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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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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牺牲。理解了才能有爱，信任了才能加深爱，而自我牺牲才能升华爱。
我相信自私的可耻。若将自私的我堆积起来，那么它势必要倾倒，它给人带来灾祸，而给自己带来堕落，虽然这种堕落充满享受的快乐。自私者公认的是：名誉、地位、权力和金钱，而且也公认：人格、脸面不值一钱。
我相信失败的伟大。成功可贺，可失败同样可敬。警世钟的音响，足以震动地球上的万物之灵。失败可以转化为成功。
我的座名铭
《文化与生活》
萧乾
我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天才。我看，一切都是事在人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因果关系是必然的。把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后果是可怕的。最可靠的还是自己诚实的努力。
船得有航向，人生得有所追求。连蚂蚁，看来是在盲动，其实，也各有所奔。
人，如果光为自己奔，那就算不上什么“万物之灵”了。总得对群体有所贡献。
爱情浓郁，友情透明。爱情如建立在友情之上，就会更透明、持久。
既要知道自己所长（因而去发挥它），又得知道自己的缺陷（好去弥补）。最不可丢的是自知之明。有它，就不会忘乎所以，就不会出洋相，不会一败涂地，碰个头破血流。
我恨我不能如此抱怨
文华集
桑科
我不幸是一个“应该自卑”的人，不过所幸同时又是一个糊涂的人，因此靠着糊涂，竟常常逾矩地忘了自己“应该自卑”的身分，这于我倒是件好事。可是每当我浑然欲忘的时候，总有一两个高贵的家伙，适时提醒了我应该永志不忘的自卑感，使我不胜羞愤。
一日，我静坐悟道，忽然感出种种自卑之端，皆在于生平不会埋怨。如果我一旦也象某些高贵的家伙整天能高声埋怨，低声叹气，想必也有一番风光。只是此事知之虽不易，行之尤艰难，能“埋怨”的权利不是人人可以具备的。
我生平第一件不如人的事便是中国话十分流利，使我失去了埋怨中国话的权利。无论什么话要用国语讲出来于我竟是毫无窒碍，这件事真可耻。
如今学人讲演的必要程序之一便是讲几句话便忽然停下来，以优雅而微赧的声音说：“说到Oedipus起，中文翻译我也不太清楚，什么？伊底柏斯情意综，是，是。唔，什么？恋母情结？是，是，我也不敢sure，好，anyway，你们都知道Oadipusplex，中文，唉，中文翻译真是……”当然，一次演讲只停下来抱怨一次中文是绝对不够光荣的，段数高的人必须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连讲到brother—in—law也必须停下来。“是啊，这个字真难翻，姐夫？不，他不是他的姐夫。小舅子？也不是小舅子。什么？小叔子——小叔子是什么意思？丈夫的弟弟？不对，他是他太太的妹妹的丈夫，连襟是这个意思吗？好，他的brother—in—law他的连，连什么，是，是，他的连襟，中文有些地方真是麻烦，英文就好多了。”
我对这种接驳式的演说真是企慕之至。试观他眉结轻绾，两手张摊的无奈，细赏他摇头叹息，真是儒雅风流，深得摩登才子之趣。我辈一口标准中文的不敢望其项背。
我生平第二件不如人的事是身体太好，以至失去了抱怨天气、抱怨胃口以及抱怨一切疼痛的权利。其实我也深知，40岁以上的女人如果没有点高血压、糖尿病和胆固醇偏高，简直就等于取得了一张清寒证明书。而40岁以下的人如果不曾惹上“神经衰弱”、“胃痛”、“寂寞的17岁”之类症候，无异自己承认I．Q．偏低。
我健康得近乎异常，胃口尤其好，在酒席上居然可以从拼盘吃到甜点，中间既不怕明虾引起过敏，也不嫌血蛤腥气，更压根儿没有想起肠子肚子是文明人该忌讳的东西。
我第三件不如人的事是生活得太简单，以致失去了形形色色可资抱怨的资料。
我也想抱怨自己的记性坏，但因缺少几分富贵气，即使勉强凑热闹抱怨两句，未必使“贵人多忘”的逆定理即“多忘贵人”成立。我也很想抱怨台北的路不及纽约好找，但不器的我一打开地图就知道去龙山寺，去后港里，乃至于去深坑，去倒吊子该坐什么车。
我更羡慕的抱怨，是抱怨台北的菜馆变不出花样来，抱怨真正优秀的厨子都出国做了宣慰使。说来不怕人耻笑，我即使吃碗牛肉面也觉得回味无穷。对于那些高高兴兴地抱怨佣人难侍候，抱怨全台北没有一个好手艺的西装师傅的人物，我真是艳羡万分。
假如我能再做一遍小学生，再有机会写一遍“我的志愿”，我一定不再想当总统了，我只愿能够做一个时时刻刻可以抱怨的人。大抱怨固然可以造成大显赫的感觉，小抱怨也颇能顾盼自如，足以造成不肖如我者的嫉妒。说来真丢脸，我已经无行到连抱怨汽油贵的人都嫉妒的程度了（我的朋友们用汽油只止于打火机）。我嫉妒人家抱怨儿子不吃饭、不吃猪肝、不吃鸡腿——因为我的儿子从来不晓得吃饭前还有“母亲应该恳切地哀求，并许以逛街、冰淇淋等”的“文明规则”相较之下，很为犬子“援筷直吃”的缺乏教养的表现而羞愧。
