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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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赖恩·克罗泽



第一章　保守的革命者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允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对希特勒纳粹及法西斯主义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派次子蒋纬国赴德国深造，受希特勒两次召见，并组建一个法西斯机构“蓝衣社”…　蒋介石长得两眼炯炯有神，他经常剃着光头，蓄着短须，带有一股军人的风度。　但是，他的神情却不可思议——这并非因为他不擅言辞，而是因为他总是挂着一脸中国人特有的谦恭的微笑。　他演讲时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声音高亢，语调急促。这使得他有别于来自外省的大多数僚属和追随者。　蒋介石从不费心思去学习北京活——标准的汉语，更不用说外语了，他掌权之后每月要向规模宏大的孙中山纪念会致词。虽然他的方言刺耳难懂，但与会者却不得不洗耳恭听。此时的蒋，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　蒋介石不接受外国的影响，但却娶了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她受过美国教育，后来一直担任蒋的随身翻译。蒋介石不懂外文，他的官方传记作家董显光，20年代后期曾给他作过数月英文教师。　董后来披露说：“蒋公因政务繁忙，很快放弃了英语。”蒋介石后来教育其子蒋经国吸取他的教训，要学好外语。　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引用了1922年和1923年他父亲的几封信。这些信要求他必须掌握英语。1943年，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他父亲还致信要求他每周花六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老蒋乐观他说：“吾儿俄文基础良好，学习英文必易”。　蒋夫人宋美龄是举世闻名的美人，根据台湾的官方传记，她是蒋的第二个妻子，事实上如果把1912年蒋的一位侧室算上，她则可说是蒋的第三、甚至第四个妻子。　蒋委员长及其夫人的确在民众中树立了无懈可击的美满姻缘形象。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他的青春之火正熊熊燃烧。　但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个有名的风流人物，对上海的青楼了如指掌。他一方面放荡不羁，另一方面又遵循孔道，坚持克己自律。　他的确是一个意坚志强的孔道徒子。由于与基督徒结婚，他又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在他那个时代的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中，此种怪诞的姻缘屡见不鲜。此外，其他许多事情同样是人们了解蒋的生平与性格的关键。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信徒。他也因此自诩为一个革命家。　蒋介石以为，革命就是民族主义，对内推翻封建皇帝，对外结束民族屈辱，但是，在其他方面，在关于国家组织学说、社会行为方式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等方面，蒋介石却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反动分子。　尽管蒋介石参加过推翻清朝的革命，但是他无法理解革命的勇往直前与锐不可挡之势。　他徒劳地阻止革命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企图在军阀混战中夺取政权而黄袍加身。　蒋介石最后失败了，他被迫下野，并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而被迫逃至台湾，建立起他的避难所。　早期的葡萄牙探险家曾称台湾为“美丽的岛屿”。蒋介石晚年统治着一个微型的“大国”。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富饶繁荣的工业化台湾。　每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总统”都要主持双十节纪念民族主义革命。接之而来的是蒋家及其追随者于10月31日为蒋介石祝寿。　每年元旦，他总要向全民发布文告，宣扬“反攻大陆”。在他漫长生涯的最后两年里，他两腿瘫痪，从而不再会客。他的文告只好停而不发或由人代发。　1975年4月5日，星期六，八十七岁的蒋介石逝于心脏病，而大陆则依旧没有“光复”。　不仅如此，他拒不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进入了联合国，而他自己的“中华民国”则被赶了出去，屈辱与失败纷至沓来。　与一些军人政治家如戴高乐、佛朗哥以及其他独裁者一样，蒋介石与他的国家紧密相联。　他的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他确实力实现他的野心奋斗了终生。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的名字并未被列入继承者的名单。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是黄埔军校校长，黄埔毕业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罗马式禁卫军。他统率的国民军从广东出发，进行北伐，不到两年，终于在名义上征服并统一了中国。那些分省割据的军阀有的战败投降，有的改旗易帜，表示归附。　但是，胜利是暂时的，在后来的十年里，蒋一直只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但决不是中国无人挑战的统治者。　在蒋的早期生活中有两件事是不可忽视的，一是1923年底，蒋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他对俄国人很不信任，从而对共产主义仇恨万分。　但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意见则不同，他摒弃了蒋的建议，从而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使者鲍罗廷，让鲍罗廷当顾问，仿效苏联共产党改组国民党。　