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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全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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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述评］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冯评译文］
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闻。海贼哪里还敢作乱？
331、李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冯述评］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弓广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
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骚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同时下令由公家治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冯评译文］
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邽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
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
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332、虞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冯述评］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
“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
“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
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冯评译文］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
“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
“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
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333、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牛刃，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
［冯述评］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
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加以垄断，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冯评译文］
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
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白痴一般。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334、董博霄
【原文】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冯按］
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冯评译文］
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335、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冯按］
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冯评译文］
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
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
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
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336、苏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冯述评］
华亭宋彦云：
“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
按：
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译文】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逢旱灾，收成不好，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所以米价没有飙涨；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发予执照，因此有经济价值。）第二年春天，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
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居民不多。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人民的饮水充足，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
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引水入运河，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广达千顷。
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自唐代及钱王时代，每年都有疏通，所以湖水还够用，宋代以后废弃不管，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而湖水已所剩无多，运河失去了湖水，只好依赖长江涨潮，湖水混浊多淤塞，船舶要在市区航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成为市民的大患。六井也几乎废弃无用。
苏轼到任后，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盐桥河吸收西湖水，又建造水闸，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人民因而得到好处。
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四处观察了很久，说：“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将安置于何处？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环湖来往一趟，一天都走不完，如果把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那么既可除去淤泥，又可方便行人通行。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
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余粮一万石，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将它称为“苏公堤”。
［冯评译文］
华亭宋彦说：
“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337、张需
【原文】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郧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惮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舍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遍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译文】
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先是担任郧州的佐吏，当地河渠淤积，水田废弃了数十年，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张需才到任，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张需前往察看，说：“只要找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做完。”太守很奇怪，以为他随便说说，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各自带着器具，分别量好长度，尽力而为，果真三天就做好了。太守非常惊奇，以为有神相助。
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列出游食者的户口，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派他们一起种植米、麦、桑、枣，纺织的器具，鸡猪的数目，都明白地表示出来。
闲暇的时候，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于是人民都勤勉努力，不敢偷懒。不到两年，人民都有恒产，生计日渐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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