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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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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晓毅；费勇
江南少年
他出生于江南的名门世家，
江南的人文传统与自然风光熏陶了他。
“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是金庸五十年代一篇散文中的话，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苏州、太湖、杭州、西湖、海宁、湖州等等，如诗如画，读来令人神往，又有点凄美之感。在1975年版的《书剑恩仇录》后记中，金庸写道：
“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就在这本《书剑恩仇录》第四回中，有一段描写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似乎寄寓着作者自己的感怀。
陈家洛上马奔驰，八十多里快马两个多时辰也就到了，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戍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海宁城又名盐官镇，解放后海宁县城搬往硖石，现在陕石又改为海宁市。从地图上看，盐官正好位于钱塘江的出口处，海与江的交接处，茫茫苍苍，一望无际。她的南面、西面则是一派杭嘉湖平原的秀丽景色，桑林掩映着水塘，青砖翠瓦，名胜古迹，随处可见。江南小镇，风光无限。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菩萨蛮》之二
我打从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郑愁予《错误》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富饶的土地，迷人的景色。而人事沧桑变幻，如雨如烟。“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诗情画意，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
金庸是地道的江南人，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是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
他1924年出生，在家乡度过了童年时代，完成了小学教育。他在钱塘江观潮处露过营，更听过老人们讲的关于海宁陈阁老的故事。面对陈家精致幽深的大院，杂草丛生，断砖残瓦，年幼的金庸想到的是什么？雄伟的海潮，厚重的人文环境、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自然景观，也许孕育了金庸气质中刚柔相济的一面。难怪他既能写塞北大漠的悲壮豪迈，也能写依依杨柳的纤柔细腻；既能写英雄汉的粗豪铁胆，也能写小女子的似水柔情。
海宁最有名的自然是“海宁潮”，也叫“钱江潮”、“浙江潮”。每年的八月，由于汛期，江水与海水相激荡，形成壮观的海潮，吸引大批游客观赏。
乾隆皇帝曾在那里看过海潮，还建造了海塘。孙中山先生也在那里观过海潮，并留有墨迹。康有为诗曰：“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
金庸的笔下更有海潮奇景的壮阔场面：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淹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
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来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无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
海宁的查家并非一般泛泛之家。
明清之交，查家的有名人物是查伊璜。在《聊斋志异》与《觚胜雪莲》中记载有关于查伊璜的故事，大致是他与吴六奇将军的神交。在《鹿鼎记》中，被金庸发展成一段生动、有趣的情节。蒲留仙称伊璜先生“厚施而不问其名，真侠烈古丈夫哉！”《觚胜》中称其为“才华丰艳，而风情潇洒。常谓满眼悠悠，不堪酬对；海内奇杰，非从尘埃中物色，未可得也。”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查伊璜先生的风采。
金庸确切地提到过他的先祖为查慎行。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清史列传》记载：“查慎行，字初白，海宁人。少受学黄宗羲。于经通于《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他的诗很受康熙皇帝的赞赏，得以进京供职于南书房。有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巨子赋诗，查慎行的诗中有一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因而宫中的人称他为“烟波钓徒查翰林”。查慎行的二弟嗣口、三弟嗣庭都是翰林，另外堂兄嗣韩是榜眼，侄儿查升是侍讲，也都是翰林。查慎行的大儿子克建、堂弟嗣口都是进士。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门户科第甚盛。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查慎行也受到牵连，奉旨带领全家进京投狱。他在途中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后来得以放归故乡，不久即谢世。
查慎行留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在清代享有盛名。赵翼、纪晓岚甚至认为他的诗与陆游并驾齐驱，互有长短。查慎行的诗宗法宋诗，内容大抵写旅途见闻，以及民间疾苦，自然风物，“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历处”。（林庚、冯沅君语）录两首于下，以见一斑：
闰三月朔作
年光何与衰翁事，
也复时时唤奈何。
为百草忧春雨少，
替千花惜晓风多。
鱼苗船
几片红旗报贩鲜，
鱼苗百斛楚人船；
怜他性命如针细，
也与官家办税钱。
查家尽管道难，但仍是显赫世家，书香门第。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门联上题的“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恐非一句虚言。
金庸同代的查氏人中，查良铮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笔名穆旦）。他在四十年代即已成名，是“九叶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七十年代写作的诗，颇能反映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深刻思索，实属罕见，大概会越来越引起史家和文学界的注意。
金庸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有点亲戚关系。钱先生的夫人蒋英是金庸的表姐，而蒋英又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曾在比利时、法国学习音乐，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据金庸说，蒋英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在江苏做过知县（《连城诀》的故事似乎与他祖父的一位仆人有关，背景即在江苏）。任职期间清正廉明，尤富民族气节，对于洋教士欺压中国百姓敢于仗义干涉，因此而辞官。
