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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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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看起来，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在三味书屋读完经书以后，他曾在家里学过一阵八股文，像什么《义然后取》，什么《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做过几首试帖诗，像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苔痕上阶绿》，一篇篇都送去给寿镜吾先生批改，态度似乎很认真。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既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模糊的反感，对这社会给读书人规定的科举道路，就很容易觉得无聊。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你想想，当他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用这“周树人”的名字到南京去报到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他这是堕人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役出息的离乡背井的潞。虽说他厌恶绍兴的俗人，厌恶他们对自己的轻蔑，但这份轻蔑还是会给这个刚刚成年的离乡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强化他那一份凄苦的心情。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①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②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③，语气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绝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惟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上，呻吟出失群的凄凉。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直到二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教员公然在课堂上断言：“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④，鲁迅就读时的教员的水平有多糟，也就可想而知。自己水平低，还不许学生笑，鲁迅因为和同学一起讥笑那位不识“钊”的教员，两天之内，竟被连记了两大过两小过。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呆下去？鲁迅读了半年，便赶紧转学，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他已经坐在另一所也设在南京的矿路学堂的教室里了。
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但是，鲁迅的智力也在迅速发展，他很快又感到了不满足。课堂上的功课，他几乎不需要温习，可每次考试，全班二十几人中，他多半是第一名，这样念书有什么味道呢、他只好将眼光投向课堂之外，或者是买书报来看，或者是租马来骑，在种种精神和物质的驰骋当中，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可是，你进入新的社会天地，就会遇到新的麻烦。一位本家长辈见他读西洋的小说和理论书，便神色郑重地教训他，弄得他很不愉快。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中的少年人，看见他一个汉人竟高高地骑马踱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和辱骂，使他立刻记起自己还是大清族的奴隶。他大怒了，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却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还有一次，他看见墙上贴着一个纸印的茶壶，顺那壶嘴的方向望去，前面十字路口的墙上又有一个同样的茶壶，他好奇极了，一路追踪下去，直走到荒郊僻野，几乎迷了路，才猛然醒悟，这大概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联络暗号，于是赶紧止步，转身就跑。我想，这正是他在南京生活的缩影，在他四周，有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使他气闷，使他不能够率性而行。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先前那个老问题又拦住了他：以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那份拿着家里的钱阔阔绰绰地远渡重洋，到欧美去直接拥抱西方文明的机遇，与他隔得太远了。
一九0二年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民族，它的性格中混合着极端的自卑和自大。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⑤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请想一想，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还有那些从南京旗营里掷出来的石块和辱骂，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
鲁迅后来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倘说这句话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许多经验，那他最初在东京见到某些中国留学生，恐怕是触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对象吧。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是因为他打败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来再打败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可鲁迅见到的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上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迸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远远地避开这一切，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驾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傲慢，鲁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员热心地张罗食住，任课的教授当中，更有藤野严九郎那样满怀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不满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情仍然给鲁迅非常强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与同学相处时的神态，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大多数场合，他都不多说话，给人一种沉静老实的印象。他也很少与同学交往，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即便那几位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听说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时，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断在仙台的学业，固然有从文的动机，他在仙台过得很不愉快，种种刺激使他不愿意继续久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不大愿意承认的潜意识的动机吧？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的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
