾谊上书而破灭，但是俩人从此结的梁子就更深了。他决定要逮住机会，狠狠教训贾谊一顿！事实上，机会还是留给了邓通，这个机会就是以上刘恒征召贾谊回朝一事。
邓通认为，刘恒征召，有重新重用贾谊之心。他必须抢先一步，拦腰斩断贾谊的通天之路。邓通对刘恒说了什么，已不重要。事实证明，邓通果然是刘恒手心的肉。贾谊继续被搁置不用，继续教书。
兄弟啊，不是我不帮你啊，只怪你得罪的人太多了。我想，到此为止，这应该是刘恒最想对贾谊的说的话了。
四、天才不朽
尽管贾谊受到了刘恒的冷冻和邓通的排济，但是现在的情形毕竟有所改善良。过去身在长沙，贾谊还写出《吊屈原赋》及《服鸟赋》，那是对个人身世苍凉的的纪录。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终于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为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的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成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方案。
贾谊总结的历史经验是：在历史的足迹中，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先反。
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其推论大约如下：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比如长沙王，它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生存下来的异姓王，主要是他实力小，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所以他们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再如，周勃，灌婴，樊哙他们当初为何不反，也主要是他们实力不足。如果当初刘邦封他们为诸侯王，肯定也会成为一个野心家，最终被中央干掉。
再往远点说，汉初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人物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个人当中，韩信最强，所以他先反了；卢绾最弱，所以造反在后。
那么，针对由此教训，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般当个听话的好王呢？贾谊的回答是肯定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国的权力。
削权，是国家游戏中仅次于对外战争的高级游戏，亦是一种赌注较大的赌博。如果尺寸把握不够准确，就会国破人亡，连皇帝老本都亏进去了。但是，贾谊会告诉你，他的削权方案，不会出现以上耸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在贾谊看来，只要大力对封国实行分封制，长此以往，诸侯国的力量肯定会越削越弱。道理是很简单的，封国如蛋糕，开始由祖辈一人包揽；祖辈生出两个儿子，那么实行分封制后，蛋糕就不得不割成两半；两个儿子又各生出两个孙子，那么蛋糕就继续对半切。
以切蛋糕的方式进行继承遗产，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有饭吃，我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孔子老人家提出的齐家治国理念“和”。
于是，封国内部的王子王孙们既得了利益，皇帝更得便宜。这样只有一个结果，中央越来越强，诸侯越来越弱。想造反，先掂量自己吧。或许有人问了，如果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呢？这个问题不要太多担心。中国历史证明，所谓联合造反，首先要考虑分成问题。一个诸侯王造反是死，十个诸侯王造反同样是死；但是一个诸侯王造反如果成功的话，得到的是一大块；如果十个诸侯王联合造反的话，得到的不过是十分之一。
根据血酬定律，付出成本与收益利润不成正比，肯定会吓退这些人。造反或成功的概率大大降低。
或许又有人问，如果某个诸侯国繁殖能力差，子孙太少，占在份额仍然很大。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别担心，这个问题贾谊已经做了周密布置。贾谊认为，如果出现此情况，保留其封国，但必须架空王位，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国相主持国家行政，等到他们子孙多了，再授权他们。
以上方案，如果非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太有才了。
然而可惜的是，刘恒没有采纳。而刘恒采纳贾谊的是《治安策》里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鼓励被废诸侯或者逐臣自杀。
刘恒之所以接受贾谊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前面吃了亏。比如流放淮南王刘长，如果当初在拘禁之前就鼓励他自杀，那么就不会落下一个杀弟之名；再如逮捕周勃事件，如果聪明一点，怂恿他也自杀了，就不会出现薄太后对他甩头巾破口大骂的难堪事件，更不会落下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不良国君形象。
大臣一旦有罪，就鼓励自杀的典型马上就有了，没想到刘恒选中的人竟然是薄昭。事情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刘恒舅父薄昭不知何故杀了一个汉使，于是刘恒便抓他起问罪。可是呢，刘恒又不忍心亲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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