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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经济分析-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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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对工作的消极影响问题，我们现存制度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信息问题。而我们现行的制度是一种指定用途资助和实物救济（benefit in kind）相结合的制度——公共住房、房租补助、食物票、免费的法律和医疗服务、职业培训等。消费者（包括穷人）为某一物品而非另一物品支付市场价格的愿望取决于那种物品对他的相对价值的大小。这与他如何取得用于表达其偏好的金钱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一种物品的价格为零时，我们就很难估计那一种物品对“购买者”的价值了。即使贫困计划官员对穷人如何评价各种不同的物品和服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总体概念，这也只能形成一个一般的判断。但如果各贫困家庭的需求不同，那么这种判断就会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供给过剩，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又会导致供给不足。一项范围较小的现金转让计划可能会使穷人取得更大的净福利，而同时又减少了纳税人的成本。当然，信息问题不仅仅是通过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我们提到过，许多穷人肯定缺乏使自己摆脱贫困的适当信息。非限制性现金转让计划可能在静态上比指定用途的转让计划更能缓解贫困，但在动态上却恰恰相反。
指定用途转让这种制度的实际实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法学家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例子是，最近政府实施了一个计划：政府通过法律服务公司为穷人在民事诉讼事务方面提供免费法律援助。这种帮助穷人的方法实际上阻碍了许多穷人取得其最有效率的消费形式。由于划归穷人法律服务的政府基金不能通用于其他贫困救济计划，所以有权取得100美元法律服务资本的穷人所要承担的成本就可能是失去他本应得到的价值100美元的其他物品和服务或现金。由于许多穷人很幸运而不会遇到法律问题，或由于他们机灵而能在无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处理所遇到的法律问题，总之，他们由此可以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生活得很好。但在律师不收费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使用律师，除非律师服务的价值超过了（通常也是很微弱地）穷人与他进行协商的时间价值。面对其服务时间的过量需求，律师就会努力将其服务仅给予那些最迫切地需要者们；而由于要进行判断是很困难的，所以就会产生许多这样的情况：一个穷人取得成本为100美元的法律服务，但对他却只有50美元的价值，或另一个穷人没能取得对他而言价值要高出成本许多的法律服务。这种浪费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时仍使用律师，而避免这种浪费的方法就是：给穷人100美元的现金而不是允许他使用价值100美元的律师免费服务。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及信息和消费者权能问题，那么只要他需要的法律服务的价值至少有100美元，而且他确实需要律师来为他提供这种法律服务，他就会用100美元去雇佣一名律师而不会将之用于食品、医疗、教育或住房。（法律保险的可行性是一个相关考虑因素吗？）
而且，法律服务主要（虽然不是一律地）被用于穷人与房主、配偶、商人、福利机构和金融公司等当事人的案件争论之中。一方当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法律争辩的努力会增加另一方当事人的成本，他要么进一步地尽其努力进行争辩，要么放弃争讼中的利益而让与对方。这些成本是典型的边际成本，是产量的一个函数，所以，依据我们前面提及的分析，他就会将这些成本（至少是部分地）转嫁到企业产品的消费者身上。如果这些顾客的主要成员还是穷人，这就意味着，由一个贫穷的房客、消费者或债权人使用律师所引起的成本将主要由其他穷人来承担。如果诉讼发生在穷人和政府机构之间，那么政府机构的附加法律费用（或更高的资助水平）就不会主要由穷人来承担，除非政府机构要依高额递减税的手段来维持。但如果这样的话，穷人也可能会间接地承担这种费用。福利计划成本的增长可能会导致由之提供的福利总量或保障范围的缩小。由此，大量穷人所承担的这种成本可能超过了他们在与政府机构的诉讼中雇佣律师给他们带来的收益。
