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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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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龅巧秸咦笥椅训氖焙颍芄簧拼牧椋湎а≡竦娜ɡ�0707（原载《北京青年报》）
范进高考
又是一年高考临近，又是一次机遇横陈，虽然天生良驹范进，伯乐难解规则与人。大龄考生范进已是第二次踏进京城考点了。自从1905年科举被废，他这个曾经喜极而疯的举人更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范进求取功名之心不死，活着就要奋斗嘛，为了考试而奋斗？！不管这是不是范进的本意，他都没有办法，社会规则不可违背呀。
刚废除科举那阵儿，他没事也乐过几回。这个曾让自己忧喜癫疯的魔鬼终于被历史收进了魔窟。一千三百年哪，这种考试规则谁知葬送了多少奇才呀。每每捧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范老先生就嗟叹不已。春秋至三国时代，个人发展何等自由啊，所以才会奇才辈出，百家争鸣。再看隋唐以后的那些战争与和平，靠的不过就是匹夫之勇，再难造就孙吴诸葛这样的人精了。这都是科举的罪行。那些没有规则的时代真好。在范老痛心疾首之间，规则的转换仍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旧破新立，马不停蹄，社会的变革就是规则的变革嘛。范老真是旧痛未愈，新恨又起呀，因为新规则的确立，竟把他的考试资格都给取消了。
从明清到现世，范进历经社会政治和考试体制的变革，深感自己这个老朽有点无法适应，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规则变幻时代了。不过新规则并不总是坏的。这不，在他皓首穷经，苦等96年之后迎来了第一个考试机会。获悉高考终于取消了年龄婚否限制的特大喜讯时，刚刚过完了愚人节。范进如同中举时一样，连呼N声：“噫！好了！我报了！”这回他决意要报考了。
范进彻夜未眠，挥毫泼墨，题诗作赋以咏情怀。虽然备考时间仓促，他还是绝不能放过百年一遇的机会。结果他创下了有史以来高考的最低分纪录。因为这个世道规则全都变了，他那套四书五经再也派不上用场。范老这才想起自己也得求变呀，虽然他还闹不清到底应该人跟着规则变，还是规则跟着人变，更不晓得规则掌握在谁的手中。反正要想考出高分，就得顺应考试规则，这一点他倒不糊涂。范老并未丧失自信，因为据说外地学子都是高分低能，惟有京城学子偏偏低分高能，他有什么可羞耻的。
然而，范老还是宁可接受高分的挑战，回到前世老家南海，成了一名绝对老牌高三插班生。就凭着他的依旧过目不忘之才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毕业前夕在文科班上已达中游水准。根据规则，他是必须回京赶考的。此番重出江湖，范老胸有成竹。
九时正点考试铃声打断范老浮想联翩，正面背面翻完语文试卷他就算傻了眼。他向比他年轻M辈的监考老师问道：“因何我之所学与你之所考不太一样乎？我之所学可皆新编实验教材耶！”老师定睛观瞧他良久，答曰：“今年可是京城首度独立命题，并且‘3＋X’喔！汝真不知否？”范老虽然没太听明白，但他悟到原来规则又变了。唉，追不上的规则呀。
既然前面不太好答，那就先从后面做文章吧，这可是范举人的撒手锏了，不能失手啊。看那题目，不觉一阵窃喜，竟然是论“规则”的。正触到了自己的痒处，这回足可下笔千言了。不过，待他细读提示材料，又生出满腹狐疑，“论规则就规则吧，还给这么多废话干吗。我埋头苦读语数外，一心只想考高分，哪识什么世界杯啊。这‘世界杯’是不是一种世界通用的酒杯？那大概是个不赖的杯子，不然不会流行世界。而像这规则一样，要都整齐划一肯定不好，但要太五花八门了，这杯子也没法用啊，总不能拿脸盆当酒杯吧。既然材料中提示了，这个杯子与规则就要发生点关系嘛。那我这文题就叫‘举起世界的酒杯为规则干杯’……”0708（原载《青年时讯》）
人世沧桑各不同（2）
高考改革不能只重形式
政协会议上，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委员对内地高考科目频繁变更提出疑问。因为五年变了四次，规则摇摆不定让师生无所适从，对教学影响很大。
许委员在南京大学任教30年，当分管教学的副校长10年，去年刚刚受聘到澳门工作。其对于内地高考改革的情况是有切身体验的，提这个意见绝非越俎代庖。