注释：
①鲁迅：《戛剑生杂记》，《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四百九十五页。
②周振甫编注：《鲁迅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页。
③《朝花夕拾》，五十一页。
④《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三百五十八页。
⑤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六十五页。
⑥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重庆，峨嵋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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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初皈神灵的狂喜
但鲁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不断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他却不以为然，经常还是兴致勃勃，对将来充满信心．他还年轻，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还不能充分领会艰难人世的含蓄的暗示，但我以为，他这时的自信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刚刚获得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正处在一个信徒初皈神灵时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之中。
这事情还要从他在南京时的看闲书说起。他看得相当杂，既读小说，从《茶花女遗事》开始，凡是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有一本就买一本；也看报纸，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后来到日本，阅读的面就更宽，一九0三年七月他特地写信给周作人，向他推荐约翰·穆勒的《名学部甲》【即《逻辑体系》】，可见兴趣有多大。他当然并不能都读懂这些书，但靠着严复对赫脊黎的学说的中国式的简化，①更由于梁启超们对社会进步的前景的动人的鼓吹，那种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那种后人必胜于前人，将来必优于现在的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却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头脑。可以这么说，他这几年间阅读的主要收获，便是知道了严复式的进化论。
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是很难体会一百年前鲁迅初次知道进化论时的兴奋心情了。从我们这一代懂事的时候起，进化论就已经是一个〃常识〃。从小学课本起，我们接受的全部正规教育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进化论，我们在课堂上学来的有关时何和历史的全部知识，都被牢牢地框限在历史进步论的范围之内，以至到我们成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认定〃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天经地义，不证自朋。可是，鲁迅时代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西方思想才刚刚传入，影响极为有限，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依然是传统思想的天下。说来也怪，中国的历史著作那样丰富，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却颇为单一。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老于对〃小国寡民〃的赞扬，还是孔子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更不必说墨子对〃上古〃和〃当今〃的种种比较了，基本的思路都是一个：今不如昔。正是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悲观主义描述，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复古理想，而正是这些不断想要返回过去的执拗的信念，共同孕育出了〃五德轮回〃式的循环论观念。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似乎又不断在证实那历史沉沦的悲观主义描述，证实那一治一乱的循环论思想。你当可想象，到鲁迅开始认字的时候，历史悲观主义的精神传统，会对读书人有多大的权威。事实上，鲁迅在读到《天演论》之前，脑子里原有的历史观念，就正是复古和循环的那一套，他别无选择，他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观念，就只能接受它。
不用说，他愈是厌恶四周的现实，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就愈对他造成精神的重压。一个人不满现状，，总是因为他另有一个理想，既然现实已经是一个坏的世界，那他理想中的好的世界，就只能存在于将来，也就是说，不满现状者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将来。可是，传统的历史观念却告诉你，你憧憬的将来并非真正的将来，它实际上是过去，你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复活过去。但是，你和统治着现实的既存的势力相比，谁和过去更加接近呢？当然是它，不是你，因此，传统的历史信仰实际上是把反抗现实者诱到了气馁的边缘，你是在和一个比你更有资格代表理想的对手作战，你稍微缺乏一点毅力，就会一下子跌进绝望的深渊。更何况，还有那个历史不断沉沦的悲观描述在旁边捣乱，你就更难摆脱绝望的诱惑。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对现实深恶痛绝的人，却少有坚决行动，来彻底改变现实的人，即使真的动手了，许多人也最终都陷进绝望、颓唐、甚至精神崩溃的境地，这传统历史观念的无形的窒息，正是主要的凶手之一。绍兴城里那一位比鲁迅早生三百年的徐文长，便是一个例子。
难怪从清代中叶开始，一代一代的改革者都竭力来打破这种传统历史观念的桎桔。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鼓吹社会改革，常常都是以倡导新的历史观念，作为第一阵开场锣鼓。但是，龚自珍也好，魏源也好，最后都程度不同地落入了循环论的窠臼，即使强调历史不可重复，也不过是重申韩非式的主张。康有为那个〃进化有渐〃的历史观念，更是直接套用了公羊三世说和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不论他的本意多么新颖，披上那么多传统辞句的外衣，内蕴的锋芒必然会被掩去许多，倘是头脑不大灵活的人，还不容易领会其中的真意。因此，这些人探索新的历史观念的努力，最终都聚不成真正强有力的风暴，荡除传统历史观念的空气，许许多多像鲁迅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只能呼吸着陈腐污浊的空气，不自觉地走近那无数内心充满怨忿，行动上却并不反抗的失败者的行列。就说鲁迅吧，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观念来激发他的反抗的勇气，他会不会也加入这个行列呢？从那个默默忍受着奚落和冷眼的少年人的身上，我分明看出了这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读到进化论的时候会那样震动，二十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脊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包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③原来历史并不是一路倒退，越来越糟的，从猿到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分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有什么理由要对将来丧失信心？