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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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明白奢侈会使一个大国富裕，虽然它会毁掉一个小国家。

　　　　如果你认为奢侈是过分的，那么人人都知道任何过分的行为都是有害的，无论是过分节欲、过分贪食、过分节俭还是过分慷慨都有害。我不知道我的村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里的土地是荒瘠的，赋税很重，禁止出口我们种的小麦的命令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农夫没有布做的好衣服和感觉吃得不好。如果农民在种地时涂脂抹粉、烫鬈头发、穿着白亚麻布做的好衣服，这肯定是最大的也是最不恰当的奢侈。但是巴黎或伦敦的市民穿着像农民一样的衣服去看戏，那就是最粗野的、最荒谬的吝啬了。

　　　　所有的事情都有分寸和限度。善德既不能超过，也不能达不到。

　　　　剪刀肯定不是最古老的东西。当它被发明出来时，针对第一批剪指甲并把垂到鼻子上的头发剪去一部分的人，人们横加指责，什么话没有说过呢？他们无疑要被叫做*和浪荡子，花高价买一个无益的工具去破坏造物者的劳动。去剪短上帝使它在我们指端生长的角质是多么大的罪过！这是对上帝的污辱。当衬衫和袜子被发明时，情况变得更糟。我们知道：从没穿过袜子和衬衫的年老的地方议员，是如何狂怒地叫嚣，并反对向这种致命奢侈品屈服的年轻的地方行政长官的。



………【第十三章　论坚毅】………

　　　　蒙田

　　　　所谓坚毅，主要指耐心忍受无法补救的不测。但坚毅并不意味着不要尽我们所能地避开威胁我们的麻烦和不测，不要担心它们的突然降临。相反，任何预防不测的诚实做法不仅允许，而且值得赞扬。因此，如果能够利用身体的灵活或手中的武器避开别人的突然袭击都是好的办法。

　　　　古时候许多好战的民族将逃跑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经验证明这种背对敌人的做法比面向敌人更危险。

　　　　土耳其人比较习惯这样做。

　　　　在柏拉图的人物传记中，苏格拉底嘲讽拉凯斯（苏格拉底密友）把勇敢定义为在对敌作战中坚守阵地。苏格拉底说：“怎么？难道把阵地让给敌人再反击他们就是怯懦吗？”他还引证荷马如何称颂埃涅阿斯的逃跑战术。后来，拉凯斯改变了看法，承认斯基泰人和骑兵也采用逃跑的战术。这时苏格拉底又举斯巴达的步兵为例，这个民族比任何民族都英勇善战，攻克布拉的城。那天，由于冲不破波斯部队的方阵，斯巴达军队制造后退的假象，引诱波斯人追击，就这样斯巴达人打破和瓦解波斯人的方阵，取得了胜利。

　　　　至于斯基泰人，有人说当大流士皇帝率兵去征服他们的时候，强烈谴责他们的国王见到他时总是后退，对此，斯基泰人的国王安达蒂斯回答说，他后退既非怕大流士，也非怕其他什么人，而是他的民族行走的方式。因为他们既无耕地，也无城池和家园要保卫，不必担心敌人从中捞到好处。但是，如果说这位国王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想靠近他们祖宗的墓地，在那里他就会找到对话者，当进行炮战时，正如打仗时常有的那样，一旦被瞄准是不能怕被击中而躲开的，因为炮弹的威力之大，速度之快，让人防不胜防；但还是有人试图举手或低头来躲避炮弹，这至少会让同伴们嗤笑。

　　　　查理五世入侵普罗旺斯时，在风车的掩护下，居阿斯特侯爵去侦察阿尔城。当他离开掩护时，被正在竞技场上视察的德·博纳瓦尔和塞内夏尔·德·阿热诺阿两位老爷发现。他们将侯爵指给炮兵指挥官德·维利埃，后者用轻型长炮瞄准侯爵，侯爵看见开火，便扑向一旁，可是未及躲开便中了弹。

