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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苍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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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十分郑重地建议，我们不是非常喜欢搞爱国主义教育吗？那好，我们以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到京密饮水渠去，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条清澈的饮水渠为什么要在满目光秃的树干和铁丝网的护卫下才能流向京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大钟寺的轻轨铁路边去看一看，那些人群在猫眼洞里钻进钻出的壮观景象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所有参加这些工程的决策者以及专家学者们，你们除了这些招数外，还想过别的招吗？在你们以后规划的所有蓝图中，能不能把人的道德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指标而考虑进去？因为所有的“非人”科学和规划都是一种残疾的表现！当你们每天身心疲惫地在忙于补洞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回家给你们的孩子多说几句有关道德的话语；而我们的社会也能不能在创造一种物质财富之前告诫一下自己的臣民：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意识的公民！
2003年2月28日，一位叫辛迪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同胞们不受抬举”的文章，该文章的副题是“赴德首航团里令人不快的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点就要动起手来的地步。我们心里一个劲庆幸，多亏车上的老外不懂汉语，多亏身经百战的的地接社的中国导游应对有招，使德国记者认为这基本上归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但鬼知道，同胞们的语音语调和身体语言是否真的逃过了德国大报记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对方如此高的礼遇也算难得，毕竟只有一次首航欧洲。不用说，出国看景的游客，确实也自然而然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纲上线”自然不必，但这样的气急败坏也实在是不必吧？
按说，能参加到德国首航团的游客，肯定是钱包殷实的一群，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看来，古人实在是乐观过头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个弱智者，每一个读了上述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满身名牌珠光宝气的中国富娘们，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在一个诞生着黑格尔和贝多芬的国土上，尽情地展示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风采：在两张变了形的脸上，从她们口中飞出的脏语唾沫足已淹没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四只张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乱舞足以使卡拉扬的指挥动作相形见拙！正是这两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个正在现代化国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却在异国他乡再一次颠覆着一个民族古老的格言“仓廪实而知礼仪”。然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大量的“仓廪实者，而不知礼仪”！
在这里，我必须要纠正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即：我们现在的国民素质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为我们贫穷。我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论调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比现在却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雷锋精神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纪念口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以帮助别人为荣，只要在马路上拣到钱马上就会交给警察叔叔。在我的记忆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而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从小就教育我们要遵纪守法、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冲击时，他们仍然保持着他们应有的尊严并不时地教导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们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告诉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平常之心；要同情并帮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强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种家庭教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亲去世的那年，我从北京赶回上海，看着他老人家弥留在人世间最后一瞬间的时候，我却欲哭无泪，我像似在送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一个虽然贫穷但却充满尊严的回忆。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回到这个现实的社会，离开了父母我始终难以在耳边听到儿时就已经敲响的道德钟声，这好像是一种恍如隔世的声音，今天它却犹如一顶破旧的草帽，飘落在沙尘暴肆虐的灰暗的城际中。
