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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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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到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分歧的一点上了。”金庸先生说:“越谈越玄了,好像?——佛家有两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只是落脚的层面不同的说法。所谓‘八正道’,也就是八种落实于生活的方式,其中第一条路就是‘正见’:求得正确的知识以及见解。佛家不像基督教,强调人的‘罪’。却认为人所犯的错误不过是出于‘无明’而已,人因为不能求得正确的见解,所以会犯错。但是另一方面,佛家又要人祛除‘所知障’。当人生在世数十年,接受各式各样的见解和经验之后,总会有所执着和坚持。如果人想得到最后的真理,势必须要抛弃所有的成见,那时知识可能只是障害了。”

在“正见”的语意上,西方的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他也是将人的罪恶、虚伪和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人的无知,与佛说是很接近的。然而在知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东西方又分别导领出有着相当差异的轨道。金庸先生挥语如行云,对这个问题作了扼要简明的分析:

“西方的哲学传统里对知识是相当重视的。柏拉图也曾认为追求知识就可以完满地解决人生问题。发展到康德,有一部分的理念就和前面所提及的佛家‘去所知障’的精神相近了。康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智慧和真理,它和人类的语言及思辨能力是相抵触的,知识亦无能为力。康德只作如是说,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而在佛家则进而用打坐以及默想以接近真智慧。禅宗尤其主张如此。这就是属于宗教的问题了:信则是;不信则否。哲学家想当然是不容易接受的。佛家基本上认为一切哲学的解释,总是片面的,也就是有限的。有人问佛祖:宇宙是有尽是无尽的?是有限是无限?人死后会如何?问了十四个类似的问题,释迦牟尼都不回话,这是著名的‘十四不答’。这些问题获得不同的解释,却终不能有答案,提问便是无稽的。释迎牟尼还作了一个比喻:有人中了毒箭,这时去研究那箭身的质料为何,研究那箭羽的种类为何,研究那射箭人状貌如何,诸如此类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怎样去拔出毒箭,救回一条性命。”

“——唉!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其实人人学佛各随缘分不同,而有不同的‘法门’的,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宗教的意味变淡了;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准备多说什么了,无语因缘,在座者也多只便会心而笑了。

接着,座中人的联想忽发,从佛教世界到武侠小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十万八千里的旅程,而追怀之下,《西游记》这部书已如“筋斗云”般浮跃而来。

金庸先生倾身换了个坐姿,缓缓道来:“《西游记》原先也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总是附会故事,敷陈情节,刻画人物,最后辑补撰订的。其中猴子造型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去。佛经中也利用了那些传统的民间故事,后来传入中土,踵事增华,便不只于佛家一门。《西游记》里儒、道两家的风味和理想也具有相当分量的地位,这是中国人合异取同的天性了。”

当人们提及金庸先生早年从事电影工作的时候,他连忙摇摇手,笑道说:“我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早些年,在左派的长城电影公司做一年多,导过两部戏。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有待下去。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仍然未曾摆脱那许多束缚。

去年,中共召开‘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许多人在会中也强调了:主题的限制需要放宽,创作需要自由。连邓小平也在开幕典礼中说:中国地大物博而历史悠久,文艺创作也必须要有多方面的表现。至少在趋势上,放宽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去年我在香港,见到一出由大陆的剧团所演出的京戏《辛安驿》,竟然也采用传统的演出形式,刻画一对假凤虚凰的思春之状,这和前几年中共的姿态是大异其趣的。

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须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金庸先生语重心长地作了结论:“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文化传统,这深厚的文化传统,大有可能导引我们进入光明的未来,重视文化经验多方面的发展,然后我们期待!”

夜凉方浓,一灯如炬,座中人依依相别,仿佛是结束了什么。然而结束了么?或者告别了儒侠金庸,便顿然觉出有一程岁月正将开始呢?那是慧思与灵感的开悟么?然而一席话间怎容得下这许多境界呢?他留下一些值得细品深思的课题,引燃了归客的心绪,一如灯火引燃夜色,直到黎明来时。

………………………………………………





成长之路


回顾所来径,

一切美好的都在烟云间。   

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是自孩童时起便与读者见面的。

这似乎是金庸的专利,三剑侠中,梁羽生和古龙都没有这种习惯。

梁羽生的主人公多为英姿勃发的青少年,一出场无论是武功和气派,都是傲视朋侪的,如张丹枫,如段克邪,如凌未风,如金世遗……

古龙的主人公更是“泰山顶上一棵松”,我们只知道他们高高在上,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大小,家居何方,师承何人。反正他们一出现就已名震江湖,万众瞩目,只有小鱼儿是个例外。