　　　　几年前，洛朗一世在维卡利亚一带围困意大利要塞蒙多尔夫。他看见瞄准他的一门大炮正在点火，便赶紧趴下，否则，炮弹可能会击中他的腹部，可现在仅仅从他的头顶擦过。说实话，我不认为他们的举动是经过思考的，因为在瞬间你怎么能判断得出对方是朝上还是朝下瞄准呢？人们更愿意相信能躲过炮弹那是侥幸，下次恐怕就难躲及，反而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如果在我未防备的地方，突如其来的枪声传入我的耳朵，我可能也会发颤。这种情况在比我勇敢的人身上也发生过。

　　　　斯多葛派认为，他们哲人的心灵不能够抵挡突如其来的幻觉和想象。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这似乎是本能所致。比方说智者听到晴天霹雳，或是看到突降灾祸会大惊失色，浑身颤抖，对于其他的痛苦只要哲人的理智是健全的，他们的判断能力尚未受到损害，他们都会镇定自若。而对于非哲人来说，前一种反应是与智者一样的，而第二种就截然不同了。因为对于后者来说，痛苦的感受不是表面的，他的理智已经受到腐蚀和毒害。这种人只根据痛苦进行判断，并与其妥协。不妨好好瞧一瞧这位斯多葛哲人的心境：

　　　　他的心坚定不移，他的泪枉然流淌。

　　　　逍遥学派的哲人并不排斥烦恼，但他们善于抑制。



………【第十四章　谈时间】………

　　　　梁实秋

　　　　“人生不满百”大致是不错的。当然，老而不死的人，不是没有，不过期颐以上不是一般人所敢想望的。数十寒暑当中，睡眠去了很大一部分。苏东坡所谓“睡眠去其半”，稍嫌行点夸张，大约三分之一左右总是有的。童蒙一段时期，说它是天真末凿也好，说它是昏昧无知也好，反正是浑浑噩噩、不知不觉；乃至寿登毫变，老悖聋限，甚至“佳丽当前，未能够绻”，比死人多一口气，也没有多少生趣可言。构头去尾，人生所余无几。就是这短暂的一生，时间亦不见得能由我们自己支配。约翰孙博土所抱怨的那些不速之客，动辄登门拜访，不管你正在怎样忙碌，他觉得宾至如归，这种情况固然令人啼笑皆非，我觉得究竟不能算是怎样严重的“时间之贼”。他只是在我们的有限的资本上抽取一点捐税而已。我们的时间之大宗的消耗，怕还是要由我们自己负贸。

　　　　有人说；“时间即生命”。也有人说：“时间即金钱”。二句均是，因为有人根本认为金钱即生命。不过细想一下，有命斯有财，命之不存，财于何有？要钱不要命者，固然实繁有徒，但是舍财不舍命，仍然是较聪明的办法。所以《淮南子》说：“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我们幼时，谁没有作过“惜阴说”之类的课艺？可是谁又能趁早体会到时间之“难得而易失”？我小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教师，书房桌上有一座钟，我和我的姊姊常乘教师不注意的时候把时针往前拨快半个钟头，以便提早放学，后来被老师觉察了；他用珠笔在窗户纸上的太阳阴影划一痕记，作为放学的时刻，这才息了逃学的念头。

　　　　时光不断的在流转，任谁也不能攀住它停留片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每天撕一张日历，日历越来越薄，快要撕完的时候便不免矍然以惊，惊的是以防岁晚，假使我们把几十册日历装为合订本，那便象征我们的全部的生命，我们一页一页的往下扯。该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冬天一到，春天还会远吗？”可是你一共能看见几次冬尽春来呢？

　　　　不可挽住的就让它会罢！问题在，我们所能掌握的尚未逝去的时间，如何去打发它。梁任公先生最恶闻“消遣”二字，只有活得不耐烦的人才忍心的去“杀时间”。他认为一个人要作的事太多，时间根本不够用，那里还有时间可供消遣？不过打发时间的方法，各人亦不同，士各有志。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运河上舟辑往来，熙熙攘攘，顾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和侍卫在侧，脱口而出：“无非名利二字。”这答案相当正确，我们不可以人废言。不过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大概名利二字当中还是有利的成份大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时间即金钱之说仍属不诬。诗人提资华斯有句：