但这忽略了另一类收益：威胁收益。如果房主、商人或贷款人知道穷人能取得收费低廉的法律服务，他们就不太可能去诈欺或开发低收入消费者了。两种相关的因素否定了这一观点。第一，如果穷人取得的是现金救济而非对穷人不如现金有价值的实物救济，那么当他们需要律师时就会有更多的钱去从私人部门雇佣律师。第二，私人部门的法律专业人员可能比政府付费的律师更有能力筛除不良诉讼，这不仅因为当事人…代理人激励在私人部门能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因为如果潜在诉讼当事人必须自己掏钱给律师的话他就不太可能提起毫无胜诉把握的诉讼。
16．6通过责任规则的财富重新重新分配：房屋法实施例证
住房是政府资助穷人的传统服务项目。其资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雇佣承包商建造为政府所有和经营的公寓住房，然而以不收租金或收取很低的名义租金的形式向穷人出租。另一种方法是向穷人提供只能用于住房的货币补助。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补助方法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维持了住房的私人市场——只是使穷人对私人市场供应的住房拥有更有效的需求。确实，这种方法的短期效应可能仅仅是提高了房屋租价，从而使其他房客贫困化，而房主倒变得更富有。这就是资助的结果。这是一种标准的对需求膨胀的短期反应，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短期内的生产能力是固定的（对这一观点更为全面的解释，请参见21．12）。但在长期内，住房数量将会上升，而价格也就会因此而回落到资助前的水平（自始至终是这样吗？）。公共住房比以上这些具有更差的短期效应：在短期内——住房建成和出租之前——穷人不可能从此取得任何福利。房租补助制度或住房凭单制度不仅更为灵活而且也能很快地帮助预期受益人。
公共住房和房租补助都与政府的税收和财政部门有关，而与法院无关。但也有一种（旨在）帮助穷人满足其住房需求的方法主要是与法院有关的：即，住房法的实施。这些法律详细规定了住房的最低标准——不论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安全和卫生的最低标准还是为了资助住房建筑行业，尽管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之中。法学家们建议，违反住房法的人应受到制裁，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率。通过法律制裁来处理住房建筑不合标准的问题，可以（或好像可能）使贫困的主要现象在没有任何公开支出的情况下得以消除。
实施住房法的作用在图16。3中得到了描述。D1是住房法实施前对低收入住房的市场需求曲线。由于不是所有的房客都会在房东边际成本增加而价格上升时停止租房，所以它的斜率为负。MC1是住房法实施前房东的边际成本曲线，它的斜率为正，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低收入住房建造所用的是一些专门资源，待别是那些在其他用途看来价值不大的土地。
住房法实施对市场的两种主要作用在图中得到表明。它通过改善住房单元的质量而增加了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同时，它增加了房东的保养成本（由于它们随着所提供住房单元数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是边际成本），从而使边际成本曲线上抬。在图16．3中，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化与需求曲线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原理在于这一合理的假设：如果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所供住房的质量上升，那么房东就会自愿地提高住房质量，这样就没有必要实施住房法了。在图16．3中，需求和供给都是有弹性的，而作为基础的（又是合理的）假设是：贫民窟的居住者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付非常昂贵的房租，而且贫民窟的房租与其成本相比已是过低的了，以至于这种房租的进一步降低会使许多房东从低收入住房市场中退出来（例如，放弃他们在那地方的财产）。