但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却得以参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常常在褪褓时期我们就已结识了他们。从十岁八岁到十七八岁阶段,金庸为他们花费的笔墨最多。

这群金庸笔下的宠儿,细数起来,当有郭靖、杨过、张无忌、胡斐、韦小宝、郭襄、张君宝、周芷若、殷离等等。

郭靖根本就是从一生下来就跟我们见面的。他的母亲李萍在战场上生下了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在大漠中熬了下来。在水草旁用树枝搭了一所茅屋,畜养牲口,又将羊毛纺条织毡,与牧人交换粮食。

忽忽数年,他已经六岁了。他母亲依着丈夫的遗言,给他取了郭靖这个名字。他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勤勤恳恳,牲口渐繁,生计也过得好些了,又都学会了蒙古话。只是李萍看着儿子憨钝的样子,常常黯然神伤。

但这郭靖却是憨人有憨福,其种种遭遇,可以说是因拙而得福,因朴而得福,简直就是中国版本的“阿甘正传”。

江南七怪远赴大漠寻找他,并倾尽心力合力传授他武艺的缘分不消说了,他最大的福分,是认识了黄蓉。别看黄蓉出场时也仅是个初及笄的丫头,但她在书中的重要性,却是谁也比不上的。除了她的聪明机智,更主要的,是作品里的一些“大人物”,都与她有很深的关系,正是由于有她在,才有了这部小说的多姿多彩,热闹非凡。

东邪黄药师是她的父亲,南帝一灯大师段智兴是他的救命恩人,北丐洪七公是她的师父,西毒欧阳锋属意她当儿媳妇。除了中神通王重阳因在作品开始时就逝去多年,她无缘结识外,书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多少都与她有交情。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对郭靖的帮助可就太大了。郭靖随洪七公学习阳刚威猛的降龙十八掌,一方面固然他的天份恰恰只能练这种简单而刚猛的武功,可谓是天生有缘而相得益彰,但若没有黄蓉的牵线,则郭靖又哪来这种缘份?

在第十二回《亢龙有悔》里,鬼灵精的黄蓉为郭靖演了一场好戏。

洪七公好吃,而黄蓉是此道高手,这一老一少在姜庙镇邂逅,黄蓉就凭一道名为“玉笛谁家听落花”的炙牛肉条,和一碗碧绿的清汤中浮着十数颗殷红的樱桃,又飘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底下衬着嫩笋丁子,泛出荷叶清香的“好逑汤”,诱得洪七公教会了郭靖“降龙十八掌”。三人从此订交,终演成师徒。

金庸很注意描写孩提时代的启蒙,那一段童稚无邪的阶段,无论在思想上,体能上皆是最可塑之时,浑如璞玉,纯净无式,可任人雕琢而成理想之模式。可以说,那是关键时刻,向好向恶,往往系之于此。

与郭靖的向好相似,杨康的向恶也是从小开始的,外在环境的影响人之一生,杨康的例子可作说明。

除童心外,金庸还擅写赤子之心。周伯通之成为“老顽童”,鹤发童颜,行事不知所谓,武功却登峰造极,一一都是拜赤子之心所赐。

由童心与赤子之心所引发出的故事,在金庸的笔下真是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金庸是借对童稚纯朴的无限憧憬,去抗拒、否定成人权术世界中的虚假、伪善与无趣无味吗?

看看金庸笔下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腥风血雨,惨烈非常,我们怎能不作如此想?

孩子的世界毕竟要干净得多。

丰子恺就曾经说: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

看看我们周围的孩子吧,他们是那么的热衷于种种大人们觉得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游戏。他们把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些游戏中,看似徒劳无功,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兴味浓酣的时候,冷风烈日之下不觉其苦,混然忘却饥渴——这在他们看来,才是微不足道的。

试想想,他们为什么对游戏这么热衷?跟农夫的热衷于为收获而耕耘,木匠的热衷于为工钱而操斧,商人的热衷于为财物而买卖,政客的热衷于为权力而奔忙相比,他们的热衷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没有所为的。他们完全是为游戏而游戏,手段就是目的,不计利害,不分你我。哪像那些大人们,不管进行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得益获利。