另一件事至今仍没有完全披露，即1912——1922年的十年间，蒋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生意经纪人的经历。那时候，蒋介石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卒。但在20年代初，上海的股票生意控制在上海黑社会青帮的手里，蒋与那些银行家和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没有正式加入青帮），于是上海成了蒋介石的第二个权力基地。　蒋介石与他那些富有的保护者进行交易：他们资助他的革命，而他则防止左派分子进政府。蒋与宋美龄的婚姻也是这种交易的产物。　1927年，蒋先后在上海与广东摧毁了共产党的地方政权。　七年之后，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毛泽东被迫率领农民军队进行传奇式的长征，抵至荒僻的延安窑洞。　毛在延安窑洞里向蒋发动挑战，并最终打败了这位国民党领袖。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又开始征服中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者；在他的军事战略中，摆在首位的敌人总是共产党，其次才是日本人。　他认为共产党是叛逆者，必须先征服他们；只有先安内，统一中国，才能抵御日本人。　结果这个做法导致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少帅张学良绑架了蒋，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西安的一些激进分子要求杀蒋谢罪。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九年前国民党在上海追捕的周恩来担保了蒋的获释，伺时蒋也答应抗日。然而，在蒋的心底，首位的敌人仍是共产党。　日本侵略中国之时，蒋介石的权力与地位正处于顶峰，他领导国民党已达十年之久。尽管他还没有完全统治全中国，但他的权力是其他对手无与伦比的。　1938年，董显光著的官方性的蒋介石传记出版时，把蒋吹捧为我们时代“亚洲大陆最伟大的军人政治家”。　然而，世界上的政治家没有一个象蒋介石那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威风扫地，名落千丈。　在董的蒋介石传记出版十一年之后，蒋家王朝被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及其军队不得不逃至台湾避难。　上面所讲的两件事情是给蒋介石带来灭顶之灾的根本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蒋介石的秘史具有双重性。他是如何登上权力之峰的？又是如何从顶峰跌落下来的？最后又是如何在弹丸之地台湾岛上恢复统治并保持终生的？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蒋介石复杂的个性和非凡的特点入手。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军人政治家一样，蒋介石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是这样。　在决策时他虽然有时会瞻前顾后，但一旦作出决策，他就会毫无顾忌地以惊人的速度加以实施。那些向他挑战的人都一个个先后被处死或投入牢狱。　在军事谋略方面，蒋介石受过良好的训练，久经沙场，但他只是一个战术大师而非战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于搞政治阴谋。观其一生，他总是使各个派系互相敌视，对自己的追随者也是疑心重重。按照儒家的传统，他是个脱离人民的人。　但有两个人对他来讲是例外——他的第三个妻子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蒋介石只信任他们二人。于是他的僚属及其助手们总是人心惶惶，不敢对他讲真话。　尽管他笑脸常开，但他的性情变化无常，令人难以捉摸。因此，他周围的人在他面前都畏惧三分，总是唯唯诺诺，点头称“好”。　据说，他年轻时经常欺凌原配妻子，后来也是喜怒无常。　有一次他在家看的一部电影冒犯了他，他马上喝斥放映师立即关掉放映机，每当这时，他都会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烂茶杯。　蒋介石古板、暴戾、神秘的性格并非人们虚构。从1936年起，他与烟酒绝缘，外国来访者发现蒋已不饮中国烈酒，而换了白开水。战时，他的早点是牛奶和清茶。他不爱赌博，仅有的娱乐就是散步。平常他爱穿高领卡其内衣，也不佩军衔和徽章，显得整洁。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装束在老人看来是不体面的。那时他穿的是长袍马褂，戴的是室内便帽，象一个老书生。　蒋介石自己谦虚谨慎，两袖清风。但对于周围的腐化现象他却采取宽容态度。他对其夫人家族（指宋子文家族）及其亲属便是如此。对于下层军官的腐化，蒋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有时会大发雷霆，下令将有关人员处死。1934年，七名军官贪污国家财产，蒋立即命令把他们全部枪毙。在另一个案子中，几位师长向蒋求情，要求他赦免一名犯罪的军官，但这几位师长一走，他便下令枪毙了这个军官。　有人认为，1927年一1937年的十年是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是国民党蒋介石建立自己专政的十年。在这期间，虽然工作中的贪污与低效现象不断出现，但多数官员都在努力工作。电报与长途电话已推广到各个地区，包括1937年才纳入全国统一范围的四川在内。中国与美国、德国的航线开通了。中国境内一些省份的航线也得以开通，国家修筑了七万五千英里的公路，1934年发行的以白银为储备的纸币得到稳定。三年后美国财政部通过《彼得曼法案》同意以白银交换黄金，从而帮助中国国民党政府进口武器。1932年，蒋夫人的哥哥，财政部长宋子文平衡预算，转换内债，废除厘金——这是太平天国以来被人痛恨的捐税。　学术研究得到复兴。中国过去没有的标点符号也被引入到现代文学中。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得到普遍的推广。　1912年，即孙中山革命的第二年，全国只有2793633名儿童上小学，而到1935年入学人数已达11667888人。高中入学人数也由52100上升到500000。1912年，全国只有四所学院，1933年全国有四十所大学，四十所学院和二十九所专科学校。　这一年，全国图书馆藏书达450万册。　但是，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所应该实行的民主却没有得到实行。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中华民国组织法》规定，在人民懂得民主之前，党对人民实行“监护”。事实上，“监护”就是专制，就是警察国家。　