原来人类进化的规律，早已决定了新物必将代替旧物，年轻人必将胜过老头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为自己争取一个健康的发展呢？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不变，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早晚都会被淘汰，我又为什么不奋身而出，也来充当一个扫荡黑暗，驱旧布新的斗士呢？在鲁迅此时的心口中，进化论哪里只是一种学说，它分明是通向新世界的人口，是黑暗中的第一抹阳光，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的起点，是他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新判断的基石；他怎么可能不欣喜若狂呢？看着鲁迅这兴奋的神情，我真要深深地感激严复，正是他描画出来的那个进化论，和传人中国的其他西方思想一起，耙一批敏感的中国人拉出了那条已经婉蜒数千年的忍受和绝望者的长队，赋予他们对历史趋势和个人价值的乐观主义的新认识，最终将他们造就成一代奋起反抗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先觉者。
鲁迅的心情大变了。先前那份受轻蔑、受压迫的痛苦依然存在，但另一种俯视现实，俯视黑暗的气魄与日俱增；那份走投无路的煌惑并没有消失，但另一种踏上卞坦途的欣喜明显压过了它；对势利和愚昧的人们的厌恶依然强烈，但就在这旁边，又生出了一种分析、探究和拯救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热情，虽不能说那默默忍受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但一种奋起反抗的冲动，显然是更为强烈。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旦信奉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理想，就自然要付诸行动了。
于是他一到东京，就剪掉了辫子，除去那奴隶的可耻的标志。接着更沉人〃如何求国的庄严的思考，多次和朋友们讨论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叶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毛病是怎么沾来的？〃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那该怎么办／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③这些看法并不特别，无论提问的角度，还是回答的思路，都明显受了当时报刊和留学生中的流行思潮的影响，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的心路历程，却正是由这样的思考开始故。他吟出〃寄意寒星垄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宣誓般的诗句，毫不掩饰地以救国者自居，又发表《斯巴达之魂》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绝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⑤俨然要做一名斯巴达式的战士了。
难怪他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他很快就重返三年前的生活轨道，依旧是学外语，读理论，也依旧是写文章，谈救国。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抒发去仙台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那些思想，譬如《人之历史》，是宣传进化论，《摩罗诗力说》，是崇扬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文化偏至论》，是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与四年前写下的《弁言》的题旨，几乎一模一样。尤其他这些文章的语言和文风，也像四年前那样慷慨激昂，一点都不比《斯巴达之魂》有什么逊色。我觉得，与文章题旨相比，语气和文风更能够表现写作者的情感状态，正是从《斯巴达之魂》到《摩罗诗力说》的慷慨激昂的文风，表现了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基本心态。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居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嗓门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情绪激越飞扬，一九0三年他寄给朋友的照片上，眉字间流溢出那样一股勃勃英气，就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也许黑暗时代里的最初的启蒙者，对自己的处境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错觉？但鲁迅的这种情形，还是会使人特别担心。命运是无情的，不管你怎样理解它，它总要将自己的真实面日暴露给你夕逼迫你看清楚它。鲁迅又是那样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经历早已经在心中灌满了对于冷酷人生的厌借，一旦现实打破了他现在的乐观信念，他心理上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反应呢？我似乎又隐约觉出了命运之神对他的恶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样，莫非它又要重演故伎，先用种种乐观的信念哄住他，然后一下子撕破它们，将他再一次推人震惊和绝望的深渊？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注释
①严复在翻译赫肯黎的《进化和伦理学》时，依照他当时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作了相当多的简化和改造，详见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二期。
②《朝花夕拾》，五十四页。
③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让，一九五三年版，十八一十九页。
④鲁迅：《自题小像》、《鲁迅诗全编》，二十四页。
⑤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一九四五年版：五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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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犹豫不定的灵魂
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绪的持续的侵蚀。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①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即欺诈＇，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是太明显了。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②说得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③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④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⑥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⑦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当赞颂这些天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⑩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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