我恨自己缺乏抱怨的资料，不过好在我虽然身不能至，尚能心向往之。我深恐有人仍恬不知耻地不懂得为自己不能抱怨而自卑而羞愤，乃谨撰文，但愿国中人士能父以勉子，兄以勉弟，以期他日能湔雪前耻，发愤图强，共缔光明之前程。
我还债去了
宇宙光
郭乃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风琴的声音。当一对宣教士把那泛黄的唱片封套递给我看时，我就被照片深深地吸引住。
白发蓄胡的长者，弯着身躯坐在长板凳上，正在弹奏着一架老式的管风琴，那音乐栓长短参错着，在拥挤的空间里，显得有点不搭调。
而这位长者弹琴的专注神情，深深地吸引我。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长者就是史怀哲，而我所听到的管风琴声，正是他生前弹奏的珍贵余音。
我猜想当时的录音技术应该不是很好，所以杂音不少，可是每当我伴着琴声闭目沉思之际，那看似平实的旋律，汩汨然流入我的心田。
我必须承认：我对于弹奏者的兴趣，远大于我对他所诠释巴哈音乐的兴趣。
我想到这位非洲哲圣，他30岁以前，专注于他所热爱的音乐、哲学与神学的研究。我打从心里佩服他，因为他在20余岁，已经拥有神学及哲学博士学位，也在大学担任讲师，并且是一所神学院的院长，他同时也是巴哈管风琴演奏最佳的人选之一。
当乐曲戛然停止，我猛然想到为什么这位极优秀的青年，在30岁那年，看到一幅非洲饥荒的照片，便毅然抛下他所拥有的，然后进入医学院从头习医，7年光阴再获得第三个博士学位——医学博士。之后38岁的他，向着未知之地——非洲出发了。他说：“我还债去了！”
当琴音高昂，百音齐鸣之际，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那种挣扎、那份澎湃。是的，他必须从此告别他所钟爱的音乐、神学、哲学，以及他优渥的地位、财富……几乎是放弃一切所有的。
然而，当他挥别这一切，踏上非洲之途，却也接受到一份非洲别致的礼物，那就是一架“钢风琴”。
这是一架特殊处理的大乐器，足足有三吨重。这是法国巴哈学会送给史怀哲的一份大礼。它的表层全部细心地镀过锌，足以对抗非洲的湿气以及白蚁。
法国人的体贴以及惜才之心，令我感佩。他们不愿看到一个极为优秀的音乐家，从此被埋没在丛林里。在非洲的兰巴伦，每当一天繁重、疲累的工作结束之后，史怀哲便开始演奏这架“钢风琴”。借着琴音，他赞美上帝，他舒解自己及工作伙伴的劳碌，他安慰病人忧伤的心。
我常在想，万籁俱寂的夜晚，史怀哲的琴声，伴合着黯黑的自然界虫鸣鸟叫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却是天天闻。这些医生、护理人员、黑人、病人，甚至百兽，都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听众。
而我目前所听到的琴声，不是兰巴伦之音，而是史怀哲旅欧期间录制的巴哈大风琴演奏会。1953年，他78岁，漫长岁月，终获世人知晓，他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他毫无保留的，把全部奖金连带演奏所得，全都用来增盖兰巴伦的麻风病院。
1965年，他90岁，这位二十世纪人类良知的代表，和平之子，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的活过了。”之后，他便息了地上的劳苦。
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之际，我总把史怀哲的演奏长带拿出来聆听，他那出神入化的演奏、涵养，以及音乐巨人巴哈那深邃宁静的曲风，仿佛在抚慰我忧伤的心灵，也再次想到史怀哲那默默奉献的崇高典范，它再次的激励我，努力向前走，如同这行进的乐曲一般。
我家的对联
艺术世界
冰心
我对人家墙壁上挂的字画都有兴趣，尤其是对联，这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在一九七九年写的那篇《我的童年》里曾经提到，我的第一本课文就是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从这一副对联里还看不出屋主人的身世和襟怀，爱好和性格。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老家福州去，看见在后厅墙上我的曾祖父画像的两旁、有我的祖父写的一副”“对联：谁道五丝能续命每逢佳节倍思亲原来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那天逝世的。我国习俗在端阳节那天都给小孩子的手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叫做续命丝，祝他长命百岁。所以每到端阳节我的祖父看到孩子们手腕上的五色丝，就会想到他的父亲，而对“五丝”能否“续命”，起了悲哀的疑问。
此后，我就注意我们老家的厅堂客室里的每一副对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祖父自己写的，如：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这是一对自勉的句子，就充分地描绘出我的祖父的恬淡而清高的性格。