从查伊璜到查文清，查家的人物不仅博学多才，而且重气节，正直刚烈。这种传统在金庸日后的小说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同时，金庸作品中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那种关注民族、国家命运的热心，似乎也与他先人的精神一脉相承。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位大地主，但不是那种土财主，他受过西洋教育，也许与徐志摩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等属于同类型，是过渡近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
有一年圣诞节，查枢卿送给金庸一件圣诞礼物。金庸打开一看，是一本书，作者狄更斯，书名《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本书并非狄更斯的名作，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讲一位冷漠的、无情的守财奴史克鲁奇在一次圣诞之夜，遇见从前一位合伙人的鬼魂。鬼魂告诉他将有三个圣诞精灵带他外出游历。到约定的时间，精灵们如期而至。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将史克鲁奇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并展现他孤独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怎样因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导致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度圣诞节。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景象使史鲁克奇感到震动，终于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慈爱友善的人。
这则故事强烈地吸引了金庸，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都将这本书放在身边，每当圣诞节来临，便去翻来读几段。他在《圣诞杂感》一文中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金庸在杭州读中学。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课余观赏湖光山色，留连于历史陈迹之间，还听说书听弹词。杭州的凉亭、茶楼、庙宇等有许许多多的对联，金庸记得最牢的是月下老人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也印象颇深。时隔多年，金庸还能背出许多月下老人词中的签词，在随笔中津津有味地引述、解释。
金庸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在战火中，他首次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人生旅程上的奋斗与游历。
………………………………………………
香江创业
他两手空空来到香港，
以一枝生花妙笔赢得锦绣前程。
在战乱中，许多人飘泊流离，无家可归。
金庸离开浙江后，几经转辗，在湖南西部一个同学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正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也是他《边城》中所描述的幻美世界。那里的苗人爱唱山歌，那时正值冬天，金庸与他们一起围着黄火，一边唱歌，一边吃烤红薯。热爱音乐的金庸在火光中掏出铅笔，铺一张纸在膝盖上，将这些歌一首首的记录下来。短短的时间里，记了厚厚的三大册，共一千多首歌。
山水、歌声虽美，终究只是过客。
不久，金庸到了当时的首都重庆，考入政治大学，专业为国际法。那时举国上下，正在遭受异族欺凌的耻辱，一般知识青年，大抵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
金庸曾回忆道：“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抗战期间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气质，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使他形成了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他终于因为不满校内的所谓“职业学生”（其实是国民党的小特务），而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金庸在中央图书馆阅览组找了一份工作。金庸自己家里的藏书十分丰富，他从小浸淫其中，陶冶成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及功底。在中央图书馆，他在百无聊赖之际，偶然翻阅到一种消遣书，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出神入化的武功，超现实的情节场面，使金庸暂时忘掉了尘世中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他当时并没有写作武侠的念头，但是这种大量的阅读，却埋下了一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颗种子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浙江，首先去海宁探亲。经过离乱后的亲人相见，分外动情。
然而，家乡的温馨不能留住一颗年轻的心，外面的世界刚刚展开，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迫切地想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久他便到杭州，成为《东南日报》的记者，从此这一生便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忙碌的采访生活中，金庸接触到民众的百般困苦，也看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几个月以后，他又往上海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东吴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创办于苏州，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科学家竺可桢等。另外，与金庸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还有香港政府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及华光航运集团创办人赵从衍夫妇。读书期间，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那时候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达至白热化，全面的内战已开始。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一次饱受战争的苦难。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这就是所谓的“乱世”。命运的沉浮有着太多的无可奈何，规则被彻底打碎。个人是渺小的，前途、事业之类，只是美好的幻想，能够生存下去就已属万幸。
金庸本来应当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官。但在那样动乱的时代，法律早已失去了约束力与权威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民心动荡，而共产党的大军正在向南挺进。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切社会的成规在改变着。不论学什么专业，首要的都是生存，那个时代不需要专业人才。