笔者认为，在现有考试制度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只一味调整高考科目意义不大。这样无法彻底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实施素质教育这么多年，高考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为什么师生会无所适从呀？因为教学还是只能围着高考这个核心转，升学和就业的现实情形要求师生不得不这样做。只在高考科目和形式上做文章，除了会增加师生负担，丧失可循的评价标准之外，并不能丝毫改变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现状，教育体制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一般说来，任何改革都会是利弊共存的。改革必然要付出代价，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绝不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往高考科目改革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打破了僵化的考试格局，不断地引导整合知识，注重应用能力的考查。但这种考核评价体系变来变去就让人搞不懂了。比如考试科目第一年由文理两科改为“3＋X”，即公共主科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第二年就文理不分家了，“X”也成了六门副科大综合；第三年又变了，成了“3＋一门文科或理科科目＋六门大综合”。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着实令人有晕头转向之感，还让师生如何进行高效的教与学呢？有人或许会强调“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学好了知识，怎么考都没问题。但教学还是有重点的，不能平均用力吧。考试科目和形式的急剧变化的确让人无所适从，肯定损害众多考生的利益，影响发挥和考试成绩。每一次大的新变化，都是对上一次变化的否定而非逐步完善，那么到底还有没有比较稳定的评价标准？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和科目组合最能考查出能力？
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成败，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高考和教育改革要维护广大学生的利益，要对他们的成长和成才负责。教育领域的改革不能拿学生利益做试验的牺牲品。当改革实践中一些负面影响凸显出来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调整策略，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稳定和规范下来。有鉴于此，教改应从根本体制上入手，不能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形式的变化。这是制定规则的基本方向。0311（原载《南方周末》）
批评黑哨就不够积极向上？
龙马大战刚刚结束，热爱足球的小荷同学又想起了她去年的高考作文，以规则为题的《失衡的天平》。这篇饱含真情即兴挥就的文章，因为抨击黑哨破坏规则而被老师判定为“思想消极”，总共60分的作文只得了38分。这个平素性格开朗有点像男孩的女生，伤心了好几天。她觉得判卷老师有失公允，这对她打击太大了。
这个作文分数对她人生的影响，肯定是消极的。这件事看似不大，然而教育无小事，“小问题”背后常能反映教育的一些致命弱点。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底是谁的天平倾斜了，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事物，同一文章，评判结果会因人而异，很难说哪一种更为公正。标准不统一就会造成混乱，就是没有规则。那么判别一种规则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是什么？是现实，而不是理想。另外，还有一个对规则的理解是否准确公正的问题。
规则当然要遵循法理与公义，检验它们都要靠现实标准，看它们给我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或者只能造成怎样的后果。拿这篇高考作文来说，判低分的依据是：教育大纲规定作文应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但是怎样才叫“积极向上”呢？比如黑哨，是否明知其存在却不能揭露其丑恶，就叫“积极向上”；比如疾病，是否讳疾忌医瞒天过海就叫“积极向上”；比如失误，是否夸大成绩缩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叫“积极向上”。教育为何不敢直面现实？
如果我是当事考生，我也会感到迷惘，也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搞不明白，这种教育到底要教会我们什么。为什么要扼杀孩子率真的天性而变之为世故，为什么连一丝正视问题宽容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我们只能交口称赞美好的事物，而对永远只是“极少数”的丑恶行为就得漠视到底？这样我们就会如愿以偿改变现实，从而实现“积极向上”了？说几句真话就“判低分”，这是否也算“说难”之一种。
谁都清楚那是掩耳盗铃之举，可教育为什么还要那样做，是在遵守一种潜规则吗？即使这种潜规则根深蒂固，但它不利于改进工作、改造现实，从下一代的成长和长远计，就必须首先从教育上打破。直面现实，才有公正可言，才有教育效果产生。否则虚伪的教育，将结出什么样的恶果。