　　　　尘世耗用我们的时间太多了，凤兴夜寐，赚钱挥霍，把我们的精力都浪费掉了。

　　　　所以有人宁可遁迹山林，享受那清风明月，“侣鱼虾而友麝鹿”，过那高蹈隐逸的生活。诗人济慈宁愿长时间的守着一株花，看那花苞徐徐展瓣，以为那是人间至乐。稳康在大树底下场相打铁，“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刘传“止则*厄执觚，动则挚梢提壶”，一生中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又是一种颇不寻常的方式。最澈底的超然的例子是“传灯录”所记录的：“南泉和尚问陆旦口：‘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陆云：‘寸丝不挂’。”寸丝不挂即是了无挂碍之谓，“原采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境界高超极了，可以说是“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根本不发生什么时间问题。

　　　　人，诚如波斯诗人莪谟伽耶玛所说，来不知从何时来，去不知向何处去，来时并非本愿，去时亦未征得同意，胡里胡涂的在世间逗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是以心为荆役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



………【第十五章　了生死】………

　　　　梁实秋

　　　　所谓生死，不了断亦自然了断，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来到这世界。并未经我们同意，我们离开这世界，也将不经我们同意我们是被动的。

　　　　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万事皆空呢？死了之后是不是还有生活呢？死了之后是不是还有轮回呢？我只能说不知道。使哈姆雷特踌躇不决的也正是这一种怀疑。按照佛家的学说，“断灭相”决非正知解。一切的宗教都强调死后的生活，佛教则特别强调轮回；我看世间一切有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瞪递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代旧人，如是丽已。又看佛书记载轮回的故事，大抵荒诞不经，可供谈助，兼资劝世，是否真有其事殆不可考。如果轮回之说尚难证实，则所谓了生死之说也只是可望不可即的一个理想了。

　　　　我承认佛家了生死之说是一崇高理想。为了希望达到这个理想，佛教徒制定许多戒律，所谓根本五成，沙弥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这还都是所谓“事成”，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成之“性戒”尚不在内。这些戒律都是要我们在此生此世来身体力行的。能彻底实行戒律的人方有希望达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的境界。只有切实的克制*，方能逐渐的做到“情枯智讫”的功夫。所有的宗教元不强调克己的修养，斩断情报，裂破俗织，然后才能湛然寂静，明心见性。就是佛教所斥为外道的种种苦行，也无非是戒的意思，不过作得过份了些。中古*教也有许多不近人情的苦修方法。凡是宗教都是要人收敛内心截除*。就是伦理的哲学家，也无不倡导多多少少的克己的苦行。折磨**，以解放心灵，这道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爱根为生死之源，而且目无始以来因积业而生死流转，非斩断爱根无以了生死，这一番道理便比较的难以实证了。此生此世持成、此生此世受福，死后如何，来世如何。便渺茫难言了。我对于在家修行的和出家修行的人们有无上的敬意。由于他们的参禅看教，福慧双修，我不怀疑他们有在此生此世证无生法忍的可能，但是离开此生此世之后是否即能往生净土，我很怀疑。这净土，像其他的被人描写过的天堂一样，未必存在。如果它是存在，只是存在在我们的心里。

　　　　西方斯多亚派哲学家所谓个人的灵魂于死后重复融合到宇宙的灵魂里去，其种种信念也无非是要人于临死之际不生恐惧。那说法虽然简陋，却是不落言签。蒙田说：学习哲学即是学习如何去死。如果了生死即是了解生死之谜，从而获至大智大勇。心地光明，无所恐惧，我相信那是可以办到的。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宗教家乃是最富理想而又最重实践的哲学家。至于了断生死之说，则我惭劣钝，目前只能存疑。



………【第十六章　关于命运】………

　　　　周作人

　　　　我近来很有点相信命运。那么难道我竟去请教某法师某星士，要他指点我的流年或终身的吉凶么？那也未必。这些要知道我自己都可以知道，因为知道自己应该无过于自己。我相信命运，所凭的不是吾家易经神课，却是人家的科学术数。我说命，这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二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这个字读如数学之数，并非虚无飘渺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目，有如从甲乙两个已知数做出来的答案，虽曰未知数而实乃是定数也。要查这个定数须要一本对数表，这就是历史。好几年前我就劝人关门读史，觉得比读经还要紧还有用，因为经至多不过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我自己读过一部《纲鉴易知录》，觉得得益匪浅，此外还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汇编》，这些也是必读之书，近时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盖因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