一本书上说，前几年当俄罗斯还处于一个非常时期时，当人们排着队在抢购面包的时候，就在他们排起长队的头顶上，满街的樱桃树上挂满了樱桃，但没有一个人去摘它，用来填饱肚子的面包和象征道德境界的樱桃以一曲高贵的重奏，和谐而平静地安抚着普希金、莱蒙托夫、柴可夫斯基、契可夫、高尔基等一切精神塑造者们的魂灵……
与此同时，在一个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中国北京，在西单这样一个繁华的商业大街上，几年前一家商店为了方便广大市民而免费向大家提供了数百把爱心伞，希望大家在下雨的时候能够方便使用，并同时希望使用者用完以后能够送还，但所有被拿走的雨伞无一被送还……
这是因为贫穷？还是因为缺“德”？还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吧！
蒙台梭利式教育理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有两种东西，人们愈是经常、愈是反复地加以思考，就愈是能感受到它们给人们所灌注的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在西方的传统意识中，一个人的道德被认为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与头上的星空是并存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已经把对一个人的道德教育视为一个人必须具备的生存原则；于是这种理念就导致了对道德的教育不是去告诉你，你应该如何，而是你必须如何，就像人的生命存在必须要吃饭一样。所以，康德把遵守道德看作是一个人必须的内心法则，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嘱咐。因此，西方人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在延续一种道德意识。这种过程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像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方法均产生于西方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不管是蒙台梭利教育法以及卡尔·威特的教育法，都是强调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进行有效的教育。比如蒙台梭利教育法，它把注意力主要放到了一个人的学龄前。蒙台梭利说：“人类的很多问题，包括最重要的祈求和平与和谐的问题在内，其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注意力与精力转向于儿童的发现以及建立人格巨大潜能的发展之上。”
或许我们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和平的主题与一个小毛孩会有什么关系？这绝对是我们当下中国人普遍的想法。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一个路都走不稳的孩子，你跟他谈什么交通规则？一个饭都吃不利索的孩子，你跟他说什么饥饿？一个活得如此幸福的孩子你跟他聊什么苦难？
然而蒙台梭利却告诉我们：“在发展儿童的这些真实的天性以前，学术界一直不明白构成人类心理现象的法则，研究敏感时期对于如何引导人类正常发展与形成将成为最具实用价值的科学之一。”
“人性、民族的气质、或共同社会所拥有的爱国心、社会习惯、专门技术的志向、偏见、以及构成人格中所有组成因素的心智特质及道德性格。”
关于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方法以及它对我们当下教育的启示，我会在以后的书中进行阐述，在这本书中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的是，实施一种真正的教育，将会有效地改变一个人、一个民族以及一个国家；同时也将会有效地改善我们目前的道德水平、社会风气以及人文素质。而我们的父母、老师、国家的教育理念及体制以及媒体，都要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而其中，家长，作为孩子第一位启蒙老师，其作用是最为重要的。西方有一句名言：“与其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政治家手里，不如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里，推动摇篮的手也在推动人类的未来。”
这句名言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证实了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也向我们昭示着作为家长的一种庄严之责任：如果你缺乏道德，那么你的孩子也将缺乏道德；如果你毫无诚信可言，那么你的孩子长大了就有可能是骗子；如果你无视交通法规而乱闯红灯，那么你的孩子就很有可能有朝一日成为你的牺牲品；如果你对你的父母横眉冷对，那么等你老了你将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如果你连一点公共道德都不讲，那么你的孩子长大后绝不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雅士……
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应该记住：如果你们只知道灌输知识而不注重道德意识的培养，那么从你们学校放学出来的学生就会乱闯红灯而无视交通法规；如果你们只知道升学率而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育，那么你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充其量只是一个考试机器而不可能是真正的人才；
另外还有，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应该知道：如果中国的教育制度总是以应试教育为模式而忽视其它教育方法，那么在中国的教育模式下就难以培养出真正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如果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不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就只能跟在世界的脚步之后始终处于追赶状态。