金庸把武林中人的卑鄙龌龊写得真是入木三分,无疑也是为了衬托出童真世界的可爱。

那时才六岁,郭靖就凭着一股孩子的天性,救了蒙古勇士哲别。他与哲别根本不认识,只不过见他在战阵中英勇异常,激发了幼小心灵中的一股纯良之气,便想办法去保护他,即使被术赤用马鞭抽得遍体鳞伤,痛彻心肺,宁死也不肯供出哲别的藏身之处。

只有心地纯真的孩子才那么容易不计后果地去保护别人罢?他甚至不问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当桑昆的两头猎豹纵起要咬铁木真的小女儿华筝时,他不顾危险的“着地滚去,抱起了华筝”。事后铁木真问他怎么那么勇敢,他只说了一句:“豺子要吃人的。”

多么纯洁而高贵的赤子之心。

每一个孩子,在刚刚坠地的时候,对于世间是毫无成见的,及至稍长,宇宙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会与狗为友,对猫说故事;他们会想着追星摘月,要唤回飞去的小鸟,要叫醒已死的小鸡。他们不知昼夜,不懂生死,不晓阶级,不问界限,却独有天地之灵气。

郭靖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大漠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拘无束,虽然没有文化,缺少灵感,也不懂思辨,但他却有一颗健全而通透的心。那苍苍茫茫不分天地的环境,那辽阔豪迈无遮无盖的氛围,无疑加固了纯良的天性。他后来的大智、大勇、大圣、大贤,跟他在大漠里射雕的经历不无关系。正是他的出生地,教会了他正直勇敢,善良朴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与生俱来的刚毅木讷纯厚忠诚的大侠性格真正是得自天然。

虽说郭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是从书中的第六回才真正开始的,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经历及其“射雕”的壮举,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引子,因为即时的郭靖还没有真正独立地走入江湖,还没有真正开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经历。——但若没有在大漠生大漠长,在大漠有着哲别这样的老师,并在铁木真及其儿子们同射下一雕之后,他拉满弓弦,一下子就一箭双雕射下了两只,这部小说也许就不会叫《射雕英雄传》或《大漠英雄传》。

值得人深思的是,郭靖的憨厚、拙朴在金庸笔下是一以贯之的,这在金庸作品也算是一个例外了,因为金庸是一个求变之心很盛的作家。但写郭靖,是写他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性格,到底也是什么样的性格,纯是以外在世界走近将就他,而不是让他去俯就客观的世界,而且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最后竟然还成了当世第一大侠。金庸为什么对郭靖如此的一意孤行?

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的“原我之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世间造作后的心。这是提醒我们,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瑕,天真烂漫的真心,使他们成人之后,还是用这原来的心去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于盲从于人世的约定俗成,而被世间的罗网所羁绊。所以朱熹对此的注解是:“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我们并不否认金庸是借郭靖这一典型,去完成他的一种心愿,去树立他的人格理想。他是多么希望这尘世间都是这种具有赤子之心的人啊,他的“向佛”其实也是郭靖之后,他最后的坚守。

所以,郭靖是惟一的。

正如金庸也是惟一的一样。

但是,无论怎样说,这是金庸喜欢写儿童,写童心、写赤子之心的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全部的因由。

我们不由得想起金庸写于五十年代的一篇散文。他曾经这样说过: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起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五十年代,金庸才刚到而立之年吧?他已那么深情地想起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回顾所来径。

江南不仅是金庸的出生地和创作的源泉——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自己从小听到的乾隆皇帝下河南的故事而写成的,而且还是他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寄托。这分对家乡缱绻眷恋的情感,这分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内化为一种创作的感情张力,外化为文艺创作的动力。

这样的事例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少见:

福克纳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镇,开拓了属于全人类的神话世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

哈代在他家乡英国的威塞克斯小镇,挖掘出带有十八世纪乡村文化色彩的“威塞克斯主题”。

萧红即使不能回归故土,心也永远朝向故乡。她在香港病逝前,完成了充满忧伤和温馨回忆的《呼兰河传》。

许多许多的作家都曾将其审美视野投向出生地,在那里打一口深井,挖掘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金庸也不例外,他写了那么多的孩子的故事,更是以童年作为昔时故园的一抹表征,而寄寓其怀旧乡思,让人感叹不已。