假使这些假设成立，那么住房法的实施就可能导致低收入住房供给的严重下降（从q1到q2），同时，剩余的低收入住房的租价会有很大的上升（从P1到P2）。这种数量效应实际上在图16．3中并没有得到充分陈述（虽然价格效应陈述过多）：有些由于住房法实施而产生的较高质量的住房供给可能会为非穷人所租住。这些影响可以通过房租补助而予以抵消，但那可能会使这一计划失去其不承担公共开支的政治吸引力。
为大家公认的是，图16．3中所表明的各种效应的重大程度取决于其（任意的）各曲线的定位。有人认为，由于最小的需求增长都可能使房客的住房变得拥挤，所以需求在相关区域内是完全呈弹性的（这表明住房法的实施并没有价格效应）。但由于拥挤是带有成本的（它涉及放弃了更大空间和单一家庭占房隐私的价值），所以房客肯定愿意支付较高的房租以避免拥挤。这表明弹性需求还不是完全的。经验证据表明，图16。3比假设完全需求弹性的模型提供了更为切合贫民窟住房市场实际条件的近似情况。
另一个建议是，如果执法官员将其努力集中于“榨取”房主的建筑，住房法的实施就会增加给穷人的住房供应。榨取（milking）是指这样一种行为：使建筑保持低于房主想让其永久使用条件下的适当标准。他可能已经计算出，例如由于邻居搬迁或增加燃料的成本他可能会不得不在5年后放弃该建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那时他的可变成本就将超出其租金收入。一旦做出这种计算，立即降低维护成本对他而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保护建筑的这些费用对他产生的长期效应将是价值很小或没有价值的（在此之前，我们在哪里看到了榨取呢？）。由于降低这些成本，他就降低了住房质量，他的租金也会下降，但也许租金下降的幅度会低于维护费用下降的幅度。一个非主要的效应可能是他会更早地放弃该建筑（虽然其收入流也会更早地结束），其原因是这些费用会使建筑保存得更长一些。如果地方住房法的实施阻止了他这种方式的节约，他也许会延迟放弃该建筑，因为强迫他支付维护费用会对保护住房有相当的（非故意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可疑的”。即使当所有成本和收益都计算在内时榨取也（无疑）有时在房地产市场中是理性的，试图通过住房法的实施来阻止它，最多也只能加速或延迟其放弃该建筑。守法成本是可变成本，这就至少最近似地意味着，房租收入的下降和可变成本的上升会更早地重合，从而导致更早地放弃该建筑。可疑的是，法院或立法机关认为住房法的实施会通过其阻止榨取的作用来延迟放弃而不会因其使延续建筑物的所有权会产生更高的成本的作用来加速放弃。
一些城市已经实施了旨在用以下途径保护租户的法令：当房主试图驱逐租户时给他们更多的程序权；如果房主没有依租约修理房屋，租户有权要求收回租金；要求房主支付保证金的利息等。其效果与实施住房法的效果非常相像：它们提高了房主的成本，增加了租金，从而减少了住房的供应（尤其减少了租用住房，因为这样的法律鼓励人们转向合作社和共同所有的房屋）。从保护穷人的观点来看，有关程序权和收回租金的规定尤为有害。它们是更有可能被穷人而非富人行使的权利，从而使房主会更想将住房租给富人，因为富人不太可能晚交租金或滥用收回租金的权利。
读者可能会记起我们第4章中的分析：宣布有效率但有时却是强制性的履行债务方法为非法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以上两种分析都表明，用责任规则或其他法律制裁将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到穷人那里去，这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将会失败。责任规则就像货物税：它会使产量缩减而价格却会上升（参见17．3）。负有法律责任的当事人（即使不是穷人本身，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可能会通过高价而将大量责任成本转嫁到穷人身上。其结果可能是，穷人自身阶层中收入和财富的任意重新分配和穷人福利的全面减退。
16。7非限制性实物救济
在住房、营养甚至是教育方面帮助穷人就会涉及大量（但完全可以预测的）成本，因为所有这些都是非常规范的产品。但关于卫生这一问题，对支出的潜在限制是不存在的。假设穷人有权取得任何他们“需要”的医疗资助，而不顾任何成本。那么，如果有一穷人得了肾功能衰退的疾病，他就有权取得透析法治疗，而这种疗法是极其昂贵的；或如果有一穷人得了心脏病，他就有权进行外科手术，甚至进行心脏移植，还有可能要求安置机械心脏。如果人们拒绝他的这些要求，其理由就是货币可以决定谁生谁死——这一观点从效率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可接受的准则，但许多人不会认可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联邦法律（残疾儿童教育法，the Education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的规定：所有残疾儿童都可以取得“免费和适当的公共教育”。其计划就是向儿童提供使其知识最大化所必需的公费教育，这又是不考虑成本的。如果一个儿童具有严重的肢体残废和体内疾病，那么这种教育成本就可能是极为巨大的。而且这一计划的实施并不仅仅限于穷人。虽然其理由可能是，有些残疾人教育所需要的资助措施是对可怕的不幸进行社会保险的有效方法，而且是一种涉及最低道德危机问题的方法（为什么？）。但很明显的是，虽然为了使某些残疾儿童成长到正常儿童的水平需要无限的开支，但教育残疾儿童的最佳开支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十七章 税收