　　　　南阁，北阁日本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十章，其《浮世绘之鉴赏》第五节论日本与比利时美术的比较，有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着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仑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又第三节中论江户时代木板画的悲哀的色彩云。

　　　　“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觉见强者之极其强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苦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常常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荷风写此文明在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正月，已发如此慨叹，二十年后的今日不知更怎么说，近几年的政局正是明治维新的平反，“幕府”复活，不过是一阶级而非一家系的，岂非建久以来七百余年的征夷大将军的威力太大，六十年的尊王攘夷的努力丝毫不能动摇，反而自己没落了么？以上是日本的好例。

　　　　我们中国又如何呢？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罢。清许善长著《碧声吟馆谈麈》卷四有论八股一则，中有云：

　　　　“功令以时文取士，不得不为时文。代圣贤立言，未始不是，然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于此而欲徵其品行，觇其经济，真隔膜矣。卢抱经学士云，时文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自是通论。至景范之言曰，秦坑儒不过四百，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则深恶而痛疾之也。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至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如许氏说则其为害反是很大。明张岱的意见与许氏同，其《与李砚翁书》云：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终始。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来者亦有君子……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至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明朝的事归到明朝去，我们本来可以不管，可是天下事没有这样如意，有些痴颠恶疾都要遗传，而恶与癖似亦不在例外，我们毕竟是明朝人的子孙，这笔旧帐未能一笔勾消也。——虽然我可以声明，自明正德时始迁祖起至于现今，吾家不曾在政治文学上有过什么作为，不过民族的老帐我也不想赖，所以所有一切好坏事情仍然担负四百兆分之一。

　　　　我们现在且说写文章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功令以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与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这种事情说起来很长，好像是专找拿笔杆的开玩笑，其实只是借来作个举一反三的例罢了。万物都逃不脱命运。我们在报纸上常看见枪毙毒犯的新闻，有些还高兴去附加一个照相的插图。毒贩之死于厚利是容易明了的，至于再吸犯便很难懂，他们何至于爱白面过于生命呢？第一，中国人大约特别有一种麻醉享受性，即俗云嗜好。第二，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劝酬，有贩卖之便利，以麻醉玩弄。卫生不良，多生病痛，医药不备，无法治疗，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瘾，法宽则蔓延，法严则骄诛矣。此事为外国或别的殖民地所无，正以此种癖性与环境亦非别处所有耳。我说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难免，但非全无根据，如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药剂则是他力麻醉耳。考虑中国的现在与将来的人士必须要对于他这可怕的命运知道畏而不惧，不讳言，敢正视，处处努力要抓住它的尾巴而不为所*住，才能获得明智，死生吉凶全能了知，然而此事大难，真真大难也。

　　　　我们没有这样本领的只好消极地努力，随时反省，不能减轻也总不要去增长累世的恶业，以水为鉴，不到政治文学坛上去跳旧式的戏，庶几下可对得起子孙，虽然对于祖先未免少不肖，然而如孟德斯鸠临终所言，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无论怎么挣扎不知究有何用？日本佚名的一句小诗云：

　　　　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一九三五年四月



………【第十七章　人生真义】………

　　　　陈独秀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得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约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现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甚么世界，还有甚么人生呢？又像那耶酥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甚么道德。又像那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甚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另变一种作用，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

　　　　这些人所说的道理，各个不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太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之墓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才是。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的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倒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联经的记忆和知觉吗？

　　　　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白了。今略举如下：

　　　　（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二）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三）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

　　　　（四）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五）执行意志，满足**（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六）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己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七）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

　　　　（八）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

　　　　（九）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有主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达。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接受，以至无穷。



………【第十八章　我与人生】………

　　　　朱光潜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真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伤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严暑寒冬中也还有那样活着。像在子所说的，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决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决不追究生活是为着什么，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特薄，把它们供人类宰割凌虐。在它们说，生活自身就是方法，生活自身也就是目的。

　　　　从草木虫鱼的生活，我学得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或者找时而幸运，时而受灾祸侵通，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着，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幻变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