这个事件，也许当事人因为“感情亲疏”影响了“认知事物”，自以为作文写得很棒，其实不然。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天平失衡危害更大，更有实际意义。而且当事考生的天平是否倾斜，因为教育天平的严重失衡已很难知晓，无从查到作文原稿。这都是考生的心血和作品，为何不能查阅呢，这本身就不公平。作文评语即判低分的理由之一“只谈足球”，也令人费解。这是一篇叙事文章，像一则寓言，虽然只写了黑哨对规则的践踏，但寓意是深刻的。判卷老师的理解力不应停留在“只谈足球”的水准。
以这等理解力去评判别人，妄下“思想消极”的断语，不解“积极向上”的实质，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这对于一腔热忱的学生个性和感情都是极大的伤害。不错，中国男足目前比较丢人现眼，如此恶劣环境下球迷的热爱尤显难能可贵，这正是希望所在。而黑哨之类与足球事业的不和谐音就愈加令人切齿痛恨。我相信，该考生饱含激情的文字一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发自肺腑灵感突现的文章一定不会差，除非不幸评判者的眼光扭曲了它。既如此，“失衡的天平”就真成了一则绝妙的寓言加“预言”。
逃避现实不是真教育。作文分数已然无法改变，但教育需要反省之处还有很多。这就是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0806（原载《大河报》）
“感情亲疏和认知事物”可以混为一谈吗
这年高考作文题（全国卷）给出的话题是“感情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并以《韩非子·说难》当中的一则寓言故事“智子疑邻”为例。材料大意是：古代一位富商家的院墙被大雨冲倒，自己的儿子和邻人之父都提醒以防偷窃，不幸言中后富商便称赞儿子却怀疑邻居老人。韩非认可了这个事实的合理性，着眼点在于“邻人之父”对劝说对象不够了解，把握情势和进言方式不当，所以影响了效果。
寓言总可以有很多种解读，韩非只是讲述了一个客观事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必须合情合理，不违背生活常识。这则故事能够说明是因为感情的亲疏，而影响了对于事物的判断吗？
我们不必拘泥于这则寓言，但这关系到由此引出的该话题能否立得住脚，所以不得不对它分析判断一番。故事中的邻居也许是一片好心，而且有远见，但他或其家人的确也不能排除盗窃的嫌疑。就是让谁来理性和公正地断这个案子，也不能不做调查就把邻居排除在外。如果只是感念邻居的一片“好心”，就不做任何合理怀疑，这样才会影响认识事物的正误深浅呢。
如果再进一步延伸这个寓言的含义，它还可以警示我们防止祸起萧墙。其实很多问题、矛盾都是从内部发生和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认识以至怀疑。对于内部和外部应该一视同仁，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既不武断也不“包庇”。这是一种公平公正之心，也是基于认识事物的能力。公正的品行、认识能力，还有感情，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人如果因为私情而做出了不公正的决定，并不是他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实质，而是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却不愿那么做。这和认识能力就没有多少关系了，这只是一个感情问题。感情影响的不是其认知能力，而只是一种决断结果。
表面上，似乎感情亲疏影响了对于事物的判断认知，实质上只是感情左右了自己的选择。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一回事，而最终的抉择是另一回事。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两者甚至互不相干。像寓言中的案例，富商的怀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邻居比儿子偷窃的嫌疑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可能不是邻居干的，但这只能由证据去说明。这种怀疑也是暂时没有证据的，但却不是无端的，在没有查实之前，也就只能停留在怀疑的层面，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再比如一部书中写到这样的事：一个警察抓获了一个小偷，小偷犯了一个重大的案子，然而这个小偷是该警察的妻妹，是抓她还是放她？警察陷入了矛盾痛苦的心情中。警察难道认识不到应该怎么做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还会矛盾呢，不是因为亲情蒙蔽了他的判断认知，而是亲情本身的价值让他不忍舍弃。并不是只有认识事物才有价值，谁能否认感情也是一笔财富呢。和认识能力一样，情感也能够成事败事。情与法难以两全，维护公理还是徇私情，这和认识事物关系不大，情与法本身都有独立的价值。