总之，教育将改变一切，教育也必将改变一切。
总之，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不改变已无退路。
因为，谁都不愿意自己让别人视为“三等公民”；谁都不愿看到一个身穿皮尔卡丹西装的人在随地吞吐；谁都不愿意看到在澳大利亚的租房广告中明确申明不租给中国人；谁都不愿意听到从各国传来的对中国游客不文明举动的投诉声；谁都不希望听到“没教养”这三个在文明社会中的最让人无地自容的字……
余秋雨先生在他《文明的碎片》一书的序言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文化人在游长白山，路遇一位外国少年背着帐篷准备到山上野营，这位已经很劳累的少年手上还挎着一个塑料袋，边爬山边拾拣着沿路的废纸、果皮、空罐。他腼腆地告诉那些文化人，从小在书本画册中就知道了长白山，这是他梦中的山，当然要把它收拾干净。他离开文化人独自继续爬山、拣垃圾去了，文化人上了大客车，但大家都长久的沉默着。过了很久，气氛才重新放松起来，其中一位随手把一块果皮丢向窗外，车上的其它人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齐声喝道：“你还是人吗！”
记得当时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长时间感到一种心痛。“你还是人吗”，这句话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深深的灵魂之中。
一个小孩，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外国小孩，当他一个人来到他儿时梦中的长白山时，他突然发现长白山显得有些不干净。在他的想象中，长白山一定是纯洁如玉的，一定是有着充满神奇传说的秀丽壮美之山。于是，他就吃力地在爬上这座山的同时，拾拣着一路的垃圾。为此，我们应该感到脸红，我们的民族应该感到脸红。当我们的游客在国外的海滩上正在大开杀界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外国小游客却在默默地整洁着中国的长白山。
文化人的一阵沉默，显然是被这个孩子的举动所感染同时被深深的触动了。然而，一位文化人一个潜意识举动终于让一个民族露出了灵魂的破绽。尽管我相信这位文化人绝对不是故意的，但悲哀恰恰就正这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非文明的举动，我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某种非道德的行为。那块被扔出窗外的果皮，就像我们平时随地吐痰一样，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意识中的一个惯性行为。由于我们缺乏“蒙台梭利式”的教育，由于我们不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意识是从小就必须与生命一同养育的，所以我们缺乏一种像康德所说的那种先天性的道德法则，于是等我们长大以后就普遍得了一种“道德教养综合缺乏症”。因此，即便是文化人，也难以幸免。这，就是我们深深的悲哀！
“你还是人吗”？这似乎是人对自我的一次责问。因为“人”不应该是这样缺德的。人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那么人就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法则，否则，他就不是“人”。
文明岂止差一点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实话实说》节目中，现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先生，在讲到一个人责任和诚信问题时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他在日内瓦开会，有一次他上卫生间，当他上完卫生间正准备离开时，龙部长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听见在他旁边的一间厕所内一直发出一种声响，而且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于是好奇的龙部长就轻手轻脚地打开门想看个究竟。门打开了，只一位小男孩正在吃力地试图放水，因为该男孩太小，所以他够不着水箱的拉绳，于是他就在一次又一次地做努力。讲到这龙部长当时十分感慨，他说：就这么一个小孩子，他就有一种十分明确的责任感，他用完厕所，就必须放水，尽管对他来说有些困难，他却十分执著。
与余秋雨先生一样，龙永图先生之所以对这件小事感慨万分且念念不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当下这种严重缺乏公共道德及诚信的一种不满。如果说在长白山这起事件中，我们的文化人在“德性”上远比不上那位小孩，那么在龙部长所说的这起事件中，我们根本就无脸来比。去看一看吧，在中国的公共厕所里，得，我还是别再描述了吧，因为太脏！与龙部长所说的那位孩子相比，我们能称自己是“人”吗？
1997，我应山西一家著名企业的邀请，来到太原。为该企业做整体形象策划。一天，在酒足饭饱之后，我们继续在总经理办公室里会谈。席间，我来到了位于总经理办公室正对面的卫生间，一进门，一股臭气扑鼻而来，满地的脏水拌着卫生纸如同一间酿酒车间，见此状，我拔腿就跑。后来我对该企业的老总说，有两件事您最好先给办了，第一，把厕所的卫生给搞好；第二，告诉总机接话员，说话要有礼貌。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一直在想，就这种意识和素质，中国企业还要搞什么形象策划？随后，我便与我同去的一位北京大学老师张浩达先生聊起了音乐……
说起音乐，我比较感慨，因为音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国界的东西。每一个人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自由选择听每一种音乐，所以我说，音乐很神圣。
但，神圣的音乐在中国有时候却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2002年8月份，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再一次来到北京演出。对于帕尔曼，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一位残疾人，一个坐在轮椅上无法行走的男人，却用他惊人的毅力和对音乐非凡的感悟能力，成为了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大师。在他的琴声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对生命的深深感悟、一种在人间苍穹中无微不至的关怀，无论是贝多芬的豪迈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在帕尔曼的琴声中，我们都能够透彻地予以细细品味。于是，我又一次期待着这次音乐会的到来。