确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一丝惆怅也不会感觉到。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远不再回来,譬如我们的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譬如我们的故乡。

要是我们明白那么多的成年人爱听《童年》这首歌,也许我们就会明白金庸为什么那么喜欢写孩子,写江南了。

郭靖当然不会问“太阳为什么总是下到山的那一边?”也没有人会告诉他“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顶多“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这么孤孤单单的童年。”

但金庸在江南过的却是幸福的童年——雄伟的海潮,茫茫苍苍;宽阔的田野,青青翠翠;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谁料在轻轻挥一挥衣袖之后,竟成了永不褪色的回忆。

他只能把他的童年情结,家国情思,在一本本的小说中汩汩流露出来。

………………………………………………





慧质兰心


因为巧而真,

她被称为解语花。   

西谚说:上帝是公平的。

但在杨康、欧阳克等看来,上帝一定是偏心的。不是吗?资质那么鲁钝的郭靖,却偏偏使黄蓉一见钟情而至此不渝。

黄蓉是那样的聪明机智,慧心秀口,若论家学教养、武功文才无一不远远超过郭靖,却偏偏对他一往情深。饶是欧阳克在旁边如何风流潇洒,殷勤多情,就是正眼儿也不瞧他一下,让他酸溜溜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看到末尾,读者也就明白谁是牛粪了。郭靖的人品胸襟,决定了他能拙胜巧,愚胜智,最后终于走上华山论剑的大侠之路。欧阳克算个什么呢?

黄蓉之看中郭靖,才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

他们的结合,不仅表现了金庸的人格理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的爱情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庸作品中描写到的所有的情侣和夫妻中,郭靖与黄蓉是最幸福,最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相信大部分读者也会祝他们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黄蓉因父亲狠责了几句,离家出走扮作假小子,遇到郭靖,自然而然地从友情升华成爱情。据小说中说:

初时她……原是将心中对父亲的怨气出在郭靖头上。哪知他浑不在意,言谈投机,一见如故,竟然便解衣赠马,关切备至。她正凄苦寂寞,蒙他如此坦诚相待,自是心中感激,两人结为知交。   

郭靖初见黄蓉时,并不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子”。郭靖生性纯厚,再加上从来没有过比他弱小的朋友,所以,发自内心地愿意保护她,对黄蓉显得照顾有加。而黄蓉对于郭靖,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与父亲以外的男性接触。而且,她立即发现,这个男孩,与父亲大大的不同。父亲虽然很亲切,可以倚靠,可以撒娇,终究还少了点什么。但对着这个郭靖,却可以倾诉心声,可以作朋友作兄长,可以吵架斗嘴,也可以娇嗔依偎,她的少女情怀就这样渐渐苏醒。

他们两人一见倾心。黄蓉的高谈阔论,令郭靖这个傻小子大为折服,脸上尽是敬佩之情。这使黄蓉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人欣赏自己,越说越欢喜。而从不太会说话的郭靖,他竟然流畅地说起自己的往事,这在他,一生中恐怕就只有这一次,说得“滔滔不绝”。

异性之间,如果互相有向对方倾诉心事的冲动,那多半是喜欢上了。这当中没有理由,没有逻辑。你见了一个女孩或男孩,情不自禁地,就要表达自己,总觉得对方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是一个可以交心的人,这样的情景也许就叫一见钟情。

紧接着,郭靖赠金赠衣,黄蓉更是芳心大动。直至郭靖连自己所骑的宝马都送给了黄蓉,黄蓉就:“心中感激,难以自己,忽然伏在桌上,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

两人间的感情至此,已昭然若揭,只差最后的一层没有点破而已。等到黄蓉回复女儿形象,两人在湖中相会,所有的感情都混结为不可言说的男女之爱。金庸将这双小儿女的情状描写得十分简洁而又细腻:

黄蓉轻轻靠在他胸前。郭靖只觉一股甜香围住了他的身体,围住了湖水,围住了整个天地,也不知是梅花的清香,还是黄蓉身上发出来的。两人握着手不再说话。

黄蓉低声说:“你再体惜我,我可要受不了啦。要是你遇上了危难,难道我独个儿能活着么?”

