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巴金自传-第2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往前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去，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回家来。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我还得安慰他。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
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能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玻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并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
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见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埃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
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这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
第十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装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作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作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玻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再忆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
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住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埃”……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地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
“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
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等待着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
后来“文革”收场，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访日归来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
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尧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
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玻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