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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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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圆，乃回国。计其在外国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宓深为佩仰。”（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吴宓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时，陈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返协商。6月25日，吴在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的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据戴家祥信中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并借助“五虎”的实力与名气，以威天下。但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弗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如此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和内情吧。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
＇48＇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此期间，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与李济赴山西省西阴村遗址发掘。1927…1932年，袁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瑞典方面团长是斯文赫定）。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勋章”。1932年，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中国地貌和第四季地质学的创始人。
＇49＇就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事宜，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曹云祥代表清华学校共同商订如下协议：
（一）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二）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三）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档案）
＇50＇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载《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资料），李光谟编，手稿1996年6月。
＇5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52、53、54、71、73、74、78＇《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55＇此次茶话会没有吴宓在座的原因，是由于吴已辞研究院主任之职，由梅贻琦兼理。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教务长张彭春意见不合，相互倾轧导致的。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学衡派成员或支持学衡派者则成对立状态，想当初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从中作梗，于是乃有了吴宓顺利到来并成为研究院主任的机缘。但自吴主持研究院工作后，情形就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在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之时，荐张以自代，因长期在校政施教方面不合，吴宓和张彭春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由于派系的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当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在青云直向，一飞冲天之际，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并认为吴宓的为人为学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人后很不应该地表露出轻视意味，这一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讲演，万没想到的是，讲完之后，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言辞中见出吴宓的书生本色，也透出他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1926年1月19日，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校务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研究院事务。张彭春和赵元任，李济主张研究院只任专门研究，不容纳普通国学。赵元任同时主张“研究院为大学院，先办国学，久后乃设科学”等等。吴宓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异议力争，王国维初无意见，后亦附张，校务会议最终否定了吴宓意见。研究院同学会代表全体师生为此发表了《宣言》，以“破坏研究院”等语句，对张彭春等给予指责，同时指责吴宓保护研究院不力，在全校师生中引起震动。在双方的挤压下，心情焦虑的吴宓被迫表示提出辞职。这个时候，吴、张两个派系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余地，其情势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绝无缓和并肩共事之可能。
吴在表示辞职的同时，张彭春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校长曹云祥的警觉与吴派盟友和研究院学生的强烈不满，借此机会，吴派联盟决定实施绝地反击，一举将张彭春斩于马下。在斗士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位资深教授的公开操纵、指挥下，清华学校爆发了要求张彭春去职的学潮。在一片人喊马叫的吵闹、混乱声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曹云祥听从了身边谋士与号称世外高人的指点，突然改变拥张的态度，决定令张即刻离校，越快越好。曹氏这一急转直下的姿态，令张彭春如同吃了一记闷棍，顿觉晕头转向，天旋地转，完全失去了回应和反击能力，只好甘拜下风，强忍怨恨，打起铺盖含泪向他的同派人物胡适、赵元任等话别，出走天津，回到他老兄经营多年的南开大学，以图东山再起。
张彭春在决战中滚鞍落马，令吴宓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诸人之谗言，以及宴会表示，不过适凑其机，校长亦乐于俯从而利用之耳。”（《吴宓日记》第三册，142页）
就吴宓的性情言，在学术教育界中，算不上一个热衷于派系争斗的人，只是被偶然卷入了这个圈子，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吴毕竟不是个糊涂人，得胜之际，也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吴在日记中写道：“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无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吴宓日记》，第三册。）此可谓吴氏一段切身体会领悟的惨痛经验，要独立不倚地做人行事，在这个世俗社会和利益纠葛的纷繁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此时的吴宓不但无法从这群乱的纠葛中抽身，且事态的发展已非他能预料，他虽有悯人之心，而人不我悯，不久即轮到了他的大尴尬、大狼狈。