郭靖一闻此言,心中一震,不觉感激、爱慕、狂喜、自怜,诸般激情同时涌向心头。



自此以后,郭靖和黄蓉之间的感情,虽然好事多磨,经过了多少波折,但郭靖始终信守着他的诺言,“我不能没有她,蓉儿也不能没有我。”两人的命运性格都由于爱情而有所改变。

坚贞不移,善始善终,这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男女,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那确实又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崇尚的理想,所倾慕的典范。

还是曾昭旭,在谈完了郭靖的先天理性的可贵后,再谈到了郭黄之间的因缘。他将他们的“相合”,视作“感情的正格”。

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黄蓉则代表了活泼轻柔的生命之流。而如此一个灵慧的生命去和刚毅的郭靖相处,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小事上,郭靖总是笨拙窘困。在生生灭灭,迁流不息的情形下随机应变,以呈露生命姿彩,这本是黄蓉的能耐和本色。但一旦临到大关节,便由郭靖作主,黄蓉从不敢以一言相劝。要知忠义诚信、道德理想这些属于价值层面的判断,原非无善无恶的生命所知,流畅自然的生命,在此时是要谦退守分的。   

所以,一般读者总是将郭靖黄蓉的结合看成是完美的姻缘,符合人世间的道德律与审美观。

但正如有人总嫌郭靖愚笨一样,他们对黄蓉也不太“感冒”。倪匡认为“这样的女人,唯有郭靖这样的笨人,可以终生相对。”又有人说:“做了郭靖妻子后,竟然改变恁大,不仅少了千般玲珑、万般剔透,而且还变得自私自利。”

尤其是在对待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上,黄蓉做了“丑人”,更为不喜欢她的人所诟病。

但平心而论,若说到深入民心,在金庸笔下的“红粉佳人”之中,恐怕还得数黄蓉。

香港的项庄先生就曾为黄蓉挺身而出:

个人一直认为郭靖与黄蓉都是绝代之人,在金庸小说人物中空前绝后。郭靖之所以绝代,并非仅仅为他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大仁大义与爱国爱民的人在历史中了不起,在文学艺术中未必一定动人,更未必绝代。郭靖之绝在一个“真”字,怎么想就怎么做,在俗人眼中幼稚甚至若愚。故此巧如黄蓉,灵如杨过,逸如洪七公,强如成吉思汗,都向他说个服字。

黄蓉之所以绝代,同样在一个“真”字,不过她是巧而真,看来就处处用心机,处处占人上风。这样的女子并非不可为妻,而是只有像郭靖那样的人才可以娶之为妻,以大拙对大巧,拙而真就压倒了巧而真。   

林燕妮小姐则指出倪匡们“太有现实生活代人之感”,才不喜欢黄蓉。她为黄蓉辩护: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呀?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像黄蓉,那便是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情形似乎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许多男读者不喜欢她,纯以实际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其实,她是曹雪芹用力最多最深的人物。若从美学角度看,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她所包含的诗意,以及悲剧色彩,超过书中任何一个人。

黄蓉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人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

还有什么比一个大美人变成一位老妇人更让人伤感的呢?难怪有一名外国女星因为不愿观众看到她的老态,而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自杀了。

将这种成长的痕迹如实地、艺术地加以显现,对于作家的技巧显然是大大的挑战。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她必须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必须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书中说:“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儿女。”

在《神雕侠侣》中,黄蓉的母性和妻性都表现得毫无遮挡。对女儿的偏袒、保护,对丈夫的深情、顺从,唯独忘了自己的本性。她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完全消溶在丈夫、孩子身上了。

所以,从对人物的刻画而言,黄蓉是金庸写得最成功的女性。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和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则是另一回事。

说到写少女,尤其是美女,金庸确实有他的绝招与“秘芨”。

金庸描述女性之美,有时很有现代意识,如黄蓉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但更多的还是与书中年代相符,颇具古典美,仿若一个个古典美女翩然向我们走来,美不胜收。

不妨看看曹雪芹是如何写林黛玉的。他写黛玉同时采用了三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出自贾府众人: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治之症。   

黛玉的风韵神态,光彩照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其赢弱的身体素质,也一望而知。众人眼中的黛玉,确是这样一副模样,不多不少,几笔白描,很是简洁。

第二个角度,出自王熙凤:

这熙民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脂砚斋对这段描写的评语是:“写阿凤全部传神第一笔也。”王熙凤是贾府中著名的凤辣子,能干泼辣,本身也是美人一个。从她嘴里能说出“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这么高的评价,黛玉风姿可知。

第三个角度,出自宝玉:

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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