再大一点，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联：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般犹见汉将军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说他“自京南下，阻雪难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很喜欢他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的风度，就写这一联相赠。父亲对我解释这对联的时候，也说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的风骨，因此才把这位“交浅言深”的朋友的赠品，张挂起来。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室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穹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说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几十年金坚玉洁的友情。四十年代初父亲逝世时，我不在北京，这些可贵的遗物，都不知哪里去了！
长大以后，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外国朋友家里当然看不见对联，有的只是画框和祖先的相片。在日本，旧式的屋子，周围几乎都是纸门，只有“床之间”那一扇墙上可挂字画，但也不是对联，而是一幅很淡雅的字或画，再供上一瓶一枝花朵，倒也雅洁可喜。日本的亭园，和中国的相似，有山有水，也许还更古雅一些，但是楹上柱上都没有对联。欧美的林园更不必说了！
我这一辈子，在师友家里或在国内的风景区，到处都可看到很好的对联。文好，字也好，看了是个享受，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特有的美好传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起耳濡目染，给他们一个优美的艺术的气氛！
我就是圣诞老人
方志华
对一个小孩来说，能梦见圣诞老人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我就常常做这样的梦，所以对这点我很清楚。但我是个犹太人，我的父母是不庆贺圣诞节的。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去参加过隆重的圣诞节宴会，我觉得象是被人排挤了出来，感到非常孤独。圣诞节是别人都能庆贺的节日，就只有我不能加入。我并不是想捞点什么玩具，我要的是圣诞老人，我要的就是棵圣诞树啊。后来，我长大了，有了小孩，我就决定把我在童年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弥补上来。
1956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女儿凯丽尔才两岁。我买了3棵两米多高的树，用电灯和铃铛把它装饰起来。凯丽尔望着树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目光。这是我家里的第一棵圣诞树，它使我们家里到处都充满着温暖的气息，连我的心也是暖烘烘的。我就在我家里开了圣诞节宴会，并广邀亲友做客。
但是，仍然少了点什么东西——那是能给孩子们带来爱和希望的圣诞老人。
在第二年的圣诞节又将来临的时候，我买了颜色鲜红的布料，我的妻子用它给我缝制了一套特别的服装。
圣诞节的晚上，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围坐在圣诞树旁，我试着穿上那套新装，还戴上一只白胡子和白头发的圣诞老人假面具。当我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时候梦中的圣诞老人就站在我面前。于是我来到起居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坐着唱歌哩。我用一种深沉的声音叫道：“嗬，嗬，嗬！圣诞快乐，孩子们。”
凯丽尔，还有我那只有一岁的儿子，都惊奇地站了起来，盯住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吃惊，又是多么的高兴。
有两年，我都为我的孩子们扮演圣诞老人，我同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感到了快乐。到了第三年，我这圣诞老人变得不安分了，想去为别的孩子做点什么。