然而，帕尔曼的这次音乐会却被安排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想：完了。因为帕尔曼的音乐将不在神圣。而我也将失去了一次亲耳聆听帕尔曼音乐的机会。因为，在几年前我便发誓：绝不再去人民大会堂“听”所谓的音乐会。因为我在那里受过多次刺激。按常理来说，在这么一个神圣的场合听一场神圣的音乐会应该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那么一个神圣的场合里，很多人却不是去听音乐的，更多的是一种抚弄高雅者的交谈场所，是一种孩子们满场跑动的训练场。此间，音乐经常被一片手机铃声和交谈声所猥亵，指挥家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转向听众，本应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的情绪，却无奈地用严肃而又不失风度的眼神默视着嘈杂的听众：能不能安静一些？这里是在演奏神圣的音乐啊！有话能不能回家再说，能不能在两小时内不露出精神破绽而成为哪怕是一个计时的文明者？这样要求应该说不算太高吧。但是我们很多人却依然做不到！
因此，我没有去听帕尔曼的音乐会。因为不愿意再去受这样的刺激。
结果是果不其然的，帕尔曼的音乐会依然无法神圣。音乐会后，《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伦兵先生以一篇“文明岂止差一点”为题，再次表露了他对此现象的忧患意识：
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前晚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以他的高超技艺征服了现场数千名观众，但在音乐会过程中，观众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音”却给观众带来了小小的遗憾。有的观众事后对记者说：“音乐会中的手机铃声、迟到的嘈杂声和儿童的跑动声直接影响我进入音乐的氛围，在你刚刚被音乐陶醉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不和谐音所打断，实在是遗憾。”此前一直争论不休的维护音乐会秩序的话题，再次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应该说，以往人们担心的人民大会堂听音乐会的弊病，在前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上半场尽管主办者在演出前广播了关于乐章之间不要鼓掌、关闭手机寻呼机和不要随意走动的注意事项，在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柴科夫斯基《弦乐小夜曲》的乐章间依然出现掌声，以至使指挥余隆不得不破例将第三乐章和第四乐章连起来演奏，以避免掌声。也致使中场休息时主办者又一次强调注意事项。而观众迟到的嘈杂声不仅出现在上半场，甚至出现在下半场休息过后的帕尔曼优美的琴声中。令人烦躁不安的手机鸣叫声在上半场的演出和帕尔曼优美的琴声中任意穿梭，挥之不去。而儿童毫无顾忌的跑动则在偌大的大厅里引起了一阵“回响”，似乎要与舞台上的演奏家争夺注意力。大好的音乐空间不幸被这些不大不小的噪声击穿了好几个洞，让人感到格外遗憾。
维护音乐的欣赏氛围，维护音乐会的观赏持续，这样的话题过去曾引起不少的议论，但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应该如何对自己欣赏音乐以外的行为进行自我控制，则并没有引起重视。把日常生活中的我行我素带到了音乐会上，这成为一些观众大意疏忽的常见行为。因此，加强对欣赏音乐会的基本知识的普及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曾经在欧洲观看过不少歌剧和音乐会，但像这些不和谐的噪声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同时，各个剧场对观众的必要提示，也非常到位。在巴黎歌剧院和音乐厅，每场演出前都会有一位老者或者剧院经理走到台前，大声地请观众关掉手机和不要拍照，态度之诚恳，让所有观众不得不再检查一下自己随身所带“鸣叫物”。在所有大歌剧、芭蕾舞和古典音乐会的观众席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少年儿童。笔者曾经问一位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为什么没有人带小孩来听音乐会？”这位普通的观众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这不是儿童音乐会，怎么会带孩子来听？古典的协奏曲和交响乐是一般孩子不可能有耐心静静地听完的，所以我们都不会带孩子来听这样的音乐会，因为孩子坐不住，你要限制他又不行，所以他不应该来这里，这是每个家长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孩子就应该去听儿童音乐会，那是他们能够听得懂的。”
无法神圣的音乐
过去我们往往对音乐不普及感到头疼，但音乐普及了，并不表明孩子就能与大人一样听懂整部交响乐作品和歌剧作品。无拘无束是孩子的天性，而孩子行动的随意性又很强，让他硬着头皮坐下来听长达半个小时左右的交响乐和协奏曲，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不如让他听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品。而把孩子带到正式的古典音乐会上与其说“让他感受氛围”，不如说是让他受到拘束。当然，儿童要接受音乐教育是理所应当的，但不是在演出交响乐和协奏曲的音乐会上，而是在专门为儿童举办的普及音乐会上，在平时的家庭教育中。在加大普及音乐会数量的基础上，家长和学校对儿童应该首先做好欣赏音乐会基本知识的教育，这样双管齐下才能让儿童有自己听音乐会的天地。当然，在古典交响乐音乐会、歌剧和芭蕾的演出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儿童免进，但是家长应该懂得这样的音乐常识，避免带孩子来看他内心不可能接受得了的演出，这也应该是观众基本音乐素质的一个体现。