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待朋友也是一样，怀疑也许很理性，但很可能失去朋友。对于生活来说，感情也许比理性更重要。没有感情的生活状态是不可想像的，感情也并不妨碍理性的认知和思考。两者毕竟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又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孩子总是自家的好”等等。这仍然是感情问题，是爱的体现，不至于丧失对亲人的了解和判断。你更了解的是自己和亲人抑或外人呢？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了解和认知并未因为感情而偏离事实。至于因为关系远近而处事不公甚至制造腐败的人，那更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品质问题。
如同对寓言的解读是最多元的，对于这个高考作文题目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说它启示理性思考，有人说它昭示人性弱点。然而这些说法都有些牵强附会，这个题目的基本判断远离了理性，也扯不上人性。如此一来，便成了一种误导，影响了考生和公众的认知判断，搅浑了我们的生活经验，让人觉得无所适从。
感情亲疏和认识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混淆了它们的界限，硬将二者扯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混乱不堪。0607（原载《凤凰周刊》）
严重变味的“状元秀”
吉林市文庙这年在祭祀孔子的活动中首次开启正门，用大轿抬出吉林省高考状元，请“高考状元游状元桥”，让高考状元引领古装祭孔表演队伍进行各项祭祀活动。祭祀者为孔子上香，并三跪九叩，手持祭祀道具举行乐舞等等。
整个事件过程，都让人感觉到一股陈腐之气弥漫其间。而主办者却在拿新时代的学生作秀，与祭祀参拜之类古时活动联系在一起，显得极不协调。这种“复古”的活动偏偏要拉上青春少年，将“高考状元”等同于科举时代的状元，用意何在？这将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
这年是孔子诞辰2554周年，作为对一代先哲的纪念，适当举办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动当然可以。但像吉林市文庙博物馆这样完全照搬古代仪式，毫无思想内涵的祭祀，到底有多少意义？而且还要扯上“状元”来“秀”一场，复辟封建社会的陈腐习俗和风气来影响孩子和社会，实在有百弊而无一利。纪念孔子，应该重在其思想内涵的领悟和发展，而不是跪倒在孔子的脚下，向其行点火焚香、三拜九叩的封建大礼。如此顶礼膜拜，完全一副奴才相，如何能有自己的思想和时代的创新？更为不妥的是，竟然让刚上完中学的孩子置身其中接受熏陶，真的要赋予她古代状元的荣耀感吗？这对高考状元本人也是有害的。
这年的“状元秀”风头尤甚。高考状元的个人学习经验可以出书，京西“举人节”会集各地高考状元并要刻其名姓于碑铭，而像祭祀这样的封建活动居然也打起了状元牌。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高考状元作秀忙”。如此浓墨重彩地将高考状元推向前台，必然加重“惟分数论”的观念误区，与素质教育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活动只会误导社会和孩子。
某一地区的高考状元每年只能有一个，这是注定的“个别现象”，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人人都得第一。所以将“高考状元”当作目标是没有意义的。而且，高考状元和成才是两码事，当上高考状元未必成才。不过是考了一个高分，刚要迈入大学的门槛，生活方式仍属“寄生”，尚未为社会创造一分财富，何以就敢奢谈“成才”？对自身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离“修身”成才之日尚远。
在现有教育模式下，高考考查创造力的成分还不大，所以得高分者未必能成创新型人才。而那些成果丰硕的“小科学家”，考试分数却未必有多高。对社会有所创造，有所裨益，是成才的起码条件。如果只是捧给社会一堆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高分数，我们的社会就能因此而有丝毫的进步吗？
真是可笑。可是我们有些人就喜欢追风赶潮、追慕虚荣，搞些不切实际的活动，误导社会风气和孩子的成长。如此歪风应该刹一刹了。
合意春风添细雨（1）
孩子有没有花钱的自由
家住北京的13岁中学生巧巧是个“韩流”分子，最近她因为没能到杭州看成偶像的演出而和父母闹了别扭，还投诉到了媒体。声称虽然去杭州看演出总共得花三千多元，可她是要用自己的压岁钱去看的，压岁钱应该归她自己所有和支配。还呼吁大人给孩子花钱的自由，让他们去做理想中的事，并拿出国外的例子为证。
不必动不动就拿国外的情况来作对比，国外的未成年人也不可能为所欲为，父母也要对他们进行管教和约束的。完全放任那还了得，无数事例证明“树大自然直”是一种教育的误区和谬论。作为孩子，由于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一心想做某事的愿望又极其强烈，当然会对父母的劝阻和约束感到不舒服，但这并不能说明孩子就有理了。孩子通常会是出于自己幼稚的心理来偏激地考虑问题。