第十七章 税收
17。1税收和效率
税收有时是用以改变资源配置（回想一下我们讨论的污染税）或财富分配的，但它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但这就将公用事业仅仅看作私人物品了。而它之所以是公用事业，恰恰是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在有些像国防这样的公用事业中，搭便车问题影响了人们使用市场机制来提供最佳服务量：拒绝购买我们核威慑中他那一份成本的个人照样会像其他为之付款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在像教育这样的公用事业中，由政府来提供这种服务的主要依据是，不愿为此支付成本的个人也不应被剥夺使用它的权利。
在讨论税收政策时所应主要考虑的是分配问题，所以我们将税收的经济分析放在这一篇（法律与收入和财富分配）。但同时我们也重视其中的效率问题。对一种行为征税就会促使从事那种行为的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的行为。但据推测，他们所从事的前一种活动生产率更高；否则就不必要用征税来使之从事第二种活动。所以，税收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率。如果税收能使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最小化而且没有岁入损失，那么这种低效率就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减少；税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是：使税率与被课税物品或行为的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不幸的是，使资源配置低效率最小化的努力可能会与税收政策的财富分配目标相冲突。例如，对所有成年人收取联邦统一人头税（flat head tax）会使对效率的影响最小化（只是最小化，而不是零化，因为有些人将会移居国外），但除非统一人头税率很低，否则穷人就难以忍受——但如果太低了，又无法增加岁入。
这一章要考察的就是不同形式的税收所产生的不同的分配和效率后果。遗产税（death tax）将在下一章中讨论，由我们政府体制的联邦结构所引起的税收政策问题将在第25章中论述。
17。2征兵
许多税种并不是显性的，征兵就是其中之一。反对征兵的经济理由有两方面。第一，由于政府使用的军事人力价格要比应征者时间的机会成本低，所以它会促使政府过度地使用人力而替代其他输入。这一反对意见在和平时期是有道理的（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这样的），那时对军事人员的需求和危险都是比较小的，从而限制了政府取得足够的人员所必需的开支。但在战争时期，对纯粹自愿的兵员开支也是很大的。税率大幅度提高（例如通货膨胀率提高，这也是税收的一种形式），会有并正在产生（我们不久将看到）着低效率的替代效应。不可预料的战时征兵（因为战争是不可预期的）不可能具有同样的替代效应。它像是一种人头税。征兵使军队使用过多人力的激励和很高税率的低效率替代效应之间的对比是不确定的。但也许在军队不受严格预算约束的全面战争情况下，前者的低效率就相对显得不重要了，最佳的方法也许是要求所有体质合格的年轻男子参战。
反对征兵的第二种经济学观点是，征兵产生了新兵的次佳混合，因为它无视每个个人之间服兵役的机会成本差异。（所以征兵既从平民劳动力中取走了太多的人，又取错了人。）A可能仅仅由于放弃了年价值4万美元的工作机会（B的年价值只是1．2万美元）而并不比B更适于当兵，但只要A不是更差，军队就不会关心对他征兵所产生的更高的社会成本。而这种反对意见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全面战争中就无说服力了。合格年轻人中适于服役的部分越大，从中选择合适的人的问题就越不严重。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在必备岗位上的年轻人也可免服兵役，这是调整潜在新兵社会机会成本的一种原始方法。
