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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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筝之“筝”字，原是一种乐器，似瑟而十三弦。所以顾名思义，风筝也是要有声响的，《询刍录》云：“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这记载是对的。不过我们在北平所放的风筝，倒不是“以竹为笛”，带响的风筝有两种，一种是带锣鼓的，一种是带弦弓的，二者兼备的当然也不是没有。所谓锣鼓，即是利用风车的原理捶打纸制的小鼓，清脆可听。弦弓的声音比较更为悦耳。有高骈风筝诗为证：

　　　　夜静弦声响碧空，

　　　　宫商信任往来风，

　　　　依稀似曲才堪听，

　　　　又被风吹别调中。

　　　　我以为放风筝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人生在世上，局促在一个小圈圈里，大根没有不想偶然远走高飞一下的。出门旅行，游山逛水，是一个办法，然亦不可常得。放风筝时，手牵着一根线，看风筝冉冉上升，然后停在高空，这时节仿佛自己也跟着风筝起飞了，俯瞰尘寰，怡然自得。我想这也许是自己想飞而不可得，一种变相的自我满足罢。春天的午后，看着天空飘着别人家放起的风筝，虽然也觉得很好玩，究不若自己手里牵着线的较为亲切，那风筝就好像是载着自己的一片心情上了天。真是的，在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心里泛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游罢归来，虽然不是扫兴，至少也是尽兴之后的那种疲惫状态，懒洋洋的，无话可话，从天上又回到了人间。从天上翱翔又回到匍匐地上。

　　　　放风筝还可以“送幡”（俗呼为“送饭儿”）。用铁丝圈套在风筝线上，圈上附一长纸条，在放线的时候铁丝圈和长纸条便被风吹着慢慢的滑上天去，纸幡在天空飞荡，直到抵达风筝脚下为止。在夜间还可以把一盏一盏的小红灯笼送上去，黑暗中不见风筝，只见红灯朵朵在天上游来游去。

　　　　放风筝有时也需要一点点技巧。最重要的是在放线松弛之间要控制得宜。风太劲，风筝陡然向高处跃起，左右摇晃，把线拉得绷紧，这时节一不小心风筝便会倒栽下去。栽下去不要慌，赶快把线一松，它立刻又会浮起，有时候风筝已落到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依然可以把它挽救起来，凡事不宜*之过急，放松一步，往往可以化险为夷，放风筝亦一例也。技术差的人，看见风筝要栽筋斗，便急忙往回收，适足以加强其危险性，以至于不可收拾。风筝落在树梢上也不要紧，这时节也要把线放松，乘风势轻轻一扯便会升起，性急的人用力拉，便愈纠缠不清，直到把风筝扯碎为止。在风力弱的时候，风筝自然要下降，线成兜形，便要频频扯抖，尽量放线，然后再及时收回，一松一紧，风筝可以维持于不坠。

　　　　好斗是人的一种本能。放风筝时也可表现出战斗精神。发现邻近有风筝飘起，如果位置方向适宜，便可向斗争。法子是设法把自己的风筝放在对方的线兜之下，然后猛然收线，风筝陡的直线上升，势必与对方的线兜交缠在一起，两只风筝都摇摇欲坠，双方都急于向回扯线，这时候就要看谁的线粗，谁的手快，谁的地势优了。优胜的一方面可以扯回自己的风筝，外加一只俘虏，可能还有一段的线。我在一季之中，时常可以俘获四五只风筝，把俘获的风筝放起，心里特别高兴，好像是在炫耀自己的胜利品，可是有时候战斗失利，自己的风筝被俘，过一两天看着自己的风筝在天空飘荡，那便又是一种滋味了。这种斗争并无伤于睦邻之道，这是一种游戏，不发生侵犯领空的问题。并且风筝也只好玩一季，没有人肯玩隔年的风筝。迷信说隔年的风筝不吉利，这也许是卖风筝的人造的谣言。



………【第四十三章　五年以来】………

　　　　刘半农

　　　　昨天晚上舍我来了个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将于九月一日继续，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五年以前，我做过半年的《世副》罢。在这个意义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义不容辞的，虽然“此调不弹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五年的时间是很短的，眼睛一转就过去了。但若仔细一回想，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把五年以来北平社会上的变化，大致写出一些来，聊以塞责。

　　　　那时的新闻记者，确不是容易做的：动不动就要请你上军警联合办事处去吃官司，丢失脑袋的恐慌，随时可以有得。记得我办了《世副》一个多月，舍我就在极严重的情形之下被长脚将军捕去了。我因为恐怕遭到池鱼之殃，也偷偷摸摸的离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几宵，直到舍我营救出来了，才敢露面。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军警当局时常招待新闻记者，饷之以茶点，甚至于饷之以饭；这回因为讨伐石友三而戒严，所有检查新闻事务，由官方与新闻记者会同办理，这种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闻记者梦也不会做到的（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的记者自然又当别论）。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的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远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没有女招待，没有“吃三毛，给一块”的可能。也没有跳舞场，跳舞这文明艺术，还被头等文明的西洋老爷，太太，小姐们关紧在他们的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我们次文明的中国人，只能在门外打打转，偷眼向里望去，和现在每晚上各跳舞场玻璃窗外围挤着的车夫苦力们一样。啊，多苦闷，多干燥的生活啊！