拿这件具体实例来说，巧巧的父母不允许孩子花三千多块钱去杭州看所谓偶像的演出，是对孩子负责任的做法。盲目追星不值得鼓励，千里追星花钱不说，孩子的安全问题也让人担忧。所以不让孩子这样做是正确的。
至于巧巧所说的2万多元压岁钱应该归她自己所有和支配，这也有点说不过去。既然孩子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也就不能完全地支配金钱，需要父母在孩子理财的时候加以引导。要不然很可能纵容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的不良习性，会降低孩子的“财商”。而且，给孩子这么多的压岁钱也是不妥的，会助长孩子花钱的欲望，养成孩子奢华的生活习惯。甚至还会滋生其自以为是和不理解父母的品性，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管束了。
家长并没有给孩子压岁钱的义务，任何法律中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给孩子的钱，也不完全归孩子所有和支配，因为这毕竟是别人给的而不是自己挣的，是让孩子花在有益之处的。父母给孩子零花钱并为孩子交纳学费等，保障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是应尽的义务。父母有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义务，同时也有制止孩子乱花钱行为的权利。
培养孩子的“财商”不一定要给孩子很多钱，更不是让孩子随便花钱。那样反会造成财商教育的失败，也不利于其人格成长。理财是一门学问和生活能力，应该从小培养。但这里面的艺术和技巧很多，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尚未设置这些内容，家长对孩子进行财商教育时需要慎重，千万不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1125（原载《中国教育报》）
不应教孩子“打回去”
当今不少家长对孩子从小进行所谓“竞争教育”，就是当别的孩子打了自己一定要打回去。据说这是为了适应将来残酷的社会竞争，担心孩子从小忍让将来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
这些家长的做法未免有些偏激了，竞争也不是这么个“争”法。这纯粹是曲解了竞争的本意，将拼争之法给用歪了，更没有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作深层考虑。
这样在“打回去”的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孩子，根本就不具备团队协作精神，没有一丝宽容和接纳别人的心态；“睚眦必报”，一点“亏”都不吃，过分看重自我利益。这样的人是不被社会和团队所包容的。他会处处与别人对着干，这样的“人才”谁敢要啊。
宽容、谦让、同情、友爱、协作，这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教育，更是一种适应未来合作化社会和工作的要求，不懂得与人配合协作的人将是最不受欢迎的。
这样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会出现障碍，会很难相处，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显得有些自私自利。会严重影响其人格和品德的发育，有可能“情商”会很低。人格不太健全者是不能算作真正的人才的，更难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谁对谁错，别人打了我就一定要打回去。别人有意无意地侵犯了自己都要还下来，这简直是有些不通情理，不讲道德了。这样畸形教育下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健康成长。重要的是教给孩子是非观念，这是人格形成的基础。
宽容才会赢得尊重。教孩子懂得宽容，懂得接纳别人，懂得友爱协作。在健康的教育氛围下成长的孩子，才能有健全的人格，才能够受到集体的欢迎，才能立足于将来的社会。1125（原载《大连日报》）
为孩子培育创新的土壤
第23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颁奖大会上，五名中学生从一位副市长和一位院士手中，接过了首届“市长奖”获奖证书和奖牌。证书上有北京市市长的亲笔签名。
这无疑是对于青少年科技创新的鼓励措施，这让我联想到一个月前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大奖的颁发。支撑科学大奖的有很多因素，但是如果不重视青少年的科技创新活动，不注重青少年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科学大奖就依然会青黄不接。因此，我们有理由欢迎这个姗姗来迟的“市长奖”。