1948年，金庸二十四岁，从法学院草草毕业。当律师已没可能，看看混乱的时局，他为前途忧虑，找工作也非常困难。就在这时，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电讯翻译。当时报名的人达三千多。经过反复考试筛选，金庸成为两名幸运者中的一名。从此，他跻身报界。
金庸那时也许没有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份大报的老板，成为报业巨子。不过，金庸曾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时《大公报》的风格，特立独行；也非常喜欢新闻工作，而理想中的报纸就是那时的《大公报》。
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这位江南才子，一介书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笔，在陌生的岭南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这场巨变，也改写了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或沉沦或升浮，或悲或喜，许多年后回头望望，除了不胜感慨之外，还能有什么评说。
金庸没有留下什么文字，可以供我们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困惑还是兴奋？但是，他个人的命运多少与这场历史的巨变相关，乃至他的小说，他的办报事业。如果不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就不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但从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笔中，还是可以看出金庸较认同大陆这一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这些文章现已很难见到，“但曾读过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醒，是一时之选。”（倪匡语）
由于撰写影评，他与电视界有了较多的联络。他曾作过编剧，也作过两部影片的导演。他编的第一部剧本是《绝代佳人》，由著名演员夏梦主演，曾经获得北京文化部金章奖。据说，三十多年后金庸重回上海，当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这部《绝代佳人》，银幕上赫然出现“长城电影公司出品”，“查良镛编剧”的字样。除此以外，还有《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兰花花》、《午夜琴声》等，前二部是他担任导演的。
如果一切顺利，金庸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但是，长城电影公司的政策较为重视社会教育意义，对于影片限制较严，金庸感到难以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尤其在他编的几个剧本未能通过审查时，便萌生了去意。但要自办电影厂，经费相当巨大，于是，便想到了办报办杂志，成本较低，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明报》等一系列杂志、报纸就这样开始诞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当外交官。他当时发表过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国国际法权威梅久璈所赏识。又由于在《大公报》工作的关系，与乔冠华有过一段交往。乔冠华在解放后担任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秘书。
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了北京的外交部。乔冠华对他说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自传交代，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的客观情况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于是，有人说：“要不是查良镛这个决定，说不定他今日准是新华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然而，还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准会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霉，这几乎是铁定无疑的。而且，更为肯定的是，我们也绝对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侠小说了。
人生充满了选择，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盘皆变。过后回想起来，不免疑惑：要是当年不这样又会怎样呢？其实，该怎样就怎样，是玫瑰必然要长成玫瑰，是松树必然要长成松树。假设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无意义。
………………………………………………
武林至尊
新派武侠大师
激荡两岸风云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脱离《大公报》后，曾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事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下围棋，也都喜欢谈论武侠小说，不过，还都没有动手写。
其时，香港发生了一次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擂台设在澳门，整场比武只不过打了几分钟，以太极派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这个新闻使得港人大为兴奋，街头巷尾，无不在讨论这件事。《新晚报》认为此事大有噱头，可以招徐读者，便在比武的第二天，刊出要连载武侠小说的广告。重任落在梁羽生的身上，他构思了一天就开始写作。这样，边写边登，完成了《龙虎斗京华》，大获读者的欢迎，掀起了不小的武侠小说热潮。
《龙虎斗京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何谓新派，柳苏先生解释得极为精当：
新派，新在用新文艺手法，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环境，渲染气氛，……而不仅仅依靠情节的陈述。文字讲究，去掉陈腐的语言。西学为用，有时从西洋小说中汲取表现的技巧以至情节。这使原来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被提高了的新境界，而呈现出新气象，变得雅俗共赏，连大雅君子的学者也会对它手不释卷。
《侠影下的梁羽生》
1955年，金庸技痒，涉足“武林”，一出手便是《书剑恩仇录》，也登在《新晚报》上。从此欲罢不能，一直到七十年代才退出“江湖”。他总共写了十四部三十六册长、短篇武侠小说，依年代顺序，排列如下：
①《书剑恩仇录》
②《碧血剑》
③《雪山飞狐》
④《射雕英雄传》
⑤《神雕侠侣》
⑥《飞狐外传》
⑦《白马啸西风》
⑧《鸳鸯刀》
⑨《连城诀》
⑩《倚天屠龙记》
⑾《天龙八部》
⑿《侠客行》
⒀《笑傲江湖》
⒁《鹿鼎记》
这个创作量与倪匡、古龙相比，也许不算多。但须知，金庸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正是他创办《明报》之时，繁杂的事务，足以使一般人无法应付。金庸却能在办报之外，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评，近二十年如一日。他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评，而且，他的小说与社评都属一流。如果没有他的社评和小说，《明报》能否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有大大的疑问。