　　　　那时有一位备受崇拜与欢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学博士张兢生先生，现在不知道那里去了。

　　　　那时还没有“摩登”这名词，虽然男女交际之风已渐开，却不像现在每一个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随着一个摩登男子，每一个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着一个摩登女子。“花王”这名词，似乎在那时已经有了，但说出来似乎没有现在响亮而尊严，受这称号的也不觉的有何等光荣之处，甚而至于有登报声明否认的。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人真太不识抬举了。

　　　　那时没有登报征求伴侣的。登报声明离婚的已有了些，可没有现在热闹。

　　　　那时画报上还时常登载名妓的照片。现在“妓”之一字，已因不合人道而落伍，所以名妓也者也自归于劣败之一途，不再出头露面了。

　　　　那时“普罗”文学一个名词，在北平还不大知道，所以我们这班不长进的弄笔头的人，至多只是落伍而已；现在呢，没落了，整个儿的没落了。

　　　　那时向《世副》投稿的，大多数是学生，只偶然有一两个是已经脱离了学生生活而在社会上做事的。所投稿件，以小说杂记为最多，论说诗词较少。稿子的内容，以关于性的苦闷及经济的压迫者为最多，但我并没有尽量选登，因为只是那几句话，翻来复去的说，还是那几句话。投稿者的目的，虽然在于发表，却也并不是不在乎区区千字一元或不到一元的稿费。所以做的人，往往在这稿费问题上也不免受到困难；甚至有一位朋友，因为要想预支稿费而我的能力没有办得到，他就找个题目在别种报纸上做文章骂我，而且把我直恨到而今现在。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还同从前一样，我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的《世副》，觉得那时的青年，有一部分走错了路头，所以就发表了三篇“老实说了罢”。这篇文章的内容，岂明曾为简单写出，只包括以下五项意见：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功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这不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么？然而不得了，马上就有许多青年联合了向我总攻击，借着当时阎老西儿所办的《每日评论》，把我刘半农骂到该杀该剐的地步。当然也有许多人是赞同我的，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已大可以自认失败，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笔下野了。现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

　　　　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北平



………【第四十四章　八年回想】………

　　　　徐崇钦

　　　　鄙人于宣统三年春辞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授一席，改就京师大学堂之聘，至*七年秋，前后首尾共八载有半，目睹北大自马神庙一院扩充至三院，而学生由本、预两科三百五十余人，渐渐达到一千三百余人，可云盛矣。惟鄙人对于该大学八年之关系，约略分为两个时期：民元至民三初所谓改组时期，民三初至民七所谓发展时期。在改组时期，发生更换校长计有五次之多。二年春，为校长问题，全校学生宿于教部者二日。鄙人不忍坐视学生之学业荒废，以师生之感情竭力劝导，几至舌敝唇焦，历八小时之久，而学生等于是相率回校。无何，马相伯先生辞职。二年冬，何时先生坚辞校长职务，部中改派胡仁源先生署理，并派鄙人充预科学长。维时政治方面力图振新，几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其时北大为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其余各学院乃系专门学校，而现在新立各校尚未产生。查北大之预科，即前清时代京师大学堂时名曰高等学堂，虽与本科同一地点，实则内部之组织完全独立。元年间，始变名预科，而事实上与独立之精神依然存在。二年夏，由西斋北部移至译学馆旧址，为预科地点。内设二部，称一类、二类。一类即文科，复分英、法、德三系，二类即理科，均三年毕业，俱有文官考试资格。学生初时仅有二百余人，迨至六年夏间，竟达九百余人。四年，谋德、智、体三学起见，建设乐群会、新剧团，以冀学生得正当之娱乐而利*行；又修改两*场为演讲厅，谋智学之发展及表扬学业之成绩；至《欢学季刊》，以中、英、德、法四国文字为标准；并扫除考试积弊，而以奖罚兼施。鄙人亦自出资斧，制金牌以奖励学生之品学兼优者。是年，傅斯年生得奖，诸生群以为荣。体育一门，各校素不重视。惟体育之发展，与国家之强弱殊有密切关系。鄙人倡议预科建设运动场，练习柔软体*以及运动各技，每年春季，开运动会一次，众皆赞成举行。复提倡运动联合会。四年秋，开第一次各学校联合会于端王府旧址，即工大之两空地，诸生爱国情殷，不乏有志之士。适值五年夏间，日本有廿一条之逼迫，愤时事日非，特创设学生军军事训练会，全校学生悉数加入。每晨课前，莅场训练，敦请美国陆军大学毕业陈鱼君为训练官。综以上种种，如新剧团也，出刊物也，运动场也，学生军也，北大具先着祖鞭，为各校前驱。若以校址扩充一方面言之，二年夏间，得译学馆旧址为预科地点。三年间，教部将德胜门外京师大学堂新校址约计二百余亩，所有讲堂、宿舍业已建筑过半，售于陆军部为讲武堂，事后仅以二万元拨给北大，改造目下第二院东北洋楼一所。五年夏间，预科学生五倍于前，原有东、西斋舍、八旗先贤祠等宿舍不敷学生寄宿之用，因之校外公寓有如林立。查学生侨寓在外，漫无约束。鄙人有鉴于此，为学风计，为学校发达计，不辞劳瘁，奔走四月，先向英美银行疏通借款，以冀建造大规模之宿舍；后幸得法友与法使康德商妥，得其援助，向义品公司借到大洋二十二万元，建筑第一院大楼为学生寄宿舍，再改造第二院及第三院西北一字楼。六年春，蔡孑民先生长校。秋间，预科制度改为二年制，各班附设于相属之各系。而鄙人是年秋间适就唐山交通大学教务长之职，惟因第一院大楼工程尚未竣毕，有所接洽，以三日留平，仍服务北大。七年秋间，为时所限，只得辞去。惟念鄙人既与北大有八年之关系，而于发展一切，不敢掠为己美，似不无稍竭绵薄耳。兹值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之期，特此略述梗概，为北大光荣历史四分之一，以志庆祝，并盼北大物质上教育上发展，将来成为英国之牛津、剑桥，美之哈佛、耶鲁也。