由教育部、团中央和中国科普研究所共同组织的一个关于“青少年创造力培养”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普遍缺乏创新意识。这主要是由僵化的教育考试体制造成的。在惟分数论的评价体系之下，很多学生的创造天赋都被无情地扼杀或埋没了。在这届创新大赛上，以及其他全国、国际科技竞赛活动中，小选手们取得的不俗成绩也足以证明：孩子们并不是没有创造力，而是缺乏一个有利于创新的成长环境，不能让他们的奇思妙想、创造才能得以孕育和发展。
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些获奖的“小科学家”大都不是学习成绩最拔尖的。获“市长奖”的一位中学生说：只要功课基本掌握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不必非要争第一名。这种想法很值得赞赏，不过也很无奈，可能不为现今教育制度所容。富有创新精神的孩子，考试分数不一定是最高的，甚至他们还有点不太听话、不守规矩，在有些学校老师的眼里很可能是不务正业的“捣蛋鬼”。这只能是违背孩子天性的教育的悲哀。
人才成长要靠制度创新，要靠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都来培植创新的土壤。设立一个“市长奖”会起到一定鼓励作用，但这还不是根本的举措。对于发展后劲尚嫌不足的我国科技事业来说，为了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仅仅设立一个奖项或者举办几次活动，都是远远不够的。尽快深化教育改革，革除制度的时弊，创建一个利于孩子兴趣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才是最为迫切的。0331（原载《人民教育》）
合意春风添细雨（2）
动摇“分数命根”有何不好？
长春市一学校在小学五年级试行“贷分制”，学生考试成绩差可向老师申请“保密贷分”，等成绩好时再将贷得的分数双倍还上。作为配合课程改革对学生评价体系的有益探索，这项“制度”将对校内所有学科和活动进行量化评估，实行存贷分方式。
此举出现争议恰是正常的，因为分数是现行教育考试制度和学生评价体系的敏感核心，是我们教育体制的一个“软肋”。谁也无法否认，现在我们的学生还都是“以分数论英雄”的。当然分数作为一种量化的评价标准，不见得就一定不好，问题是当前的“分数”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哪些素质？评价内容和方式，对学生是否公平，对成长是否有利？
学习成绩和创新素质是两码事，由于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灌输，必然疏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振宁教授曾经指出的：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比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多年后的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我们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分数教育”而骄傲呢？一个国家可以凭借科技的迅速发展成为强国，却不可能依靠“成功”的分数教育走向富强。即使所有学生都考出高分，到底又能推动谁的进步呢？因为分数再高也不过是在重复和模仿别人业已发现的知识，而创造才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也许有人很难理解“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的深刻含义，这句话也就只有爱因斯坦能说得出。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教育根基的不同。不应该把分数作为教育的根基。
针对这样的教育现实，我们再来审视长春某校的分数改革，就会发现一些不同以往的意义。“贷分制”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和发挥空间，而且坚持了自愿原则。这没有伤害到任何学生的利益，也不可能让孩子产生惰性。因为可贷分值最高不得超过10分，还贷时还要“连本带息”，这压力够大的了。但我觉得像本校老师所说“贷分可以培养责任与诚信意识”也有点夸大其词，而且双倍还贷“太黑了”，如果学生下次还不起怎么办？是不就更打击自尊心了。如果考试分数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那么贷不贷分也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项改革有一点很值得称道，就是对所有教育教学活动进行量化评估。如果真正体现学生创新等素质的指标，能够逐步纳入分数评价体系，并且影响学生的升学深造，那么“分数”这个概念才能变得越来越科学。
毫无疑问，现行的分数教育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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