1925年至1929年，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建立了中央调查与统计局（中统）。占领上海后，一直到30年代中期，保安组织也在全国建立起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军事调查与统计局（军统）组织更严密，权力更大。军统头子戴笠被人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他以国家名义处理特务案件，实行恐怖政策。他的“耳目”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可以执行秘密逮捕与暗杀。　在国民党的警察国家里，出版要经审查，期刊要经许可。因此。有许多出版物都夭折了。有的刚出版几周或几月就被查禁了，但同时又有许多新出版物取而代之。　出于早期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和与上海黑社会的暧昧关系，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派遣两名军官赴德国考察纳粹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派他的次子蒋纬国赴德国军事学院深造。蒋纬国受到希特勒的两次召见。据说他曾与德军一起开赴到奥地利。　蒋介石对纳粹发生兴趣的结果便是组建了一个法西斯式的机构——由10000名成员组织的“蓝衣社”，于是全国象一座兵营，连幼儿园与墓地也被军事化了。　蓝衣社的教育方针是“国家化、军事化与生产化”。　蓝衣社使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人，并清洗那些腐败的官员。他们从不关心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原则。蓝衣社的宗旨是集中控制。虽然蒋介石一直口说献身民主，但他无疑是一名蓝衣社分子。蓝衣社的许多成员都是蒋介石的黄埔骨干。　蓝衣社虽在国内外声名昭著，但他们只是从事秘密活动。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试图仿效法西斯主义，重振儒教，并以此作为团结全国的基础。此外，他和宋美龄还把基督教纳入到“新生活运动”之中。儒家的四大原则，“忠、诚、礼、信”构成了“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基础。基督教的清教主义也被推崇。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地投入运动之中。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发挥了它的作用。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总是强迫人们成为清教徒与孔教徒。酒馆半夜被迫关门，跳舞也受到查禁，活跃分子被赶出舞厅与电影院；穿西眼的人们身上被洒上硫酸。蒋介石夫妇通过树立模范人物，试图恢复古代中国那种毫无生机的精神传统，然而，运动的结果令人沮丧：他的失败远不止于此。　蒋介石从不担心权力无法推行。但他的许多倡议都在官僚系统中被拖延耽误了。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有的文件要通过三十六道手续，才能有最后结果，常常一拖再拖，一项备忘录的答复有时拖延长达六个月之久。　这种官僚系统有两种官员，一种是负责具体事务的，一，种是负责全面工作的。蒋介石是属于第二种，一般不做具体事务。　在二战期间，据说他担任了不下八十二个职务。下面仅列出一部分：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全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长官、行政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央计划局总主任、国民党政治工作审查委员会主席、新生活运动协会主任、宪政起草委员会主席、中央训练团上席、全国滑翔者协会会长等。　l937年，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的新制度无论成败与否，均被迫停顿下来。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知道自己的军队虽然兵额百万，但装备极差，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无法相比。蒋介石打算抗日，但采取了大撤退战略。　放弃首都南京后，他在西部的长江三峡入口处的重庆建立了战时首都。此地在军事上具有战略地位，但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这里却是蒋介石未日的开始。广大的地区、众多的人口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　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后的十年里，毛泽东学到了很多东西。毛泽东善于动员农民，发挥农民的无穷力量，而蒋介石却视农民为群氓。威胁他们驯服于自己。　毛泽东善于诱导农民认清农村现状的实质。毛的人民军队不抓壮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农民收获庄稼。毛泽东还没收土豪的田地，重新分给农民。而国民党正好相反，他们违反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推行可怕的国有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蒋介石与美国的联盟，但也带来了新课题。罗斯福总统认为领导中国军队及中国战场的美军总司令，应该是热爱中国人民，性格内向，中文地道而沉默寡言的人。　“醋鬼”约瑟夫·史迪威，1942年抵达重庆，担任蒋委员长的参谋长，两人从一开始就发生了矛盾，史迪威是位战将，希望他的中国同盟军赴前线作战，并主张整治军官腐败现象，直接从战时首都挑选人才。史迪威认为中国政府的全部机构象一个臭气熏大的“大粪池”，他还蔑称蒋介石为“花生米”。由于双方互相反感，1944年，美国总统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　此前一年，当蒋介石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以四巨头的身份出席开罗首脑会议时，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威望，美国人的援助滚滚而来，资金。武器、医药等各种战备物资运到了蒋介石的后方。但是，大多数物资又流入了黑市，物价开始飞涨，其惊人程度在近代史上只有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可与之相比。　