提高音乐素质不是只是聆听大师的演奏，而是随着大师们的演奏进入音乐氛围，受到音乐的感染。如果没有好的音乐氛围，即使你来听音乐会也会带回去不少遗憾。本报曾经推出“文明只差一点点”专栏，呼吁市民提高素质，共建靓丽北京。从这场音乐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差得还不止一点点，在北京和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今天，这方面的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伦兵是我一位比较熟悉的记者，作为记者，他一直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在报道各种文化艺术新闻的同时，他经常不忘时时提醒着我们要提高自身的素养。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素养方式，如果你缺乏素养就是缺乏一种对艺术理解的道德法则。而缺乏这种道德法则的人就往往连一个计时的文明者都做不到，他们在破坏道德法则的同时也在对艺术进行破坏。我曾经说过，看一个民族的素养如何，你只要走进音乐厅就会一目了然。我认为此话并不夸张，因为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和对艺术的尊重，绝对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体现。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在国外，一场芭蕾或是一出音乐剧在一个地方竟然能连续上演几个月甚至几年！这种事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几天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到一位嘉宾说起这样一件事：他说他刚从维也纳回来，有一件事让他十分感慨：一次他在维也纳歌剧院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纽仑堡的名歌手》的时候，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图书馆管理员，在剧场休息时他与这位老者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那位老者告诉他，他已经是第25次来观看这部歌剧了！
25次！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在欣赏瓦格纳这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歌剧中，他或许因为白天工作的劳累而瞌睡过，但他绝不会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每次静静地坐在那里，与瓦格纳的音乐进行灵魂的沟通。
2003年2月6日晚，在意大利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里，由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叶小纲先生作曲的交响作品《最后的乐园》，正在被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交响乐队演奏着。这首以中国安徽民间葬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交响作品，正第一次飘响在意大利罗马的上空。当该曲演奏结束后，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呼唤声和跺脚声。音乐会结束后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院长对叶小纲的作品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在音乐会中，依然是《北京青年报》的伦兵先生，发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当《最后的乐园》开始演奏后大约一分多钟时，听众席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手机的鸣叫声，即刻，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人怒目而视。手机声立刻停了，音乐会继续进行。有趣的是，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发现，那部手机一直在刚才这位听众的座位边上的地上躺着，无人认领。伦兵说，“也许是带手机的人觉得自己丢尽了脸面”。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而我则说，知羞而后儒。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根本就不知耻也不知羞，那么一切试图解决问题的路径就被堵死了。记得我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一次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以及一个八岁左右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整个音乐会过程中，恋人们在不断地窃窃私语并不时的传出几声“国骂”，而那个八岁的小孩却一直在他方圆十米的范围内进行着“田径训练”，期间还不断地传来他母亲那类似马俊仁似的叫喊：跑啊，你还跑，回来，再跑，揍你啦……
我不知道人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来欣赏交响音乐的。记得卡拉扬在他临终前曾经不无自豪的说：“任何能与音乐终身相伴的人，上帝已经给予了他最大的恩赐。”说完，这位曾经长期统治着柏林爱乐的指挥帝王，便微笑着离开了音乐和他的音乐生涯。窗外，莫扎特的安魂曲正在飘向另一个空间中，迎接着卡拉扬那不灭的音乐灵魂……
与卡拉扬比起来，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并不要求上帝给予我与音乐终身相伴的那种恩赐。我只想在一次难道的机会中能让我感受到上帝给予我的那种瞬间的恩赐，那就足已。可是我依然办不到！背后的“国骂”仍在继续，那孩子已经从跑步发展到了在地上翻起了跟头，起初忍无可忍的我只是不断地向他们怒目而视，想必这一下会让他们有所收敛。但我错了。因为对于一个深度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人来说，你的怒视不但起不到一种警示作用，相反会引来一种更大的灾难。这就像你面对一个深度的肝昏迷者，如果你还一个劲地给他吃王八蛋，那么你不仅挽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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