11月下旬的一天，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往邮筒里塞一封信，她问她母亲道：“妈妈，你肯定圣诞老人会收到我的信吗？”看到这情景，我立即有了个主意。每年圣诞节许许多多的孩子写信给圣诞老人，那么，这些信都到哪儿去了呢？我给邮局打了个电话，邮局里的人告诉我说，那些信都放在死信处的大麻袋里。
到了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跑去邮局把那些信翻了出来，查看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向圣诞老人要这要那的信，有许多惯坏了的孩子可真是贪得无厌，我感到很震惊。忽然，我翻到一个叫苏茜的小女孩的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个11岁的小姑娘，有两个弟弟，还有个在吃奶的妹妹。我父亲去年冬天死了，母亲现在正生着病。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比我更穷，我自己什么东西也不想要，但是您能不能给我送床毛毯来呢？因为妈妈在晚上觉得冷。
“读了这封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接着我继续翻看那些信件，又发现了8封类似的信，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写来的。我把这8封信随身带走了，并且立即给每个人发了一封电报：“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圣诞节那天我将到你家里去，请等着我。圣诞老人。”
我知道，我不可能满足孩子们所有的要求，但我相信，在节日里是可以给他们带去快乐和幸福的。
圣诞节那天清早，我的孩子们还没起床，我妻子就为我开车，在纽约市找那些我回过信的孩子们。我穿上了那身红布料做的衣服，戴上假面具。对我来说，装成圣诞老人给其他的孩子们送礼物还是第一次。因为前一天下过了雪，街上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孩子们总是热情地向我问好，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和笑声。在一个地方，我发现一群高兴的小孩中间有个小女孩在哭泣，我弯下腰来问道：“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噢，圣诞老人呀，”她呜咽着，但却高兴地说，“我很高兴呀！”
泪水从我假面具后面的眼睛里淌了下来。
后来，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看一个感到孤独的波兰男孩彼得。彼得和他父母刚从波兰到美国来，住在贫民区里。我手里拎着装有玩具的袋子，走上他家门前的台阶，伸手敲了门。当我走进彼得的家门时，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盯着我。
“您来了，”他说，“我写了信去……您就来了。”很明显，他没有想到会在自己家里看见圣诞老人，所以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同他谈了话，送他个电动小火车，还有个篮球。当我离开时，我听见彼得的母亲用波兰话向他父亲问些什么。因为我父母原先就住在波兰，所以我能讲一点波兰话，更能听懂不少波兰话。
“我自北极来。”用波兰话我回答了她的问题。
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
“您会讲波兰话？”她问道。
“当然了，”我说，“全球语言，圣诞老人无所不晓。”说完我离开了他们，使他们感到欢乐又惊奇。
扮演圣诞老人使我如此心醉，以致于我连续干了12年。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兴奋起来，来到邮局的死信处，读那些令人心碎的信件。从圣诞节前夕到圣诞节，从纽约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四处出访。
在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女儿凯丽尔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知道圣诞老人全是做的假。
但是我仍然非常热爱他，因为他就是我的亲爸爸。”
她到底知道了这一点。我把那些从邮局带回家的信给她看，她哭了。后来，她成了“圣诞老人”的好助手，去商店买来东西，为我圣诞节的外出包扎玩具。
几年前，我最后一次扮圣诞老人时，知道一个家里有4个小孩。去他家之前，我给他们每人备了一个玩具。他们的家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些小家伙整天都在等着我。
“圣诞老人会来的，妈妈，他肯定会来的。”他们不时地看我给他们的电报，对他们的妈妈重复着这句话。
我按响了他们家的门铃，门开了，他们都朝我拥来。我还没有进他们的家，他们就抓住我的双手不放。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