战争结束时，“蒋委员长”的统治已面临严重危机。内蒙古大部分与东北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战争最后几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将缴获日本人的大量武器与军火移交给毛泽东。　1945年底，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实现和平。双方政治上毫不妥协，注定了调解必然失败。内战的乌云笼罩全国。事实上，1946年内战就爆发了。　起初，国民党很快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然而，1948年春天，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攻势。蒋介石方面士气一片沮丧，华盛顿最终对蒋介石政府感到厌烦，不愿再将美元供给这个没有希望的政府。国民党全军崩溃。　蒋介石作出可怜的姿态，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辞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重返浙江老家。蒋介石自年轻时起就表现过一系列的“辞职意向”，然而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暂时辞职让位。而每次辞职后，他总使继位者表现得无能为力，好让他东山再起，重掌政权。　共产党占领南京、广东、重庆之后，蒋介石带领几十个师的精锐部队逃离大陆，来到台湾。　他失去了中国。虽然他后来在台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无法弥补他在大陆失败的灾难性屈辱。　成年后的蒋介石爱写日记。这个在公开场合自负而顽固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深刻地批评自己。每天，他与夫人一起双膝长跪，祈祷上帝保佑。　1975年3月29日，他的遗愿表达了他至死不泯的梦想：　“吾之同仁及同乡、正值国家渐渐强大之际，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却国家之悲哀与希望。吾之天灵将永远与吾之同仁及同乡一起实现三民主义、光复大陆、恢复吾之民族文化。”　他还以谦虚和自傲相混杂的口吻说道：“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那稣基督及总理信徒自居”。　蒋介石死了，他那不可思议的梦想也被带进了坟墓。　

第二章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这句话是杰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60年代用来描绘非洲革命形势时的名言。　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清王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帝国的秩序动荡不安，这正是革命者鼓动革命的好时机。　孙逸仙博士是这场革命的先驱，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后来，有两个年轻人对他的政治遗产发生了分歧，他们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　几个世纪来，中华帝国体制稳定，国泰民安，但到清朝统治时期国势开始衰落。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爆炸。1778年统计时，全国人口已达到242，956，613人。人口增加了，但并没有新的土地开发出来。清廷更担忧祸从国外起，于是限制向海外移民。中国人滞留国内，人口不断增加。　本来工业革命能够解决人口问题，但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更为严重的是，洋人带来的贸易和工业品已深入内地，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手工业。中国人毫无出路，因为工业化国家通过关税壁垒来限制中国手工业品的出口。　接着，洋人进来了，在我们这个交通发达，通讯便利的时代，要理解洋人来到中国后对中国人及其统治者形成的变化与心理冲击，并非易事。与其他文明不同，中国在封闭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沙漠、高山与大海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比境外的“夷人”以及汉族周边的“南蛮”、“北胡”都要先进。在这种情形下，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概念，在中国是无法被理解的。　中国皇帝认为接受“夷人”来朝是屈尊大驾，和“夷人”没有进一步交往的必要。　中国还有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汉字复杂难懂，必然导致大量文盲。能够掌握汉字的人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而那些家境贫寒、智商低下的人则被排除在外。然而，有发展前途的孩子即使家贫，如果得到地方慈善机构或富人的资助，也有受教育的机会，中科举，取功名，从而走上仕途。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并没有森严的等级界限。　但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概念对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中国社会有过森严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享有至上的尊严。中国俗语“天无二日”意思是说，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是天下唯一的大国。在皇帝独裁之下，违抗皇帝命令是十分危险的，简直与背叛无异。　中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法制不如其他国家发达，虽然有刑典制裁犯罪分子，但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法典。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同一般，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作用，他们显得宽容大度。　中国人崇尚迷信，信仰佛教或道教。　