1926年2月4日，张彭春离校的当天，在胡适派与张的铁杆心腹合力鼓动、组织下，清华部分师生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学校当局挽留张氏，并对校长曹云祥是否包藏私心大加指斥、攻伐。至次日，集会的师生强迫校方命所谓“反张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辞职，否则此事将继续闹将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被列为“陪凶”的吴宓，此时正居于城内，得到心腹报告后，顿感大事不妙，“遂决久住京中，以避内潮焉”。（《吴宓日记》，第三册。）
2月21日，清华学生贺麟、张荫麟、陈铨向吴宓报告，言昨晚学生评议会又议决驱逐曹校长。3月6日，清华校务委员会在研究《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国学研究院原办学宗旨中有几条被改变或裁撤。是日吴宓记道：“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蝉儿。因为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助钱（端升）、子孟（宪承）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谁复谅解？”（《吴宓日记》，第三册。）同意裁撤研究院的办学宗旨，是校方向张彭春一派的妥协，而研究院的学生又因此质问吴宓：身为研究院主任，为何不为研究院争利益云云。
3月9日和10日，研究院学生出面约吴宓在教室谈话，双方不欢而散。11日，研究院学生会派吴其昌和杜钢百作为代表向吴宓递交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吴进退不得，乃以“研究院之性质及发展方向，已与宓所持之国学研究院之说完全反背”为由，向校长提出辞职请求，并另抄一份，送交研究院学生会。曹云祥正为张彭春辞职出走之事被部分师生搞得心烦意乱，见吴自动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机会给吴一刀，以平息张派的愤怒。于是，曹云祥不但立即批准了吴的请求，还把吴调离研究院，安排到大学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务由曹本人“兼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面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还是被迫辞职。从吴留下的日记可知本人此时的心境，同时也显出即便如学术重镇之堂堂清华学校乃至象牙之塔国学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洁之地。此时的吴宓，就是在这种矛盾与相互倾轧的处境中搞得心憔神悴，最终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如杀身自焚之蝉儿”“以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张彭春辞职离校后，改由梅贻琦任教务长，未久，又“兼理研究院事务”。自此，梅贻琦在清华崭露头角，终得大用，而吴宓的身影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消失了。
＇56、57＇戴家祥于1989年致李济之子李光谟的信。转引《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出版。
＇59＇梁启超《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同。
＇60、62、63＇《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1＇叶德辉其人与被杀经过：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占籍长沙（后叶德辉读书岳麓书院时，又买了个湘潭县籍）。叶德辉出生于长沙，故自称是“半吴半楚之人”。年少时，曾一度弃学经商，又弃商就学。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辞归湘里居住，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与王辏г恕⑼跸惹嬷腥俊Ｒ兜禄哉紊喜辉蕹上嗷タ惩肥降母锩谏钌铣聊缟Ｒ褂�1903年，他编辑出版《双梅景闇丛书》，含《素女经》等六种，道学家哗然，斥为淫书，而叶之名益著。1927年，时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叶德辉对国民党北伐大为不满，对时兴的农民协会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更视为仇寇。对此，他送给农民协会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正因了这副对联，不赞成相互砍头式革命的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的梭标队抓去，并在1927年4月11日砍了头。
关于王葆心其人与死因，可参见1927年6月15日，梁启超致信在北美的女儿梁思顺，告以王国维之死事，并涉王氏之死。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
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对于梁氏之说，后世学者多有考证，但不得其详，王葆心其人其事可能系误传。
＇64＇《挽王观堂先生》，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5＇《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6＇关于王国维为何拖着辫子自沉昆明湖，后世臆测大致分几种：一为“愚忠殉清”说；二为“逼债”说（王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下巨债）；三为“惊惧”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四为“谏阻”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五为“文化殉节”说；六为“妻妾出轨受辱”说。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是殉清而死，而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罗振玉逼迫而死。在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南按：罗女嫁王氏子），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律，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又，溥仪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头”一句后，加了一个“附注”，注云：“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南按：清室内务府大臣）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因溥仪的名声和特殊地位，在后世流传的诸种说法中，以“罗振玉逼债而死说”影响最大。这一“逼债说”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泛采信。
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说也不大靠得住。从王国维遗书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氏之“殉文化”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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