“我们知道您会来的。”
孩子们高兴极了，一双双眼睛亮了起来，显出兴高彩烈的神情。
我让他们坐在我的膝上，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然后给每个人一个玩具。
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我进来后一直站在角落里，她有金黄色的头发，还有双蓝蓝的眼睛。
我转身面对她问道，“你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吧？”
她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回答说：“不是的。”
“叫什么名字啊！”我问她。
“丽莎。”
“几岁啦？”
“7岁。”
“来，坐在我膝头上吧。”
她犹豫了一会，最后过来了。
“你在圣诞节得过什么礼物没有？”我轻声问道。
“没有”。她说。
我拿出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来，问她：“想要这个布娃娃吗？”
“不想要。”说完她用她的小手扳住我的头，低声说，“我是个犹太人。”
我笑了，同样低声地说：“我也是一个犹太人呀。”
丽莎望着我笑了，然后接住了我递给她的布娃娃，跑出了门。
我不知道我们俩谁更高兴些——是丽莎，还是我这个圣诞老人呢？
我们·诗人·哲学家
当代青年
张晓风
有一件事使人惊奇，为什么桂冠只戴在少数人的头上？为什么哲士的名目只有少数人赢得？
每当花明月夕，哪一个少年不曾一度是诗人呢？每当静夜惊起，每一个中年人都是哲学家。
赞叹，惊服，是诗人之始。思索和迷惘，是哲学家之终。这些情绪，其实不也就是我们常人的情绪吗？所不同的是，当那些美好的花瓣在我们眼前绽开，那些萧飒的秋风四面袭至，我们大多数的人只能在讶异中缄默——因为，我们不善以人间字汇来形容自然。而当生老病死在我们眼前排演，当人类的悲喜剧在我们自身演出，我们虽有万千种感悟，却无法用。
因此，我们不曾被称为诗人，也不曾被尊为哲学家——但就本质而言，人人都可能比诗人更诗人，比哲学家更哲学家。人人都曾有过诗人“表现生命”的热忱，人人也都有过哲学家“探索生命”的虔诚。
我们可能不够聪明，所以没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成就，但既然拥有生命，就不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绝对漠然。
只是，不漠然又如何呢？我们对生命了解得如此之少，往往追寻的过程不但不能使我们豁然贯通，反而使我们愈加感到迷离的痛苦。医学院的学生执着解剖刀，在尸体中研究人类的生命，而心理学家以饲养在笼中的白鼠解释人类的行为——人竟不能解释自己的生命，人的研究一直离开生命的主题极其遥远。
其实，哪一部稍微复杂的机器在出厂时不需要附有说明书呢？为什么独有人类是那样愚昧地在造物之外俯首茫然面对那些细小的零件呢？人类最重要的难题并不在“换心”、“换肾”，而总在于去了解当心脏和肾脏行使功用时，它们是为着一个怎样美丽的意义去工作的！
有些人喜欢用显微镜去观察一片叶子，有些人用肉眼去细看木头的年轮。但真正去认识一棵树却必须从枝叶到根本，从过往的清风到枝干的神韵都注意到。同样地，当我们正视生命时，如果只从细微未节着眼，便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侮蔑。
当流浪的乞丐在衿底找到藏珠，当迷惘的人们在氨基酸之外得悉不朽的灵魂，我们才算知道自己正确的身份，我们的诗和我们的哲学才开始有其内涵。
愿我们永远保持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在精神污染的世界上唯一的自守之道。更愿我们对生命的热爱能进而成为对生命的洞彻——这一切并非不可能，越过世界去面对一种更高贵的存在。
我们的歌
中国妇女报
刘齐
今宵无佳节，但今宵月儿圆，今宵有好酒，今宵我们放声歌唱。歌海无涯，歌喉无忌，但大家怎么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乱世英雄起四方？我们生下来就唱。如今，告别留在国内继续唱的伙伴，我们坐着堆满大包小裹的飞机，雄心勃勃地进了新大陆。美国海关对不少物品有限量，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携带最多的，是我们的歌。
这个世界什么都能变，唯独心中的歌变不了，想变也变不了。据说二次世界大战时，一股德军潜入美军基地，长得差不多，又会说英语，害得反间谍机构挨个问士兵，你喜欢哪个棒球明星？假如我们夹在一群亚洲面孔的人中间，你想辨识我们，只要让大家唱个中国歌就行。有人总抱怨融不进美国社会，但美国人也融不进我们中间来啊。你是学富五车的汉学家，你中国话说得倍儿溜，你还是无法融进来，因为你很难一支接一支地哼民歌唱小调点一个唱一个不会唱也能跟着哼。中国文化固然要从书本和微缩胶片上学，但归根结底是酿出来的也是唱出来的。