在南北战争中，北方实施了征兵制，但也允许被征募的人通过雇佣他人替代他或交一笔固定的费用而免除兵役。这并没有解决征兵的第一种反对意见的问题（为什么？），但这解决了第二个问题。由此，总的来说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允许必备岗位上的工人免除兵役但没有交钱免除兵役规定的征兵制度更有效率吗？或者，你能想出经济理由来说明每一种方法都可能是对该战争采用的最佳方法吗？
17．3货物税
我们以零售税（retail sales tax）开始我们的显性税收（explicit taxes）讨论：零售税要求生产者每出售一件产品都必须向政府缴纳相当其产品价格30％的税。生产这一产品的产业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产品的税前价格是与其边际。成本相等的。像图17．1所表示的那样，税收的作用就是改变产业的需求表（在此，这一需求表被看作是产业的平均收入表而不是消费者的平均成本表）。产业产品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和新平均收入的交点所决定。这一价格即为高于P1的P2，而P1即为税前价格。在价格较高的P2点上，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量要低于其对税前价格（P1）的产品需求量。价格上涨会使部分消费者转而购置现在看来较为廉价的产品，尽管事实上它们的生产成本要比原产品高，而且质量不如原产品——不然的话，这种替代可能发生在税收抬升价格之前。税收像产品垄断定价一样具有替代效应。
这种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需求是高弹性的，那么由税收引起的较低幅度的价格上升就会导致产量的较大幅度降低。作为销量的函数之一的岁入（由税收形成）也会低于对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征税情况下的岁入。这样，使税收的替代效果最小化和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就都赞成对价格非弹性的行业和活动课以最重的税——这就是拉姆赛原则（the Ramsey principle）。
但税收的分配效应又如何呢？由税收形成的政府岁入在图17．1中由阴影部分表示。要注明的是，大部分税收是由产品的消费者承担的，即q2×（P2…P1）。对消费进行征税总是趋于递减的，即穷人要比富人用收入中的更大部分来缴纳税收，因为穷人要将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事实上，产品的性质——它是否更容易为富人购买而不容易为穷人购买——也是很重要的。对游艇的税收就可能是递进的（受制于下面提及的限定）。但是，由于为富人所大量需求的产品并不必然（或普遍）就是那些无需求弹性的产品，所以有效率的货物税将通常是税率递减的，而一种税率递进的货物税常常是低效率的。
我们说过，产品税（widget tax）中的“主要部分”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其余部分就来自用产品制造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经济纯利。如果税收全部来自经济纯利，那就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优点。经济纯利是超出机会成本的收益，即是一种选择收益（alternativereturn），所以经济纯利的减损并不会使资源转向其他用途。而对经济纯利征税好像应采用速进税率：难道经济纯利的取得者不都是富人吗？他们确实不全是很富裕的人。要注意的是，产品税的作用之一就是减少被征税产业的产量，从而减少其对投入（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如果被资方所解雇的工人在其他地方有相同的就业机会，并且其重新安置成本为零，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害于税收。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将遭受损失。他们失去的是从现存职业中取得的经济纯利。
如果我们可以测试和衡量垄断利润，那么就可以对它们直接征税，而且由于它们是经济纯利，所以这种征税就不会有替代效应。但是，如果对垄断征收货物税，那么就会像对竞争销售者的物品征税一样必然会有替代和分配效应。如图17。2所示，货物税使垄断者面临一种新的需求（平均收入）表，并由此使他要重新计算其边际收入表。他的新价格（即边际成本和新边际收入的交点）比原来高了，而其产量却比原来低了。税收（图中阴影部分）是由消费者、垄断者（减少了他的垄断利润）和用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非弹性供应的资源所有者共同承担的。