金庸曾将自己十四部作品的首字连成一幅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可见他的书名都曾经过详细周密的思索，不是随便安上去的。他在搁笔后又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修改润色，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与任何伟大的文学家相比。
金庸是用自己的生命创作的，他不重复前人，也不重复自己。
他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武侠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特别是通过郭靖、杨过、令狐冲等鄙薄权欲的少年英雄，高扬了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进步的惟一的可靠的源泉”。
金庸描写的性情世界，极尽人性之曲奥，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丁典与凌霜华等人的爱情，倾倒了无数读者。
金庸的作品，完全打破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在这里，一切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直指人心的。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界线、区分都没有什么意义。一种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洋溢于其间。这是一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备的情怀。
金庸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
说到人生的大悲哀，如梦如幻的情致，无常的苍凉，情感的如泣如诉，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数曹雪芹、金庸两人写得最好。一句话，他们写尽了中国人的人生感受。
写了那么多武侠，又被人称为“大侠”，金庸会不会武功？且听他自己的表白：
大部分是想象的（指武功招式）。不过太极拳、少林拳、武当拳有正式纪录，现在有很多人也会，尽可能照实写来不加以改变。其他许多武功招式是我自己创造的想象出来，传统本来没有的。有一些不是出自大名家、大派别的武功，也可以做一些变动。我不会武功，武侠小说主要是小说为主，武术是一种工具，属于比较次要的层次。
大多数小说里面的招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里面，或者诗词与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适合的句子来做那招式的名字。有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总之那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
看来，大侠金庸只是一介书生。
金庸小说的一大重要贡献是，矫正了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欧化恶习，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早在五十年代，金庸就意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他指出：
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会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辨“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差别。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论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说所用的笔法，不是纯白话文，而是中国传统小说特有的笔法。《射雕英雄传》开始的一段，活脱是《水浒传》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这样的字眼。但运用得恰到好处，绝不阻碍现代读者对小说的欣赏。虽然不是纯白话文，但是口语化的程度，甚至还在白话文之上。
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无疑地具有宗师的身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盟主”。他不但是现代武侠小说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后的武侠小说作家恐怕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尤其可贵而难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极其广博的史地与古典文学的知识，以及对人性的深刻了解。他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内容真实而丰润，意境深远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侠小说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处，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学价值。
“武侠小说是不是文学呢？”金庸说：“我个人觉得，不论哪一种小说，是不是文学作品，属哪一类小说，没有多大的关系。问题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感动人，有没有意义，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侠的方法来表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它写的是中国社会，更重要的，它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上能让中国人接受。它写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这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原因。”
著名学者夏济安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尚未写武侠前，他就对朋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并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子写一写。后来，他在台湾看到《射雕英雄传》，就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批评家林以亮说：“凡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上，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教授到贩夫走卒，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从老人到孩童，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金庸是中国人（华人）的金庸。本世纪以来，有哪一个中国作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写得这般雅俗共赏呢？
金耀基教授说：“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的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查先生是没有人比得上的。”
倪匡则更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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