台湾同学、香港同学、大陆以外任何地方的华裔同学，大家同文同宗，都爱酒，都爱歌。我们唱满江红一剪梅万水千山总是情，你们欢喜，你们随唱。我们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心爱的土琵琶，你们惊奇，你们默然。及至我们唱起大风浪里炼红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你们面面相觑，简直目瞪口呆了。你们小心翼翼地问，文革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唱这个？为什么？谁能一下子说清楚为什么？不是颂扬，不是心战，甚至也不仅仅是幽默、反讽和调侃。
我们这一代大多是文革时期长大的。这一时期注定要在史册上开1万个专章，其中可能有1000章讲到我们。我们朝霞一样的年华没有爱情诗，没有摇滚乐，没有交际舞和电视连续剧。我们只有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知青谣，外加一些文革前的老歌。我们朦胧思爱，我们慷慨献诚，我们憧憬如梦。爱、诚、梦总得有所寄托，我们便寄之于歌。有的歌与爱无缘，但我们怀着爱心唱了，那里边便有爱。有的歌真谎假诚，但我们倾注了诚，我们便感到了诚。有的歌似梦非梦，但我们添进了梦，我们便入了梦。还有的歌虽然含着爱、诚、梦，但却被禁为黄曲黑调，我们悄悄地唱，体验着一种破忌或偷情般的快感。今天，老的戒律过期了，偷情的余味依然销魂。梦的内容淡漠了，梦的感觉依然迷人。诚的偶像打破了。诚本身自有其清纯。密封黄金时代的马口铁锈蚀了，然而童心无辜，爱心无辜，青春无辜！当我们开辟未来的时候，我们怎能忘掉我们的青春？当我们怀念青春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把同青春连在一起的歌剥离开呢？每当唱起昔日的歌，便有斑驳的画面闪现在眼前。唱社员都是向阳花，想起灾荒岁月，妈妈领我看病，给我买的一粒水果糖；唱铁梅也要挑上那800斤，想起情窦初开的17岁；唱老子反动儿混蛋，想起就是死了到阴间也要念大学的誓言。
一次聚餐环问四周，大家有酒垫底，纷说心曲。原来每人都有因歌而生的联想。这纯粹属于个人的联想大多莫名其妙，不伦不类，但却是滚热的，浸着情感的，因而人人都露出敝帚自珍长相随的神色。
客居异域，人皆称苦。但洋插队的生涯，怎一个苦字了得？西服配蜡染长裙跳霹雳舞，奶酪蘸豆瓣辣酱就大米粥。相差廿载的黄脸老哥和碧眼小妞同窗，盟誓百年的铁杆夫妻或当代梁祝离异。少先队员的儿子参加童子军，名门千金步入卖笑场。苹果电脑输入阴阳八卦算命符，东芝磁带映出人兽一家欢娱图。爱人成了太太，太太成了情妇。空调连着寒窑，蛋糕连着寿桃。身体是旋转的，心脏是凝固的。最老的最新、最新的最老。嘿！你说面对这妙不可言的一切，我们怎能不歌唱？！我们唱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点装雅，唱浪淘尽千古英雄有点装蒜，唱燃烧爱情一把火又有点装嫩，鬼使神差的，我们又唱起不敬青稞酒不打酥油茶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条大河波浪宽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栾平他醉成泥一滩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好像”“只有这么唱才跟我们的感受合辙押韵，配套成龙。
圣诞晚会，冷杉上彩灯闪闪，壁炉里烈焰腾腾，击鼓传花，高手献艺。我们中的一位推脱不过，便踩着久违的文艺宣传队的节奏且歌且舞；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惟？全体中国人哈哈大笑，全体美国人也跟着笑。
命运对待我们，特别轻佻，又特别严肃；特别残忍，又特别温柔；特别善变，又特别恒定；特别虚假，又特别真实，证据只有一个，那就是歌，是我们从小唱到现在的歌，是斩不断，理不乱的歌。
歌是历史的索引，从盘古先生起，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歌。一代人完结了，一代歌也完结了，只剩下一小块儿曲，给下一代去酿新的歌。
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们的歌远远没有唱尽。我们怀念青春，是为了延长青春，重建青春。我们追忆旧梦，是为了孕育新梦，实现新梦。上苍既然赐于我们如此千载难逢的独特时光，我们的歌喉就一定能派上用场。若干年以后，可能有人说我们是荒唐调；可能有人说我们是窝囊腔；但也可能有人说——这真是：一代妙曲，一代绝唱。
我无时不在设计着你
王思芡
我无时不在设计着你，我的爱人！不论我的空间多么狭窄，我也要为你留下一半；不论我的思绪多么的烦乱，我也要为你腾出一片宁静的领地！我呀，再也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当我的位置和一位女郎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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