………【第四十五章　想我的母亲】………

　　　　梁实秋

　　　　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神圣的。我写过一些杂忆的文字，不曾写过我的父母，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我不敢轻易下笔。小民女士逼我写几句话，辞不获已，谨先略述二、三小事以应，然已临文不胜风木之悲。

　　　　我的母亲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内上羊市街。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时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学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尝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冷得腿脚僵冻，取大竹篓一，实以败絮，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遂不敢荒嬉。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以后*持家务尽瘁终身，不复有暇进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四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吱吱喳喳的笑语不停，便走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是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

　　　　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了一些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的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有时候睡着了。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如今想想，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候睡觉。天亮就要起来，给我们梳小辫是一桩大事，一根一根的梳个没完。她自己要梳头，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醮着刨花水，把头发弄得锃光大亮。然后她就要一听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盖碗茶、燕窝、莲子、点心，都有人预备好了，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则要儿媳妇做什么？在公婆面前，儿媳妇是永远站着，没有座位的。足足的站几个钟头下来，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纪大，不过午夜不安歇，儿媳妇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极了，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虽然如此，母亲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几年，祖父母相继去世，我母亲才稍得轻闲，然而主持家政教养儿女也够她劳苦的了。她抽暇隔几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几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亲爱她的家乡。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乡音不能完全改掉。我们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说成“金”，她有时也跟我们学，总是学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她说难听死了，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

　　　　我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鲜鱼或其它南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起刀俎。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痛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冬天午后围炉的时候，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绿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温热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儿的”，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味。我和两位姊姊陪母亲一屯吃完那一罐酒。后来我在*居无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当做晚饭，朋友们笑我吃“花酒”，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

　　　　我自从入了清华，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为离家近，打个电话给卖飞票的，总有好的座位。我很后悔，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只是由我的姊姊弟弟们陪她消遣。

　　　　我父亲曾对我说，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为人，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三十八年（即一九四九年）以后，音讯中断，直等到恢复联系，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享寿九十岁。西俗，母亲节佩红康乃馨，如不确知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养生送死，两俱有亏，惨痛惨痛！



………【第四十六章　我的父亲】………

　　　　梁漱溟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作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象比较能干许多。他心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付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它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

　　　　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显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象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第二年*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艺，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象我这个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元年至*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作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版》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以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任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说的：

　　　　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如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允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不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第四十七章　父与羊】………

　　　　李广田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爱诗，爱花，他更爱酒。住在一个小小的花园中——所谓花园却也长了不少的青菜和野草。他娱乐他自己，在寂寞里，在幽静里，在独往独来里。

　　　　一个夏日的午后，父亲又喝醉了。他醉了时，我们都不敢近前，因为他这时是颇不和善的。他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花园，一手拿着一本旧书，人认得那是陶渊明诗集，另一只手里却拖了长烟斗。嘴里不知说些什么，走向旷野去了。这时恰被我瞧见，我就躲开，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母亲很担心地低声说：“去，绕道去找他，躲在一边看，看他干什么？”我幽手幽脚地也走向旷野去。出得门来便是一片青丛。我就在青丛里潜行，这使我想起在高粱地里偷桃或偷瓜的故事。我知道父亲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因为他从前常到那儿，那是离村子不远的一棵大树之下。树是柳树，密密地搭着青凉篷，父亲大概是要到那儿去乘