货物税的经济分析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已暗示性地假设，税是货物价格的某些份额（依价格决定）。但如此计算的税将使企业竭力地降低其货物的质量，从而降低了价格。例如，如果汽车货物税是基于带有可选择附件（空调器、立体声音响等）的汽车零售价所决定的，而且如果单独购买可选择附件不需纳税或纳税较少，那么汽车制造商就会在汽车上安装较少的附件。另一方面，如果税收是统一税（flat tax，如每辆汽车征税100美元），那么汽车制造商就会设法提高质量——因为质量的提高并不要求纳税。哪一种税收更可能是扭曲性的呢？你估计哪一种货物税更具普遍意义呢？
17。4不动产税
亨利·乔治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建议：用单一土地税代替所有的税种，以达到只对经济纯利征税的目的。但是，地租还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所有岁入需求。这里还存在一个衡量问题，这一问题起因于这一事实：土地既可由所有者自己使用，也可由他出租给其他人。如果我拥有一块土地，在上面建了一幢住宅楼并将之出租，我收到的租金中的一部分就是地租，但另一部分就是对财产改良的收入，而这种收入可能并不包含任何经济纯利。如果我拥有和占用我土地上的一所住处，我就会取得一笔相当于我出租住房所得租金的应计收益。应计租金的非货币化就可能会逃避税收。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土地所有者即使其从土地收取租金也并非是富人。对地租征收重税会使许多农场主、工人和那些以预期收入资本化的价格购置土地的退休者贫困化。假设一农场主借钱买了一块价格为1，000美元、税后年收入为100美元的好农田。后来，又要对土地征收每年90美元的财产税。他的收益由此将降至10美元。如果他将土地出售，他只能使购买土地的小部分成本得以补偿。
实际上，不动产税（real estate tax）除征收地租税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税种。这样，真正的税收大量地落在土地改良、经营上，而不是在土地本身。结果之一就会人为地使土地所有者尽力避免（或拖延）其土地改良和经营。更重要的是，对土地改良和经营征收的基本上是一种货物税。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公寓住房的开发。如果根据房地租总收入而按一定比例征收不动产税，那么土地所有者就会像我们前面例子中的产品生产商对待销售税（sales tax）那样对待它：在全部产量水平上减少一定比例的平均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收益最大化，他就将降低产量和提高价格。这样，税收的负担就将在消费者——租住公寓的房客——和靠房租生活的人——土地所有者之间分摊。
不动产税同时也侵蚀了财产权制度。假设我是某地的一个农场主，那里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发用以住房建筑。我的土地用作农田时价值只有10万美元，但房地产开发商却出价20万美元向我求购。我拒绝了他的要约，原因是这块土地对我在感情上而言具有更大的价值——我愿呆在这里而不想搬家，我不想以低于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不动产税的估税官应如何估价这块土地的价值呢？如果他估价过高，那么我的农业收入就可能不足以支付税款，因为这税款的估算是以可能取得更高经济收入的其他用途为基础的，这样我就可能被迫将土地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依估税官看，这种强制交换是一种好事，因为它增加了税基（tax base）。但土地对我却比对开发商更有价值。不动产税在此与国家征用权具有同样的效应，即故意地消除了高于市场价格的土地价值（参见3．6）。
但这种分析是不全面的。不动产税在事实上使政府成了“我的”财产的共同所有人。房地产开发商愿向我支付20万美元是因为土地对他值那么多钱，对此征税是依居住用地而非农业用地确定的。我的保留价格25万美元是依农业用地确定的。土地对政府的价值是因税费而不同的－－即，两种不同的预期税收收入流的现值，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假设农业用地的税费是1万美元，居住用地的税费是6，000美元——这从政府立场看是最高、最好的用途。那么，财产总值将因强制我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而增加。你能看出这与收益流量对用水权出售的影响（3．10）之间的类似之处吗？
在前面这个例证中，购买出价的存在极大地放大了出于征税目的的不动产估价问题。我们可以评价一下以下自我估价的建议（事实上古代雅典曾采用过类似的方法）：由不动产所有人出于征税目的而对其财产进行估价，但他必须接受依其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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