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其实这是误解，事实上，儒教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是中国的国教。不断的动荡，改朝换代，都需要儒教来确保社会的稳定。　然而，长期的稳定也有副作用，它带来社会的僵化与停滞不前。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建立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文明，他们的聪明才智与发明创造都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农业技术领先于欧洲。皇帝大兴土木，把洪水泛滥的黄河流域及其他江河流域开发出来精耕细作。在农业、艺术、文学以及国家制度等方面，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此，点滴的变化均被视为异端，任何革命都得不到鼓励，似乎一切已达到完美的顶峰，不可再臻一步。　在这种秩序下，君主享有精神统治权，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不是永久的。人们认为君主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他不代表正义，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　中国历史上的“犯上作乱”都因此而起。如果失败了，起义者就成为历史上的“叛逆”；如果胜利了，起义领袖就会黄袍加身，改朝换代，而被废黜的君主则失去其“天子”地位。　与绝大多数的外国人不同，中国人既不受讨厌的法律的桎梏，也不受基督教原罪概念的约束。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他们忠于自己的家乡、家庭和家族。在这种“家”的环境下，长者仲裁纠纷，一人得道，全家沾光，一人遭灾，全族救援。　当外国侵略中国时，中国社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中国统治者妄自尊大的思想被粉碎了。他们发现外国技术比中国先进，同时他们又自我安慰，说外国的哲学没有中国的发达。但是，这种观点经不住事实的考验。　英国人来到中国的大门口，因其要求被中国拒绝而向中国宣战，中国方面认为英国发动战争是强迫中国进口印度鸦片的帝国主义行径，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鸦片战争”。英国毫不费力地打了胜仗，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南京条约》。广东失去了对海上贸易的垄断，中国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口岸，并赔偿2100万英磅。《南京条约》标志着“夷人”对中国皇帝的朝贡制度的结束。　外国的欺侮远没有了结，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　1844年、1858年、1879年、1881年、1883年、1885年和1895年，几十年间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国家丧权失地，民族屈辱日深，美国首先在中国获得了治外法权，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法庭，其他国家群起效尤，也取得了这种特权。如果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杀了一个中国人，中国法庭无权审判被告。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俄国人趁火打劫，掠夺阿穆尔河（黑龙江）与黑龙江省，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比白种的西洋人更为险恶。东洋日本——后起的亚洲强国强迫中国割让了台湾。　1897年底，法国占领了胶州。于是，瓜分租借地的狂潮随之而来。外国侵略者随心所欲，中国已无主权可言。此外，国内接连发生民众造反，皇帝的权威受到挑战。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风起云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令人吃惊，在西方国家的内战史上，只有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内战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西班牙内战历时三年，损失50万人，美国内战历时四年，也损失50万人。　太平天国起义时间更长，损失更大。在长达十四年的战争中，有2000万人丧失生命。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太平天国起义是近一个世纪后毛泽东农民革命的预演。　太平天国起义的伟大领袖洪秀全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主张人人平等，财产公有。他是一位天才的领袖，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规模宏大的军队，攻占了南京，统治了中国中部与南部。1853年，洪秀全及其信徒宣告“太平天国”诞生，此刻北京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安，洪秀全虽是一个勇敢的征服者，却不是一个英明的行政建设者。1855年他开始走下坡路，革命运动面临着分裂。　起义四起，全国混乱。1900年，一场独特的起义爆发（义和团起义——译注）。这场运动受到统治者的鼓励，目的不是灭“清”而是灭“洋”。起义者利用传统的中国拳术，进行自卫，故称“义和拳”。义和拳运动迅速蔓延，席卷中国北部乡村。他们烧毁洋教堂，处死成千上万的教民。7月13日，义和团冲进北京，包围了外国使馆。第二天，一支国际部队（即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进军北京，并于1个月后击败了义和团，救出了避难于使馆的外国人。此刻，这些人已惊恐万分，饥饿不堪。西太后则携员出逃。　八国联军洗劫了北京，强迫清朝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辛丑条约》。其条件极其苛刻，列强要求中国赔偿7．38亿美元，包括利息，分40年还清。清廷官员受到惩处，列强使馆得到加固与扩大。通往天津的铁路沿线允许列强驻兵。中国遭受了奇耻大辱。　在后来的20年里，有两个人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是将军出身的政治家袁世凯，另一个是医生出身的革命家孙中山。　袁世凯打赢了朝鲜战役并升为朝廷驻韩大臣。袁本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